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人即鬼魂

人都会遗忘——除了被遗忘者本人。此事我一直铭记在大脑里:在两个太阳穴之间。我很清楚:我已从所有人的眼中、所有的记忆里被抹除了;用不了多久,连窗玻璃和水洼也不会再映照我,连它们也不需要我。我不存在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从未有人说出或将说出这句话:他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遗忘。路过商店的橱窗和马刺石时,我经常听到顽童在我身后百无聊赖地吹刺耳的口哨:躲开!躲开[当时在莫斯科街角出售的廉价玩具哨子能发出uidi-uidi(走开、闪开)的声音。]!但我甚至连这也做不到——一个不存在的人怎么可能躲开呢?我从不戴隐形帽,我的帽子是一顶老式的普通软呢帽,帽檐耷拉着。即便这样,人们直视时也看不见我;即使我们撞了肩膀,他们也只是咕哝几句,头也不抬。我只模糊记得握手的感觉,那种手掌间的压力。我的脚步会偶然将我带到一处遥远的墓地,在墓碑之间沉思是那么轻松、平和。那样的时候很少,只在那时,我才能看到那些呼唤我的词语:“过路人”或“停步吧”[指墓志铭上所刻文字。科尔扎诺夫斯基在《埃比塔菲亚》(Epitafiya)中写道:“墓志铭是刻在墓碑上的纪念碑文,通常是写给‘过路人’的,也就是匆匆而过的人,因此必须清晰简洁。”]。我会真的停下来,有时我甚至坐在十字架和铁栅栏旁,与那些从不回答的人交谈。本质上,我们是一样的——死者与我。我凝视着长得高过他们的荨麻,凝视那些蓬乱的、布满尘土的草叶,心想:我们。

今天,微风习习。寒气不断从我破旧的外套缝隙侵入。太阳快落下去了。又一个漫长、漆黑的寒夜即将到来。我的烦恼显而易见,实际上,它就在我的袖子上:接缝处裂开了,吐出里面的断线头,真不体面。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而是在两者之间——在一个接缝里。或许这件旧外套促狭着我的双肩,如果它不再温暖我,至少还能提醒我:接缝。

是的,我只能一点一点地写,在一个开裂处——沿着一道缝隙去写。我的思考也感到了呼吸困难:吸气—呼气,呼气—吸气。很难完整地想点什么。就拿今天来说。我来到常去的林荫道,坐在常坐的那张长椅上,向四周张望。人来人往——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从右边走到左边,从左边走到右边,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两个人、一群人。开始我还想:对我来说他们是谁?对他们来说我又算什么?随后我便只是看着了。他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装腔作势、大摇大摆地走着。然后我又想:他人即狼[他人即狼: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前184)的戏剧《驴的喜剧》(Asinaria)中的一句话,常被引作拉丁文Homo homini lupus est。]。不,那不是真的,那太感伤,太轻快了。不,他人即鬼魂。只能是这样。这样说更准确。一个人把牙齿咬入另一个人的喉咙里,至少还会相信——这点是最重要的——另一个人的血。但难就难在这儿:很久以前,人就不再相信人了,甚至在他开始怀疑上帝之前就不相信了。我们害怕他人的存在,就像我们害怕鬼魂,只在很少的时候,在人们于薄暮中相互凝望时,我们会说:他们相爱了。难怪恋人们寻求春宵一刻,好过互相想象,而那正是鬼魂四出的时刻。有趣的是,最乐观的哲学家莱布尼茨也只能看到一个离散的无窗的单子世界,一个本质上孤独的世界。如果一个人试图比这位乐观主义者更乐观,宣称灵魂有窗子并能打开它们,那么那些窗户以及打开的可能性最终都会被钉死,打上板条,像一座废弃的房子那样。作为单子的人,也有个坏名声:他们中间住满了鬼魂,其中最可怕的是人。

是的,狼有福了,因为它们至少还相信血。相互倾轧——这应该是我们漫长而艰难之旅程的终点,只有当……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铅笔停下,像被卡住……卡入一道裂缝里。

2. 面包与形而上学

昨晚比预想的更冷。现在还是八月初,但初秋霜冻已然降临。我的膝盖患有风湿性疼痛,我还有一点发烧。总有那么一个夜晚,我蜷缩在长椅上,到了早上也不会起身。一些未能在夜间卖出自己的瑟瑟发抖的女人,或是某个眼神黯淡、分不清梦境与现实的醉汉会坐到我旁边——伴着黎明的微光,请求借个火。我不会应声。他从帽檐下睨视,会再次请求——更试探性地、放低声音地……我仍不理会。我会一直坐在那儿,冰冷的膝盖绷紧,手指在外套口袋里僵硬,将我白色的瞳孔藏在帽子的阴影里。毫无疑问,让我放松非常困难——这是尸体的常态。

