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在比雷埃夫斯初次相遇。

那一天,我到码头去乘开往克里特的轮船。天快亮了,下着雨,刮着强劲的西罗科风[1],浪花飞溅到小咖啡馆里。镶玻璃的门关着,室内空气污浊,充满人臭和鼠尾草煎汁味。天气寒冷,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水汽。五六个身着棕色羊皮短袄的水手在这里熬了个通宵。他们喝咖啡或是鼠尾草煎汁[2],隔着水汽朦胧的窗玻璃看海。

被海浪冲昏的鱼,包括习惯夜猎的舌鳎、伊豆鲉、鳐鱼都躲到了海底深处,等待上面恢复平静。挤在咖啡馆里的渔民,也等着风浪平息,等着鱼回到水面上来吞饵。

镶玻璃的门开了。一个秃头、光脚、身上沾着泥、皮肤黝黑的矮胖码头工人走了进来。

“嗨,科斯坦迪,”一位身穿天蓝色宽袖长外套的老水手喊道,“怎么样了,老家伙。”

科斯坦迪啐了一口唾沫,烦躁地答道:“你说我能怎么样?早晨上酒吧,晚上回家。早晨上酒吧,晚上回家!我就是这么过日子。屁工作也没有。”

有的人笑了起来,有的人摇着头骂街。

“世界就是个终生监狱。”一个从看木偶戏悟到哲理的蓄着小胡子的人说,“不错,终生监狱,真见鬼。”

淡蓝色的晨曦穿过肮脏的玻璃,进入室内,射在人们的手、鼻、额头上,照亮壁炉上的酒瓶。电灯显得暗了。熬了一夜而昏昏欲睡的店老板伸手把灯关掉。

一阵沉默。人们抬起头来,望着外面的晦暗天气,听着海浪拍岸的沉闷声。室内,几个水烟筒汩汩地响着。

老水手叹了口气:“唉!莱莫尼船长不知会怎么样,愿上帝保佑他!”

他朝大海狠狠地瞪了一眼。

“喔!这个制造寡妇的东西。”他捋着灰白的胡子吼道。

我坐在角落里,觉得冷,又要了一杯鼠尾草煎汁。困意袭来,我和睡意、疲惫和天亮时常有的孤寂感搏斗着。我透过水汽蒙盖的玻璃观察码头。它已苏醒,各种船只的汽笛在鸣响,赶大车的和船夫们在呼喊。看着看着,海、雨和离别交织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网眼收拢,把我的心裹缠起来。

我注视着一艘大船的黑色船首,整个船体仍浸沉在黑暗之中。雨在下,我望着连接天空和泥泞地面的雨柱。

面对这黑船、阴影和雨,凄凉之感油然而生,引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挚友的容貌在淫雨和阴郁氛围中显现出来。何时?去年?前一世?还是昨天?我是什么时候来到这码头与他话别的?记得那是个寒冷的早晨,天刚亮,还下着雨。当时我的心情也很沉重。

与挚友慢慢分手是何等痛苦!不如断然离去,回到自然的人的气氛里,回到孤独中。可是,在那下着雨的黎明时分,我却无法离开一步 (后来我明白了其中原因,可惜为时已晚)。我陪他上船,坐在他那周围放着散乱行李的船舱里。当他的注意力转向别处时,我只顾看他,仿佛要把他一点一滴的特征全都印在脑海里—— 明亮的蓝绿色眼睛、丰满的脸庞、敏锐而孤傲的表情,尤其是那双十指修长、带有贵族气派的手。

发现我热切的目光,他便转过头来,脸上带着那种为了掩饰情感而惯用的嘲讽表情。显然,他什么都明白。

为了解除我的悲伤,他开玩笑似的问:“要到什么时候?”

“什么?”

“你还要舞文弄墨到何时呀?跟我走吧,亲爱的先生。在高加索,成千上万的同胞正在受苦受难。来吧,让我们去拯救他们。”

他笑了起来,仿佛在讥讽自己的崇高志向似的。

“可能我们救不了他们,”他接着说,“可是,当我们尽力去拯救别人的时候,也拯救了我们自己。你不是这么宣讲的吗?‘拯救别人是拯救你自己的唯一途径……’那么,走吧,你过去说得那么好。走吧!”

