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地方官还未尝尽一切苦味!

卡尔·约瑟夫收到父亲的来信太迟了,这是因为早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决定不再拆阅任何信件,也不再写任何信件。冯·陶希格太太找他约会时,就会发电报给他。呼唤他的电报像一只只灵巧的小燕子似的每隔一个星期来一次。卡尔·约瑟夫冲到衣柜跟前,取出那件灰色便服,换装之后,他顿时感觉自己所要去的那个世界十分自在舒适,他忘却了军队生活。

从第一狙击营来的耶德里策克上尉接替了瓦格纳上尉的工作,此人是一个体格超常的“好小伙子”。性格开朗、和善亲切,多么优秀的一个男子汉啊!他一来到这里,大家便知道他能对付这片沼泽地,能够胜任这里的工作。人们可以信赖他,依靠他!他违反一切军事戒律,似乎要将其全盘推翻!他好像能够制定、推行和贯彻一套全新的军务规章,他看上去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需要很多钱,确实也有很多钱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伙伴们借钱给他,签期票给他,为他典当自己的戒指和手表,为他写信给父亲和姑母要钱。这倒不是因为人们真的喜爱他!喜爱会拉近他们与他的距离,这似乎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但是他块头大,腰身粗壮,性格强势,每个人都想与他亲近,而他也是一如既往的好脾气。

“你放心去吧!”他对特罗塔少尉说,“一切由我负责!”他主动担起责任,他也确实能担起这个责任。他每个星期都要钱。特罗塔少尉的钱是从卡普图拉克那儿借来的。特罗塔少尉自己也要用钱。他觉得不带钱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是可鄙的。那就等于是手无寸铁地投奔到一个全副武装的营地去。那是多么轻率啊!他的需求越来越多,随身带的钱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他每次去都会把钱花得精光,于是决定下次多带一些钱。偶尔,他想对开支做一番明细账目,但怎么也想不起具体的一笔一笔的开支,常常连最简单的合计都算不出来。他不会算账。他本来可以通过他的小笔记本理出头绪,但也无济于事。每一页上都记下了没完没了的纵行数目,它们混杂在一起,随即就在他的笔尖下流失。这些数字自动叠加,但错误的统计总在欺骗他。它们从他的眼前飞驰而过,转眼间它们又变了个样子回来,叫他再也无法辨认。他甚至都无法算出他欠下的总债。利息他也搞不清楚。他借出去的钱和他欠下的债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他不明白卡普图拉克的账是怎么算出来的。他怀疑卡普图拉克的诚实,但更怀疑自己的计算能力。最后,他干脆把这些乏味的数字丢在一边,置之不理,以免陷入绝望。

他欠卡普图拉克和布洛德尼茨六千克朗。这个数目和他的月薪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即使是对数字没有任何概念的特罗塔也明白这一情况,何况他每个月的薪水还要被扣去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这六千克朗的数目就像一个强大而衰老的敌人一样,让他习以为常了。是的,在美好的时刻,他甚至觉得这些数字会变小、变弱。但在悲伤的时刻,这些数字又会变大、变强。

他到冯·陶希格太太那儿去。几个星期以来,他经常进行这种短暂的秘密旅行,就好像是进行邪恶的朝圣之旅。和那些天真的朝圣者一样,特罗塔少尉把它当作一种享受,一种消遣,有时甚至当作一种刺激。在特罗塔少尉心中,朝圣的目的与他所生活的环境、他对自由生活的永久渴望、身上的便服以及那种偷情的刺激息息相关。他喜欢这样的旅行;他喜欢坐在封闭的马车里到火车站去的那段旅程—在十分钟的旅程中他享受着潜行的自由;他喜欢揣在胸前口袋里的那几张借来的一百克朗的钞票—这些钱今天和明天属于他一个人所有,别人不会注意到这些钱是借来的,也不会注意到它们已经开始在卡普图拉克的账本里生长和膨胀;他喜欢这身便服,穿着它走过维也纳北站时,不会被人认出来。军官们和士兵们从他身旁经过,他不用向他们敬礼,而他们也不用向他敬礼。有时候他会习惯性地举起手臂,但很快想到自己穿的是便服,于是又把它放下来。比如说,那件马甲就给特罗塔少尉带来了一种童趣。他把手伸到马甲的各个口袋里,却不知道这些口袋有什么用处。他得意地用手指去抚摸马甲上方领带上的领结,这是他唯一的一条领带,也是冯·陶希格太太送给他的唯一的礼物,他试了无数次,可就是不知道这领结的打法。其实,连最笨的警官都能一眼看出特罗塔先生是一个穿便服的军官。

