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了解安娜。”医生说道,他有些傲慢。他向书柜走去,抱着双臂站在那儿,头微微向后仰靠着厚重的英文词典。“你一共只跟她说过四次话。”他掰着手指数,“一次在一场律师舞会上,他们把你介绍给她。你和安娜跳了舞,是你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和她跳的是沙龙舞,就是第二支沙龙舞,伴奏是匈牙利乐队。记得吗?”克里斯托弗不确定地、谨慎地摇摇头。“跳完舞后,你陪她进了酒店的酒吧,坐在高高的吧台边。也许你陪了她一个半小时,那会儿那里还有其他人,舞会服务员、律师,还有安娜孩提时代的白马王子。第二次是在西弗街上。那是舞会过去半年后四月末的一个上午。安娜刚下英文课,你从法院出来;你认出了她,还送她回家。你说回头给她电话。后来你却没有去电话。第三次是在岛上,你们玩了羽毛球双打。后来还一起回家,一路从岛上步行至布达那侧的桥头。她的一位女朋友伊蕾也跟你们在一起,后来就自己溜回家,去找那个男高音歌唱家了……你还记得吗?我忘了那个歌唱家的名字……而且她朋友的父亲也在,叫萨沃兹迪· 帕尔,是个商务代表。你第二天就去了奥地利,后来很久没见过安娜。还有一次,是的,是三年后;那时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你也成了家。我和安娜在剧院里;我们站在走廊上,你从一个包厢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你的妻子。舞台上,音乐还没结束。你记得吗?”克里斯托弗神色迷离地望着前方。他沉默着。“太神奇了,”他颤抖地低声说道,“是的,突然间,是的,这种社交场合都在记忆中模糊了。但现在,就像你说的,我又想起来了。那天演的是《唐璜》。我想起来了。”“那么那次在西弗街的相遇呢?后来在岛上的呢?”克里斯托弗就像个被审问的嫌疑犯似的,被迫无奈地回答道: “岛上,是的……当然。你说的是萨沃兹迪?萨沃兹迪· 伊蕾?是的,也许是的……不过西弗街那次?是上午吗?”他停住了,不安地沉默下来。他没有看着医生。是的,他也想起了那次相遇。就像大多数的相遇一样……他表现得很尴尬,两人客套地寒暄。也许还要更直接一些……现在,他全都想起来了。刺眼的阳光。那是四月末的一天,太阳很大,天特别热。他们朝环路的方向走着。他们用英文交谈,姑娘刚刚下课,两人的英文都不太好,嘴里磕磕巴巴地蹦着外语,可笑极了。克里斯托弗笨拙地用英语赞美姑娘。他本来要去法院办事的,已经迟到了……早上,安娜跟着老师读了莎士比亚,她拿出课本,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克里斯托弗看了一眼表,已经迟到了,可他仍然把安娜送回家,情急之下,他拙劣地引用了一句罗密欧的台词: “让我被拘捕,让我被处死。我无怨无尤,如果你有意如此。”安娜为自己能够以同样的语调回应他而炫耀、兴奋: “哦,现在你快走吧,天越来越亮了。”的确,这是个多么明亮、灿烂的上午,比春天平日的光线更充足、更光亮。他们在大门口停下,握着手。这时,应该说一句能够让这一刻平静下来的话,这一刻,没有意愿,没有更深层的含义,只是独自闪耀着,就像一滴阳光下的水珠……水珠落下就永远消失了。是的,稍后去电话。他望着姑娘的背影,在这一刻呆呆凝望着。可现在真的应该赶紧去法院了。“哦,现在你快走吧,”医生嘟囔道,“天越来越亮了。”克里斯托弗手肘撑着桌子。“是的,”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医生耸了耸肩,说: “她说的。”“什么时候?”克里斯托弗思忖。“昨天夜里,就在这件事发生的……几小时之前。昨天夜里她说了很多关于你 的事。”

“你不了解安娜,”他又重复道,“很长时间以来,我也不了解她。是完完全全地了解一个人!后来,你去了奥地利,就在岛上相遇后几小时,第二天。你知道伊蕾的父亲,就是那个老萨沃兹迪,对安娜死缠烂打吗?老头儿,上帝啊,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头儿。当时我二十八岁,安娜二十二岁,萨沃兹迪四十三岁。那个轻浮、放荡的人。安娜总是嘲笑他。四年,等等,是五年后,我们也要到老萨沃兹迪的年纪了。我知道,你比我年轻。这个商务代表听见了总是由年轻女孩子们奏响的弦乐:你熟悉这种电影配音,成熟男人深厚的欲望之声……他想变成这样。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不会因为我而发生。但我那时已经在安娜身边了,就像是空气、影子、黑夜。我是个年轻的医生,几乎谈不上事业。我继承的遗产刚够买一些必需的器械,在协会里待上一两年。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够了。我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生理学实验的文章后,受邀去荷兰的大学访学半年,这位商务代表非常确定有补助金。