我没有做声。东方的神圣大地是诸神的母亲,被钉在高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的喊声在回荡。我们的民族像他一样被钉在那里的岩石上,呻吟、呼喊,又一次遭受危难,呼喊她的儿女们前去拯救。我听到了呼叫而反应消极,就好像痛苦只不过是一个梦,是一出动人悲剧中的情景。如果贸然冲上舞台,参加行动,那就显得天真鲁莽。

朋友没有等我回答,站起身来。这时船已第三次鸣笛,他向我伸出手,又一次以玩笑掩饰他的情绪。

“再见,书虫。”

声音颤抖,他知道控制不住情绪是可耻的。泪水、温情的言语、失态的举止、世俗的亲热,这一切都是与尊严不相称的弱点。我们彼此相爱从未如此之深,但不曾交换过一句亲热的话语。我们一起玩乐,也曾野兽似的把对方抓伤。他为人精细敏锐,爱嘲弄又温文尔雅;我却是个粗人。他善于克制自己,习惯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一切情感;而我生性暴躁,往往发出不合时宜的粗野笑声。

我想用冷酷的语言掩盖内心的激动,但感到难为情。不,不是难为情,而是做不到。我握住他的手,久久不松开。他看着我,有点诧异。

“激动啦?”他勉强微笑着问。

“是的。”我勉强平静地答。

“为什么?我们是怎么决定的?多少年前我们不是商定好了吗?你那么喜爱的日本人是怎么说的?不动声色、平静泰然,面孔是一张固定的微笑着的面具。至于面具后面发生什么,那就是我们的事了。”

“不错。”我避免说更长的句子,以保证自己的声音不颤抖。

船上响起锣声,驱赶各船舱中送行的人。细雨绵绵,到处是离别时的衷情话语、发誓、长吻和气喘吁吁的急促叮咛。母亲扑向儿子,妻子拥抱丈夫,朋友拥抱朋友,仿佛彼此再也无法相见。短暂的分别似乎使他们想到永久的别离。在潮湿的空气中,锣声犹如丧钟,从船头响到船尾。我不禁颤抖起来。

朋友欠身,低声问道:“听我说,你有不祥的预感吗?”

“有。”我回答。

“你相信这种无聊的说法?”

“不信。”

“那么?”

没有什么“那么”。我不信,可是我害怕。

朋友的左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这是他表达亲切时的习惯。每当我催他赶快做决定,他先是拒绝,接着让步,然后会摸着我的膝盖,好像在说:“看在朋友的分上,我照你的意思办……”

他眨了两三下眼睛,又盯着我。他知道我难过,不再拿出我们惯用的武器:笑,微笑,开玩笑……

“好吧,伸出手来,如果我们两人中有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危险……”

他停了下来,仿佛有些难为情。多年来,我们一直拿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开玩笑,把什么素食者、招魂巫师、通神论者和灵媒都看作一路货色。

“那么?”我努力猜着他的想法。

“就拿这当作游戏好吗?”为了给刚才那句可怕的话圆场,他赶忙说,“要是我们俩中间有一个人面临死亡的危险,他就去想另一个人,要想得非常强烈,使对方无论在哪里都会受到感应……同意吗?”

他想笑,但嘴唇像冻僵了似的,没有动弹。

“同意。”我说。

我的朋友怕过于暴露自己内心的激动,又急忙说:“当然,我一点儿都不相信心灵感应……”

“那有什么关系,”我低声说,“就这么办……”

“好吧,就这么办,玩玩!同意啦?”

“同意。”

这是我们之间最后的对话。

我们默默地握手,手指热切相连,又急促分开。我快步离去,没有转身,仿佛有人在后面追赶。我做了一个回头的动作,想最后一次看看我的朋友,但克制住了。我命令自己:“别回头,向前走!”

人的灵魂陷入肉体的泥潭中,仍然处于不完美的原始状态。由于功能发展不全,她不能清晰准确地预感未来。要是她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这次分别该会是多么不同。

天越来越亮。两个清晨混同起来。挚友的脸庞看得更清楚了,他在码头上,满面愁容,纹丝不动地站在雨里。咖啡馆的门开了,海在咆哮。一个矮胖水手,两脚叉开,胡髭两边下垂,走了进来。室内响起了欢快的喊叫声。

“你好,莱莫尼船长!”

