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独立思考的大脑脱离现实就是做无用功,因为大脑的创造力是一种作用于现实的手段,一旦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人就会迷失方向。

科学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基于现实

如果一个世纪以前,有人告诉乘坐马车、用油灯照亮的人说:未来有一天纽约会每夜灯火辉煌。人们可以在万里汪洋中向陆地上的人求救,陆地上的人能接收到他们的信号,并能明白信号的含义;还有人类可以乘坐飞机在空中飞行,其速度甚至比鹰飞得更快——我们的祖先肯定会报以怀疑地一笑。他们的想象力无法接受这些。在他们看来,现代人几乎就是另一种群。

这是因为现代人的想象是建立在实证科学的研究之上,而以前的人们却只凭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个简单的事实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当人们耽于沉思时,他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变的,但是当想象力开始与现实接触时,思想便开始通过改变外部环境来进行有效的工作。人类的思想仿佛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伟大力量——创造的力量。

我们因此来推测上帝的意图,天地万物被创造出来都是上帝的意志,而且都能自我实现。上帝想:看看吧!按照创造的顺序,光出现了,然后生物也出现了。

凭借着实证科学的方法,现代人似乎找到了思维的秘密通道,将人类引向圣途,给人类展示出真实的自然,就如《圣经》中所说:“用我们人类应有的样子造人吧”!

人类只能说:“让世间充满光吧”——转瞬间,世间出现了神奇的光辉;“让人类在天空中飞翔吧!让他比宇宙中所有的飞禽都飞得更高吧!”——这个愿望也实现了;“让遇难水手的呼救声神奇、悄无声息地传到遥远的地方吧!”——愿望又实现了。“让事物复杂,让植物种类繁多,这样人类的生活方式就能更加丰富多彩!”——这个愿望也实现了。

当造物主开始创造,人类的想象也已经开始了时,即人类的想象第一次应用于实际生活当中。只有在那个时候,想象才能创造出奇迹。

就像藏匿在将要高飞的鹰翼下的小鸟一样,一旦被带到高空就与大鹰分道扬镳,凭着自身的努力,飞得更高。人类也是如此,起初紧紧依靠着造物主,依附于造物主进行最严肃的思考,同造物主一起在高空飞翔、探索真理。后来人类的想象力脱离开造物主、高于造物主、远于造物主。人类似乎反映出了神性,人类磅礴的气势显露出的神奇力量,是过去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故事“原罪”是一则永恒的寓言,讲的是一个人希望只为自己而活,希望自己能取代上帝、脱离上帝去进行创造。因此他陷入了无能为力、备受奴役的悲惨的泥潭。

如果独立思考的大脑脱离现实就是做无用功,因为大脑的创造力是一种作用于现实的手段,一旦将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人就会迷失方向。

这种智慧之罪与原罪和将手段与目的混为一谈之罪极其相似,并以渗透在精神生活中的“习惯势力”的各种形式出现。因此,在许多活动中,人类把更简单、更容易、更易理解的手段与目的相混淆。例如,当把营养作为贪食的借口,把食欲作为自身的最终目的时,不仅不会使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而且还会损害身体。再比如,在物种繁殖方面,当性冲动成为最终目的,而不是作为延续生命的手段时,就会出现退化和不生育现象。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运用创造活动,而不是将其创造活动建筑在造福人类的现实基础上,人类对智慧就犯下了同样的罪行。这样做,人类会创造出一个充满阴差阳错虚无的世界,就不会像上帝那样创造出永恒的珍品,而是会毁坏现实中的创造力。

因此,实证科学给我们描述了思想的“救赎”,对原罪的洗礼以及心力自然法则的回归。科学家就像《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在犹太人迁出埃及后被允许探查希望之乡。他们带着一大串要两个人才能搬动的葡萄来了,人们看到葡萄时,惊讶不已。

同样,今天的科学家也深入到了真理的希望之乡,在那里隐藏着人类能够研究的大自然的奥秘。他们从那里归来,带着奇妙的果实让所有的人看。奥秘很简单:这是一种非常精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基础是观察、谨慎和耐心。人人都可以探索奥秘,因为这些很“神秘”的奥秘与他们的精神生活有最密切的需求关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探索者才能深入研究?为什么一般人只能待在外面消极地享受别人的劳动果实?是因为使人类走上了认识真理、搜集事实道路的实证科学的方法——由此也就使人类走上了建筑自己想象的道路——仅属于命中注定的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吗?

这种标志着智慧改善的方法应该是一种所有新人类以此而形成的方法,即新一代形成法。

在《圣经》故事中,那些探索者们就是信使,也是那些希望之乡存在的见证者,他们见证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希望之乡。因此,所有人都同样应该受到科学方法的影响。每个孩子都应该能做第一手的试验,能观察,能把自己与现实紧密相连。这样,想象的翅膀就会从更高的基点起飞,孩子们的聪明才智也会自然地被引导到创造的道路上来。

现实也是艺术想象的基础

智力活动不仅仅限于精确的观察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根据逻辑推理,很可能就会有伟大的科学新发现。但是人的大脑还可以进行更高级的活动。因此,没人敢面对着某个科学发现说:“这件事,我本来也能做。”

但丁、弥尔顿、歌德、拉斐尔、瓦格纳都是非凡的神奇人物,旷世奇才,不能用简单的观察和推理过程来划分他们的神奇智慧。然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艺术想象力,都有用自己的头脑创造美的本能。随着这种本能的充分发展,世上便有了巨大的艺术宝藏,像金子的碎片一样散落在每个有人烟的角落,散落在和平年代中人的智慧有时间成熟的地方。在每个保留有古人遗迹的地方,我们都能找到具有当地风格的艺术品、器具、诗歌以及民间音乐。这些种类繁多的人类内心世界的创造,就像彩虹色的贝壳里含着软软的肉一样包裹了人类,保护了人类的精神需求。

除了对物质的现实进行观察之外,还有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使人类远离凡俗的尘世,进入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可以在本身有限的范围内进入这个境界。

但是,没有人能说人类可以凭空创造艺术品。所谓的创造实际上就是一种合成,一种建立在大脑中对原始材料的提炼,这些原始材料是通过感官从周围的环境收集而来。人们从古老的格言中总结了一个普遍性的真理:出众的才智无一不是源于感官。我们不可能“想象”出那些没有呈现在我们感官面前的事物,甚至如果我们要解释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事物,语言都会显得贫乏,因为我们的意识受到了经验的限制。米开朗琪罗的想象力也只不过是把上帝画成一位可敬的白胡子老人。当我们想象地狱中无休无止的痛苦时,我们就会想到火,而说到天堂我们就会想到金碧辉煌。那些生来又聋又瞎的人对他们从来不能感知的事是不会形成固定概念的。众所周知,天生的盲人是把颜色比作声音才能猜想出是什么颜色。例如,他们把红色想象为喇叭的声音,蓝色是美妙的小提琴的旋律。天生的聋人在读到有关对美妙音乐的描述时,就想象出一幅典雅美的画。诗人和艺术家的气质都极为感性。并非所有感官都等量地为想象提供服务,而是某些器官常占据优势地位。音乐家听觉敏锐,倾向于用听到的声音来描绘世界。一片静谧的树林中夜莺的歌唱、幽静乡间滴答答雨滴声,这些对伟大的作曲家都可能是灵感的源泉。有的作曲家描述一片乡间景色时,主要描述它的静谧与喧嚣。有些人视觉非常敏锐,事物的形状、色调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触觉敏感的人描述的内容也许是运动、起伏及事物的猛烈推动,以及对平滑和粗糙等的触觉印象。