但我已经战胜自己了。目前我仍可以挪动,能看,能听,有时甚至还能试着思考。是的,我只能不断尝试:一旦开始思考,我就会崩溃;再次尝试,崩溃。我的大脑必定是缺少液体,我的身体缺少温暖和食物。

我的每日津贴是十戈比,不多不少。我必须在这十个硬币的范围内维持生计,不管愿意与否。每天早上,当太阳扯开莫斯科黑色的、缀着星辰的褴褛风帽时,我便开始在自己的日子中跋涉。一天又一天。我在商店橱窗里看到硕大的鱼,它们扁平的尾巴抵着玻璃,丰富的水果、罐头金字塔,闪闪发光的密封酒瓶。我几乎在每一个橱窗前都停下来:这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当然,也是为其他人准备的,但我的选择只能在十戈比范围内。我将脸转向街道,车辐条在旋转,弹簧懒洋洋地摇晃着——面纱后的女人的眼睛,跳动着的微光和阴影,嗖嗖的车轮轻快地将她们带往一些隐秘之处,一波接一波。我咬紧牙关想:是的,这一切都是我的,也是她们的,但我的只限于十戈比的范围内。耐心点——你会得到你在大地上的那份。宽度——从左肩到右肩,长度——从头顶到脚底。现在,你要为自己的小太阳欢呼,它有十戈比硬币的直径。

我从不走进商店的厚玻璃门,我试图不去听车轮的嗖嗖声,不去看仅能观赏的东西。我走到伊比利亚礼拜堂[伊比利亚礼拜堂(Iverian Chapel):建于1669年的小教堂,夹在通往红场的复活门的双拱门之间,为俄罗斯圣地之一,1929年被拆除,1995年重建。],它那古老的大门在小贩们的托盘之上拱起,我松开在拳头里微闪的硬币,迅速把它换成一个三明治,两小片白色的、普普通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黄油和红色的鱼子酱。我只买得起这个。然后,我找到一处偏僻的长椅,打开夹层面包——先是一半,接着另一半——吞下两片,连面包屑都不剩。你有没有捣鼓过那种廉价老怀表?它的发条撑不了多久。如果它每况愈下、齿轮磨损,那么它停的次数比走的要多。哪怕如此,你每次上发条时,它都努力滴答,也还能短暂地动动指针。然而你看,它又停了。我的大脑也这样:我会像你拧老怀表一样使劲拧它,我在牙齿间塞入三明治——啊哈,瞧,我脑子里一阵滴答,指针猛扑一下。齿轮咬合齿轮,字句咬合字句——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启动了。然而它又突然卡住,后退,我脑中又空空如也,似乎没有了脉搏,也没有了“我”。请记住,这些简短的笔记就是这样记下来的:三明治—形而上学—三明治—形而上学……这么多十戈比的硬币,这么多的世界观。

3. 珀欧潘克什[珀欧潘克什(Purvapakshin):印度哲学中最出名的学派。珀欧潘克什是一个虚构之人,他在每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上享有最终否定权。]

很多年前,这个名字出现在我的一个记事簿里。我还记得,遇到“珀欧潘克什”这个词时,我正在翻查英文版的古印度文献《吠檀多》和《数论》的抄本、评注和汇编。珀欧潘克什似乎从未存在过,然而如果不是因为珀欧潘克什的缘故,我们中有谁还能说“我是”?关于这个人的神话是印度诡辩家为了构建反题而发明的。体系的建立者来来往往——一个接着一个。这么多的建立者,这么多个世界:每一个——无论是维亚萨[维亚萨(Vyãsa):传说中的神人,被认为是《摩诃婆罗多》的编撰者。]还是帕坦伽利[帕坦伽利(Patanjali):公元前2世纪印度哲学家,《瑜伽经》作者。]——都带来了他的“如是”。而每一位都放弃了自己的“如是”而归于死亡。但是神人珀欧潘克什永不会死,仅仅是因为他从未降生;他也从未对任何事物、任何人说过“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说不的人”。作为对立面的捍卫者,珀欧潘克什始终与一切对立:论著紧接着论著,千年绵延千年。这个“人图(mandiagram)”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用他的“否”战胜每一个“是”。对我来说,古老的珀欧潘克什也是一位印度圣人的非辩证的化身。在夜晚林荫大道的长椅上,我几乎可以看到或强烈感觉到他就在我身边:包裹在一块斑斓的破布里,瘦削的额头低垂,他展平单薄干枯的嘴唇,只为说出一记闷棍般的“不”。哦,我们有多少次——胳膊挨着胳膊,珀欧潘克什和我——在嘈杂的莫斯科林荫道上,在车马叮当声和旋涡里,在匆匆的光影中,在所有这一切中,一次又一次地高唱起我们的“不”。