我躲到一个角落里,想再集中一下思想,可朋友的面孔在雨中溶解,消失了。

室内更亮了。莱莫尼船长面有愠色,沉默不语。他掏出琥珀念珠拨弄着。我竭力不去看,不去听,想追回一点刚刚消失的幻影。一想起朋友叫我“书虫”,夹杂着耻辱的怒火又在我胸中复燃。这个词体现了对我至今所过着的日子的极度厌恶。我对生活是如此热爱,怎么会那么长时间以来让自己陷入故纸堆里!就在分别那天,朋友帮我看清楚了。我已经卸下了包袱。既然认识到自己的不幸是什么,就能战胜它。它再不是散乱和无形的了,它已成为一个词,有了形体,那么我去同它斗争就不那么难了。

那次谈话确实无声无息地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无法忍受自己有这么个可耻的称谓,从此就努力找机会,摆脱故纸堆投身到行动中去。就在一个月前,机会到来。我在靠利比亚海的克里特海滨租下一个被遗弃的老褐煤矿。现在,我将要去和工人、农民,那些淳朴的人生活在一起,远离“书虫”之流。

出发前做准备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仿佛此行有着某种神秘意义。我已决定改变生活。我对自己的灵魂说:“直到如今,你都只满足于虚幻的影子;现在,我领你去见识实实在在的东西。”

终于准备就绪。临行前翻看文件时,我发现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我看着它,心里犹豫了。两年来,一个极大的欲望,一粒种子:佛陀,在我灵魂深处颤抖。我时时刻刻都觉得它在我身体里发育、成长。它长大了,开始动弹,用脚踢,想要问世。我已经没有勇气把它抛弃,我不能,做如此的精神流产为时过晚了。

正当我拿着手稿,犹豫不决的时候,朋友那讥讽又亲切的微笑忽然在空中出现。“我把它带走!”我生气地说,“我把它带走,你别笑!”我像对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把手稿用布裹起来。

莱莫尼船长发出低沉嘶哑的声音。他讲起那些水精灵,暴风雨时爬到他的船桅上,还伸出舌头舔来舔去。

“它们身上软绵绵、黏糊糊的,你要是抓住它们,手就烫得火热。有一回,我摸了它们再捋胡子,我就像鬼似的整夜发光。好啦,我跟你们说,海水灌进了船舱,我的货物被浇湿,变得沉重,开始倾斜。我完蛋了。可是上帝对我发慈悲,及时送来了雷电,劈开舱口挡板,所有煤都倒到海里。海里满是煤,可是船轻了,重新浮起来。就这样,我又一回脱险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旅伴”—— 但丁袖珍本,点燃烟斗,舒舒服服地靠墙坐着。我一时犹豫:汲取哪段诗句呢?地狱篇中的滚烫沥青,炼狱中的圣火,还是直接去那最高层次的“人类希望”?我可以选择。手捧但丁袖珍本,品味着选择的自由,清早选读的诗句将给我的一整天定下音来。

我沉浸在憧憬中,打算下决心。突然,一种不安感袭来,我抬起头。不知怎么的,我有一种头顶上被打了两个洞的感觉。我急忙转过身来,朝镶玻璃的门望去。一线希望闪电般划过,“也许我将再次见到我的朋友!”

我准备好迎接奇迹。但奇迹没有出现。一个高个子、干瘦、双目圆睁、约莫六十岁的陌生人,把鼻子贴在玻璃上看我。他腋下夹着一个扁平的小包袱。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双眼睛,忧郁、不安、讥讽,偏偏又充满热情,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他似乎瞬间就确定我是他要寻找的人,断然推开门,迈着轻快的步子穿过一张张桌子,站到我面前。

“在旅行?”他问我,“去哪儿?”

“克里特。干什么?”

“带我去好吗?”

我仔细打量他。

面颊凹陷、颧骨凸出、坚实的下颌、卷曲的灰发、目光炯炯。

“为什么?你要我带着你去干什么?”

他耸了耸肩膀。“为什么!为什么!不问为什么就什么都不能干了吗?就这样,为了高兴?好啦,带我走吧,就说给你当厨子。我会做你没有喝过的好汤!”

我笑起来。我喜欢他的态度和犀利的语言,也喜欢他会做汤。我心想,带着这个四肢像散了架似的人去远处偏僻的海滨并不坏。喝喝他做的汤,听他聊天……看样子他是在海上漂泊多年的,像航海家辛伯达一类的人物……我喜欢他。

“你在考虑什么?”他晃着大脑袋问,“你在权衡得失,嗯?一分一两地衡量,不是吗?好啦,勇敢些,决定吧!”

他站在我面前,又高又瘦,我得仰起头跟他说话,很累。

我合上了但丁袖珍本。

“坐下,”我对他说,“你喝杯鼠尾草煎汁吗?”

他坐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他那包袱放在身旁的一张椅子上。

“鼠尾草煎汁?”他轻蔑地说,“老板,来一杯朗姆酒!”