有的人没有触觉印象,他们的精神生活非常紧张,他们虽然内心有感觉,但是不能看做是想象的成果,却又不得不把它作为感知的事实予以承认。“上帝赐予的启示,”圣·特蕾莎修女说,“与用于丰富我们灵魂的伟大恩赐不同,他们与光明、彻悟和智慧相伴随。”但是,如果这些人想描述那些不是通过感官产生的印象,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感觉印象的语言。意大利加伯雅的雷蒙德说:“我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字字震动我内心,而不是我的耳鼓。然而,与来自外部的声音相比,我却清楚地明白其意义。如果我能把它称之为一个我从来没听到过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不可能再复制出来。这种声音形成语音,并将其送入我的灵魂深处。”《圣·特蕾莎传》中类似的描写比比皆是。在这些描写中,圣·特蕾莎用不太恰当的感官语言,竭诚表达她不是用眼睛,而是用灵魂见到的事物。

这些凡人会产生、圣人也同样会产生的内心印象之间的区别(这些内心印象当然不构成圣洁),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幻觉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精神病患者的大脑皮层受到刺激,就会把储存在感觉记忆中昔日的意象再次显现出来。这些往日的意象就会带着外部感官的色彩进入获取该意象的外部世界。因此,患者坚信他亲眼目睹了自身的幻影,听见了困扰他的声音。他被沦为病态的受害者,其整个人格暴露了他机体的衰竭和心理的崩溃。

如果抛开那些很少出现的直接的内心印象不说,甚至也不将其看作为单纯具有辅助作用,那么那些印象也许能成为目的论者或英国心理研究会会员的研究课题,但是不会被列入教育概念。因此,留给我们考虑的就只有一种为智力活动所准备的材料,即感官材料。

因此,想象只能以感官为基础。精确地观察事物性质的所有不同细节的感官教育,就成为观察进入我们感官的事物及其现象的基础。这种感官教育有助于我们从外部世界收集物质材料用于我们的想象。

想象的创造没有纯粹模糊的感官支持,就是说,它并不是在光、声、色以及印象的意象中没有任何羁绊地遨游。相反,富于想象的创造是和现实紧密相连的有机构成,它与外部世界形式联系越紧密,其固有的创造价值也就越高。即使在推测虚构的超人世界时,想象也必定限制在与现实相连的范围内。人类不断地创造,都是以内心萌生的模型为原型。

我们羡慕例如《神曲》这样一流的文学作品中,伟大诗人脑海中不断出现的实实在在的素材,这些素材通过比较,阐明了想象的事物。

好像鸽子为欲望所召唤,

振起稳健的双翅穿过天空回到爱巢,

为它们的意志所催促;

就这样,它们离开了黛朵[黛朵(罗马神话),传说中迦太基的建国者和女王。]的队伍,

穿过恶气快速飞去。

---(但丁《地狱篇》)

好像一个人从海里逃到岸上,

喘息未定,回过头来

向那险恶的波涛频频观望;

我的心灵仍旧在向前飞奔

就像那样地回过头来观望

那座没有人能从那生还的关口。

---(但丁《地狱篇》)

好像羊群一头、两头、三头

走出围栏,余下的怯懦地站立,

低垂着眼睛,鼻子也向着地,

头羊怎么做,它们也怎么学,

它若停下不动,它们就围拢过去,

显得又蠢又安静,却不明了目的。

我看到那头羊,移步向它,

它就是羊群的首领,

它神态那么谦和,行动那么庄严。

---(但丁《炼狱篇》)

就像透明晶莹、光滑无比的玻璃,

或是清澈明净,水波不兴,

并非深不见底的湖水,

能映出我们面孔的轮廓和光泽;

但那么朦胧,就是洁白额头上的珍珠

也是缓缓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

我就是那样看到许多渴望说话的脸。

---(但丁《天堂篇》)

但丁的比喻异常丰富,奇妙无比。而每一位伟大的作家、演说家都是把想象的硕果与观察的事实紧密相连。我们赞誉他们为天才:想象力丰富、博才多学、思路清晰、切中要害。

“像一群没有捕到兔子的猎狗,夹着尾巴,垂首默默地回到主人身边一样,外国雇佣军在那混乱的夜晚逃回了唐·罗德里戈的城堡。”[这是曼佐尼·A的作品《约婚夫妇》中的一个段落描写——译者注。]

比喻仅限于实实在在的人和事。正是这种标准,也正是这种形式给了人们大脑以创作的力量。富于想象的作家应享有丰富的感觉观察材料,这些观察所得到的材料越精确、完善,作家所创造的形象也就越丰富多彩。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痴人说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那些痴人想象力极其丰富。痴人混乱的思想与富于想象的隐喻修辞手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根本没有正确感知客观事物,也没有能力将客观事物与头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至于后者,则能正确地感知客观事物,而且与头脑紧密地结合,相互制约,和平共处。

富于想象力的语言的价值由下列条件决定:所用的意象应源于客观事实、作者应将事实与创作出来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应运用技巧使他对合理的以及和谐的意象容易产生联想。若作者重复仿效他人的想象,则会一事无成。因此,每一位艺术家都应该成为观察家。说到智力的普遍性,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进一步培养想象力,人人都必须首先使自己与现实联系在一起。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艺术。艺术家“想象”一位人物时,并不是简单地复制,而是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实际上是建立在大脑观察现实的基础上得到的成果。画家、雕刻家的视觉对周围环境的形状、色调都非常敏感,他们能感知周围环境的和谐及差异。艺术家通过观察分析、去粗取精,最终使自己更加完善,成功地创做出伟大的篇章。不朽的希腊艺术就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创造,当时流行衣着单薄,这使艺术家们得以自由地观察人体结构。敏锐的观察力使艺术家们将美丽的体型与缺乏和谐的肉体区别开来。他们在天才灵感的驱动之下,深思熟虑,从大脑感知储存的细节中筛选出个体美,然后加以综合,创造出完美的人物。与镶嵌工艺不同,艺术家的创作不是将部分拼凑在一起而构成整体,在灵感迸发时,他看到的是他的天赋创造出来的完整的新形象。他们积累出来的素材像血液养育了胚胎中的新生命一样,孕育了一个新作品的诞生。

拉斐尔为了找到圣母像的模特,经常光顾罗马美女云集的特拉斯特维尔寓所。他在这里熟悉了FORNARINA[FORNARINA,意大利时装名牌。]和它的模特们。但是,当他画圣母像时,却再造了“心中的肖像”。据说,米开朗琪罗通宵达旦、遥望星空,有人问他在望什么,他回答道:“我看到了一个圆顶”。正是得以效仿他所想象出来的奇妙图案,闻名遐迩的罗马圣彼得圆顶教堂才得以风靡一时。倘若米开朗琪罗研究建筑时没有积累素材,圣彼得大教堂无论如何也不会名垂千古。

没有哪个天才能创造出绝对全新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只需想想艺术中一些如同人类幻想无法超脱尘世一样忧郁、离奇的常用形式就知道了。令人惊奇的是长着翅膀的天使形象竟然依然存在至今,没有一位艺术家对之加以改动。为了表现出比人更加缥缈、没有物质重量的生命,我们让健壮的人背上长出羽毛厚实的大翅膀。在一个生物的身上融合了诸如头发和羽毛这类东西,让人类像昆虫一样长着六肢——双手、双脚和一对翅膀,这确实非常奇怪。这种“荒诞的构想”不断付诸实际,这当然不是艺术思想的原因,而是由于语言匮乏的结果。事实上,我们说天使“飞翔”,是因为我们的语言是人类的、世俗的,也因为无法想象天使到底该是怎样的。没有几位艺术家能在天使报喜图中将天使描绘成闪闪发光、精美、纤细的形象。

