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德操不同一般,比我们内心滋生的善意更为高贵。懂得自律和出身良好的灵魂总是遵循同一步伐,行为跟有德操的人难分上下。但是跟禀性善良、温情平和、依照理性办事相比,德操中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高贵和奋进。

有的人天性温良宽宏,不在乎遭受凌辱,自然是一件好事值得称道;然而有的人遭受凌辱勃然大怒,在理智的劝导下,压制了复仇的怒焰,经过一番思量终于自我克制,岂不是更值得称道。前者做事好,后者做事有德操。前者的行为是善良的行为,后者的行为是有德操的行为。因为德操这个词是以困难和对比为前提的,不可能不经过思想交锋而去完成。我们可以任意称颂上帝是善良的,强大的,慷慨的,还有公正的;;但是我们从不称上帝是有德操的;上帝的作为都是天生的,不需花费一点力气。

在哲学家中间,包括斯多葛派,还有伊壁鸠鲁派——容我插一句::这个“还有”我取自一般的看法,其实是错的——有人嘲笑阿凯西劳斯,说有许多人从他的学派改信伊壁鸠鲁学派,而从来没有人从伊壁鸠鲁学派改信他的学派,阿凯西劳斯说:“我相信是的!可是要明白公鸡可以成为阉鸡,阉鸡决不能成为公鸡。”不论他这句话说得多么机智,事实上,从看法和信条的坚定性与严格性来看,伊壁鸠鲁派决不输于斯多葛派。斯多葛派中的好斗者,为了打倒伊壁鸠鲁,自鸣得意,不惜把伊壁鸠鲁从没想过的事也算是他说的,还有意歪曲他的原话,用语法修辞篡改原意,明知他的心中与行为中没有的事强加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斯多葛派的信念比那些好斗者更真诚,宣称他放弃成为伊壁鸠鲁的信徒有众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他的道路高不可攀。“那些被人诬为热爱肉欲的人,其实是热爱荣誉和正义的人,他们尊重和实践一切德行[1]。”

我再接着说,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中间,有许多人都认为心平气和,循规蹈矩,乐于行善是不够的;回避一切命运的抗争而作的决心和推理也是不够的,还应该寻找考验的机会。他们愿意追求痛苦、困难和轻蔑,然后再把它们打垮,使斗志保持不懈。“德操在斗争中更趋坚定[2]。”

伊帕米农德斯属于第三学派,他拒绝接受命运通过合法的途径交到他手中的财富;据他说是为了向贫困抗争,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矢志不渝,其中也有这一条原因。我还觉得苏格拉底对自己的训练还要严厉,他用妻子的凶焊作为对自己的考验:这简直是在钻刀阵。

萨特奈纳斯,罗马的护民官,企图强制通过一项有利于平民的不合理法规,抗拒者将遭到极刑。罗马元老院中唯有米泰勒斯一人以他的道德力量,独力抵制萨特奈纳斯的压力,从而遭到镇压,他在最后关头还对押他上刑场的人说这样的话:“做坏事既容易又卑劣,不冒险而做好事则稀松平常,只有冒了险做好事,才是一位有德操者的本分。”

米泰勒斯的这些话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了我要证实的信念,就是有德操的事不是一蹴而成的;只因本性善良,循规蹈矩,轻松愉快完成的事,决不是真正的德操要完成的事。德操要求一条艰苦曲折、充满荆棘的道路。德操或者是去克服外界的艰难,像米泰勒斯,命运骤然断送了他的前程,或者是去克服内心的艰难,它使一个人生活中坐立不安、茶食不思。

我行文至此,非常顺利。但是,推论到了这个地步忽生奇想,苏格拉底的灵魂,据我所知,是公认的最完美的灵魂,然而以我的推论来看则是不值得推荐的。因为我不能想象这位人物有丝毫做坏事的念头。他施行德操,我也想象不出对他有任何为难和任何克制。我知道他的理智坚强无比,主宰一切,决不会让任何邪念有萌芽的机会。像他那么高尚的德操,我看不出有什么可以比拟的。我觉得看着这样的德操跨着胜利的步伐一往无前,大模大样,轻盈自在;如果说德操只有与邪恶的欲念作斗争时才会发光,那么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德操不可能没有罪恶的参与。德操在罪恶的托衬下益加显得辉煌。那样的话,伊壁鸠鲁派的这种堂而皇之、毫无顾忌的情欲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呢?情欲自负地认为德操会在它的怀抱中娇生惯养,玩乐嬉闹,把耻辱、狂热、贫穷、死亡和痛苦作为玩物。如果我认为完美的德操通过耐心克服和忍受痛苦,通过忍受风湿痛而决不怨天尤人而完成的,如果我说德操必须有艰苦和困难作为陪衬,那么伊壁鸠鲁的德操又会怎么样呢?那种不但以蔑视痛苦,并且以痛苦本身为乐,把痢疾的病痛作为挠痒,他们中间许多人还留下行动给我们作可靠的证明。

