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姐姐那样温柔的人,为什么竟是这样一副死相?我实在不明白。

黄昏时分,她不省人事,上半身后仰,紧握拳头的手激烈地颤抖。震颤一止,她的头就落在枕头的左侧。这时候,一条白蛔虫从她半张的嘴里慢悠悠地爬了出来。

这条蛔虫意外的白。此后,这种古怪的白色不时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每逢这种时候,我一定联想起白袜子来。

家里人将各种各样的东西放在姐姐的棺木里,我说:

“妈妈,布袜子呢?把布袜子也放进去吧。”

“对,对。这孩子的脚很干净,所以我把布袜子给忘了。”

“是二十一厘米半的呀。别拿错妈妈的或我的啊。”我提醒似的说。

我提出布袜子,固然是因为姐姐的脚小巧玲珑,而且很美。同时还有一段关于布袜子的往事。

这是我十二岁那年十二月的事。附近的市镇曾举办过一次宣传“勇”牌布袜子的电影大会。镇巡回演奏乐队竖起红色的长条旗,也巡回到我们村子里来了。乐队散发的传单中夹有入场券,我们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尾随乐队捡传单。其实入场券就是贴在布袜子上的商标。那时候,除了庙会和盂兰盆节以外,村里人几乎没有机会看电影,所以布袜子走俏极了。

我还捡了一些画有侠客模样的广告传单,傍晚早早地到了镇上戏院去排队,生怕看不成电影。

“什么呀,那不是广告传单吗?”在戏院门口,我挨了人家的耻笑。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不知为什么,我没有进屋,就伫立在井边上,满肚子的委屈。这时,姐姐拎着水桶走出来,她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问了声“怎么啦”。我立即用手捂住了脸。姐姐放下水桶,去把钱取来了。

“快去吧!”

走到路口拐角处,我回过头来,只见姐姐仍然站在那里目送着我。我一溜烟似的跑了,镇上布袜子店的人问道:

“你要几厘米的?”

我答不上话来。

“喏,把你穿着的脱下来看看。”

布袜子的扣别子写着二十一点五厘米。

回到家里,我把买来的布袜子交给了姐姐。姐姐也是穿二十一点五厘米的。

此后过了两年,我们举家移居朝鲜,住在京城。上女校三年级的时候,由于我同三桥先生的关系过于亲密,挨了家里人的批评,禁止我去拜访先生。先生感冒,久病不愈,连期末考试也没有进行。

圣诞节前,我打算选购一件礼物送给先生,于是和母亲到了镇上,买了一顶鲜艳的缎子礼帽。帽子的丝带上插着配有深绿色叶子的红果。我还买了银纸包装的巧克力。

我们走进市镇大街的一家书店里,遇见了姐姐。我把大礼帽的包交给了她,说: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送给三桥先生的礼物。”

“等一等,唯独这件事可不能干啊!”姐姐责备似的压低嗓门说,“你不是挨学校批评了吗?”

我的幸福感顿时消失了。这时,我开始感到姐姐和我都判若两人了。

就这样,圣诞节也过去了,红色大礼帽依然放在我的书桌上。可是岁末的三十日晚上,那顶红色大礼帽消失了。我觉得仿佛连幸福的影子也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我连问也不敢问姐姐一句。

翌日除夕之夜,姐姐邀我外出散步,她说:

“我已将那些巧克力供奉在三桥先生的灵前了。它就好像是在白花丛中的红宝珠,美极了。我拜托人家将它放在棺木里。”

我不知道三桥先生与世长辞了。我把红色大礼帽放在书桌上以后,没有走出过这间屋子。先生之死,家里人是有意隐瞒着我的。

我两次将东西放进棺木里,就是这顶红色大礼帽和白色布袜子。据说,三桥先生在简易公寓里,躺在薄薄的棉被上,喉咙呼噜噜地响,眼珠子几乎蹦出来,是痛死的。

尚活着的我在寻思:究竟这红色的大礼帽和白色的布袜子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