是的,我被他吸引住了,确实,我差点爱上他,也许我只爱他一个人,这个不存在之人和他的“不”。我想用手掌挤捏太阳穴,将整个世界诱入我的意识,像挥舞锤子一样挥舞我的“不”,反对一切:击打上方、下方和周围的一切,击打近处和远处的一切。这是我唯一的幸福,无论它是不是抽风和病态:颠覆一切垂直排列的事物,熄灭假想的太阳,将所有轨道与整个世界卷入无世界性。

我不能改变这践踏我的生活,或视它为非存在。就算这样——我仍反对;珀欧潘克什和我,我们仍反对。我们不想要发条时间,我们不想要自己的生命被国家保险,我们不接受自己的想法被熨烫成平整的四折报纸,像阿育王时代一样。如今,在这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他说出,我重复,他坚持,我拥护:“不。”我,一个受迫害的、一无所有的半死之人,虽不能翻转已坍塌的房屋、一切事物及所有生不如死的生命,但我能做到这点:颠覆意义。别的就留着。留着吧。

4. DNP

当人们一旦学会字母,他们就试图用它们创造点什么。一个沉湎于文字的人被称为作家。我像其他人一样,每当我想用字母表造点什么,它就会崩溃——向来如此。这些天,我不为任何人写作。但是从前,我偶尔将我写的东西给别人看,给专业的字行评估师,他们既不买它们也不退回,只批复:DNP,意思是:不可印刷,不合时宜。

我承认,我也曾不得不去搞清隐藏在这三个字母DNP背后的全部苦涩之意。我记得,第一次去送交手稿——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我有点恐惧,心跳加速,公文包的金属扣咔嗒一声将它关在里面。我不得不多次回访,等待批复,而我的评估师只需要三个符号:DNP。我记得这几个符号是如何在我眼中跳跃的,在联想中被串成一条线:DNP—GDP—GNP—DNP。此时,这些看来很愚蠢,但在那时,简直是可悲。尽管这样,我,一个被遗忘的人,仍拒绝遗忘。对此,我要放上我的“不”。

我们中许多人都不适合,必须被“退回”。我们这么多人被划掉,被推到一边。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学在哪里:在书店橱窗里还是废纸篓里。再说,相信书店橱窗的人们并不那么信任它。考虑到我微薄的每日津贴,我能拥有的只有封面:我注意到,每个星期一书店橱窗都会更换它的海报。我试图猜测里面是什么——在未裁开的、平滑压制的内页里是什么,然后我继续游荡,从一个橱窗到另一个,积聚着阴沉的预感。我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我从未用过裁纸刀,我只能透过玻璃看一眼文学。但你也能从封面学到点东西。我们可以从边缘画出指向中心的半径。有时,我会在林荫大道的长椅上看到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有时,我旁边同一张长椅上会有一个人在读一本书。但是,如果抚平皱巴巴的报纸,我总是从字里行间看到一成不变的话题、老掉牙的言论,以及关于这些陈词滥调的陈词滥调。从那张专注于书籍的脸上,我总是看到同样的灰白的反光和嘴巴周围无聊的皱纹。接着,那位读者(我经常观察到这种动作)突然从他打开的书中抽离,将书朝下放到长椅上,看看我,看看过往的路人、树、水洼,随便什么——在他的眼睛里,透过波动的字行我看到:DNP。

我不觉得嫉妒,也不后悔。但有时我确实试着去想象所有那些抢在我前面,已经设法将自己的墨水变成印刷墨迹的手稿。如果过去的作家们是从手边的墨水瓶里,从自身内部和周围的事物中寻找主题,如今他们什么也不找了:主题是被分配的。任何作家,如果他还有点良心,或许应该起草他自己的主题参考表。为专家[这里指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受过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人。]、流亡者和工人各自拟定一个栏目,每栏再细分:a. 党员;b. 知识分子中的非党员——这些人再细分:i. 塞入一个阶层[列宁坚持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而是阶级之间的一个阶层,是“劳动者”和“剥削者”之间的一个阶层。];ii. 封杀,等等——写作者这时可以纯粹机械地使用计算n种组合的公式来获得三十到四十个情节。我有理由认为一共三十九个。

