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晚上七点开始,我一直在‘万牌庄’和中田、前田、西川打麻将。打完两圈半庄后约莫九点钟,柴田替了我一会儿。这和之前说的一样。我用车站附近的公共电话给山岸甚兵卫打电话,跟他说接下来找他谈抵押物的处理问题,他答应会起床等我。所以我就离开电话亭往他家走。这些都是真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和我之前在警局说的不一样。

“我从来没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筹到了两百万日元,要给他送去。我根本不可能筹到两百万日元。警察却一直缠着我,说:‘你要是不说钱的事,是不可能让睡下的甚兵卫起床等你的。他一定会说,有事儿明天再谈。一定是你骗他会带两百万日元过去,才让他心甘情愿开门等你。然后,你就把伪装成两百万日元模样的东西塞到口袋里,去见山岸了吧。’原来如此,依照甚兵卫无利不起早的性格,没钱的话是万万不会等我的。我意识到这是旁人的正常想法,便顺着警官的话答道:‘对,您说得没错。’

“我在电话里对甚兵卫说的是:‘抵押物的处理先缓一缓吧。土地和店铺被回收的话,我们一家老小就没法生活了。请你体谅这一点。另外,我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现在可以过去找你商量吗?’甚兵卫回我:‘拍卖抵押物并非我的本意,看你实在还不上钱了,没办法才这么说的。你要是有什么好法子就说说看。我把外门打开,你过来吧。’

“接着,我就走到了甚兵卫家附近。但我其实并没有想到什么良策,只是因为太担心土地和店铺被收走,打算尽可能地拖延时间。但一想到倘若见到甚兵卫却说不出个所以然,反而会让他更加生气,就不敢进他家门了。我在那附近徘徊了三十来分钟,最后还是决定打道回府。

“现在回去,麻将必然还没散场。以我现在的心情,也实在没有看别人打牌的兴致。所以就走到保险公司的后广场,在附近一边溜达一边思考。那是条乡间小道,又是在晚上,所以没碰到什么人。

“前后花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回到了‘万牌庄’。因为四个人打的是半庄,所以才打了一半。柴田不玩后,我就加入了。毕竟我没有杀人,所以其他四个人说我神情淡定也是正常的。妻子之所以说我那天晚上睡得好,也是因为我没做什么亏心事。身体累了自然睡得沉。

“我说的全是真话。下面我会解释为什么在警局时说了假话。

“我最初对警察说不是我干的。但警察却一个接一个地进入审讯室,对我说:‘快招吧。你怎么狡辩都没用,已经找到证据了。我们在两个蓄水池中的一个里,发现了被你偷走的手提保险箱。密码锁被砸坏了,箱子里有二十二张湿透的借据。你那张七百五十万日元的借条也在里面。然而,我们和甚兵卫的记账簿比对后发现,少了五张借据。其中应该有一个叫‘猪木重夫’的。之所以你的借据留在箱子里,而猪木的却被拿走,是因为那时天色太暗,你把‘猪木重夫’误认成了‘植木寅夫’。毕竟两者的写法十分相像。’

“警察又问:‘你认识那附近一个叫中村是也的人吗?’我答:‘那人是店里的常客,经常来吃中华荞麦面。’‘那么,对方也知道你的长相?’‘应该很清楚。’听我这么答,警察立刻露出一种胜利者的表情,耐心地劝我:‘中村是也在那晚九点五分左右,从厕所的窗户看见你急匆匆地往山岸甚兵卫家走。你大概没注意到吧。中村清楚地目击到你的样子,并且做了证。你死心吧,别再狡辩了。我们有手提保险箱这个物证,又有无懈可击的证词。警方也单独调查了你的杀人动机,觉得情有可原,值得同情。像个男人一样坦白吧。那样的话,我们会向检察官求情,让你免于起诉。你也能早点从这儿出去,和老婆孩子团聚,踏踏实实做生意。’

“我想,既然有人看见我往甚兵卫家走去,那么无论我怎样辩解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对方也承诺只要按他们的意思招供就能免于起诉,那就照办吧。于是说:‘是我干的。’

“警察们喜上眉梢,又是给我递烟,又是请我吃炸虾盖饭。之后,我按照警察的意思供述了犯罪经过。甚兵卫家的手绘图,也是在警察的引导下画的。

“首先是凶器,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警察说:‘你看,不是有种东西用作煮饭的燃料嘛。’我说:‘我用煤打了甚兵卫。’警察说:‘笨蛋,那玩意儿能打死人吗?是长的,从山上砍下来的,大概那么长。’边说边用双手比画长度。啊,我意识到他说的是松树砍成的柴火,就说:‘是柴火吗?’‘对,你用柴火给山岸光秃秃的脑袋来了一下。’他又问,‘你把柴火放哪儿了?’