还有其他人我认为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学说所立的规矩。比如说小加图,当我看到他死时撕裂自己的五脏六腑,我不能认为他那时的灵魂没有丝毫惶惑和恐惧,我不能认为他坚持这样做的目的仅是遵守斯多葛派的规定:沉着、冷静、没有激情。我觉得这位青年的德操中充满青春朝气,决不会就此罢休。我无疑相信他在这次高尚的行动中感到快乐和陶醉,超过他一生中任何其他行动:“他高高兴兴找到了脱离生命投人死亡的动机[3]。”我对此深信不疑,以致我怀疑他是否愿意被剥夺这个建立丰功伟绩的机会。就是有机会让他去关心群众利益而不是关心个人利益,也不会使我改变主意,我依然很容易相信,他感谢命运让凯撤这个盗贼乘隙把国家的自由传统踩在脚下,从而对他的德操进行这样高尚的考验。我仿佛在这种行动中看到,当灵魂认识到他的行为中的高尚和自豪时,自有一种我说不出的愉悦、极度的快乐和大丈夫气概:

“死的决心使她[4]更为骄傲[5]。”

——贺拉斯

他并不企求什么光荣,像某些庸俗和没有骨气的人的看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太卑下了,决不能触动一颗那么慷慨、高傲和坚硬的心,他企求的是这件事本身的壮烈。心对这样的事看得很清楚,很完美,它比我们都善于掌握其中的奥妙。

我很高兴,依照哲学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这么一个高尚行为除了小加图以外,是不会出现在其他人的生命中的,唯有他的生命才会这样结束。因而他按照理智告诫儿子和伴随他的元老,说他们有他们完成业绩的道路,“加图生来具备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厉禀性,加以长期来不断地锻炼自己,坚持自己的原则屹然不动,宁死也不愿见到暴君出现[6]。”

死与生其实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因死而变成不同的人。我总是以生来解释死。如果有人跟我说某人死得很坚强,而活得很脆弱;我认为这是他生命中原有的脆弱性造成的。

他依靠灵魂的力量,死得满不在乎,从容不迫。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样使他的德操黯然失色了呢?头脑里有点真正哲学思想的人中间,有谁会满足于想象苏格拉底遇到灾星,身陷囹圄,饱尝铁窗风味时仅仅是不害怕和不忧虑呢?有谁会不承认他既固执又坚定(这是他的日常态度),还有对自己最后的学说有一种新的满足和欣喜呢?当他在赐死前脱去镣铐时,他搔自己的双腿,高兴得心里发颤,他不是感到灵魂中有一种极度的愉悦,他终于摆脱了从前的艰辛,要去认识未来的事物么?小加图必须原谅我这样说,他死得很悲壮,而苏格拉底则死得更美丽。

苏格拉底死得令人惋惜,而阿里斯蒂帕斯对惋惜的人说:“但愿神让我也有这样的死!”

这两位人物以及他们的摹仿者(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人得到其真谛),那么习惯于德操,德操成为他们感性的一部分。这已不是孜孜以求的德操,也不是理智的约束,而使灵魂保持紧张状态;这是他们心灵的本质,这是他们天性的自然流露。他们天性善良宽厚,又加上哲学信条的长期熏陶,才培养出这样的心灵。我们内心的邪念找不到走入他们心灵的道路,他们心灵的力量和坚定在邪念蠢蠢欲动时已把它们堵住,压了下去。

一种是通过高尚和神圣的决心,使诱惑不致萌生,以德操教育自己,使罪恶的种子连根拔掉;另一种是受到情欲的刺激,放任自流,然后又发奋图强去克服情欲的进展;相比之下,前者可能比后者更美;然而后者的行为又比天性随和温良,厌恶荒唐纵欲更加了不起,我相信这是不用怀疑的。因为第三种即是最后一种做法,只能造就一名无辜的人,而不是有德操的人。不做坏事并不意味会做好事。再加上这样做人的方法十分接近于有缺陷和软弱,我也不知道如何确定它们的界限而加以区别了。所谓善良和无辜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贬义词。我还看到许多德行,如贞洁、简朴、节制,当我们年老力衰时,人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临危不惧(如果用词没有不当的话),蔑视死亡,困境中不急不躁,那是对意外事件缺乏判断,不懂得实事求是的人也是可以做到的。麻木与愚蠢偶尔也会产生道德的效果,就像我时常见到有人原来应该惩罚而竟得到了表扬。