如果你把这个观点列表用沾满蝇粪的钩子挂起来,那么……随后,你还可以把自己也挂起来:作为第四十个、最后一个主题。如果你将这些并置……那么……但此刻我的思绪混乱了。我眼前出现了灰黄斑点。我无法继续了,无法……

5. 关于意义(Pantalyk[Pantalyk:俄语,意为“感觉、意义、秩序”。])的思考

我的下颚是一台多么奇特的机器:只要咀嚼一点点面包和肉——那空无中就又有点什么了。一种顽强的、根深蒂固的念头——或者说,一个痉挛的思想,就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之间——升起落下,落下又升起。今天,我用二十分钟在一堵很高的白墙[指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RVS)周围的墙。]上的简报中找到一些被灰泥半遮掩的名字:马拉—罗伯斯庇尔—格拉古—托洛[原文为:MARAT—ROBESPIERRE—GRACCHUST:马拉、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领袖,先后被处决。格拉古(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1760—1797),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活动家、记者,笔名“格拉古”,是为了向古罗马土地改革者格拉古(Gracchi)致敬。原文中的T疑为Trotsky,即托洛茨基,曾任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肃反运动中被解职,于是其名字在墙上被灰泥涂抹。巴贝夫曾说:“法国大革命不过是另一场革命的前奏,那将是一场更大、更庄严的最终的革命。”托洛茨基曾把共产国际追溯至巴贝夫。](原文如此:我们本土的格拉古,没穿元老长袍,而是穿灰毛呢大衣和韧皮鞋)。那坚实的砖墙后面,还残存着一点老派作风的争辩。不久前,人们还就一切进行辩论。现在他们被堵住嘴,赶入一个石头围场,只能对着一个直径二十英寸的圆形练习靶开火。

我喜欢坐在普利其斯坦斯基大道(Prechistensky)[今果戈理大道。]旁的长椅上,竖起一只耳朵,以鉴赏家的姿态聆听那些温顺的射击。那些断续、回响的词语召唤着——恰如我也忆起——已死去的日子:“曾经”一次次敲打“现时”之门,那石墙后的冷酷的嗓音被人山人海呼应。我倾听着,被众鬼魂环绕——现在,我并不比我的记忆更真实,我乃是子虚乌有,正如那些前来环绕我、意欲存在的虚幻念想。

是的,简单地说,那些年——那么近却已成“那些”——将意义(pantalyk)从我们所有人脚下抽走,这熟悉的意义对那些半死不活的人太方便了。颠倒的观点在我们眼前流淌如一串串的视点。但是,当日子停止像轮辐一样转动时,那荒谬滑稽的意义又出现在脚下。意义这个愚蠢之词将自己抛向我的笔尖,虽然我并不清楚它的确切含义:它可能来自希腊语παντα(全部)和λευκοζ(白色)。果真如此,那意味着我们先是被从黏液(omniphlegmia)里吐出,然后又被吸回去。谁知道呢,也许时代的循环是由生命从血液到痰、再从痰到血液的重复变化引起的。历史之梭永远旋转,时而在火热的动脉里,时而缓慢地、一滴接一滴沿着冰冷的淋巴系统循环。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所以我坐在这里,在一个巨大淋巴系统的冰冷而黏糊的“之后”里,追随一个巨大回旋镖的曲线轨迹:先向前——然后向上——接着回返、跌落。

6. 负一

每天早晨,我从栖身的长椅上起身,伸展麻木的双腿,沿着路轨穿越迷雾。摇摇晃晃的电车迎面而来,钢铁刮擦,铿锵作响。目前它还是空的,透过结霜的窗子,我能看到那些空空的椅背。绿灯,我停下让它通过——空荡荡的车厢咣当着,从浓雾中浮游而出又钻入雾中。空的金属车厢在绿灯旁停下,震颤着刹住。一两秒过去了,你也许认为会有人上车或下车。但随即,一声刺耳的铃响起,钢铁的车厢依旧空荡,放下它的空又将空收回车厢,轰隆隆地消失在幽暗的黎明。

一点点地,从一扇窗到另一扇,那些蜷缩、颤动的形体透过昏暗显现出来。但我不再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正转身离开,穿过薄雾,迎接又一个漫长而饥饿的一天。

据说,在莫斯科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并被驱逐出这座城市的人被宣判为“负1”。没有人对我判刑:0-1。我依然在这里,在首都的混乱和骚动中。可是我完全清醒地意识到:我已永远地、不可逆转地从一切事务、所有的欢乐、所有的真实中被驱逐了。尽管我在这座城市的居民身旁行走、观看、聆听,我知道:他们在莫斯科,而我是在负莫斯科。我只被允许接触事物的影子;事物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从左掌跳到右掌的硬币只带给我一声清脆的叮当;我只被允许与空虚接触和对话,清晨有轨电车的铃声在昏暗中叮当,小心地让那空虚上车下车;所有向他人敞开的大门都向我关闭,而那些门背后的一切几乎都是超验的。