艺术越接近真实就越完善。譬如,在客厅里,有人恭维我们,如果他的恭维确实是我们自身的某一优良品质,我们会感到由衷地满足。因为他的赞扬很中肯,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此人观察过我们,对我们怀有真诚的敬意。我们因此断定,此人观察敏锐,才智聪颖。我们便想报答他的友好情意。反之,如果他的恭维并非是我们所具有的品质,或歪曲、夸大了我们的真正才能,我们便会反感地想到:多么粗俗的家伙!甚至会比以前更冷落他。

但丁优美的十四行诗一定深深打动了比阿特丽斯的心。

我心爱的姑娘多么温柔、多么纯净,

当她伫立在路旁向我问安,

我的舌头打战却说不出话来,

眼睛想看却不敢看。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

她腼腆地走着,一身素衣打扮。

如仙女自天上下凡,

到了人间。

在男人眼里,她是多么可爱,

看见她的身影,内心就泛起

一阵无法表达的甜蜜;

她的朱唇之间仿佛充满

爱的抚慰,永远在对我的灵魂说:“哎!”

---(但丁《新生》)

另一首十四行诗肯定给那些有自尊的、非常敏感的女性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文体臃肿、夸夸其谈。因为这首诗中充斥了许多不恰当、夸张的隐喻。

你的致意和目光多么迷人,

给那在路上遇见你的人送来死亡;

爱我的情敌,而无视我的求爱,

不管她的所为使我多么伤心。

径直走到他的箭所射向的地方,

箭刺穿了我的心,把它撕成了两半;

我犹如一个站在死神面前的人,

说不出话——我忍受的痛苦无法比拟。

犹如一块石头击碎窗户,

惊动了屋内的一切,

也刺穿了我的双眼;

在那一刻我失去了生命和灵魂,

站在那里,面对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人,

假装仁义地嘲笑着。

假如想象的真正基础是现实,而且其直觉与观察的精确度相关联,那么为了使儿童获得想象所需要的材料,就有必要让儿童准确地感知周围的事物。而且,在严格界定的范围内进行推理、进行事物之间区分的智力训练,为富于想象的思想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些思想作品越富丽堂皇,就越与某种形式紧密相连,相关的个人想象也就越符合逻辑。夸张以及粗俗的幻想都不能使儿童正确思考。

真正的智力准备挖掘出了欢笑壮丽的河床,智慧的创造如泉水般涌出,在河床中流淌,不会泛滥,也不会毁灭内在秩序的美。

说到智慧的创造,我们没有能力控制。“绝不要阻止某种活动的自然产生,即使它像几乎看不到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样渺小。”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等待”,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竟然认为自己能“创造智慧”?我们除了“观察和等待”萌芽的草叶和自身裂变的微生物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果富于创造力的想象不是不切实际的想象、不是幻觉和错误,那么它就必须像把金碧辉煌的宫殿牢牢建立在岩石砌成的基础之上一样,把智力扎根于坚实事实的基础之上。

儿童的想象

人们普遍认为,幼儿的想象力活跃、丰富。因此,我们应采取一种特殊的教育来开掘这种特殊的禀赋。儿童的心理状态也与我们的不同。他们超越了我们界定的范围,喜爱在虚无、迷人的世界里遨游,原始人也存在这种倾向。

但是,这种幼稚的特征概括了现在受到怀疑的唯物论观点。个体发育学概括为种族发育,即个体的生活再造了同类的生活,就如同人类的生活再造了文明的生活,我们在幼儿的身上看到了原始人的心理特征。因此,孩子像原始人一样,被迷人的、超自然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所吸引。

如果不沉迷于这种科学幻想中,把像儿童这样“还未成熟”的机体与像原始人那样远不如我们成熟的心理状态相比,很容易就能说明它们之间相距甚远。但是,即使我们不干涉那些将孩子们的心理状态解释为“原始状态”的人的信仰,我们也应该指出,既然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原始状态都是暂时的,那么就必须取而代之。因此,教育就应该有助于儿童冲出这种状态,而不是应该发展这种原始状态,或是让儿童停留在这种状态。

我们在儿童身上发现的所有不完全发展的形式与原始人的相应特征有相似之处。例如,在语言方面、表达贫乏、只有表达具体意思的词汇、用词笼统、一个单词表达几个目的,或表示几件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由于这个原因,坚持人为地将孩子限制在原始语言上,让他们顺利地通过史前时期。

如果有人永远停留在虚幻的东西占主导地位的想象状态中,那么我们的孩子却恰恰相反,属于另一种人。他们的兴趣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在科学的文明建设中,在需要有极其丰富想象力的作品中,这种想象代表了我们孩子才智形成的环境。在儿童智力发展的朦胧阶段,他们被奇妙的幻想所吸引是自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因此,他们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至少在一定限度内给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

一种被认为是适合儿童时期,且几乎被普遍认为是有创造力的想象形式,就是婴儿大脑自发的创造性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儿童赋予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以自己希望能拥有的特征。

谁都见过孩子像真正骑着高头大马一样骑在父亲的手杖上,鞭打着拐杖,这是孩子“想象”的有力证明。孩子在建造既有椅子,又有扶手的四轮豪华马车时,感受到多大的乐趣啊!一些孩子在马车里仰靠着,愉快地欣赏着车外虚构的风景,向欢呼的人群鞠躬致意。另一些孩子则坐在被当作辕杆的椅子背上,抽打着烈马似的用手在空中挥舞。这是“想象”的又一例证。

但是,我们观察那些拥有小马驹、习惯于在马车或轿车里进进出出的富家子弟,我们发现他们会用轻蔑的眼光看着那群兴高采烈地抽打手杖东奔西跑的孩子。看着那些将自己想象为被不动的扶手椅拉着跑的快乐的孩子,他们非常吃惊。他们这样评论那些孩子:“他们太穷了。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没有马,没有马车。”成人们听天由命,孩子们却喜爱幻想。但这并不是想象的例证,这只是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不是与天赋相关联的活动,而是意识和感觉贫乏的一种表现。我们确信,为了教育富家子弟,没人会说我们该把他们的马驹牵走,给他们手杖玩。我们也没有必要阻止穷人的孩子满足于对手杖的幻想。一个穷人,一个叫花子,除了干面包充饥以外一无所有,如果他来到富人家地下厨房的格子窗前,闻到那扑鼻的香味,想象自己此刻正就着他的面包吃着那些丰盛的菜肴,谁又能叫他别这么想呢?但是,为了培养这些丰衣足食的幸运儿的想象力,没人会说:我们应该将他们的菜肴拿走,只让他们啃面包、闻菜肴的香味。

一位深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因为穷困潦倒,她把仅有的一片面包用以下方式给孩子。她将面包分成两块,分两次给他,并说道:“这块是面包,这块是肉!”于是孩子心满意足地吃了起来。但是没有哪个母亲为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而让孩子饿肚子。