一名意大利贵族在我面前说这样的话诋毁他的国家:意大利人感觉敏锐,思想活泼,对于降临他们身上的危险和意外事件很有预见。如果在战场上当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时,见到他们已经想到安全措施,也不必大惊小怪。而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就没有那么细致,就行动仓促,他们要眼睛看得到危险,手摸得着危险,这时才会感到害怕,临了就慌作一团。而德国人和瑞士人还要粗鲁和迟钝,就是挨到打也不知道改变主意。这可能仅仅是说笑。有一点是真的,就是战争中往往是新兵奋不顾身扑向危险,吃过亏以后才会多加思索:

渴望尚未得到的荣誉,希望首战告捷,这在第一次战斗中会带来什么,那是不会不知道的[7]。

——维吉尔

因而,当人们判断某一个具体行动时,应该考虑到许多因素,全面了解做这件事的那个人,然后才能定论。

再就我个人来说一说。我好几次见到我朋友称道我这个人谨慎小心,其实是我运气好;称道我勇敢和耐心,其实是我判断和看法正确;说到我的事总不得要领;有时对我过誉,有时对我中伤。以目前来说,我已经达到第一阶段的涵养,把德操视为习惯;然而还无法证实我达到了第二阶段。我有什么迫切的欲念要克制还不用费多大力气。我的德操是一种偶然或意外的德操,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只是一种无邪行为。如果我生来脾气浮躁不定,我怕我的行为就不堪设想。因为如果我的情欲稍为激烈,我决不会狠下心来去抑制它们。我不知道如何反复斟酌或思想斗争。因而,我对许多恶习都没有沾边,只能说是叨天之幸:

如果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微疵小瑕,如果我天性善良,像一张美丽的脸庞上有零星的小瘢痕[8]。

——贺拉斯

这是靠我的运气多于靠我的理智。我是从我的以贤明著称的家族和一位非常善良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我不知道是父亲把他的一部分脾性遗传给了我,还是我童年时家庭的榜样和教育对我的帮助;或者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是我生在天秤宫的影响下,还是在诞生时目露凶光的天蝎宫的影响下,还是在像暴君坐镇西海的摩羯宫的影响下[9]?

——贺拉斯

不管如何,我自己对大部分恶习讨厌之至。有人问什么是学习人生的最好途径,安提西尼说:“把坏事忘掉。”好像说的就是这个思想。我说我讨厌恶习,这种看法出于自己的天性,是我们从襁褓时期就带来的本能和性格,我一直保留着,任何时刻都不曾使它改变,即使我本人的言辞也不能够;我的言辞若是摆脱惯例中某些事物的约束,也会使我轻易去做我天性憎恨的一些行为。

要我说不中听的话,我还是会说的,然而在许多问题上,我的作风也会比我的意见有更多约束和规矩,我的欲念不及我的理智强烈。

阿里斯蒂帕斯对欲念和财富的看法那么大胆,整个哲学界群起而攻之。但是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作风如何,狄奥尼修斯暴君派来三名美女供他挑选,他回答说他三个都要,如果他选了其中一名而怠慢了其他两名,会给帕里斯带来厄运;但是把她们领到家里以后,手指也没动一下就把她们送了回去。他的仆人一路跟着他,带了太多的银钱背不动,他吩咐他把背不动的钱都扔了。

伊壁鸠鲁的教条是非宗教性的,讲究安逸,然而他在生活中却非常虔诚和勤奋。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他用黑面包和清水果腹,请他送一些奶酪来以便他有时做一顿丰盛的餐食。是不是可以说,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必须依靠隐藏在内心的天然潜质,没有规律,没有理由,没有先例地而做到这点?

