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不止一次地问道:艺术中的时间等同于现实中的时间吗?有成千上万个答案。莎士比亚——据他自己的比喻——把历年的作品放在倒置过来的沙钟上;乔伊斯把手法反过来,在读者的日日夜夜之上展开利奥波尔德·布卢姆先生和斯蒂芬·德迪勒斯仅仅一天的生活。比努力缩短和扩展时间更有趣的是弄乱过去和将来的时序。康拉德在他的小说《偶然》中率先使用了这个方法。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充分发展了它(这部作品的第一章发生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第二章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倒数第二章发生在第一章的前夜)。在电影领域内,我不知道我的读者们是否记得斯宾塞·屈赛的《权力和荣誉》。这部电影是一个人的传记,但故意(和令人心动地)省略了时间顺序。第一个镜头就是这个人的葬礼。

约·博·普里斯特利刚把反时间顺序移植到舞台上。他的戏剧——类似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展现了一个家庭的没落。第一幕(一九一九年)是女主人公凯伊·康韦二十周岁的生日聚会。第二幕是在同一个地点的同一些人物,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卡罗尔·康韦,最年少的一位,已经去世)。第三幕又把我们带回到生日聚会,每句话均甜蜜又可怕,好像是回忆中的话语。

猝然的对立是这部剧作的最大危险,普里斯特利——自然地——解决了它。

在开场的一幕中充满了不祥的预兆,初看之下,这可能是个缺点。后来,我们发现,如果没有这些,普里斯特利作品的开端就会没有多少戏剧性,而它的泛泛而论恰恰具有激励性。

我突出了《时间和康韦一家》中手法的新意;当然,这不是说它缺乏其他优点。

徐鹤林 译


[1]John Boynton Priestley (1894—1984),英国剧作家、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