有人曾一本正经地问我:“如果将一台钢琴给一个像在练琴似的不断用手指在桌上练习的小孩,是不是件坏事?”“为什么是件坏事呢?”我反问道。“因为如果我们给了他真的钢琴,孩子无疑会学到音乐,但他的想象力便得不到锻炼了,因此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福禄培尔(德国教育家、幼儿园创办人)设计的一些游戏便是建立在相似的信条基础之上。将一块积木给孩子,说道:“这是一匹马”,然后又将积木按一定的顺序摆好,对孩子说:“这是马厩。现在让我们把马放进去。”再把积木重新排列,说道:“这是一座塔,这是一座乡村教堂,等。”在这样的练习里,实物(即积木)不像被当作马匹的手杖容易引起幻想。孩子在向前移动时至少可以骑手杖,抽打手杖。用马搭建的塔和教堂使孩子们的头脑混乱到了极点。更有甚者,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孩子在“自发地想象”并用大脑工作,因为这时他必须按照教师的提示去做。他是否真的认为马厩变成了教堂,他是否在开小差,谁也无法知道。当然,孩子好动,却不能动,因为他不得不潜心思考教师提示的一连串电影式的意象,尽管这些意象只存在于同样大小的积木中。

那么在这些尚未成熟的小头脑里培养起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成人世界里发现与此相似的又是什么呢?它使我们明白,通过这种教育方式,我们在用什么样特定的形式训练我们的思维。的确,有人把树当作王位去发号施令,有些人相信他们自己就是上帝。因为“错误的知觉”,或说的更严重一些,“幻觉”是错误推理的开始,是神经错乱的并发症。精神病人什么都干不了,同样,那些孩子,他们受着旨在将他们未得到满足的欲望的幼稚表现发展为狂躁、僵硬的教育,他们既不能为别人,也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

我们假定用一种使孩子把虚幻当作现实来接受的方法来发展其想象力。例如,在说拉丁语的国家,圣诞节被说成是一个名叫比法娜的丑女人越过围墙,从烟囱里钻下去,把玩具送给那些听话的孩子,却把煤块留给那些调皮鬼。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后代的国家,圣诞节则是一位浑身雪白的老人挎着一大篮子送给孩子们的玩具,在夜里进到他们的房间。然而,我们的想象成果怎么能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呢?我们的想象不是孩子们的,他们只是相信,没有想象。轻信确实是尚未成熟的头脑的特征。这些是头脑缺乏经验及现实知识,缺乏辨别真理与谬误、美丽与丑恶、可能与不可能的人。

那么难道仅仅因为孩子在无知、不成熟的年龄表现出轻信,我们就希望在他们身上培养轻信吗?当然,成年人也轻信,但是成年人的轻信是与其智慧相对而言的,它既不是智慧的基础,也不是智慧的产物。只有在愚昧的时代,轻信才会萌芽和增长,我们为已经度过了这样的时期而感到骄傲,因此我们把愚昧看做是轻信的标志。下面是一则17世纪颇具讽刺意味的故事。

巴黎的新桥是行人通行的要道,也是闲散者聚集的地方。许多江湖骗子和庸医也混杂其中。其中有一个大发横财名叫马里奥罗的江湖医生,出售一种他自称是产自中国的药膏,这种药膏能使眼睛变大、嘴巴变小、短小的鼻子可以变长、长鼻子可以缩短。德·萨丁警长传讯了这个江湖医生,把他关进了监狱,对他说:

“马里奥罗,你是怎样招徕这么多人,赚了那么多钱的?”

“先生,”马里奥罗回答道,“你知道一天之内有多少人过这座桥吗?”

“10~12万吧。”警长答道。

“对了,先生。你想他们当中有多少是聪明人呢?”

“100人吧。”

“这是乐观的估计,”马里奥罗说,“不过就按这个数字计算吧,我就是要靠那其余的9900人过日子。”

那时的情况与现在的大不相同,现在的聪明人多了,轻信者少了。因此,教育不应该面向轻信,而应该面向智慧。谁将教育基于轻信之上,谁就是在沙漠上建筑高楼大厦。

我记得一个在我们的社会里也许重复出现过成千上万次的事情,两位出身贵族的公主,为了免于命运所安排的生活的诱惑和虚荣的折磨,到一所修道院里接受教育。修女让她们相信世界充满了虚伪:当人们赞扬我们时,如果我们躲起来,听听我们不在时她们说些什么,我们会听到咒骂我们的话。当这两位年轻的公主到了可以参加社交的年龄时,便在一次晚会上首次露面。所有来宾都大肆称赞这两位公主美丽迷人。客厅里有一处用一幅大帘子遮掩着的部分,两位姑娘很想听听人们在她们背后说些什么,因此便溜进去,藏在帘子后面。当她们一离开,她们在场时有分寸的赞誉声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增加了几倍。两位姑娘告诉我,在那一瞬间,她们经历了一种不可言喻的感情突变。她们感到修女们让她们相信的一切都是假的,当即她们宣布不再信仰宗教,决定投入到尘世间的欢乐中。“后来,我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再一次信奉宗教的真谛,自己才理解了在社会华丽外表下的空虚。”

轻信会随着经验的增加和头脑的成熟而逐渐消失,指导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在一个国度里,就如在一个人身上,文明和灵魂的逐渐发展趋势必将减轻轻信的程度。正如常言道:知识赶走了无知的黑暗。在无知的地方,幻想最容易游荡,因为它缺乏能使之上升到更高层次文明的支柱。因此,当直布罗陀海峡成为海洋的门户时,赫拉克勒斯柱便不复存在了。现在,因为伟大的美国民主精神接受红印第安人进入其文明学校,因此哥伦布也休想使那些红印第安人再相信——天空会对他们唯命是从,只要他们一声令下,太阳就会躲藏起来。因为日食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白种人都已是熟知的自然现象了。

难道我们必须在孩子们身上“培养”建立在轻信基础之上的幻想吗?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轻信继续存在。事实上,当我们得知某个孩子“不再相信神话”时,我们便非常高兴。我们会说:“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这是应该发生的,而且是我们所期待的。他不再相信神话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孩子长大成人时,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为孩子的成熟做了些什么?对这脆弱的灵魂我们给了什么帮助,使它变得正直坚强?”尽管我们想方设法使孩子天真、幼稚、充满幻想,但是他仍然战胜了困难,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我们。他内在发展、成熟的动力指向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但是,他也许会对我们说:“你们把我们害得好苦啊!我们自我完善的活动已经够艰巨的了,你们却还压制我们。”因为宝宝的特点就是没有牙齿,所以我们紧咬牙关不让牙齿长出来;又因为宝宝的特点就是不能站立,所以我们不让其身体直立起来,难道这样的事情还少吗?事实上,我们在有意延长孩子贫乏、不确切的语言时,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不是在用使孩子集中注意力聆听词汇清晰的发音、通过观察嘴形变化的方法来帮助他,而是学着孩子幼稚的语言,重复他们笨拙的发音,用人们第一次竭力将单词发清楚时所惯用的方式,大着舌头发辅音,或把辅音发错。我们就是这样延缓孩子艰难的形成期,将其扔回到令其疲惫的婴儿状态。

今天,我们在所谓想象力教育的问题上扮演了同样的角色。

我们对幼稚头脑的幻想、无知和错误颇感兴趣,就如同以前我们经常将婴儿抛上抛下,使婴儿发狂欢笑一样,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婴儿卫生学斥为非常错误和极其危险的。也如同我们对圣诞节和孩子的轻信感到高兴一样。我们如果承认这种事实,就必须承认,我们有点像那贵妇人,表面上对收容所里贫穷的孩子感兴趣,嘴里却不断地说:“如果不再有这些病孩,我会感到很不愉快的。”我们也会说:“孩子们如果不再轻信,我们生活中就会失去很多乐趣。”