叨天之幸,我曾经有过几次放荡行为,都不算是最糟糕的。我在内心已对这些行为根据其不同程度而有所谴责,因为我的判断力没有受到这些行为的影响。我狠狠责备自己要比责备别人严厉得多。事情就是这样;因此,目前来说,我顺其自然,轻易地落到天秤的另一头,除非为了克制自己的恶习,不受其他恶习的玷污;若不小心,恶习与恶习大多数都是互相联系,互相蔓延的。我对自己的恶习尽量予以隔离、孤立,不引发其他的恶习。

我不放纵我的恶习[10]。

——朱维纳尔

然而,斯多葛派认为贤人行动时,他的所有的德操都在行动,虽然根据行动的性质其中一种德操更为明显(若举身体为例,可能更说明问题,人在发怒时,身体内所有体液都帮助它起作用,虽然怒气是占主要地位),如果以此类推,认为坏人做坏事时,他的所有恶习都同时发作,我相信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或者是我不明白他们的原意,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事情恰巧相反。

这是一些无从捉摸的细腻之处,在哲学中往往是略而不提的。

有些恶习我也沾上的,有些恶习我是回避的,圣人也不过如此。

可是逍遥学派否认这种不可分解的错综复杂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谨慎公正的人也可能是贪酒纵欲的人。

对于有的人认为他的面孔带有恶相,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他的天性确有这样的倾向,但是他通过学问得到了纠正。

熟悉哲学家斯蒂尔博的人说,斯蒂尔博生来喜爱酒色,他通过学习渐渐跟这些疏远了。

我则相反,身上若有什么优点,都来自先天。不是来自法律、学说和其他学习途径。我心灵的无辜,是一种先天的无辜;既不强求,也不虚伪。我在一切罪恶中最痛恨的是残忍,不论是直感上还是判断上,都看作是罪恶。我的心地是那么懦弱,甚至看到杀鸡也会满心不快,也忍受不了兔子在我的猎物口中的吱叫声,虽然打猎是一大乐事。

那些反对欲念的人乐意使用这个论据,指出欲念是恶的和非理智的;当欲念恶性发作时,我们会受它的控制,理智一点不起作用;他们还会提出我们与女人私通时的经验作为例子。

当肉体感到愉快的时候,当维纳斯准备在她的领域撒布种子的时候[11];

——柳克里希厄斯

那时候他们觉得我们已经乐不可支,我们的理智也无能为力,因为理智也完全沉浸在欲念之中了。

我知道事情也可以不至于这样,有的人若有志,在这一时刻把心思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心灵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知道追求乐趣是可以控制的,我熟悉这个题目;我并不觉得维纳斯是个肆无忌惮的女神,许多比我讲究贞洁的人可以作证。纳瓦拉王后写的《七日谈》故事集,是一部艳情动人的书,其中有一篇故事提到,跟一位思慕已久的情妇在毫无拘束和完全自由的环境下,过上好几个晚上,遵照诺言仅限于接吻和抚摩,这简直是个奇迹,而我不这样认为,也不认为是一件太难的事。

我相信举狩猎为例是很适当的,经过长时间的搜索后,我们的猎物突然在我们最料不到的地方跳了出来(愈仓促和愈意外,就愈少乐趣,因为理智猝不及防,没有余暇去准备和兴奋起来)。奔跑追逐,喊声震天,喜爱这类狩猎的人不会轻易地想到其他。因而诗人笔下的狄安娜总是战胜丘比特的火把和金箭。

谁不是在追逐的欢乐中忘了爱情的残酷折磨[12]?

——贺拉斯

再回到我的题目,我对别人的痛苦很容易动恻隐之心。有时会不论场合在人前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再没有比眼泪更容易引出我的眼泪。不论是什么样的眼泪,真情的、虚假的或做作的都一样。

死去的人不会叫我难过,还可以说叫我羡慕;但是我很为垂死的人难过。野蛮人烤死人的肉充饥,并不使我反感,那些折磨和迫害活人的人才真正使我气愤。依法处死,不论如何有理由,我都没有法子正视这类事。有人为了说明凯撒宽大作这样解释:“他复仇

也是挺温和的。海盗把他抓了去进行勒索,凯撒逼得他们向他投降,他虽然还是按照他事前的威胁把他们送上了十字架,但是先把他们掐死以后再钉的。他的秘书菲洛蒙企图毒死他,凯撒也仅是赐他一死而已。”这位拉丁作家的名字不提也罢,把冒犯过自己的人处死已经可作为宽大的例子,可以想象这些罗马暴君平时施行的暴政,如何叫他感到恶毒和可怖。

至于我,即使在执法方面,一切超过简单一死的做法都是纯粹的残忍,尤其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灵魂平静地升天。忍受折磨和苦刑后的灵魂是不可能平静的。

