伦敦的雾

1852年8月25日拂晓,我走过潮湿的跳板,踏上了英国的海岸。当我眺望它那污秽的苍白峭壁时,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得在这儿度过漫长的岁月之后,才会离开这些白垩质巉岩。

我离开意大利时百感交集的情绪这时还完全控制着我,我的心灵疮痍满目,只觉得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得那么快,那么凶猛,一切使我感到迷惘,不能清楚地看到我该做些什么。仿佛我必须用双手重新摸索熟悉的真理,才能对早已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事物,再度燃起信心。

我违背了自己的逻辑,忘记了当代人在观点和行动上的差距,他们开头讲得多么响亮,到实现自己的纲领时要求又多么低,他们的愿望那么善良,他们的力量却那么脆弱。

不必要的会见,没有结果的探索,徒劳无益、艰难曲折的谈话,持续了两个月,我始终还在等待……等待着什么。但是我讲求实际的个性不能老是停留在这梦幻的世界中,我逐渐看到,我要修建的大厦缺乏坚实的基础,它是必然要倒塌的。

我感到委屈,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对自己生气。那圣物遭到亵渎的悲痛,那为琐事忙乱的一年,使我心如刀割,我感到了可怕的、难以表达的疲倦……我多么需要靠在朋友的胸前,向她诉说一切,她是不会申斥和指责我的,因为我的不幸就是她的不幸;然而我的周围茫茫一片,越来越显得空虚,我没有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我本来只打算在伦敦待一个月,但我逐渐发现,我根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地方要去。如果要过这样的隐士生活,那么找不到比伦敦更合适的地方了。

决定留下后,我开始为自己在远离闹市的地区找了一所住宅,那是在摄政王公园以北,离樱草丘不远的地方。

孩子们还在巴黎,只有萨沙跟我在一起。住宅按照当地的格式分成三层,整个中间一层是既冷又不舒适的大客厅。我把它改成了书房。房东是雕塑师,在这屋里堆满了各种雕像和模型……露拉·蒙蒂兹1的胸像与维多利亚女王一起出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们迁居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已把包裹打开,安顿好了;早上我走进这间屋子,坐在大沙发上,在万籁俱寂中过了两个钟头,没有任何人打扰,多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了自由。这自由没有使我觉得轻松,但是在窗口远眺,我还是很愉快,从弥漫的大雾中,我隐隐看到了公园内郁郁葱葱的树木,我为它们带来的安宁感谢它们。

现在整个早上我都独自孤零零地坐着,往往什么也不做,甚至也不看书,有时萨沙会走进屋子,但对我的静坐并无妨碍。豪格与我住在一起,不是绝对必要,他不会在用膳前找我,我们是在六至七时之间用膳的。在这种闲适生活中,我回顾着一件件往事,思考着每一句话和每一封信,每一个人和我自己。我看到,我有时这儿错了,有时那儿错了,我看到了我的脆弱,摇摆,行动上的犹豫,别人对我的影响。在这种清理过程中,内心逐渐出现了一种转变……有些痛苦的时刻,眼泪不止一次流下面颊;但也有不同的时刻,那不是欢乐,而是勇敢的时刻;我感到了身上的力量,我对谁也不再存有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希望加强了,我变得不再依靠任何人。

空虚包围了我,使我坚强了,它给了我静心思考的时间;我与人们疏远了,那就是不再寻求彻底的了解。我并不回避任何人,但是对人们已不感兴趣。我看到,我与人们没有真正深刻的联系。我是陌生人中间的陌生人,我对一些人的同情比对另一些人多些,但是与任何人都没有打成一片。这在以前也是一样的,只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今天化装舞会结束了,多米诺斗篷2脱下了,桂冠从头上摘下了,面具从脸上拿掉了,我看到了另一些面貌,不是我预先想象的面貌。我怎么办呢?我对许多人的爱减少了,因为我了解得多了,我可以不在脸上流露这一点,但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然而正如我说过的,这些发现没有使我丧失勇气,宁可说还加强了它。