我们现在所犯的一个疏忽的错误就是我们为了自己取乐,人为地阻止了儿童的一个发展阶段。这就像野蛮的王国时代,人为地限制一些人的身体成长,使其成为供国王消遣的侏儒。这样说也许是耸人听闻,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没有意识到,但这就是事实。我们用高傲的藐视小孩的口吻说“我们真的不是小孩子”时,却不断地提到这个事实。如果为了观察儿童静止的低下状态,我们克制自己,不再拖延儿童的幼稚期,让他自由地成长并赞叹他在更高追求的道路上所取得的奇迹般的进步,我们就会附和耶稣,这样评价儿童:“谁想要完美,谁就必须像一个小孩。”

如果所谓的婴儿想象力是他们心智“不成熟”的产物,而我们又没能丰富其心智,没能使他们从内心进行自我挖掘,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在成为事物的主人的环境中生活,或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知识、经验来丰富他的头脑。为孩子提供了这些条件之后,我们必须让他们自由的成熟。正是从自由发展中,我们才有可能期望儿童展示其想象力。

要使我们当中最贫穷的孩子富裕起来,因为他们一无所有,他们是一切的奴隶——这是我们对他要负的首要责任。难道我们必须给所有的孩子马匹、马车以及钢琴吗?不,我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当牵涉到复杂的生命时,从来就不能采用直接的治疗方法。一无所有的孩子所梦寐以求的正是最不可能得到的。穷困潦倒的人梦想能腰缠万贯,受压迫者梦想能得到王位,拥有珍宝者却一心一意梦想珍宝尽可能地不断增多。

无业游民梦想有朝一日能成为王子,教师梦想能当上校长。因此,有自己“房子”的孩子,有自己的扫帚、橡皮、陶器、肥皂、梳妆台以及家具的孩子会很高兴地看顾这些东西,他的欲望会减弱,从中得到的平静为他内心的创造活动开创了一种广阔的生活。

正是生活在真正属于自己的财富中才使孩子平静,减少无益的幻想所消耗的宝贵精力。这样的结果不是通过想象他生活在自己所拥有的财富中来取得的。一些管理规范的孤儿院的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照你所说的方法,让孩子们练习实际生活,你来看看吧。”我去了,同去的还有一些权威人士,某个大学的教育学教授也去了。

孩子们坐在小桌子旁,玩着桌子上摆放的玩具,他们正在毫无表情地给一个玩具娃娃摆桌子准备吃饭。我吃惊地看着邀请我来的教师,他们似乎非常满意。很明显,他们一定认为游戏中摆桌子吃饭与实际生活相差无几,对他们来说,假想的生活与现实生活是一回事。这种在孩提时代慢慢灌输的微妙的错误形式,难道以后就不会发展为一种精神状态吗?也许正是这种错误使意大利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问我:“自由是件新鲜事吗?请读读夸美纽斯的著作吧,你会发现,在他那个时代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回答道:“是的,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所说的自由是一种真正意识到的自由。”这位教育家似乎没明白两者的区别,我应该这样说:“你难道不认为谈论百万财富与拥有百万财富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吗?”

对假想心满意足的人,似乎把假想的东西当作是真实存在而生活着。追求幻想,不“承认”现实。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几乎不为人所意识。当偶然意识到好像有一种病菌已经悄然无声地入侵了我们的智慧时,才会有一种警钟在我们的脑海里响起:“人啊!清醒地面对事实吧!”

想象力总是存在的,不论它是否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是否有着构筑的材料。但是,当它不是建立在现实和真理基础之上时,不是建造伟大的建筑时,它只不过是建造了一种压抑智力和阻止真理之光射入的外壳而已。

由于这个错误,人类失去了或者正在失去多少光阴和精力啊!不被事实所支撑的想象,如同无目的的功能练习消耗体力,直到病倒;消耗智力,直到着魔。

寓言与宗教

我常听人说: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想象力教育为孩子心灵的宗教教育奠定了基础;而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教育——即我们现在采用的教育方法——枯燥无味,加速了精神生活源泉的干枯。然而这种推理并不为宗教信仰者所接受,他们清楚地知道信念与寓言“如同两极那么遥远”,因为寓言本身无信念可言,而信念却是一种实际的情感,它始终伴随着人类。宗教并非是幻想的产物,而是现实世界最伟大的,对信仰宗教的人是唯一的真谛,是他们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不信奉宗教的人不一定是缺乏想象力的人,却是缺乏内心平衡的人。他们在逆境中不如宗教信仰者沉着、坚强。不仅如此,他们还不及宗教信仰者有主见。他们虚弱、垂头丧气,徒劳地渴望通过想象来为自己创造一个现实外的世界。他的心声用大卫的话大声叫道:“我的灵魂渴求上帝。”但是,如果他希望仅仅靠想象的帮助来达到真实生活的目的,他会感到在做最后努力的一刹那,双脚犹如站在流沙之中一样。

当传教士企图使人皈依宗教时

信仰了宗教就可以像使颤抖的双脚犹如站在了坚硬的岩石上一般,在心理上得到有力的支持——他所呼吁的是理解,而不是想象。因为他知道他的任务并非是创造某物,而是大声唤醒心灵深处酣睡的东西。他知道他必须像从埋在雪地里的活人身上拂去雪花一样,驱除卑微生命中的麻木,而不是堆积一个太阳一晒就会融化的雪人。

诚然,宗教中存在想象,却是在错误的伪装下进行的。例如,在中世纪,流行病被简单地说成是上帝的惩罚,现在才知道那是由于细菌直接作用的结果。帕平的蒸汽机使人想到穷凶极恶的干涉行为,但这很明显是在无知的空虚中出现的幻想似的偏见。

所有的宗教都不像在无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空中楼阁。否则,我们便会看到蛮夷之邦信仰宗教,而文明之国却没有宗教信仰。蛮夷之人的信仰,主要是建立在由于大自然的神秘作用而引起的恐惧之上的脆弱、虚幻的宗教迷信;而文明之国信奉的则是实证主义。在实证科学被不断地用来渲染和解释大自然时,这种实证主义也随着自身的不断纯洁而变得不断强而有力。

更重要的是,在人们今天掀起一种将宗教从学校扫地出门的运动时,我们能否用发展寓言的方式来介绍宗教呢?打开直接通向宗教的大门,并让其光芒照耀万物,使生活更温暖、更充满生机,这其实非常简单。

但是,宗教应该像太阳那样普照万物生灵,而不是像比法娜那样从烟囱进入到人群当中。

从某种程度来讲,寓言为异端邪说做了准备,这种异端邪说将神分为无数个代表外部世界的小神。一旦这点为感官所领悟,就会导致幻想。但是,寓言却理所当然不必为基督教做准备,因为基督教使上帝与人类内心生活紧密相连,“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上帝还教给我们仅为我们“感觉到”的人生法则。如果实证科学与宗教毫不相干,就不能说它是挑拨我们与现实分离的科学。实证科学已经详细分析研究了外部世界,若实证科学能创造一个“富于同情心”的宗教,这个宗教就可能是异教徒的教义。事实上,到目前为止,科学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异教的迹象。当它能打动人们的心灵,揭示生命的法则和生存的目的时,一束强烈的基督徒之光就会照耀人们。孩子们就会像伯利恒[伯利恒:约旦的一个小镇,位于耶路撒冷南六英里处,为耶稣诞生地。]上空的天使,高唱赞美诗,祈求科学和信仰和平相处。