冯·陶希格太太站在北站的站台上。二十年前—她想象那应该是十五年前,因为她不愿相信时间会有那么长,她更愿相信在生命结束以前她的年岁不会再增长—她也是站在北站等候一个少尉,当然那是一个骑兵少尉。她登上站台犹如获得了重返青春的源泉。她被刺鼻的煤烟味,火车头调转的咝咝蒸汽和密集的信号铃声包裹着。她披着一条短短的旅行纱巾。她想象这是十五年前的时髦。但是那是二十五年前的事,甚至都不是二十年前的事啊!她喜欢在站台上等候,她喜欢列车隆隆进站的那个时刻,她喜欢看见依在车窗门口的特罗塔那个滑稽可笑的深绿色的小帽子以及他那张可爱、茫然、年轻的面孔。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年轻,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年轻一样;是她使卡尔·约瑟夫变得天真而茫然,就像她使自己变得天真而茫然一样。在少尉离开最低一层脚踏板时,她便像二十年前或者更愿意说是十五年前一样张开双臂。她脸上又浮现出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前那种没有皱纹的玫瑰色的容颜,那是一张甜蜜的、激动得有点儿发烫的面孔。她把二十年前或者说是十五年前戴过的唯一首饰,即那条像孩子戴的细细的金项链套在她脖子上,那上面如今已有两道平行皱褶。和二十年前或者是十五年前一样她带着少尉驱车去了一家小旅馆。在这些小旅馆里,隐秘的爱情之花盛开在那些按时计费、脏兮兮、嘎吱作响而又甜蜜温馨的床上乐园里。

散步开始了。在维也纳森林清新的绿荫中走上可爱的几刻钟,期间还遭遇了几阵小小的狂风暴雨。然后,在挂有帷帘的灯光昏暗的剧院包厢里消磨晚间的时光。曾经沧海而又如饥似渴的肌肤等待着情人熟稔亲密的爱抚。听着那些熟悉的音乐,冯·陶希格太太却只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表演,因为她坐在包厢里时总是把帷帘拉下或者把眼睛闭上。乐队演奏出的美妙音乐将柔情赋予这男人之手,摸在她的肌肤上既冷又热。对于早已熟悉而又永远年轻的姐妹们来说,这是常常得到又常常忘记的,只是在梦幻中渴望重新得到的礼物。静悄悄的餐馆开门营业了,安静的晚餐开始了。在那些角落里,他们喝的葡萄酒似乎也在发酵,被黑暗角落里熠熠闪光的爱情烘熟了。告别的时刻到了。下午,床头柜上的怀表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无情地催促他们做最后一次伤感而甜蜜的拥抱。还未分离,他们的心里已经充满了对下次再见的喜悦。他们匆匆地挤到列车前,在脚踏板上做最后一吻,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与他同行回去的念头。

疲倦的特罗塔满载着生活和爱情的甜蜜回到了驻地。他的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军服。特罗塔在餐馆的后室换好装,然后驱车直往营房。他走进连队办公室,一切正常,没出什么事。耶德里策克上尉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快乐、活跃、庞大而健康。特罗塔少尉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在他内心深处隐藏着这样一个愿望,希望发生一场灾难,使他不能再继续留在军队,那样他就可以直接返回维也纳,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不得不再等上十二天,关在营房四面院墙之内,锁在本城凄凉的小巷里。他看了一眼营房院墙前面的那排枪靶,那是一些蓝色的小人像,被子弹打乱了,然后再又修好。它们就像是营房里的家神、家鬼,它们以击中自己的武器警示营房,它们不再是射击对象,反而成了危险的神枪手。他每次来到布洛德尼茨的旅店,进入那冰冷的房间,爬到那张铁床上,就下定决心下次去维也纳就再也不返回营房。

然而,他无法将这个决心转化为行动,这一点他心里也明白。他的确在等待命运女神有朝一日会眷顾他,把他从军队里永远地解脱出来,从困扰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再给父亲写信,并把父亲写给他的几封信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以便日后一次性打开;日后……

又一个十二天过去了。他打开衣柜,看看他的便服,等待着电报的到来。电报像个归巢的小鸟似的总是在这个时刻,刚好在夜幕降临前的黄昏之际到来。可是今天它没有来,甚至在夜晚已经来临之时,还没有来。

少尉没有点灯,他抗拒夜晚的降临。他睁着眼睛和衣躺在床上。一切熟悉的春天声息从敞开的窗户飘进来:青蛙低沉的吵闹声,蟋蟀温柔而响亮的歌声,穿插着夜间松鸦从远处传来的呼叫声,以及从边界乡村传来的少男少女的歌声。

电报终于来了。冯·陶希格太太通知他这次不要去维也纳,她要回到丈夫那儿去。她想很快就回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电文结束语是“吻你一千次”。这个数字使少尉十分生气,她本来可以不用这么吝啬,他思忖着,她完全可以写上“吻你十万次”嘛!这时,他突然想到了他欠下的六千克朗债务。与这个数字相比,那一千个吻简直是区区小数目。