不久以前,一名囚禁的士兵从他的塔楼上,看到广场上有几名木工正在竖立死刑架,人群围了起来,意识到这些都是冲着他来的,他绝望之余无计可施,拿了意外得到的一辆生锈大车上拆下来的旧钉子,在脖子上狠狠捅了两下。看到这样还不足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又在肚子上一戳,这下子他昏了过去。一名看守进来看见他倒在地上,把他唤醒,趁他还没有昏厥过去,对他宣读砍头的判决。这个判决他听了非常称心,同意喝他原来拒绝的送别酒,向法官道谢,他们对他的判决是意想不到的温和,并说,他决心自杀是害怕会受到更加残酷的刑罚,因为广场上的这些布置,更使他胆战心惊……他完全是逃避一个更难忍受的刑罚才出此下策的。

我要说的是,这些严厉手段应该用来对付罪人的尸体,欲使老百姓循规蹈矩,那就不让这些尸体埋葬,把尸体肢解和煮烧,同样可以警戒普通人。就像给活人上刑罚,虽然实际上几乎不起作用,像上帝说的:“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作甚么的[13]。”诗人们奇怪地渲染这种场面的可怖,还把它置于死亡之上。

怎么!他们竟然不顾廉耻,把国王烧成了半熟,把剔肉见骨、浑身血污的尸体在地上拽[14]!

——恩尼乌斯

有一天在罗马,我偶然遇见大家正在惩处一个著名的盗贼卡泰纳。他被掐死时,群众无动于衷,但是当大家要把他的尸体肢解时,屠夫切上一刀,群众中发出一声呻吟,一声喊叫,仿佛这堆腐肉牵动每个人的神经。

这些不人道的极端行为应该施行于躯壳,而不施行于活体。因而,阿尔塔薛西斯在多少相似的情况下,改变了古代波斯法律的严酷性。根据他的诏令,贵族犯法,不是按照惯例接受鞭刑,而是脱下衣服,让衣服代为受过,不是按惯例拔去头发,而是摘脱高帽代替。

埃及人非常虔诚,认为画几头猪的图形就算是伸张了神的正义。用图画向奉为主宰的神许愿,这是大胆的创新。

我就生活在这个时代,内乱频仍,残酷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从古代历史中找不出我们天天看到的这种穷凶极恶的事。但是这决不能使我见多了而不以为然。要不是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人间有这样的魔鬼,仅仅是为了取乐而任意杀人;用斧子砍下别人的四肢,绞尽脑汁去发明新的酷刑、新的死法,既不出于仇恨,也不出于利害,只是出于取乐的目的,要看一看一个人临死前的焦虑,他可怜巴巴的动作,他使人闻之泪下的呻吟和叫喊。这真是到了残忍的最大限度。“一个人杀另一个人,不是出于怒火,也不是出于害怕,而是仅仅瞧着他如何死去[15]。”

看着人家追杀一头无辜的野兽,而心里满不在乎,在我实在做不到;野兽毫无防御能力,又没有冒犯我们。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麋鹿感到筋疲力尽,没有生路,会跪在追逐的人面前,用眼泪向他苦苦哀求。

它浑身血迹,仿佛用一声声哀鸣在求饶[16]。

——维吉尔

这对我是一种非常不愉快的情景。

我抓到一头活动物,总是把它放回旷野。毕达哥拉斯从渔夫和捕鸟人手里买下他们的猎物,也是这样做的。

我相信刀剑初次染上的总是动物的血[17]。

——奥维德

滥杀动物的天性也说明人性残酷的一面。

自从罗马人看惯了杀害野兽的演出,进而要看人杀害人、格斗士杀害格斗士的演出。我怕的是人性中生来有一种非人性的本能。看到动物相亲相爱,没有人会喜欢;看到动物相互残杀,没有人不兴高采烈。

为了使我对动物的同情不致遭到嘲笑,神学中也提到应该厚待动物,认为同一位主让我们住在一起,为主服务,它们跟我们都属于主的家庭。神学要我们对动物表示尊重和爱护是有道理的。毕达哥拉斯还借用了埃及人的灵魂转生说,后来为许多国家采纳,尤其是我们的德鲁兹派僧侣。

灵魂是不灭的,灵魂在离开第一个住所后,就到新的地方去生活,得到托身后再一次居住下来[18]。

——奥维德

我们高卢祖先的宗教相信灵魂长生,不断地从一个身子寄托到另一个身子,还把这种游动无常说成是神的公正:因为这是依据灵魂迁谪说,比如灵魂最初寄托在亚历山大身上,上帝也会根据他的作为再把灵魂迁到另一个更苦或更好的人身上去。