圣约翰在沙漠中“为上帝铺平了道路”,洗涤了世人身上最大的罪过。因此,一个给予内心平衡、驱散使智力窒息的最严重错误的方法,便做好了接受真理、认识“人生道路”的准备。

学校对大龄儿童的想象力培养

普通小学所采取的想象教育方法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学校是一个光秃秃的不毛之地,四周灰白色的墙壁、白棉布窗帘使人的感官总是保持紧张。这种压抑的环境装饰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专心致志地听教师讲课,防止他们因受到别的刺激而分散注意力,孩子们一小时一小时地呆坐着,一动不动地听讲。他们画画时只能细致地模仿另一幅画,活动时也只能听从别人的指令,他们的个性完全用是否能听从命令来进行评估。对他们意愿的教育内容中就包含放弃自我意志。

克拉伯雷迪说:“我们通常的教育学,就是用一大堆对孩子的行为毫无指导意义的知识来压迫他们。他们无心听课时,我们强迫他们听;他们无话可说时,我们又强迫他们说、写、讲述、做作文、做演讲;他们没有好奇心时,我们强迫他们进行观;他们没有去探索发现的欲望时,我们强迫他们去推理、论证。我们促使他们努力做一些本该是他们自愿做的事情,往往事先没有得到他们的默认而强加给他们种种任务,这样也就失去了他们从事某项工作的道德价值的内在一致。”

孩子们如受苦役,他们用眼看,用手写,用耳朵听老师讲课。他们的身体实际上只是文具,而他们的头脑又不能专注于任何事情之上。因为他们必须竭力跟着教师的讲课思路,而从教师的角度讲,他们只不过是随意设计、制定没有考虑孩子们爱好的教学大纲。孩子的大脑在接受一个接一个的知识,漂浮不定的意象如梦境般不时呈现在孩子的眼前。教师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然后将它擦掉,该三角形只代表一个抽象概念的暂时视觉形象。那些从未亲手拿过实体三角形的孩子就必须用力记住三角形的形状,围绕这个三角形,许多抽象的几何计算接踵而至。这样孩子只能是一无所获。它不能与其他事物混合而被感知,永远不会成为灵感,其他的事情也是如此。目的本身就是疲劳的,这种疲劳几乎囊括了实验心理学中需要付出的所有努力。

在这样一个自由活动、工作选择和独立思考被禁止、各种情感受到压抑、丰富的才智和获得创造性成果的外部刺激被排除的环境中,教师会用写“作文”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这意味着孩子们不得不凭空杜撰,空无一物,却要付出,不得不挖空心思。杜撰只能从杜撰的练习中产生。“不断的作文练习”是为培养想象力,但是最为复杂的精神成果怎么可能从不毛之地产生!

众所周知,“作文”是学校教育的一大难题。所有的教师都说孩子们“思想贫乏”、“思绪混乱”、“根本没有自己的创见”。作文考试总是最头疼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孩子听到命题后,必须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作文——杜撰的文章——写好交上去时的表情。他们苦恼、心情压抑、手脚冰凉、眼睛总是盯着钟表唯恐时间飞逝、在像死牢中的看守一样的教师不信任的监视下,终于结束了痛苦的历程。他如果交不了卷,不知道又会怎样!他会毁了自己,因为这个考试很重要,在这次考试中他可以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价值,拿出真正的个人成果,其他人也将以此来评估他的才华。正是这种考试使我们年轻的一代经常患有神经衰弱症,甚至自杀!即使像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卡尔杜奇这样的大学者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当他应邀为某名人的逝世写挽歌时,他说:“使我写出对死者的颂歌的是灵感,而不是时机。”

研究心理卫生学已经开始有所渗透的“现代学校”,如何尽力帮助学生减轻疲劳、如何引导他们逐渐学会写作文是非常有趣的。“作文”(我们必须暂时在措辞上宽容这个矛盾)是被“教授”的。作文教师像解算术题一样上大课,这被称为“集体口头作文”。

下面,我们摘抄一段这种方法的专家,准备的“命题作文应遵循的方法”的授课片段。

命题作文应遵循的写作方式

让我们用图解的方法,以下面这则包括三个方面的叙述为例:1.欧内斯托不知道做功课。2.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他。3.欧内斯托哭了,发誓要更加努力。若是用语言来说明这件事:“欧内斯托不知道做功课”(首先说明事实,也是起因),学生们很容易就会根据这个原因,经过逻辑推理,按照时间顺序得出以后的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给出第二阶段的命题,即“老师批评了这个学生”,然后要求学生找出原因,并要求他们推断出下一阶段的事情。如果我们给出下面这个命题:“欧内斯托哭了,发誓要改正”,那么学生就会感到更有难度了,因为他们必须想出第二个阶段的事情,然后再推测第一阶段发生的事情。

因此,每个简短的叙述都要给出第一个阶段的事情,以指出主题。

方法——教师可以把主题写在黑板上,然后让学生考虑与主题相关的可能性后果。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明白,他们要独立地去思考,不能寻求任何帮助。例如:

路易莎把一团羊毛扔进了火中(主题)。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说说最终将发生什么事情。

“羊毛发出了难闻的气味。”非常好。请你重复一下这段叙述:

“路易莎把一团羊毛扔进了火中,羊毛发出了难闻的气味。”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想法?还可能有什么后果?

“老师批评了路易莎,一个学生打开了窗户。”教师用A、B、C主题重复这个练习,让学生们把共同合作得出的结果写在练习本上。

还可以给学生提出一个主题,然后让学生在没有任何更多解释的情况下进行自由地发挥。

主题A——路易莎将一团羊毛扔进火中,羊毛发出一股臭味,老师批评了路易莎。一个学生打开窗户,让难闻的气味消散。

主题B——欧内斯托将墨水瓶打翻在地(地板因此被弄脏了,老师批评了他,欧内斯托答应以后小心些)。

主题C——艾丽莎故事讲得非常好(老师表扬了她,给了她一个高分,她非常高兴)。

主题D——马里奥在练习本上弄了一个污点(老师没有批改他的作业,而且还批评了他,他哭着回了家)。

在所有这些集体练习完成之后,老师给了学生们下面一个自由发挥的主题:“玛利亚很熟悉她的功课”,在展开这个主题的过程中,老师要求学生们要参考以上的范例,也就是说,他们要用两个句子陈述这样一个原因的逻辑结果。(老师给了她10分,而且表扬了她,然后对她说要继续努力)”

有时这种教学具有心理学上的意义而非逻辑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的“小脑瓜”不会将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而只展示出心理活动的三个方面,即“知觉、情感和意愿”。例如:

艾米利亚让我闻到了氨气的气味(可以感知的事实)——多难闻的气味啊!(情感)——我再也不要闻到这种气味了(意愿)。

吉米扯我的头发(能感知的事实)——这让我很痛(情感)——我赶紧将他的手拉开(意愿)。

很显然,用这种教学方法,一切产生灵感和创造性思维的可能都将化为乌有。孩子们不得不一字一句地紧跟教师的指令,从而熄灭了产生天才作文的火花。孩子不但像过去一样缺乏创造的材料,而且连创造的能力也会消失。因此,即使将来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什么材料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激情去利用他们的思维,而会被所接受的学校中机械式的教育所桎梏。

教师用这样的方法进行的智力教育,使人联想到关掉马达,而试图用手臂的力量来推动汽车的司机。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个苦力,而汽车只是一台无用的机器。但如果启动马达后,汽车靠自身的力量开动,司机只需要掌握方向盘,使汽车能在大路上安全行驶,而不碰到障碍物、不翻进沟中、不伤到行人。

