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梅,天气大热。或许是近邻家的门窗一齐打开的缘故,那些在其他季节里听不到的声音骤然钻进耳朵,嘈杂声中最使我感到苦恼的是一板之隔的邻居家的广播。

等到傍晚有些凉意而正要在灯下的书桌旁坐下的时候,如同金属撕裂一般的尖刺声音就搅天大作起来,不过九点决不停歇。这广播声中最使我难受的是用九州方言广播的政论、“浪花节”说书、还有配有西方音乐的朗诵和类似学生演的戏剧。有的人家光听收音机广播还嫌不够,竟然不分昼夜地用留声机放送流行歌曲。为了躲避广播的噪声,每逢夏天,我总是匆匆地吃完晚饭,有时晚饭也到外面去吃,一到六点,准时走出家门。外面并不是听不到广播声,街头人家和商店里发出的声响更为强烈,然而,当这种声响和电车、汽车发出的声响混为一体时,听上去就成了街上的一般噪声。与一人单独坐在书斋里的时候相比,我在街上漫步时反而不介意噪声,自感轻松得多。

由于收音机的干扰,小说《失踪》的草稿随着梅雨季节的结束而停写十多天了,看来我的兴头也将就此消失。

和去年、前年一样,今年夏天,每天太阳尚未落山时我就出了家门,其实并没有什么该去或非去不可的地方。神代帚叶翁(4)在世的时候,我每夜必去银座纳凉,每去一次,都会增添不少情趣。可是,他已经离开人世。对于街头的夜色,我早已腻味了,再加上还发生过使人不敢随意在银座街闲逛的事。一个在大地震前经常出入新桥艺伎家的车夫现在已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地痞流氓,粗看上去他的长相衣着俗不可耐,活像一个行凶剪径的罪犯。他不时在尾张町一带溜达,只要看到过去有点面熟的过客,就会提出让人为难的勒索要求。

有一次在黑泽商店的拐角上我给了他五角钱,这反而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当再索要而得不到时,他便恶声谩骂,我讨厌被众人围观,只得又给他五角钱。我想,被这个人放肆地敲诈酒钱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人。有一天晚上,我骗他到了四辻的派出所,他老早就和当班的警察熟识了,警察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色不愿受理。有一天,我还看到他在出云町……不,在七丁目的派出所与警察谈笑风生。也许在警察的眼里,他的来历比我这号人还要清楚些呢。

我决定把散步的地区改到隅田川以东,去找住在河边的那个名叫阿雪的女人,在那儿歇一歇。

连续四五天往返于相同的道路,与一开始相比,走这条起于麻布的远路,渐渐不再感到吃力,在京桥和雷门的换车也已习惯,行动总是先于意识,并不觉得怎样麻烦了。我知道了交通拥挤的时间和线路是每日不同的,只要避开就好,路远还可以利用乘车时间安然读书。

自大正九年戴上老花眼镜后,我就不在电车里看书了,由于往返于至雷门的远道,我决定重新这样做。不过,我没有随手拿报纸、杂志和新刊图书的习惯,第一次打算带书出门的时候,顺手拿了一本依田学海(5)创作的《墨水(6)二十四景》。

长堤横亘,蜿蜒而过三围祠。至长命寺,复折入樱树丛密处。宽永年间德川大猷公放鹰于此。遇腹痛,饮寺井之水而愈。公曰:此真乃长命水也。敢名其井,并及寺号。后有芭蕉居士赏雪佳句,脍炙人口。呜呼,公绝代豪杰,其名震世,宜矣。居士不过一布衣,竟同传后世。盖人全在树立之所何如耳。

我想,这出自先儒之手的文章会使眼前的景致增添几分雅兴吧。

每隔两天,我都要在散步途中买些食品,顺便也买些可送给那女人的礼物。这样做使我仅有的四五次造访,收到了双倍的效果。

我不仅经常买罐头,还一直穿着掉了纽扣的上衣和衬衫。她看到这些,越来越推断我是独居公寓里的单身汉。既然是单身,所以每晚去光顾也就毫不足怪了。她是不可能认为我是因收音机的噪声在家里待不下去,或是因不看戏剧电影没有消磨时光的去处才来的。这种事是无须讲清楚也会自然成章的。然而,她会不会怀疑我的钱的来源呢,我若无其事地向她询问了当地的情况。这时,她摆出一副只要客人当晚付给该付的钱,她便全然不考虑其他事的样子说:

“在这种地方,想花钱的花得可厉害了。有的客人会连续待上个把月。”

“是吗?”我惊异了,“不到警察署去登记也行吗?要是在吉原那地方呀,立刻就得去申报。”

“在这儿嘛,也许有的店家也那么做的。”

“老待在这儿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呀?是小偷?”

“是布庄的伙计,最后,店老板跑来把他带走了。”

“是携带账款潜逃的?”

“是的吧。”

“这方面,我是没有问题的。”我说。可是她却露出一副不管什么都无所谓的神情,一句也没多问。

不过,我还是明白了这个女人似乎老早就毫无根据地断定了我的职业。

二楼的拉门上贴着不少用四开照片纸大小的半纸(7)刻印的风俗美女画,其中有歌麻吕的《捕鲍鱼》和丰信的《入浴美女》画,我记得自己曾经在《此花》杂志的插图上见过这些画。还有的是从《北斋三册本》、《福德和合人》的画中去掉男人,只留下女人的画。我便详细地向她介绍了这种书的情况。以后,阿雪和客人一起上二楼时曾斜眼瞅见我正在楼下的房间里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于是,她似乎认定我是一个搞地下出版业的人,还提出,下次去的时候要我给她带一本那种书去。

我家里还有些二三十年前收集的书刊,按她的请求,一次我带去了三四本。至此,我的职业不仅被不由分说地定了下来,而且我的“不义之财”出自何方似乎也自然明了了。于是,这女人对我更加推心置腹,全然不把我当做客人对待。

在见不得人的地方营生的女人们面对避人耳目、前景暗淡的男子时,既不害怕也不讨嫌,必定产生亲热和爱怜的感情,这种情况想来不必以大量实例进行深刻的阐述。鸭川的艺伎拯救被幕府官吏追逼的志士;寒驿的酒店女招待给蒙混过关的赌徒资助旅费时慷慨不辞;托斯卡(8)为逃窜的贫民不吝周济;三千岁(9)把真正的爱情奉献给无赖汉而毫不后悔。

在这儿,我所担心的只是千万别在这条街的附近或在东武线的电车里碰到哪位文学家或新闻记者,至于其他人,无论在哪儿遇上或被尾随跟踪都无妨。我这个人年少时就受到恪守信条的人的嫌弃,亲戚的孩子也不上我的家门,因此如今一身毫无牵挂。我害怕的只是那些操觚之士。十多年前,银座大街上的酒吧一间间开张时,我曾在那儿喝醉过一回,于是所有的报纸一无例外地对我群起讨伐,昭和四年四月的《文艺春秋》杂志把我当做“不能让其生存”于社会的人施以攻击,当我看到该文中使用的类似“诱拐处女”之类的文字时,心想这也许是企图媾陷我,使我成为一个触犯科条的罪人。倘若让他们探知我悄悄夜渡濹水东游的事,那就更难预测他们要达到何种企图了。这倒是真令人可怕。

不仅每天夜晚上、下电车的时候,只要走进这个地区,在店铺集中、热闹非凡的大街上自不消说,哪怕在巷子小道中,只要人多,走路时就必须注意前后左右。这种心情对于我描写《失踪》主人公种田顺平的遁世境遇大概是一种必要的体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