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于1910年的《霍华德庄园》获得了成功,却起到了扰乱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满了迷信的预感,生怕自己会失去作家的创作力。随后他整整焦虑了一年,对本国的生活感到烦恼,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着手撰写一部新小说《北极之夏》,然而却搞得杂乱无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写得出小说。印度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身上那褊狭保守、呆板土气的成见被消除殆尽。不过,还是不可救药。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创作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但随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脱出来的方法。他私下里谴责自己虚弱无力,并琢磨起这么懒散的一个人,究竟有无权利批评为了谋生而劳动的大众。他害怕倘若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随后,1913年9月,他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爱之先知,并体验到一次启示。他本人在《结尾的札记》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触了触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话来说,触觉从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构思。就在那一瞬间,一部新颖的小说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爱,给予三个中心人物以显要地位,并且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终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来,《莫瑞斯》或是类似于《莫瑞斯》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诞生的要求。他已经写了几篇以同性爱为主题的轻浮的短篇小说来宽慰自己。然而,这还不够,尽管他并不因它们而害羞,也无意放弃它们。但当时磨炼与自我抑制还不够到位。

现在,时机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 他相信同性爱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

他心头的郁闷消失了。他进入一种兴奋状态,立即坐下来写作,不出三个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与剑桥之经历的初稿。那时,他的热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读完他那些轻浮的短篇小说之一,感到震惊,引起反感,这使他心烦意乱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休·O·梅瑞狄斯之间的友谊,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对它完全感到厌烦——不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冷漠有什么关系。此次打击使得福斯特考虑放弃这部小说。然而,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脱稿。

他完全没想过此书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认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国消亡”,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实际上,他原先仅仅打算为自己而写。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拿给经过挑选的朋友们看,头一个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觉得它很感动人,使福斯特非常宽慰。但是,在迪金森看来,那个快乐的结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晓得这是此作差劲儿的部分,就着手予以改进(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这关系到他写此书的整个动机。“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这部分)也化为尘埃或雾霭,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写信给迪金森说:“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让作品能够不朽的这一渴望,引导一位小说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时谈理论。死亡这桩事实是理论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许我在《最漫长的旅程》中过分沉溺于死亡了。无论怎样,我越来越不倾向于将主人公杀掉。”(1914年12月13日)

一两个月后,他多少有些焦虑不安地把这部小说拿给交情较浅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担心的那样感到惊愕。然而此作没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异议促使福斯特进行更长的辩护。

“我的确想拨开神话那片薄雾,提出这些问题: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们,而把克莱夫这样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让其处于‘性反常者’(这是个荒谬的词,因为它假定他们是被赋予选择之自由的。然而,咱们还是用它吧)状态。由于社会那罪恶的愚昧无知,使得这些‘性反常者’对恶的倾向不均衡(我承认这一点)。他们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样好或坏,还是天生就这么坏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说他们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强强这么回答的,我却希望你充满激情地回答:‘我这本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他差点儿毕生过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背着罪恶感的包袱。你说:‘倘若他没遇上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真的,会怎么样呢?不过,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说里,当一个人得以过上自己所能过的最美好的生活时,应感谢才是!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3]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

  

[1] 他对我是这么说的。然而他在《结尾的札记》中说那是与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却与梅瑞狄斯不相宜,因为多年来梅瑞狄斯是他的挚友。另外一些细节亦然。不过,当他写《结尾的札记》时,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实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剑桥时的同学,系克莱夫的原型。——译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著称于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爱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给他看。

[3]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