但我没去。现在也去不了了。安娜也很穷,但跟我不一样……她的穷困是工薪阶层的。我的问题是,我出生在贫苦的环境中,这是另一种贫穷,是穷困潦倒……我爷爷以前是个吹玻璃匠。母亲是个农妇,是佃户的女儿。父亲是工人,在玫瑰山的工厂里上班,后来去了美国,在那儿当了一段时间作家,也往回寄过钱,再后来就不写作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有一段时间,我让人去找过他;但没找着。我已经想不起来他的样子了。大学时,我大舅负担我的学费,他很有钱,是个贪得无厌的巴尔特法地区的农民。我继承的就是他的遗产。但那时……你还记得我坐在第三排那会儿的情形吗?我住在一个老鞋匠家,和男仆一起睡在厨房里。我不想对你施加任何影响。对这段时间,我印象很深。巴尔特法的舅舅决定让我接受教育,把我培养成上等人。他想让我做一个最善良的神父。直到我成为上等人之前,母亲一直都在做工,舅舅不喜欢母亲,他讨厌她。他内心深处那种原始、本能、黑暗的恨意,让他处处容不下母亲。后来,整个家族都被这股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名之恨笼罩着。我想,他也是因为觉得把我送入了上层阶级,我就能自然而然地脱离母亲,才让我接受教育的。他寄钱给我,但每次都是零碎的分分角角,数量之少,也就能保证我不被饿死。他害怕给我钱,害怕被我骗了,害怕我把他给的东西寄给我母亲。我母亲一辈子都在我舅舅家邻村做活。她的头发花白了,脸上总挂着惊恐和悲伤。有几次我回家过圣诞节或是放暑假都必须住在我那富裕的舅舅家里;为了迎接我,他叫人杀鸡宰猪,但也寸步不离地守着,仿佛总要防备我偷点儿吃的给我母亲似的。有一次,他看见我口袋里装着吃剩的酸奶酪面饼在花园里闲逛就起了疑心。母亲就在外面的机器边干活,她已经是个老妇人了,帮着做点儿杂活,和陌生人住在一块儿,过着女佣的生活;舅舅怀疑我偷面饼给我母亲,就冲我举起斧子;还是被他的司机拦了下来。现在我算知道了,我的这个恩主就是个疯子。我只能等到夜半时分,躲在村头见我母亲,就像两个鬼鬼祟祟的情人一样。她那么可怜,只知道畏惧她的兄弟,这让我感到害怕。贫困和恐惧让她变得有些痴傻,假如有时她的眼中还能闪耀一些意识的光彩,那也都是因为想起了我。可是,她觉得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在她看来,舅舅折磨她,把我抢走,不让我和她住在一起,我穿着华服,每天在他家吃两顿大餐,而她却一周都吃不上一次,这都是正常的。我不理解。事过境迁,人才能明白这种难以解释清楚的疑惑。假期我必须回家,因为舅舅期盼着我回家,他炫耀地带着我去拜访各位大人、神父,愉快地傻乐着,听我说拉丁语,就像牵着一头被成功驯服的动物,周旋在他自己的世界中。他觉得,他非常好心地在我的鼻子上拴了一个环,这和城里的吉卜赛人对小熊崽做的事没有任何区别。他没有成家,只和一个年轻的斯洛伐克裔女佣过着同居生活;但那时,他已经是个膝下无子、行动不便的老人了,他们没有生孩子。如今,直到二十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扼杀了什么,这一次次的假期探望摧毁了什么,他在我内心堆积了多少愤恨、无奈的怒火、恐惧、耻辱和绝望,知识没有任何作用,成功、财富都没用,把舅舅的事归咎于安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灵魂的罩布已被焚毁,谁也无法将它重新修补好。我不能因为他去谴责社会。的确,我进入了上流社会,做了医生,手里有钱,身着华服……只是每一次当我走进这种装修华美的陌生房间时,我都要长久地环顾四周,我不敢与女佣们对视,我害怕脑海中浮现出母亲的脸,我不敢接受女佣们的服务……是的,我病了,我知道。我已经完全明白了。安娜却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也很紧张,但并非食不果腹,安娜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女佣的服务,但我却永远有些羞于面对。假如我要了一杯水,我会脸红,早上我家女佣为我拿来鞋子的时候,我会背过身去……安娜无法理解我的这种羞愧。她生在一个幸福的、充满安全感的家庭。她认为有些人就是应该从事服务他人的工作,而有些人,他们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人的服务,这就是规矩。当然……也许是这样……可还能怎么做呢?也许这就是规矩。一个人累了,就要休息。我听说,苏联也有女佣……那时,我还没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也不了解亚斯纳亚–博利尔纳注的生活方式。一段时间以后——从我们婚后第三年起——我开始有些受不了;那时,我母亲刚刚去世,我回去为她送葬,那是一场女佣的葬礼,我也不想办成其他形式的……我不想用她的死来欺骗自己和全世界……下葬吧,就像她活着时那样,穷困潦倒,把她放在一块四根木条拼成的木板上,下葬吧……可是回家后,我却扛不住了。