“我不太清楚柴火的位置,说:‘厨房的角落。’警察恼了,说:‘不是那个位置。是能淋到雨的地方。雨水滴答、滴答落下来的地方。’他说‘滴答、滴答’的时候带着音调,像是在唱歌。我说:‘后院的屋檐下。’警察笑着说:‘答得好。’

“然而,审讯记录和供述书却不会写这些。上面写的是:‘我事先知道甚兵卫家后院的屋檐下堆着松木柴火,就先去了后院,挑了根称手的柴火握在右手。绕回正门,发现门开着,说了声晚上好就进去了。’这么一写,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意思又差不离,所以我才会在自白书的最后写:‘已听取上述速记内容,与事实相符,特签字按印。’

“作为凶器处理的‘称手的柴火’也是如此,警察把我带到甚兵卫家后院的屋檐下,给我看堆积如山的柴火。问:‘你用的是哪根?’我实际上没有杀人,正为难的时候,他从顺数第二层的位置抽出一根说:‘是不是这根啊,你好好想想。’从大小来看,警察似乎早就盯上这根柴火了。我说:‘应该是吧。’于是它就变成了‘凶器’。可那上面却没有血迹和毛发,当我提出这一点时,警察说:‘幸亏被害人伤口没有出血,又是个秃瓢。要是有外出血,就得从别处找相同血型的血,涂在这根柴火上了。’那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简直当我不存在。我说:‘上面也没有我的指纹。’警察说:‘柴火的纹理粗糙,本来就不容易沾上指纹。’然后拿包袱皮一裹,那根柴火就变成了‘物证’。

“接着,警察问:‘你和山岸坐在哪个位置,在哪儿打他的?’我被逼得没办法,说:‘我把柴火藏在右手里,对走到外间的甚兵卫说带了两百万日元过来,甚兵卫背对着我,让我进来。我脱了鞋,追上甚兵卫,抄起柴火,冷不防给他后脑勺来了一下。’

警察说:‘这不可能。招待客人时,甚兵卫一定会拿出坐垫让你坐下。你说要给他两百万日元,他一定会去隔壁房间拿收据,你就是趁这个时候从背后攻击了他。明明来了客人,他不可能不拿出坐垫。然而现场却没发现坐垫,一定是你行凶后不想让别人看出这是访客所为,才把坐垫放回了原先的墙角。’我觉得烦透了,就说:‘您说得对。’警察说:‘你不能说我说得对,你得把刚才的经过按顺序说一遍。’我就磕磕巴巴地复述了一遍。接下来,警察问:‘你打了多少下?’我说:‘一下。’‘怎么可能一下,一下能把人打死吗?到底多少下?’我说:‘不太记得了,大概六七下吧。’警察的脸沉了下去,‘六七下太多了,打这么多下血一定会喷出来。应该是三下左右,因为你记不清了,就算三下吧。打了三下啊。’语气就像在教小孩儿说话。然后又一个人念念有词:‘用柴火打三下的话,应该会出现尸检报告上的伤口。’

“最后是手提保险箱。我按照警察的吩咐,说了我是怎么从六叠半房间的壁橱里把它拿走,又是怎么在路上用石头把它砸坏,从里面拿出借据。把‘猪木重夫’误认为‘植木寅夫’也是警察教我说的。

“我一开始说,把保险箱扔在了左边靠近车站方向的蓄水池,警察说:‘不对,你再好好想想。’因为那地方只有两个蓄水池,我便更正道:‘那就是右边的池子。’

“那个保险箱上如果有真凶的指纹,就能还我清白。可惜,调查员说箱子被发现时沾满了泥水,无法收集指纹。然而,根据那份在警察诱导下写出的自白书,让箱子沾满泥水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那些据说是在保险公司广场草丛发现的灰烬,我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可能是警察烧了别的相似的纸,造出来的‘证据’吧。纸张已化成灰烬,也无法从上面看出印刷文字或手写文字。

“总之,我被警察的话蒙骗了,他们说:‘只要认罪立马放你回家,也会向检察官求情,让你免于起诉。我们十分同情你的遭遇,想尽可能地帮你。’我一心想早日回家,所以才会中了警察的圈套。

“正因如此,我很早就离开了警方的拘留所,被关到看守所。警察用可怕的表情对我说:‘在检察官面前,你也要重复一遍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有一点差错,别说免于起诉了,我们一定会把你再弄进警察局,好好招呼你。’又威胁我,‘你要是敢在法庭上翻供,我们一定会使出吃奶的力气让你判死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是很执着的。’

“我害怕被打击报复,所以才在检察官调查的初期,复述了一遍在警局做的假口供。现在,我知道让我早点回家、向检察官求情都是警察的谎言,所以才下定决心说出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