他站起来去关衣柜的门,看到里面挂着一个衣冠整齐的躯体,一个干干净净、笔直笔直、穿着深灰色便服的特罗塔,门把他给关上了。一具棺材:埋葬吧!埋葬吧!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奥努弗里耶总是坐在过道里,一声不吭或是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为的是不让琴声太响。奥努弗里耶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蹲在门槛上。他本来一年前就该离开军队,他是自愿留下的。他的家乡布尔德拉斯基村子就在附近。每当少尉出门去了,他就会回村子。他总要带上一根樱桃木棍,一块白底蓝花布,并把一些神秘的物件包进这块布里。把这块布包好之后,就把它挂在木棍的一头。他扛着木棍,挑着包袱,陪着少尉去火车站,一直等到列车开出。即使特罗塔少尉不往车窗外看,他也要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向少尉行军礼。然后,开始徒步去布尔德拉斯基村。他在沼泽间穿行,走在一条狭窄的小径上,两边生长着杨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安全的小路,走在上面不会有下沉的危险。奥努弗里耶总是准时回来等着少尉。他坐在特罗塔的门外,一声不吭,轻轻地哼唱或是捂起双手吹口琴。

少尉打开通往过道的门。“今天你不能回布尔德拉斯基村!我不出门!”

“是,少尉先生!”奥努弗里耶像一条深蓝色的线条笔直地站在白色的过道里,向他行军礼。

“你留在这儿!”特罗塔重复道,他以为奥努弗里耶没听懂他的话。但是,奥努弗里耶只是重复一遍:“是,少尉先生!”似乎是为了证明已经完全听懂了少尉的话,他走下楼,拿上来一瓶“180度”。

特罗塔沉醉酒中。光秃秃的房间变得亲切了一些。一只光溜溜的电灯泡吊在缠得乱七八糟的电线上,灯光洒在光滑的褐色桌面上,散发出柔和的光亮。夜蛾绕着灯泡乱舞,灯泡在夜风中飘来荡去。特罗塔的失望也渐渐地变成了甜蜜的痛苦。他内心愁肠百结。今天是个极度悲伤的日子,而少尉则是一切悲伤的焦点。今夜,青蛙是为他而哀鸣,连痛苦的蟋蟀也在为他悲号。也是为了他,这春之夜才会充满了如此甜蜜而温柔的痛苦,星星也才会如此高高地挂在天空,遥不可及;仅仅只是为了他,那闪烁的星星才会空怀渴望。人世间无涯的痛苦完全是特罗塔无限的悲哀。他忍受的痛苦即是宇宙的苦难。在深蓝色的天际后面,上帝正以同情的目光俯视着他。

特罗塔又一次打开衣柜,那里吊着已经永远死去的自由的特罗塔。旁边是已故的朋友马克斯·德曼特大夫那闪闪发光的马刀。箱子里放着老亚克斯的纪念品,是坚硬如石的树根。它的旁边放着已故斯拉曼太太的信件。窗台上搁着三四封尚未拆阅的父亲的来信,说不定他早就已经死了。啊!特罗塔不仅是个悲伤的人,不幸的人,还是一个邪恶的人,一个邪恶透顶的人!他回到桌旁,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饮而尽。

门外的过道里,奥努弗里耶用口琴吹起了一首新的曲子,那是大家熟悉的那支歌:《噢,我们的皇帝……》。他只知道开头的几句乌克兰语。他没能学会当地语言。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邪恶的人,而且还是个十足的傻瓜、笨蛋。总而言之,他的一生就是一个失败!他的胸腔收缩起来,泪水已经涌到喉咙口,马上就要冲到眼睛里去。为了疏通泪腺,他又喝了一杯酒。它们终于冲出了他的眼眶。他把手臂放在桌上,把头搁在臂膊上,伤心地抽泣起来。他哭了大概一刻钟的时间。他没有听见奥努弗里耶的口琴声停了,也没有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直到门被打开,他才抬起头。来人是卡普图拉克。

他抑制住泪水,厉声问道:“您怎么到这里来了?”

卡普图拉克手上拿着帽子,站在门边,他只高出门把手一丁点儿,土黄色的脸上挂着微笑。他身穿灰色衣服,脚穿灰色的亚麻布鞋,鞋帮上沾满了春天乡村公路上灰亮的污泥。在他极小的脑壳上清清楚楚地围着一圈卷发。“晚上好!”他一边说,一边微笑着鞠躬。映在那道白门上的影子也同时迅速地往上一蹿,马上又消逝了。

“我的勤务兵在哪里?”特罗塔问,“您来这里干什么?”

“你今天没去维也纳嘛!”卡普图拉克说。

“我永远不会再去维也纳!”特罗塔说。

“这个星期不需要钱咯!”卡普图拉克说,“今天我一直在等您。我想了解一下情况。我刚刚到耶德里策克先生那里去过,他不在家!”

“他不在家!”特罗塔淡然地重复了一遍。

“对,”卡普图拉克说,“他不在家,他出事了!”