我只能观看,在夜晚的十字路口拥抱墙壁,当某个人,当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人,在他们的窗子里开灯或关灯,放下或升起窗帘;我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人,推开、拉开入口的门,出来、进去:他们被期待出现在剧院的幕布后面、床的遮帘后面。

是的,我是“负莫斯科”的居民。我还没有被驱逐出这城市,在这里,我仍拥有我的象限和权利。这座城并不是物质之城,而是一座映象之城。进入它,就像掉入深水里,它搅翻了一切倾覆的表面、形体和事物的“掩盖”。如果我这种人只能拥有负数,我会试着相信这负数。这对我没有好处,您知道,重复别人的话一点好处也没有:事物投下阴影。不,在我的负城,在我幽灵般的、小小的负世界里,只有负真理才有意义——只有凌驾于负真理的事实才有意义。因此,阴影会投下事物。这就对了,在这个我被放逐其外的世界中,没人对此持异议。在一堆负数和阴影里,我勉强度日。我被紧闭的门隔断,但我也可以用这想法叉掉它们:如果在那个世界里我一无所有,除了表面、阴影、谎言和掩盖,那么我就有权怀疑,所有这些盖子下面都是谎言,它们的一切都是我影子的影子。

那太怪了,莫斯科的街道就像被揭开的石缝。嗯。所以我是掉入了一道街缝里;所以我将不得不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死去,在一个负的、被放逐的、被抛弃的小世界。我接受这样的世界,而且我会穿过它一切弯曲的缝隙,无论它们引向哪里。

7. 被偷走的孤独

对每个人来说,现实存在于自我之中。尽管每一个“我”被缝入了一个“我们”;这些缝接在一起的个体——无论连接得多么松散——会生成一个社会,一种孤独联合体。其中最奇怪的悖论是一座城市,连接着互无关联的人。在这里,独处的需求等同于自我保存的需求:人们活下来是为了以无休的劳作为代价来换购摆脱彼此的机会。人们借艺术、工作或盗窃来积攒金钱,以便能筑起高墙。在远离人类聚居的乡下,人的孤独没有受到保护,没有被围墙划界,易受攻击;在城里,孤独井井有条,藏在百叶窗和墙壁后,被锁起来妥善保管。人,无论如何,他的身边不仅不要有别人,而且也不能有上帝;神圣者之全在的信条侵犯了他孤独的权利;那只不眨眼的眼睛盯着他的生活,透过它神秘的三角形,如同透过牢房的窥视孔,必须移除它。因此,这就是城市无神论者们的独特之处,他们在询问者和观察者之间奔波忙碌了一整天,苦苦挣扎着摆脱“我们”回到“我”,渴望至少能有几分钟完全的独处,远离外界一切视线。就如同蚕,时间到了就会急急溜走,找一个寂静无声的地方,以便将自己包裹在茧中。一个城市也是由焦虑的爬行者和一个离散之茧的系统组成,这是它唯一的目的。当然,一个城市最像城市的时刻,不是中午,而是午夜,不是四处喧嚣和嘈杂的时刻,而是一切安静如梦的时刻:只有无人的荒僻的街道,黑洞洞的窗子和一排排紧闭的门才能充分诠释一个城市。是的,我们只能背靠背生活,一切——从那些在林荫道旁各自拍打自己的沙堡和泥巴城的小孩子,到郊区那些躺在被铁栅栏隔开的坟墓里的尸体——都证实了这个想法。

记得有一次,某个黎明前,我在一条小街转弯处来回踱步时,先是听到一阵脚步声,然后听见有人在有节奏地嘀咕着。脚步声断了,但嘀咕仍在继续。我走向那声音。在一堆灰色的石头旁,一个男人在曚昽的晨光中背靠墙站着;他的双腿摇晃,他的头似乎快从他的大衣领上掉下来。他没有注意到我和四周冷硬的石头,他仿佛被刻在一个不可侵犯的魔圈里,他继续摇晃着,全神贯注地重复:“上帝,感谢上帝,您不存在。感谢上帝,上帝并不存在。”

这听上去如一次孤独的宣言。从醉汉身边走开时我突然想到,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追随人类的孤独。那些孤独的灵魂们试图——带着滑稽的笨拙和悲剧性的固执,在这个人类蜂巢的深处——在自己不可侵犯的圈子里自我铭写。因为我的闲暇时间很长,而且很多,所以我决心致力做一个偷孤独的贼。是的。贫穷和懒惰总是煽动犯罪:偷盗孤独。