对于这种转变,伦敦的生活是非常有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比伦敦更能使人养成离群索居、安于孤独的习惯。它的生活方式,距离,气候,那种使个人消失不见的稠密人口,以及缺乏大陆上的娱乐活动,都有助于这种状况的形成。谁能够独自生活,他就不怕伦敦的寂寞。这儿的生活正如这儿的空气,对脆弱的人,不健康的人,想在自身之外寻求友谊、同情和关怀的人,是有害的。在这里,精神的肺必须像身体的肺一样坚强,足以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取氧气。群众为了活命要为必不可少的面包奋斗,商人要忙于积累财富,所有的人都得为工作奔走忙碌;然而神经质的理想主义性格却喜欢过热闹的生活,头脑懒散,无所用心,这样的人在这儿会寂寞得要死,陷入绝望之中。

孤零零地在伦敦街头漫步时,在铺石块的小胡同中,在令人窒息的走廊上,有时白茫茫的浓雾会使你看不到一步远的地方,以致撞在迎面跑来的黑影上——这是我常有的事。

我散步的时候通常是在晚上,我的儿子上床以后;我几乎从来不上任何人家串门;我读报,在酒店里观察那个不熟悉的民族,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伫立。

一边是议会大厦的钟乳石建筑隐隐耸峙在眼前,又随时准备消失在夜幕中,另一边是圣保罗大教堂顶上倒置的大碗3……路灯……两旁无穷无尽的路灯。一个吃饱的城市已经睡了,另一个饥饿的城市还没有醒来,街上空空荡荡,只听得到提了灯的警察那匀称的脚步声。我时常坐在那儿眺望,于是心头又觉得平静和安宁了。正是由于这一切,我爱这个骇人的蚁垤,那里每天夜里有十万人不知道可以躺在哪儿,警察往往发现儿童和妇女就饿死在大饭店旁边,因为付不出两英镑就别想在那儿吃到一顿饭。

但是这样的转变不论来得多么快,不可能一下子完成,尤其是到了四十岁的年纪。当我可以跟这些新思想和谐相处时,已过了不少日子。我决定要工作以后,好久还是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我希望做的事。

我到伦敦来是想寻找自己的法庭4,这是正当的,合理的。直到今天我经过反复思考,依然相信这一点。说真的,我们可以要求谁来主持公道,说明真相,揭露谎言呢?

我们不能要求敌人的法庭来做到这一点,它是按照另一些原则,我们所不承认的另一种法律进行审判的。

我们可以自行处理一切,这是毫无疑问的。自行处理就是靠自己的力量收回被强制剥夺的权利,实行公平的解决。报仇正如感恩一样,是人类单纯的、正直的感情。但是不论报复还是自行处置,都无助于说明事实真相,而有时说明真相正是一个人的主要目的,也许对他说来,让事实水落石出比报复更重要。

我的错误不在于这个主要方面,而在于次要方面,因为要有自己的法庭,首先要有自己的人。但我的人在哪里呢?……

以前在俄国我有过自己的人。但是在国外,我与他们的联系被切断了,现在必须恢复这种联系——我要向他们谈论压在我心头的一切。他们不会收到我的信,但是书籍可以送到他们手中。那么,不能写信,就印书吧,于是我一天天着手写《往事与随想》,同时开始筹建俄罗斯印刷所了。

1 蒙蒂兹(1818—1861),西班牙女舞蹈家,以美貌著称,与许多王公贵族有暧昧关系,以致在欧洲声名狼藉,后移居美国。

2 化装舞会上穿的带面具、头巾的外衣。

3 指教堂的圆顶。

4 指要求西欧民主界对黑尔韦格实行道德制裁,判定他在赫尔岑的家庭问题上犯了罪。伦敦当时是欧洲各国流亡者集中的地方,因此赫尔岑要到伦敦来向他们提出申诉,本章开头提到的各种会见、谈话,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当然只是赫尔岑的幻想,不久他便知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着手其他更有意义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