特罗塔清楚地听见对方说耶德里策克上尉出了事,但他没有去追问原因。首先,他并不好奇,他今天没有好奇心;其次,他好似遇到了一大堆伤心事,太多了,他没有心情去关心他人的事;再次,他根本没有兴致去听卡普图拉克的唠叨。卡普图拉克的到来让他感到十分恼火,但他没有力气去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这个小矮个子男人。一个非常模糊的记忆一直在他的脑海里打转:他欠这位来访者六千克朗,一个苦涩的记忆。他竭力想把这个记忆给挤出脑海,试图暗暗地说服自己相信这笔钱与这位来访者毫不相干。那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我欠了他的债,他不在这儿;另一个,他正在这个房子里,他只不过是想讲一点有关耶德里策克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少尉凝视着卡普图拉克。有一会儿,他似乎觉得他的客人融化成一些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特罗塔等啊等啊,一直等到这些模糊不清的斑点组合成了清晰的图像。特罗塔费尽气力去辨认这个清晰的图像,因为稍有疏忽,这个灰色的小矮人马上又会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最后彻底化为无形,在他的眼前消失。卡普图拉克好像知道少尉没看清他的面孔,于是向他走近了一步,并大声重复了一遍:“上尉出事了!”

“噢,他到底出什么事了?”特罗塔迷迷糊糊地问道,好像在睡梦中没醒过来似的。

卡普图拉克又朝桌子旁走近一步,和少尉低声喃语起来,还把双手捂在嘴前,低声喃语变成了一种沙沙声。“他被抓起来,送走了。怀疑他从事间谍活动。”

听到这句话,少尉突然直起身子。他站起身,双手按在桌子上。他的两条腿几乎已经失去知觉。他觉得他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双手上。他几乎要把双手按进桌子里面。

“我不想从你这里听到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少尉说,“你给我出去!”

“啊哈,啊哈,不可能,不可能!”卡普图拉克说。他现在就站在特罗塔身旁,离桌子很近。像是要做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他低下头,说:“您得付一笔期款给我!”

“明天!”特罗塔说。

“明天!”卡普图拉克重复道,“明天说不定都拿不到了!每天都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我在上尉身上已经损失了一笔钱。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您是他的朋友!”

“您说什么?”特罗塔问道。他把按在桌上的手举了起来。突然间他的两条腿恢复了知觉,站得稳稳当当的。他猛然意识到卡普图拉克讲了一件非常可怕但又非常真实的事。这件事之所以那么可怕恰恰在于它的真实性。少尉又想起了这一生中唯一让他人产生恐惧的时刻。他希望自己能像那回一样,带着马刀、手枪,全副武装地站在全排队伍前面。此刻,这个灰色的小矮个子比上次那几百个罢工工人要危险得多。特罗塔努力地用莫名的愤怒来掩盖他的束手无策。他攥起了拳头。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从不认为自己有震慑力,充其量只不过是装出能震慑他人的样子。他的前额凸出了一条青筋,满脸通红,眼睛充血,放出一团怒火,他的样子让人看了害怕。

卡普图拉克直往后退。

“您说什么?”少尉又问了一遍。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说。

“把您刚才的话再说一遍!”特罗塔命令道。

“没说什么!”卡普图拉克回答说。

转眼间,小矮个子又融化成模糊不清的灰色斑点。少尉非常恐惧,害怕这个小矮个子有一种魔力,能一会儿变成碎块,一会儿又将这些碎块组成一个完整的身躯。一种欲念,一种难以抵抗的欲念在少尉心中生根、发芽:了解一下卡普图拉克这个人是由什么物质组成的。这种欲念和一个科学家不可抑制的激情相似。在他背后那张床的侧柱上挂着一把马刀,那是他的武器,是维护他的军队和他个人荣誉的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此刻它变成了一种神器,可以用来揭露这个恶魔的本质。他感觉到了身后闪闪发光的马刀释放出的磁石般的吸引力。就是在它的吸引之下,少尉往后跳了一大步,眼睛注视着一会儿融化成无形,一会儿又组合成人形的卡普图拉克,左手抓过那件武器,右手以闪电般的速度拔刀。卡普图拉克吓得一步跳到门口,帽子从手上脱落,掉在他的灰色亚麻布鞋前面。特罗塔握着明晃晃的马刀,追到卡普图拉克跟前。少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把刀尖对着这个灰色幽灵的胸脯,他比画钢刀的长度,揣测来自对方衣服和身体的阻力。少尉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终于确定卡普图拉克是个人—不过,少尉还是不能放下刀。