然而,我最初的尝试使我深信,狩猎城市孤独是一项极其困难和艰苦的任务。城市居民们习惯于在耳朵和眼睛之间耍手腕,巧妙地避开观察,从不让人渗透入他们的“我”。我将不得不发明一种特别的技术,从背后包抄,可以这么说,将敏捷与鬼祟结合。失败了几次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从简单的场合开始,然后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情境。于是,有一天,当我经过一位老年盲人时,他正镇静地摆好一只木杯,准备接受好心人的硬币,我心一动,他倒是个合适的实验对象。我停在十步之遥的地方,仔细观察他饱经风霜的脸和瓦楞般的眉毛,掂量他的失明带给我的优势。几次遭遇之后,我碰巧看到了他弓着背离开时慢慢摇晃的背影:他一边走,一边用长棍的尖端敲打鹅卵石,聆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响。我们当时在城郊附近。我决定尾随我的目标。我们一起——敲点石头的棍子和我——慢慢地经过那些低矮的木屋,一步一步地,穿过城门,沿着一条蜿蜒通向采石场的路走着。向前两百码[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是一个上方垂挂着柔软柳枝的池塘。老人的棍子继续在尘土中试探。我无声无息地跟在他后面,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突然,他竖起一只耳朵——细听。鸦雀无声。只有远处的某个地方,一辆火车头拉响了汽笛,然后沉寂。盲老头离开大路,转入高处尘土飞扬的草地,他戳着地面坐下来。我仍站在原处,看着他:一个人的孤独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的观察对象从他那件肮脏的罩衫里掏出一个小包裹,解开它,叮当的硬币声响起。“原来如此。”我懊恼地想,准备打破寂静离开。但就在这时,他那死滞的双眼周围的皱纹抽搐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然后开始了一种奇怪的游戏。他将木棍和包裹放一边,突然仰面躺倒,手指紧扣着压在胸前。随即,他露出惬意的表情,让无牙的下颚松弛,然后开始滚动他的假眼珠。这时我才恍悟:这位老人在欢快而狡黠地与死神游戏。如何发现不同的人在其独处时、在被魔法圈刻的孤独中怎样自娱自乐已无关紧要了。这一幕令我恶心,我知道其中再没有别的了,但我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每一个贼,无论他偷的是什么,都会恐惧被抓住。一辆从采石场来的马车的嗒嗒声解放了我的脚步——我急忙返回城市。这段插曲并没让我终止猎取都市孤独,尽管我对自己和这孤独承诺:永远不要将这些偷来的真髓诉诸笔端。即便是眼前这一个。我会将它们保存在内心:更安全。

8. 一场关于脚步的谈话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说话。我今天说话了,几个月来,我第一次开口讲话。第一次。不是只言片语,也非一次提问或反驳(从前发生过的)。不,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谈话,记录这场谈话至少需要十对引号。当然,让我开口说话或对我说点什么,都是出于偶然罢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天早上,我沿斯查斯特诺伊大街走着,我想穿过人行道去林荫道。两只装着沥青的冒烟的大锅立在道上挡住了我的去路。一把长长的钢勺在黑色黏稠物中缓慢搅拌着。古老的柏油路被踩烂了,多处裂口,在人行道边卷成一堆。一阵风袭来,将刺鼻的蓝灰色烟雾吹向我。我扭脸避开,就在那一瞬,我依稀瞥见一步远的一个女孩,她正透过烟雾,凝视着正啪叽响的沥青。从她细长双眉间的皱纹里,从她双唇的微颤里——她似乎在低语,我猜到了长期以来所寻求的孤独的意义。我迅速后退几步,以便更好地观察她。她继续站在蓝灰色的烟雾里,好似立在香炉的烟气中,轻盈、勇敢地铭刻在清晨潮湿的空气中。她好像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那些在两个大锅之间忙碌的工人的围裙和后背。这样大概有一分钟,她突然四下环视——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们都在观察:我在看烟雾,你在看我。你为什么那么做?”

“你为什么?”

“好吧,我先回答。但是我的答案很长,来不及了。”

她垂下眼睑,直到这一刻我才注意到,她的手肘下夹着一个破旧的小背包,有的地方线缝开裂了,粗糙的皮革漠然挤靠着她露出的手臂。

“那么在路上告诉我吧。”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怎么能说那样的话?