这种引导才是唯一真正需要的,但是一个人的真正进步只能靠谁也无法创造的内部动力。正是如此,意大利文艺复兴刚刚到来之际,“新恋人体”作为一种感情的自然表述随但丁问世了:

“我也算是那样的一个人,

在爱情使我感悟时即以注意,

它在我心中怎么说我就怎么写。”

---(但丁《炼狱篇》)

儿童要想表达,首先就要有内心活动,为此他要从外部世界寻找表达需要用的材料,经过多次思维锻炼,他才会发现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为孩子提供内心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让他自由地去思考、去创造。也许不久我们就会看到一位两眼闪着智慧的光、跑着要去写信的孩子,或是边走边思考的孩子,他这是在培养最初的灵感。

我们必须关心、爱护这个时期的孩子,等待他们表现出他们的实力。如果孩子富于想象的创造姗姗来迟,那只是因为孩子的智力还未充分发育成熟,我们不应该勉强孩子进行想象的创造。否则就等于给孩子戴上一副假胡子,实际上孩子要等到20岁才能长出真正的胡子。

道德问题

如果我们说实证科学对社会的贡献仅仅是给物质生活以及卫生学的现代规则带来了变化,那是不公平的。实证科学不仅顾及到了物质生活,还顾及到了道德生活。

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之处在于:实证科学发展的主要标志与社会群体的利益密切相关,而这样的标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如果要认识这个标志,想想细菌学关于一定环境中传染病的传播媒介方面的研究就够了。细菌主要在潮湿、肮脏的地方繁殖。营养不良、过度疲劳的人比其他人更易染病。那么,难道营养不良、过度疲劳、居住在潮湿肮脏地方的人命里注定要患病,要夭折吗?不,这里有一个传染媒介的问题。细菌通过灰尘、昆虫以及生活中所有常见的实物,事实上就是通过所有的传播媒介,从传染源向四处传播。它们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数目存在着,每个病人几乎都是疾病和死亡的源头,一个病人足以把疾病的病菌传遍整个欧洲。

交通工具使得细菌、微生物等,得以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要想认识使天涯海角的人们蒙受苦难的疾病之间的联络线,我们只需看看横跨大西洋的航海线,以及世界各地的铁路线就知道了。要仔细跟踪使社会各个阶层能亲密联系在一起的细菌的每日活动进程,我们只需研究一下物质的工业变化即可。有钱人家的太太们穿的衣服都是穷人一针一线制作而成,并由穷人浆洗、熨烫、保管。她们吃的食物也都是穷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洗净、做熟、端上。

有钱人呼吸的空气尘埃中也许含有患肺病的劳工残留的病菌,这是无法逃避的。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所有国家中,无论这个国家富有还是贫穷,传染病的死亡率都是相当高的,当然穷人的死亡率是富人死亡率的两倍。我们怎样才能从这个灾难中拯救自己呢?只有消灭传染源,也就是说,让整个世界再没有不卫生的地方,让全人类再没有营养不良的人被迫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工作。拯救个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全人类都得到拯救。一个伟大的、似乎是吹响了胜利号角的法则是:人类要互相帮助,否则就会灭亡。

事实上,科学已经将“卫生设施”作为向死亡宣战的实际行动,村镇不再闭锁,饮用水通到各家,给穷人建起了房屋,劳动力得到了保护。所有的环境都朝着改善人类“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任何爱与怜悯的表白曾经做过这么多工作。科学说明,那些被称为“慈善”、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美德的事业,只代表了走向真正拯救人类健康的开端。这还很有限,很不充分,但这是与死亡作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然而,要达到拯救全人类的目标,这样的工作应该是全球性的,应该形成全人类的“革新”。当世界上不再有施舍与被施舍的人,而只有提高人类自身一切的仁义行为时,整个社会就会进步。这时的原则就是,人人都是姐妹兄弟。让他们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吧,别让左手干涉右手。这个原则将会付诸实际。

以前,贫穷是富人做出反应的刺激源,但是穷人并非有意想培养富人的情感。在那样的年代里,如果穷人说:“给我生活必需品吧,否则你也会饿死的。”富人听了肯定会愤怒。他们绝不会意识到穷人就是与他们同生共死、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

今天,科学使事物处于完全不同的立脚点。科学已经“意识到”慈善事业对穷人和富人都有益,而且当今的慈善事业已经建立起了文明原则,这种原则在以前是寄托以情感上的“道德原则”。

卫生学也同样已经渗透到了道德范畴,并给个人以生活的法则。正是通过卫生学,淫荡不再那样普遍,古代称颂的酒肉生活也已被今天的健康饭菜所代替,其价值在于身体需求与所准备的饭菜之间巧妙的比例搭配。酒和含酒精的饮料更多地为富人,而不是为穷人所反对。吃饭是为了强身健体,因此我们既不能暴饮暴食,也不能食用有害的食品。这就是古代道德在与暴饮暴食的陋习作斗争,也是斋戒与禁欲为美德所宣扬的原因。旧时代,谁也不会想到百万富翁会自愿用柠檬代替酒类,盛大的宴会完全消失,只留下关于这些宴会的记载的那一天会来临。不但如此,任何一位现代禁欲主义者都不会为他们的美德感到自豪,他们只是听从了福音中的训导:

“斋戒时,不要做伪君子,不要面带愁容……不要让人知道你在斋戒,主在暗中观察着你。”

古代的牧师如果能与现代的禁欲主义者交谈一番,也会受益匪浅。瓦卢瓦王朝(1328~1589)时代形成的“生活”、“欢愉”和“奢华”都遭遇到了什么呢?即使是现在,在英国,或是任何一个现代上等阶层,甚至是比瓦卢瓦王朝时代低得多的现代贵族阶层都不能与之探讨薄伽丘[薄伽丘(Giovanni 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十日谈》的作者。]的故事。现代的人害怕说出一个不妥当的词,甚至害怕谈论身体最纯洁的功能,或是谈论内衣这种直接与肌肤相接触的衣服。他们只谈论高雅的事物,只有那些教导我们的人,那些谈到旅游时便告诉我们民族风俗习惯、谈论政治时便告诉我们当前局势的人,才被我们看做是了不起的健谈者。过多的笑声、玩笑以及粗犷有力的手势都是不允许的。四肢要规矩、要保持不动,要避免那些令人感到愉快的、伴随着谈话所做出的自然的手势;音量也被压得几乎听不到。古代的牧师说:“圣保罗说‘像圣人一样,私通、猥亵不曾在你们之中提及;猥亵、不适当的愚蠢的言谈及戏谑也不要在你们之中发生’。这些人把他的劝导执行到了一种言过其实的程度。”

在这些行为举止的逐渐演变中,我们发现,通过服装的简化,不再穿着有衬架支撑的裙子、改进了紧身胸衣和鞋子,使拖着长长后摆的拖裙也消失于大街之上,推广统一的服装,卫生学成为这些潮流的引领向导。设想一下,如果一位古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当中,他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在苦行?我看见男人不带装饰,头发剪得非常短;女人穿着朴素,在大街上行走,既无假发,脸上也无任何装饰,头发只是简单地打个结。伯爵夫人也衣着朴素,穿着像修女一样的黑色衣服,与穷人相差无几。黑色的马车如殡车一般,仆人们则像穿着丧服。再也看不见有使大街充满生气的华宴。人来人往,但却都安静而庄严。”

有谁能说服惯于宣传奢华的古人,告诉他这样的画面并非代表苦行时代,而是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呢?