那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然而就在这一眨眼,特罗塔少尉听到了、看到了、闻到了这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夜间的声息、天上的星星、摇曳的烛光、房间的物件、他自己的躯体—他仿佛觉得他的躯体并不附在他身上,而是站在他面前—围着灯火乱舞的蚊子、沼泽地飘过来的潮湿雾气以及冰凉的夜风。卡普图拉克突然张开双臂,两只瘦小的手死死地抓住左右两边门框。他那个围了一圈灰色卷发的秃脑袋垂到了肩膀上。同时,他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前面,将两只可笑的灰色布鞋扭成了一个结。在他身后,也就是那道白门上,突然显出一个十字架的黑影,它在特罗塔鼓出的眼睛前不停地晃动着。

特罗塔的手开始发抖,松开了马刀的把柄。它轻轻地晃了几下掉到地上,发出轻微的碰撞声。这时,卡普图拉克的双臂也垂下来了,他的头从肩上滑到胸前。他眼睛闭着,他的嘴唇乃至整个身躯都直打战。屋里很静,只能听见蚊子围着灯光飞鸣的嗡嗡声,近处一只狗的吠叫声,还有远处沼泽地传来的蛙声和蟋蟀的鸣叫。

特罗塔少尉晃动着身子,并转过脸来。“您坐!”他指着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椅子。

“好的,”卡普图拉克说,“我还真想坐一会儿!”

他轻快地朝桌子边走去,如此轻快—这神情使特罗塔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卡普图拉克的脚尖触到了地上的那把刀。他弯下身子把它捡了起来。仿佛有责任维持室内的整洁似的,他举起一只手,用其中的两个手指夹着那把光溜溜的马刀走到桌子跟前,桌上放着刀鞘。他没朝少尉看一眼,只顾把刀放入刀鞘,再把它挂到床柱上。接着,他绕过桌子,在特罗塔对面坐了下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抬眼望着还站着的特罗塔。“我只待一会儿,”他说,“我得平复一下心情。”

少尉没吭声。

“我请您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间,还清您所有的借款。”卡普图拉克继续说道,“我不想和你来往了。总共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此外我还要告诉您,布洛德尼茨先生就站在门外,他什么都听见了。如您所知,科伊尼基伯爵先生今年要晚些时候才会回来,说不定根本就不会回来。我要走了,少尉先生!”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弯腰捡起他的帽子,又朝周围扫视了一遍,关上了门。

此刻,少尉已经完全清醒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是一场梦。他打开门。奥努弗里耶仍然和往常一样坐在他的椅子上,即使时间已经很晚了。特罗塔看了看表,正好九点半。

“你为什么还不睡觉?”他问道。

“因为您有客人!”奥努弗里耶回答道。

“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奥努弗里耶说。

“布洛德尼茨到这儿来过吗?”

“来过!”奥努弗里耶证实道。

现在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这里确实发生过如特罗塔少尉刚刚经历的事情。看来,明天早晨就得把整件事情向上级汇报。军官伙伴们还没有回来。他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房间里都是空空的。他们现在都坐在军官食堂里谈论耶德里策克上尉的事件,是一件令人恐惧的耶德里策克上尉事件。他一定会被移送到军事法庭审判,会被罢职,会被枪毙。特罗塔系好马刀,抓起帽子,走下楼去。他得在楼下等候他的伙伴们。他在旅馆前走来走去。他觉得上尉事件比他刚才和卡普图拉克所经历的纠纷还要重要,这也太奇怪了。他相信他能够识破黑暗势力背后的险恶阴谋。陶希格太太不早不晚恰恰是今天要去她丈夫那儿,这让他觉得太蹊跷了。他逐渐意识到他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灰暗的事情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都是受制于一个强大的、险恶的幕后隐身操纵者,目的就是要将他给毁掉。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是明摆着的事。特罗塔少尉,这个索尔费里诺英雄的孙子,他一方面在毁灭别人,另一方面自己又被那些走向毁灭的人牵制着。无论怎么说,那些恶势力一直在用邪恶的眼光盯着这个不幸的少尉。

他在静悄悄的小巷里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声从对面的街道,从灯火通明的咖啡馆遮有帷帘的窗户前面回响。咖啡馆里有人在演奏音乐,还有纸牌摔在桌面上发出的噼啪声。现在这里唱歌跳舞的不再是昔日的那个夜莺,夜莺虽然换了一只新的,但歌还是老歌,舞还是旧舞。今晚,里面肯定没有他的伙伴们,特罗塔也不想去查看。尽管他早就不想在军队待下去了,但上尉的丑事还是压在他的心头。它使整个狙击营蒙羞。特罗塔在军校所受的教育使他很难理解在耶德里策克事件发生之后军官们居然还敢穿着军服在街上晃来晃去。是的,这个耶德里策克啊!他高大、壮实、快乐,是个好伙伴儿。他需要许多许多钱。他把一切都担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楚克劳尔少校喜欢他。狙击营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大家都觉得他比沼泽地和边境更强而有力。他居然会是一个间谍!