他小口小口地呷朗姆酒,含在嘴里品味,然后慢慢咽下去暖和肠胃。我心想:“这是个喝酒的行家。”

“你是干什么的?”我问他。

“什么都干,用脚、用手、用脑袋,都行。随你挑着使。”

“最近你在哪里干活?”

“矿里。我是个好矿工。我认识矿石,会找矿脉,开坑道;我下井,一点也不害怕。我干得不错,当工头,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魔鬼掺和进来了。上星期六晚上,我喝多了点儿,我去找老板,这天他正来检查,我把他揍了……”

“把他揍了?为什么?他对你怎么了?”

“对我?没什么,对我什么也没有怎么。我跟你说,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还给我们发烟卷哩,这倒霉的家伙。”

“那究竟为什么?”

“噢!你问这种问题?就是来了一股劲,伙计。你知道磨坊老板娘的故事吧!难道磨坊老板娘的屁股会拼音识字吗?磨坊老板娘的屁股就是人性。”

我读过许多有关人性的定义,这个说法令人瞠目结舌,但十分别致。我很感兴趣地端详这个新伙伴。他脸上布满了皱纹和瘢痕,仿佛被风雨所侵蚀。若干年后,另外一张脸,一个表情痛苦的木雕像:巴奈·伊斯特拉第[3]的脸给了我同样的印象。

“你的包袱里包的是什么呀?吃的?衣服?工具?”

我的伙伴耸了耸肩,笑了。

“你的想法倒是合情合理,就是把我小看了。”

他用修长粗糙的手指抚摸包袱。

“不是,”他说,“一个桑图里[4]。”

“桑图里?你会弹桑图里?”

“当我穷得没办法的时候,就到各酒吧间去弹桑图里。我唱古老的马其顿山民游击队歌曲,然后拿着这顶帽子敛钱,帽子就装得满满的了。”

“你叫什么名字?”

“阿历克西·左巴。人们也叫我‘炉铲’,笑话我脑袋扁得像张饼。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有人叫我‘傻瓜’,因为有一阵子我卖炒煳的南瓜子。还有叫我‘倒霉鬼’的,说我走到哪里哪里就跟着倒霉。还有别的外号,以后再说吧……”

“那么你怎么学会弹桑图里的呢?”

“我二十岁的时候,在奥林匹斯山脚下,我们村上的一个节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弹桑图里。我惊呆了,一连三天吃不下饭。

“‘你怎么啦?’一天晚上我父亲问我。

“‘我想学桑图里。’

“‘你不觉得害臊?做个流浪汉,去当个玩乐器的?’

“‘我想学桑图里!’

“我存了一点钱,想着到时候结婚用。你瞧,我还是个孩子,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血气方刚,一个穷光棍就想结婚!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的钱再加上点儿买了一个桑图里。瞧,就是这个。我带着它跑到了萨洛尼卡,去找一个土耳其人:埃塞普先生。他是一位行家,一位桑图里大师。我给他下跪。‘你想干什么,小异教徒?’他问我。

“‘我想学桑图里。’

“‘好,那你为什么给我下跪?’

“‘因为我没有钱付学费!’

“‘那么说,你真心实意爱上了桑图里啰?’

“‘是的。’

“‘好吧,那就留下来,小伙子。我这里不需要付学费!’

“我留在他那里学了一年。他大概早已过世了,要是上帝让狗进他的天堂的话,那么他也会给埃塞普先生敞开大门。自从学会弹桑图里,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当我痛苦或穷困的时候,只要一弹桑图里,就感觉轻松了。弹琴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听不见。即便听见,我也不能说话。没办法,想说也说不出来。”

“那是为什么呢,左巴?”

“走火入魔呗!”

门开了。海涛声又传进咖啡馆,海风让人手脚冰冷。我裹上大衣,再往角落里紧靠,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上哪去呢?”我心想,“这里挺不错。但愿此刻能长久。”

看着面前的怪人,那双眼白里带血丝的小黑圆眼珠紧盯着我。我觉得他似乎要把我看穿,对我不厌其烦地进行探索。

“后来怎样呢?”我问。

左巴耸了耸瘦削的肩膀。

“算了吧,别说了。”他说,“给我一支烟吧。”

我把烟递给了他。他从背心里掏出火石、火绳,点着了烟,悠然自得地眯缝着眼睛抽着。

“你结过婚没有?”

“我是个男人,”他气愤地说,“我是个男人,也就是一个瞎子。我也跟别人一样,脑袋朝前栽进坑里了。没错我结了婚,也就走了下坡路。我成了一家之主,盖了一所房子,添了孩子,数不清的烦恼。可幸亏我有这桑图里!”