她一点也不生气,不——她唇上挂着微笑,鼻孔微颤。

“好吧,我只是在琢磨——你会觉得那很愚蠢——一口沥青锅里有多少脚印。懂吗?多少脚印?莫斯科住满了走来走去的人。好比现在我俩一起走着,然后是‘再见—再见’。就那样喽。我们的脚步——我是说我们的脚印,会等一阵风或一把扫帚拂过才会消失。想想该有多少脚印被踩在柏油路上,一层层直到路面被踩出坑洼。然后脚印和沥青一起被倒入一口大锅,用一把钢勺搅拌,就如民间故事里那样。你知道他们会对脚印施巫术,甚至把它们除掉[据俄罗斯民间传说,魔法的一个法则是将部分化为整体。诅咒一个人,只需从他的头上取几根头发或他留在地上的足迹,或者两个更好。当这个人走过时,有人会跟着他并取走他的脚印——一大团泥土,然后把这些泥土放入一个小袋子,挂在炉子上,同时将头发涂上黏土,放在火炉烟筒里。当泥巴开裂时,那人就会萎缩或死掉。]。听仔细了:如果有朝一日,被人们践踏、玷污、侵犯、篡改的一切能被卷成一堆扔进炉子里焚烧,你懂吗,焚烧,让它如一阵青烟升起,然后生命才可以重新开始,从头开始。”

她轻快地走着,脚跟嗒嗒响,几乎不向后看。我只有错开半步,紧跟着她。

“我说的对吗?”

“恐怕我不相信脚印。人……”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洪水般的、长期被压抑的话语冲击,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我的想法,“人对于人来说要么是狼,要么是鬼魂。像狼一样生活意味着攫取一切,连脚印也不放过,吞噬最后一点痕迹。如果是鬼魂,它们会突然出现,然后了无痕迹地消失……”

我们一同走着,一会缓慢,一会又加快步伐,从一条街走下另一条,同时,我凝视着她肩膀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地大谈特谈人们必须在两种模式中做出选择:人之于人要么是狼,要么是鬼魂。

等我讲完,我看到那张天真的笑脸转向我。

“我从这里进去了。”她心不在焉地说,登上一级台阶(此刻我们的头顶处于一条水平线)。

接着,在短暂停顿之后,她说:“可能你说的是吧。但还有第三个方案,如你所言,第三个方案:最终,人对他人来说……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你掉了两粒扣子?在这里——在前襟:你会感冒的。听我说,你明天来吧,只是要早一点,到大锅对面的长椅上——我会为你缝好。不然……”

随后,她消失在镶格子的门的后面。我又独自一人了。我的心脏跳动得异常艰难,我的太阳穴也是——一定是走得太快引起的。透过玻璃,大理石楼梯闪着白光。外面,门的两侧是一些白色和黄色的方形牌子。

“她去哪儿了?”我扫视方形牌子,它们给出的答案是:会计课。幼儿园。无痛拔牙。裁缝。皮肤病。实验阅览室。无缝鞋垫。使用十指系统。

9. 另一场谈话:关于编号176

这天早晨天刚亮,我就在指定的长椅上等着了。透过大街上九月的金黄叶子,我盯着那两口圆形大锅。它们是空的、蓝灰色烟雾介绍我们相识的任务已经完成,消失了——好像从未出现过。林荫道仍在战栗,半梦半醒,慢慢积攒着脚步声。最先走过的是三个流浪儿,他们可能在其中一个大锅里同沥青和脚印过了一夜[战争、革命和饥荒在1922年的俄罗斯造成了大约七百万流浪儿。在寒冷的夜晚,他们会争抢仍有余温的空沥青大锅。]。随后,零星地,是斜挎着木箱的男孩们,他们睡眼惺忪,还没有开始叫卖他们的报纸。接着是工人们,以及一名刚刚下夜班的警察。然后是带着大瓶小罐、裹着披肩的女人们,以及办公室的职员们,他们把帽子拉低,胳膊肘从口袋里探出。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她来了,匆匆向我走来,她来到长椅前,活泼地坐在我旁边。

“好了,脱下你的外套。”她把破旧的书包放在膝盖上,手指敏捷地掏出针线、一个顶针和一对结实的牛角纽扣,我窥视到一个小小的金属字母D镶嵌在挎包的软皮上。

然后,大约有三四分钟,我的眼睛半闭,听着灵巧的指甲在我寒酸的外套上来回滑动的声音,听着她近在咫尺的轻柔的呼吸声,那根线断了两次。然后书包咔嗒一声合上,我抬眼一看,遇到了一双认真而专注的眼睛。

“纽扣孔是好的。你试试扣子。很好。现在回答我:你昨天为什么看着我?嗯?”