从咖啡馆里传来了音乐声、嘈杂的说话声和叮当的杯盘碰撞声。这些声音不停地淹没在青蛙不知疲倦的夜间大合唱之中。春天已经到了!但是科伊尼基不会回来了。他是唯一有钱能拯救他的人。他的欠债远远不止六千克朗,而是七千二百五十克朗。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就得还清所有的欠债呀!如果他不还钱,那么人们就会把他和耶德里策克上尉扯上某种关联。他曾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说到底,大家都是耶德里策克上尉的朋友呀!尽管如此,对于不幸的特罗塔少尉来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命运,这就是他的命运啊!而在两个星期以前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便服的自由而快乐的年轻人,正和画家莫泽喝酒聊天。可是,今天,他多么羡慕忌妒莫泽教授啊!

他听见拐角处有熟悉的脚步声传来。军官伙伴们回来了。住在布洛德尼茨旅馆的军官们全都回来了。他们成群结队、默默无语地走了过来。他迎着他们走过去。

“啊,你没有出门!”温特说,“那你肯定已经知道了!可怕,太可怕了!”

他们一个一个顺着楼梯往上走,一声不吭,脚步很轻,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溜上楼梯。

“所有人到九号房去!”中尉赫鲁巴命令道。他住的就是九号房,是整个旅馆最大的房间。他们耷拉着脑袋走进了中尉赫鲁巴的九号房间。

“我们得采取行动!”赫鲁巴说,“你们看见楚克劳尔了吧!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会开枪自杀的!我们得采取行动!”

“胡说,中尉先生!”利波韦茨少尉说。他学了两个学期的法律之后才参军的。他永远也脱不掉“平民”的气息。人们像对待后备军官那样,既畏惧他又时时讥讽他。

“我们不能在这儿采取任何行动,” 利波韦茨少尉说,“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继续服役!这种事在军队里不是第一次发生,可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没人应声。他们也许都意识到根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本来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此刻,却突然明白了他们只是被恐惧驱赶到这儿来的,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待在自己的房间去独自面对这种恐惧。可是,即使聚拢在一起,也无济于事,每一个人仍然感到十分孤单和恐惧。他们抬起头,面面相觑,而后又低下头去。在瓦格纳上尉自杀之后,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所有人都想起了耶德里策克上尉的前任,瓦格纳上尉。现在,他们都盼望耶德里策克也去自杀算了。他们不禁怀疑:已故的瓦格纳上尉就是因为害怕被捕才会选择自杀的。

“我要去,我可忍不住了,”哈贝曼少尉说,“我要揍扁他。”

“首先,你可要忍住!” 利波韦茨回答说,“其次,他会自杀的。人们一旦摸清了他的底细,就会给他一把手枪,把他关起来。”

“耶,不错,还是这样好!”有几个人喊道。他们全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希望上尉此时已经自杀了。他们仿佛觉得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军事审判找到了这样一个明智的惯例。

“我今晚差一点儿就干掉了一个人!”特罗塔少尉说。

“谁?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

“卡普图拉克,你们大家都认识他。”特罗塔开始斟字酌句地将整件事情娓娓道来。讲着讲着,脸色也变了。讲到最后,也没有讲清楚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将马刀刺入卡普图拉克的胸膛。他感到大家都没听懂他的话。是的,他们都不理解他。

“假如是我的话,准会把他给干掉!”有一个人喊道。

“我也会的!”第二个人也跟着喊道。

“我也会的!”第三个人又喊道。

“事情可不那么简单!” 利波韦茨又插嘴喊道。

“这个犹太人,该死的吸血鬼!”有人说了一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因为他们记起利波韦茨的父亲也是一个犹太人。

“是的,我突然,”特罗塔又开口说道—他感到极为惊讶的是此时他想起了已故的马克斯·德曼特和他的祖父,酒店老板中的白胡子大王—“我突然看见在他身后有一个十字架!”

有人笑了。还有一个人冷哼道:“你肯定是喝醉了!”

“好了,别说了!”赫鲁巴最后命令道,“明天,我们要把这一切汇报给楚克劳尔少校!”

特罗塔打量着这张张面孔:死气沉沉而又疲倦不安。然而在疲倦不安的面孔上又露出快活的神情。假如德曼特还活着就好了,他想,那我可以和他—酒店老板白胡子大王的那位孙子—谈谈!他尽力不动声色地悄悄地走出去,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他向楚克劳尔少校汇报了这件事。汇报时他用的是一种军队的语言,从孩童时代起他就习惯于用这种语言作报告和讲述事情。这种军队语言可以说就是他的母语。不过,他觉得他并没有把整件事情讲清楚,关键的地方还没有讲出来。他似乎觉得他所经历的与他所作的报告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而又捉摸不定的鸿沟,几乎可以说是隔着一个陌生的国度。他也没有忘记报告他相信他看到的那个十字架的影子。

正如特罗塔所预料到的那样,少校笑了,并问道:“您喝了多少?”