上帝把灵魂寄托在动物身上,残酷的灵魂在熊身上,好偷的灵魂在狼身上,奸诈的灵魂在狐狸身上。多年内使它们经历千百次变形,然后在遗忘河中洗涤,又召回到原来的人身上[19]。

——克洛迪厄斯

如果灵魂是勇敢的,寄托在狮子的身上,贪吃的灵魂寄托在猪的身上;怯懦的灵魂寄托在鹿或兔子的身上;狡猾的灵魂寄托在狐狸的身上;如此等等,直到经过惩罚的洗涤,灵魂又重新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

以我来说,因为我记得,在特洛伊战争时期,我是潘托俄斯的儿子欧福耳玻斯[20]。

——奥维德

至于我们与动物之间的亲缘,我不在这里赘述,我也不多谈许多国家,尤其是最古老和最辉煌的国家,不但把动物视同家人,还给它们一个高尚的地位,有时把它们看作是诸神的老朋友或亲信,比对待人还要尊敬和崇拜。有的民族不认上帝不认神,只认这些动物;野蛮人把动物看作神物,给他们赐福。

有的人崇拜鳄鱼,有的人看到白鹅吞蛇,怀着宗教的恐惧。这里神猴的金雕像闪闪发光,那里人们敬仰一条河鱼,还有满城的人崇拜的是一条狗[21]。

——朱维纳尔

普鲁塔克对这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解释,是在为埃及人开脱。因为他说埃及人崇拜的(比如说)不是什么猫或什么牛,他们崇拜是这些动物身上具备的天赋才能,牛表现出耐性和有益性,猫表现出灵敏性;犹如我们的邻居勃艮第人,还有全体德国人,决不甘心于四面受包围,他们以此表示自己爱好自由,他们崇拜自由胜过任何其他天赋权利。

在最克制的意见中间,我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指出我们跟动物十分接近的相似点,它们具备我们大部分的特长,它们跟我们相比丝毫不见逊色,我要对我们这类自负的话大打折扣;对于有人夸口说我们胜过其他生物,我对这种所谓的王者气象,从心底不敢苟同。

虽则对事情不能做得面面俱到,还是应该说有一种尊敬,或者说人类的一种普遍义务,不但对于有生命有感情的动物,并且对树木花草都要有爱惜之情。我们对人要讲正义,对其他需要爱护和珍惜的生物要爱护和珍惜。生物与我们之间有交往,有相互依赖。我毫不在乎说出自己天性中的幼稚温情。每当我的那条狗就是在不适宜的时刻跟我嬉戏,我也不会拒绝。

土耳其人有动物的慈善事业和医院。罗马人普遍关心鹅的饲养工作,因为鹅的警惕性曾使他们的首都免遭一场浩劫[22]。雅典人下命令,凡是参加巴特农神庙建造工程的驴骡统统放生,任其到处食草,不得阻碍。

阿格里琴坦人习惯上隆重安葬他们喜爱的动物,例如,建立奇功的马匹,有益的、甚至只是供他们的孩子取乐的狗和禽鸟。他们在一切事物上讲究奢华,在许多为这个目的建造的纪念物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世纪供人瞻仰。

埃及人把狼、熊、鳄鱼、狗和猫埋葬在圣地,还在尸体上涂香料,为它们办丧事戴孝。

赛门有几匹马,替他三次赢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赛马奖,死后得到他的厚葬。老赞蒂珀斯把他的狗安葬在海岬上,海岬还因此而得名。普鲁塔克说,为了贪图小利把一头长期给他干活的黄牛卖给屠宰场,他会在良心感到不安的。

[1]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2]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3]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4] 指埃及艳后克莉奥帕特勒。

[5] 原文为拉丁语。

[6] 原文为拉丁语。西塞罗语。

[7] 原文为拉丁语

[8] 原文为拉丁语。

[9] 原文为拉丁语。

[10] 原文为拉丁语。

[11] 原文为拉丁语。

[12] 原文为拉丁语。

[13] 原文是拉丁语。引自《圣经》。

[14] 原文为拉丁语。

[15] 原文为拉丁语。塞涅卡语。

[16] 原文为拉丁语。

[17] 原文为拉丁语。

[18] 原文为拉丁语。

[19] 原文为拉丁语。

[20] 原文为拉丁语。

[21] 原文为拉丁语。

[22] 据普鲁塔克一书的记载,日耳曼人夜里偷袭罗马,被城里的鹅发现,怪声大叫,惊醒卫兵奋勇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