从现代人的角度讲,他们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因受惩罚而过着痛苦的生活。恰恰相反,当他们追溯过去的社会时,会感到吃惊。他们绝不愿倒退到使人成为华丽服饰和胭脂膏的奴隶、由于淫荡而伤害自己、由于传染病而死去的年代里。他们从无数枷锁中解放出来,认识到更高层次的生活乐趣,使今天的生活变得如此美好和舒适,对上几个世纪的贵族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这就是生活之谜。

僧侣和生活在尘世中的人们也许曾用一种类似的方法想象对方。那些摆脱尘世枷锁及一切浮华虚荣的人,具有生活乐趣的秘密以及他们是否惊讶地看着那些当时所谓的乐趣,至今不得而知。而世俗的人将头用假发装饰起来、把脚硬塞进狭小的靴子中,他们还毫无意识地把这种类似于死亡的方式称之为“生活和乐趣”。

实证科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直接渗透到了道德领域范畴。通过社会学的统计方法揭露了不道德和犯罪的社会问题,社会学统计法还研究了社会客观事实。犯罪人类学表明:遗传的“低劣人种”是那些对环境中所有道德传染病易受感染者。莫雷尔关于堕落理论以及郎布罗索卓有成效的罪犯理论,无疑给这种混乱带来了光明,关于人类善恶的评价也就泾渭分明了。“堕落”的形成主要源于神经系统,因此产生的一切畸形人格与正常人“分道扬镳”了。他们具有一种不同的智力与道德,错误的知觉、推理、幻觉,异常的意愿,如冲动、优柔寡断和疯狂,这样的意志异常现象以及畸形智力形成的一连串幻想的道德感的缺陷,使这些人处于一种非社会正常人的位置。

神经衰弱和精神恍惚使这些人对工作提不起兴趣,成为无生产能力、只能靠别人的劳动果实生存的人。这个基本的事实——即把抢劫行为归结为不愿意劳动——使得他们充分利用那些为犯罪提供外部手段的环境因素。这些人是“坏人”,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得不对付的不是邪恶,而是非常态环境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错误。如果事实果真如此,这些并非是由于他们自己的错误,而是因出生在不幸的环境中、为社会所迫走向毁灭的“坏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经过仔细调查研究后,他们的整个历史揭示了这个事实,从刚一降生,他们就已经成为了猎物,受到冷落。由于心理缺陷、意志紊乱、性格反常以及缺乏个人的吸引力,他们不被人们所喜爱。从受父母的虐待、学校的虐待,到受社会的虐待,使他们备尝人间心酸。

莫雷尔描绘的“民族亡者”中的第一幅画给人印象深刻。根据他独到的理论,如果说不是非常确切,但也综合地涵盖了这种现象。当人出现退化问题时,就会产生畸形儿,并在以后的两三代中增加,一直到最后退化到极点。莫雷尔认为,疯子、罪犯、癫痫病人和白痴构成了令人伤感的人类毁灭群体。一个留下强壮后代的人虽死犹生,他在后代身上得以再生,因为青年继承了老年。只有退化了的人才会灭亡,因为他们的种类已经“灭绝”,而他们几个可怜的后代却代表着一种“活着的痛苦”。这个生活在健康人中并暴露出其弱点、幻想、激动、愤怒、自私的“即将灭亡的种族”,最终被驱赶进活人的坟墓——疯人院、监狱。

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悲惨画面,一个对人类多么严重的警告啊!一个“错误”便会断送他的一生,因为它像《圣经》诅咒的那样,将其传给子孙,走向永恒的地狱。

想到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会遭此厄运是多么可怕啊!当我们获取人生真正的奖赏和惩罚时,很明显我们现在的生活并非就是一切,而是其延续。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是要一个美丽、健康、富于创造力的孩子,还是要一个畸形、瘦弱、思想贫乏、不爱我们、不理解我们的孩子?遗传卫生学是道德卫生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拯救个人生活如果只能通过关心整个人类的卫生生活才能达到目的,那么也只有严格遵守健康法则和生活法则,才能拯救人类。酗酒、吸毒、过度疲劳、身患疾病、放荡不羁、犯罪、懒惰都是退化的根源。正是为了解救人类,科学才不断地宣传这些东西;也正是通过这些途径,美德才得以发扬光大。但最重要的是,科学传授了伟大的“宽恕”法则,到现在为止,这个法则还一直是宗教道德的一个奥秘。

几年前,没有人——无论这个人多富于同情心,多么慷慨大方——能像科学那样公正。科学指出,我们应该为那些社会原因的牺牲品负责,我们必须明白自己同样犯有低等人所犯的罪行,并应该竭尽全力,帮助他们获得重生。只有圣人在他们为芸芸众生树立美德典范,并为一切罪过承担责任的时候,才有对真理的直觉。“你必须有责任感,”圣约翰·克莱索斯托姆说,“不仅为拯救你自己,也为拯救全人类,祈祷者将全人类的利益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可以肯定,如果某位圣人将整个人类中的畸形人全部消除,如果有一种与之相似的道德对人类的疾病、虚弱和痛苦报以冷漠的态度,那将不会有优生学诞生于世了。只有认识到这些,我们才能追溯不健康的原因,才能将人类从危机中解救出来。死亡的原因如同细菌一样看不见、摸不到,喝了毒药的人还以为是在品尝琼浆玉液,如果不是那些患者和弱者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使我们走向死亡的错误,我们便会蒙受灭顶之灾。科学并非像医护人员那样严格地将自己束缚在关照病人的工作上,而是通过它那敞开的大门渗透进来,向着正常人性相反的方向,对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毫无察觉。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关心病人,而是关心人类健康。我们把有益于身体健康、大大降低死亡率的非常卫生的“惬意感”归功于病人被集中起来进行照料这个事实。

优生学使得我们能够养育出优良的后代,使人类不仅得以延续,而且使我们的后代比前一辈更加生气勃勃、生活幸福。因为我们出于仁慈,已经把神经衰弱者、癫痫病人和不健康的人集中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寻找通往健康的道路,开启更加幸福生活的大门。

当基督向人们指出拯救之道时,他指着那些被社会遗弃、邪恶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显而易见的人(因为邪恶的根源太复杂了,因此常常不为人所见),说道:“你用耳朵听,却不领其义;你用眼睛看,却视若无物。”

但另一方面,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获得拯救,人的“意愿”认为将他们慈悲地、不反感地集中在一起就足够了。圣马太说,在最后的审判时,被淘汰的将与被拯救的分离开来,上帝会把那些被拯救的人们召集到他的右手边说:“来吧,我的主啊,将这些从创世纪起就为你们准备的国土拿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肉吃;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我没有衣服,你们给我衣服穿……我身陷囹圄,你们来到我身边。”正义问道:“上帝,我们何时曾见您饥饿、口渴、一丝不挂?我们何时曾见过您生病、身陷囹圄,并在这时来到您的身边?”上帝说:“因为你关照了我的同胞,所以也就是关照了我。”然后,上帝对他左手边的人说:“滚吧,该死的,滚到永不熄灭的烈火中去……因为我饿了,你们却不给我肉吃;我渴了,你们却不给我水喝……我病了,身陷囹圄,你们却看不到我。”这些人说:“我们何时曾见您饥饿、口渴、一丝不挂、生病、身陷囹圄,而没人来照顾您呢?”上帝回答:“因为你们没有关照我的同胞,所以你们也就是没关照我。”

这就是异教与基督教道德之间、智慧的希腊哲学和实用的现代科学之间、艺术的理想与“生活”的现实之间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