“半瓶!”特罗塔说。

“噢,难怪!”楚克劳尔说道。

他,苦恼的楚克劳尔少校只笑了一会儿。这个事情很严重。倒霉的是严重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得向上级报告。但是,也可以等等。

“您有钱吗?”少校问道。

“没有!”少尉说。

他们不知所措地望着对方,目光茫然而呆滞,人们只有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可怜的目光。不是一切都写在规章里。人们可以把那些规章制度条例本子从前到后、从后到前仔细地查遍也不是什么都找得到。少尉做得对吗?是他拿刀拿得太冒失了吗?那个借钱给人家又要把钱要回去的人做得对吗?如果少校把军官们都叫到一起,和他们商量:谁能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呢?谁又能比狙击营的这位指挥官更聪明呢?这个不幸的少尉究竟出了什么事?平息那次罢工事件就已经大费周折。灾难,一个接一个地笼罩在楚克劳尔少校的头上,灾难笼罩在特罗塔的头上,灾难笼罩着狙击营。他急得直搓手,他,楚克劳尔少校只要有可能,就会在处理军务时搓起手来。即使所有的军官愿意帮特罗塔的忙,也凑不齐那么大一笔钱呀!如果不能还清这笔欠债,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

“你要那么多钱干吗呀?”楚克劳尔少校问道,但他马上又想到他心里清楚这件事。他挥了挥手,表示不用回答他的问题。“您给令尊大人写封信!”楚克劳尔少校说。他觉得他说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报告结束了。

特罗塔少尉回到房里,坐下来,开始给父亲大人写信。没有酒这信是写不下去的。于是他下楼去了咖啡馆,要来了一杯“180度”,还有墨水、纸和笔。他开始写了。一封艰难的信,一封无法写的信。特罗塔少尉写了一个开头又把信给揉皱,接着又写,又揉皱,揉皱了又写。对于一个少尉来说,最艰难的莫过于要写下与自己有关的甚至对自己又危险的事情了。这一点在少尉特罗塔身上得到了证实。他早就厌恶军队的生活,但还保存着一个军人的虚荣心,所以还留在军队里。当他试图向自己的父亲描述这件复杂的事情时,他出乎意料地又变回了那个军校学生特罗塔,那时他站在父亲的阳台上听到《拉德茨基进行曲》时就决心为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地利献身。人的心灵是多么奇特,多么变化无常,多么复杂啊!

特罗塔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整件事写完。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玩牌的和玩轮盘赌的人已经聚集在咖啡馆。店老板布洛德尼茨先生也出来了。他那种恭敬的态度显得很不寻常,又十分可怕。他在少尉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这使少尉觉得这是在故意提醒他与卡普图拉克的纠纷,提醒那亲眼看到的见证。特罗塔站起来去找奥努弗里耶,他走到过道里,朝楼梯那里喊了几遍奥努弗里耶的名字,但没有听到回应。布洛德尼茨走过来说:“您的勤务兵今天早晨走了!”

特罗塔只得自己去车站寄信。半路上他想起奥努弗里耶没请假就走了。他所受的军人教育使他对勤务兵大为恼火。少尉自己也经常穿着便服不请假偷偷地溜到维也纳。也许,勤务兵只是上行下效而已,说不定有个姑娘在等着他。我要把他找回来,然后把他关起来。少尉寻思着。但同时又觉得他并不是有意的,也不是真的要这么做。这只是一句机械的习语,只是无数机械性习语的一句,他们早就深藏在军官的脑袋里,代替了他们的思想,叫他们不假思索地做出盲目的决定。

不,勤务兵奥努弗里耶在村子里并没有心爱的姑娘。他有四个半公顷的土地,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现在由他姐夫管理着。他曾把二十个十克朗的金币埋在地里,埋在小屋左边第三棵柳树旁,也就是通向邻居尼卡弗家去的那条小路上。勤务兵奥努弗里耶今天一大早就起床,先替少尉刷好制服,擦好靴子,把靴子搁在门前,把制服挂在椅上,然后就拿起樱桃木棍直奔布尔德拉斯基村。

他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小道两边生长着柳树。这是唯一的一条干路,因为柳树吸干了路基上的水分。小道的两边升起灰蒙蒙的、变化多端的、幽灵般的晨雾,一个劲地向他袭来,吓得他赶紧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还不停地用颤抖的嘴唇念诵祈祷文。尽管如此,他的情绪高昂,因为此时他看见了路左边的有着石板瓦屋顶的铁路大仓库。它还是在它原来的地方,这给了他某种安慰,于是又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不过,这次是感激上帝的善心,让这些铁路仓库还在它们原来的位置。