“你弹琴解愁不是吗?”

“我说,伙计,看得出来你什么乐器都没玩过!你跟我说的是什么呀?有了家,有了烦恼、老婆、孩子,大家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办?简直是地狱!不,不,弹桑图里一定要情绪好,一定要心里清净。要是我老婆说了一句过头的话,你想想,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弹桑图里呢?要是孩子们肚子饿得咕咕叫,那还能弹?要弹桑图里,就得聚精会神,不能有杂念。你懂吗?”

我看出这个左巴正是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一颗活跃的心,一张贪吃的大嘴,一个未脱离兽性而富有巨大力量的灵魂。

对艺术、爱情、美、纯洁、情感—— 这些词的含义,这个老工人用最纯朴的语言,使我豁然开朗。

我打量他那双既善于使用十字镐,又娴熟于琴艺,结满老茧、裂开口子、变形、青筋暴露的大手。这双手轻柔仔细地解开口袋,取出了一个因长年累月的摩擦而发光的老桑图里。琴上有许多弦,黄铜和象牙镶嵌并系有红丝穗子,粗糙的手指缓慢而深情地抚摸琴身,仿佛在抚摸女人。然后又重新把它裹起来,好像是怕心爱的人着凉。

“这就是我的桑图里。”他小心翼翼地把琴放回椅子上。

这时水手们互相碰杯,放声大笑。老水手亲热地拍着莱莫尼船长的脊梁。

“莱莫尼船长,说实话,你死里逃生,吓坏了吧?天知道你给圣·尼古拉许了什么愿,给他点了多少根蜡烛!”

船长皱了皱浓密的眉毛。“我对天发誓,伙计们,当我看见面前的死神的时候,我既没有想到圣母玛利亚,也没有想到圣·尼古拉!我朝萨拉米纳转过身去,我想我老婆,我喊:‘喂,卡黛丽娜,要是我能到你床上去睡觉的话!’”

水手们又一阵哄堂大笑,莱莫尼船长也笑起来。

“你说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啊。死神临头,可他的心就往那儿想,就往那儿去,不往别处!见鬼,猪猡!”

船长又拍了拍手,喊道:“老板,给我们这桌拿酒来!”

左巴竖起耳朵听。他转过头去看水手们,又回过头来看我。

“他们说的哪儿?”他问,“这个人说的什么呀?”

但他忽然明白了,称赞道:“好啊,这些水手懂得奥妙之处。大概是他们日日夜夜与死神搏斗的缘故。”

他挥动大手:“好啦!别管那些,还是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吧。我留下来,还是走?决定吧!”

“左巴,”我克制住了自己,没有立刻扑到他的怀里去,“左巴,我同意!你跟我走吧。我在克里特有个褐煤矿,你指挥工人,晚上我们俩就躺在沙滩上聊天。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也没有狗。我们一块儿吃,一块儿喝,然后你给我弹桑图里。”

“……那得我有兴致才行。我是你的人了,给你干活,你叫我干多少我就干多少,决不讨价还价。可是桑图里,那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头野兽,它需要自由。我情绪好,就弹,甚至会边弹边唱。我还会跳舞,跳泽因贝吉库、哈萨皮库、邦多扎利各样舞[5]。可是我得跟你说明白,一定得我情绪好。咱们好来好往,要是你强迫我,那就完了。这些事儿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男子汉。”

“男子汉,你的意思是?”

“哦!就是自由。”

“店家,再来一杯朗姆酒。”我喊道。

“两杯!”左巴说,“你也来一杯。我们碰个杯。鼠尾草煎汁和朗姆酒合不到一块。你也喝一杯朗姆酒吧,庆祝我们的协定。”

我们彼此碰了杯。这时,东方已泛白,轮船鸣笛,给我拎箱子的船工示意我上船。

“愿上帝与我们同在。”我站起身来说,“走吧!”

“还有魔鬼呢!”左巴补充道。

他弯下腰,把琴夹在腋下,开门,走了出去。

[1]欧洲南部从利比亚沙漠吹来的一种常带沙尘、间或带雨的热风。

[2]一种希腊民间传统饮料。

[3]巴奈·伊斯特拉第(Panait lstrati 1884~1935),罗马尼亚作家。

[4]一种类似扬琴的弦乐器。

[5]依次为小亚细亚某海岸部落舞蹈、一种屠夫舞、克里特民族战士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