有一段时间,我要求女佣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的这一决定让每个人都备受煎熬,女佣也是——有一个女佣跑了,她再也受不了了。安娜很痛苦,我也一样。也许,安娜的痛苦程度最轻。她尝试去‘理解’……后来,每当女佣走进房间时,我都要起身……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了,但那时我毫无意识地放纵这种强迫行为,固执、决绝地想要一探究竟。安娜都忍了下来。接着,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是那么可悲、可笑……两个世界平行地存在,我究竟想要哪个?我能怎么做?我思考着。我知道,我绝不是唯一一个有此追求者。安娜从不会因为女佣而产生负罪感。她说:‘这是为她们好。’她看着我的眼睛,平静地重复道:‘她们需要的,什么都有了……’是的,的确如此。她们什么都有了。但我总是想起母亲。她也是‘什么都有了’吗?这一切,都是在我婚后第三年才开始显现的。”

“我们都是可怜人。”法官客观地说道。

医生抬起眼。“是的。”他疲惫地回答道,“但那不一样……那是另一种困苦。那更像是在谈论一种情感需求的感觉,一种权利和义务,而并非物质所有……我认识安娜时正意气风发,圆滑世故。我从疯子舅舅那儿继承来的遗产那时还没影儿呢。舅舅是在战争结束时去世的,母亲也是那时去世的。我去看望她,提出让她和我一起生活。但她并不愿意。后来,我想在村子里盖楼、置办家具……但她什么都不要。她表现得很抗拒,行为粗鲁。她希望我像对待女佣一样对她,从不接受我的一分一厘。一直以来,我都不理解她的行为举止。起先,我以为她是在替我着想,不敢从我维持上层阶级生活所需的资金中拿钱……但其实并非如此。她是后来才开始讨厌我舅舅的钱的。起先,她并不反感。她贪婪地搜刮我舅舅的旧衣服、破烂和满是洞眼的平底锅,她那张贪婪的脸上浮现出只有极度贫穷的人在看到破衣烂衫、废铜烂铁时才会出现的喜悦……只不过,她不情愿离开村子,不想要房子,也不喜欢闲适安逸,她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她想要干活,紧紧地攀附着支撑她生命的动物本性。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挑战,还是不确定?这是一种小农的谨慎,也许她什么也不信任,她不相信生活除了她深刻体验的切实存在的经历外,还能有其他模样。我不知道,无法理解。过了很久,当我的称呼和头衔都清楚表明我是个医生时,内心里,我已放弃了这个身份。我看着或听着病人们说话,把他们期待我说的话告诉他们,以抚慰他们的紧张情绪,或缓解他们的痛苦。但我知道,我根本无法告诉他们何以致病的科学结论……这个无法碰触的点被封锁在内心,成了一处圣地……人只能与命运相伴,陌生人永远无法闯入一个人性情的暗室……我懂得、理解了母亲的犹疑后,才意识到那也是同样的道理。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了。人们总是紧抓着决定他们命运的法则不放。我母亲没敢从生活为她安排的这条幽深的小径中出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她的生活经验告诉她,只有痛苦、放弃和贫穷才是确定的……她相信这一切,就像别人信任公爵和骑士一样。我应该放下,这是一个人的宿命。早晚都该放下,这是每个人的宿命。那时,我还不知道……但这一切对你来说都很陌生吧!也许你还没有了解……你不可能知道,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帮助。没有比帮助别人更困难的事了。你只看到,一个和你很亲密、对你很重要的人在自找麻烦,在做损人不利己的事,他失去了理智,悲伤、痛苦,觉得天旋地转,完全无法忍受,进而崩溃……你走过去,想要帮他,可突然间你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你太脆弱了吗?是你不够优秀吗?你表现得足够真诚吗?足够无私、热情、谦卑吗?是的,我们从未充分拥有那样的品质……但即使你是个预言家,你的双手间流转着强烈的吸引力,还说着先知的语言,那也没用……你谁也帮助不了,因为人的‘兴趣所在’并非那些美好的、有意义的事。也许他需要的只是痛苦。也许他需要的只是从所有意义上来说与‘兴趣’完全无关的东西。没有比一个人的‘兴趣’更复杂的秘密了……我们可以解读现象,头疼了,可以开点儿药。因为什么头疼却无从知晓。这就是我母亲的故事。这就是安娜的故事。”他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注 托尔斯泰出生、生活、长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