太阳升起后的一个小时,他来到了布尔德拉斯基村。他的姐姐和姐夫已经到田里干活去了。他进了他们居住的小屋,那是他的父亲留下来的。孩子们还在摇篮里熟睡。摇篮用一条系在天花板上的粗绳吊起来,绳头系在一个弯弯曲曲的铁钩子上。他从屋后的小菜园里拿了一把铁锹和一个耙子,出去寻找小屋左边的第三棵柳树。他站在门口,背对着门,眼睛望着地平线。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确认自己的右手臂朝着右边,左手臂朝着左边,于是他向左边走去,对着邻居尼卡弗家走去,走到第三棵柳树前便开始挖起来。他不时地朝四周看看,以便确认没有人在偷看他。没有,没有人在看他干什么。他挖呀挖。太阳升得很快,他以为已经到中午了,其实才上午九点钟。

他终于听到铁锹碰到了什么坚硬的、叮当响的东西。他放下铁锹,拿起耙子,把松动的土轻轻地翻起来,而后,他把耙子也放下,索性趴在地上用十个手指把松软又潮湿的泥土块扒开来。他先摸到一个亚麻布口袋,摸索着绳结,把绳结解开,拿出一块布,里面包着的就是他的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

他没有时间数了。他把这笔宝贝藏在裤子口袋里,去找布尔德拉斯基村的犹太酒店老板,即一个叫希尔施·贝尼福尔的人。这个人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唯一的银行家。

“我认识你!” 希尔施·贝尼福尔说,“我也认识你父亲!你需要糖、面粉、俄罗斯烟草还是钱?”

“钱!”奥努弗里耶说。

“你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问。

“很多!”奥努弗里耶说—他把手臂伸得开开的以示自己需要很多钱。

“好的,”贝尼福尔说,“我倒要看看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贝尼福尔打开一个大账本,账本上记着:奥努弗里耶·克罗兴拥有四个半公顷土地。贝尼福尔根据这个情况准备借给他三百克朗。

“我们去找村长吧!” 贝尼福尔说。他把妻子喊过来,嘱咐她看好店,自己则和奥努弗里耶一起去找村长。

在村长办公室,他把三百克朗交给了奥努弗里耶。奥努弗里耶坐在一张被蛀虫咬过的桌子边,把他的名字签在字据的下面。他摘下帽子。太阳已经升得老高,透过小窗户将炙热的光线射进来。奥努弗里耶出汗了。在他窄小的额角上沁出了如水晶一般透明的汗珠。奥努弗里耶每写一个字母,额角上就会冒出一滴汗珠。这些汗珠就像是奥努弗里耶脑袋里哭出来的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啊,往下流。他的名字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字据下方。二十个十克朗的金杜卡特藏在裤子口袋里,三百克朗的纸币放在制服上衣口袋里。奥努弗里耶·克罗兴开始往回走。

下午,他回到了旅馆。他走进咖啡馆,打听少尉的去处。他在那些玩牌的人中间看见了特罗塔。奥努弗里耶就像站在营房的院子里那样无忧无虑,他的宽脸像太阳一样金灿灿的。特罗塔将柔情藏在心间,用愤怒的目光久久地瞪着他。

“我要把你关起来!”少尉不假思索地说,“到房间里去!”特罗塔说着站了起来。

少尉走上楼去,奥努弗里耶跟在他身后,始终与他保持三步的距离。他们进了房间。

奥努弗里耶脸上仍然是金灿灿的。他报告道:“少尉先生,这里有钱!”说着,把裤子口袋和上衣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并走上前,把钱放在桌上。那个装着二十个十克朗金杜卡特的深红色口袋布在地下埋了很久,所以现在还沾着银灰色的泥土。口袋旁边放着蓝色的钞票。特罗塔把钞票数了数。然后他打开那个口袋,数了数口袋里的金币。随后把纸币和金币一起装进口袋里,把口袋扎起来,递还给奥努弗里耶。

“可惜我不能拿你的钱,你懂吗?”特罗塔说,“这是违反军规条例的,你懂吗?如果我拿了你的钱,我就会被降级,就会被开除,你懂吗?”奥努弗里耶点点头。少尉站在那里,把那扎钱举在手上。奥努弗里耶不停地点头。他伸出手,抓住那扎钱,还在空中摇了一会儿。

“下去吧!”特罗塔说。

奥努弗里耶拿着那扎钱走了。

少尉想起了在骑兵营的那个秋夜,他听见身后传来了奥努弗里耶那重重的脚步声。他也想起在军队医院里读过的那些绿色封面小薄册子里的一些军界幽默小故事。上面写的都是一些感人至深的勤务兵的故事,那些勤务兵全是高大粗笨却有着金子般心肠的农家小伙子。特罗塔少尉没什么文学品味。每当他听到“文学”这个词时,他能想到的只有赛多尔·科勒尔的戏剧《茨里尼》。但是他对那些小薄册子里描写的忧郁而温柔的情调,那些金子般的人物形象有些许反感。特罗塔少尉的经验不足以让他知道真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高大粗笨而心灵高贵的农家小伙子。在那些坏书里居然也会重现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真实的事情,噢,原来坏书只是写得不好而已。

总之,特罗塔的经验实在是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