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全体法国作家中,我觉得我有理由把棕榈枝献给雅克·阿米奥,不但由于他的语言朴素纯正超过任何人,工作长期不懈,知识博大精深,还因为他竟能把一个那么晦涩难懂的作家阐述得非常透彻(你尽可以跟我这么说:这是我对希腊语一窍不通;但是我感到他的译文中处处文采飘逸,结构谨严,这不是他深刻理解作者的真正想象力,便是他长期阅读普鲁塔克的著作,让普鲁塔克的思想深深扎根在自己的灵魂中,至少他没有给他歪曲什么或增添什么)。此外,我更感激他的是他知道选择这么一部有价值而又恰当的好书,赠给自己的国家;如果这部书还不能使我们明白事理,我们真是无知得没法治了。有了这部书,我们才敢在这个时刻又说又写的;妇女以此指导学校教师;这是我们的一部经书。

如果这人尚在人间,我将请他翻译色诺芬的作品,这是一件更轻松,也更宜于老年人做的工作;尽管他遇到难题总是能够应付裕如,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当他不慌不忙、从从容容时,他的文笔更加舒展自在。

这时刻,我正读到普鲁塔克谈到自己的一个章节,他说拉斯蒂克斯参加他在罗马举行的一次演说会,会上收到皇帝送来的一包东西,他直到会议结束才打开,(据他说)全体与会人员都高度赞扬这位人物的严肃。确实,普鲁塔克在这一章议论的是好奇;对意外事物的贪婪和难以满足的热情,经常使我们为了讨好一位新来者,冒冒失失、迫不及待地抛下手里的事;不论我们在哪里,都会不顾礼节和体统突然拆开送上来的信函;他称颂拉斯蒂克斯的持重是完全有道理的,还可以对他不愿打断演说的礼貌和周到表扬一番。

但是我却怀疑他的谨慎态度是不是值得赞扬;因为意外接到信函,尤其是皇帝的信函,迟迟不启封或许会造成损失。

与好奇相对立的恶习是漫不经心,我天生也有这种倾向,我也曾见过许多人漫不经心到了极点,他们收到信后会在口袋里放上三四天还不想到去拆。

我从不私拆人家托我转交的信,也不偷觑由于机缘落入我手中的信;当我跟一位大人物在一起,他在念什么重要函件,我的眼睛无意中看到了几句就会感到不安。再也没有人比我更不爱打听和干预人家的事。

在我父辈的时代,德·布尔蒂埃尔先生坐镇都灵城,有人交给他一封信,提到一桩篡夺这座城市的阴谋,他正与客人在宴席上吃得高兴,耽误了看,差点丢了城市。我也是在普鲁塔克的书里读到,如果朱利乌斯·凯撒被阴谋者杀害的那天,上元老院去的路上读一读人家交给他的密信,他就会逃过这场灾难。底比斯的暴君阿基亚斯也是如此,皮洛皮德斯要解放自己的国家,阴谋杀害他,另一位雅典人也叫阿基亚斯,给他写了一封信,把人家的种种策划一条条告诉他,哪里知道晚上信送到时他正在用餐,他不立即打开,还说了一句话,以后成了希腊的一句名言:“公事明天再办。”

依我的看法,一位贤人如拉斯蒂克斯可以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想失礼地中断会议,或者不想搁下一桩重要事件,立即去弄清人家给他捎来的消息;但是所有公务在身的人,为了他的个人利益或爱好,而不让人干扰他的宴席或打断他的好梦,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在古代罗马,他们称为“执政官席”的是宴席的上座,居于最方便到达的位置,以让有事而来的人向坐在席上的人报告事宜。这说明,身在宴席上也要须臾不忘国家大事和时刻提防意外事件。

话虽这么说,用理智的推理来给人的行动确立一个正确的准则,又不让命运行使自己的权利,这是很难两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