我多少有点慌乱,也有点羞愧,我开始“解释”:我告诉她我猎取孤独的冒险,告诉她我试图打破将所有城里人刻入其中的圆圈。

她听着,不时地看着别处,用尖指甲敲打金属字母D。

“我明白了。但是你最容易从什么地方来袭击我们这些可怜人的孤独呢?孤独何时何处最脆弱、最不设防?如果这是你的专长,如你所言——你真是个奇怪的人——那么……”

“没什么固定规律。不过,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会比中间能提供更多的机会。或许是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尚未进入这一天;而在后一种情况,疲惫的‘我们’正自行解体为‘众我’。简而言之,最好是在黎明前后,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分界线附近搜寻。哪里的孤独最容易被发现?让我想想,通常是在一个城市的边缘,因为相对于城市汇聚的向心力而言,孤独需要离群独行。或是在火车站,那些坐在包袱上或抓着行李箱的人也是很好的目标:他们不属于这里,也还不属于那里。他们对周围的眼睛没有过度的警觉。如果你的猎物带你穿过金属旋转栅门,穿过出发通道,来到站台上,你会看到连在一起的车厢上分别标有软席(黄底黑字)和硬席(绿底黑字)。设想一下:硬席车厢的长椅上坐着的,我称之为柔软的孤独,它有抒情般的温暖,写着悲伤或喜悦,而软席车厢里被凸起的玻璃窗隔开的人们只能沉默地坐着,我称之为坚硬的孤独。这也并不是所谓规律,只是一个有效假设吧。”

我瞥了一眼此刻沉默着的同伴。她半张着湿润的双唇,似乎对某种朦胧梦境留下的模糊印象有所动容。她的凝视穿过我,望向远方。抓住这一刻,我说,“昨天,你走进去后,我留在标示牌那里,花了很长时间试着猜——”

她的眼神勉强回来了:“再猜一次。”

“老实说,我弄不清。幼儿园——也不像。十根手指——”

“接近了。你快猜到了。再猜一次。”

我无助地摇头。

“真的没什么特别有趣的:我在阅览室工作。我用十进制对书籍进行编目。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很快我就会放弃它。”

我笑了。“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系统,允许你把所有的东西和意义挂在十个钩子上,给每样东西一个数字。”

“你不能笑。根本不是那么愚蠢。只要有三四个数字,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很方便,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代码。你说出号码,它就是你的。”

“嗯。那么爱有一个编目号码吗?”

“等等,如果种类是1,而分区是76,那么176——就是你要找的……但你为什么问那个问题?”

她的脸通红,她的长眉蹙成一条线。我等着。然后她突然站起来。我也跟着起身。

“不——不,你不能跟着我。有人在那个十字路口等我。再见。”

我顺从地坐回长椅,看着她翩然而去,她头也不回地走入秋天铁锈色的树丛中。当我再睁开眼睛时,看到长椅上放着一个白纸包。我小心地打开它:两片手掌大小的面包,里面夹着火腿——一块三明治。我喉咙里升起一股绞痛而甜美的滋味。我拉下帽檐遮住眼睛:谁也别看见。

10. 施罗特医生

当一个人被人们抛弃时,他会(很容易)用非人类来取代他人。我的意思是:当一个人被排除在真实之外时,他就成了幻影的一部分。我之前提到过珀欧潘克什。但有时,一个虚构人物对我来说还不够,所以为了交谈和友情的需要,我发明了施罗特医生。真实的施罗特医生住在某个地方,但我们从不相识。我最先是从一个奇怪的家伙那里得知他的,那家伙体魄过于健壮以至于必须长期接受治疗,他说,施罗特医生发明了灵丹妙药:饥饿疗法。当时对我而言它毫无用途,但当我的情况突然改变,我采用十戈比养生法时,我挖出了施罗特医生(他被遗忘在记忆的底部,就像一只被六次折叠埋在背包底部的充气枕)。我展开他并把他吹胀到,可以这么说,活人那么大。现在我只需摁住空气活塞,使用我的幻影。给施罗特医生一个身体并不费力,过度的现实感和稳健不适于绝食的狂热分子(他的治疗方案要求在第一周有两天不进食,第二周有四天,第三周六天;随之以相反的顺序禁食——四天,两天;然后是四天,六天;等等)。在想象中尝试了几次之后,我感觉到他,默许了他的存在:施罗特医生比普通人略高,隆起的秃顶上有几缕梳理整齐的灰发。透过他的金属框眼镜的镜片,两只被拧紧的眼睛呆滞地凝视着。他凹陷发黄的脸剃得很干净,上浆的衣领扣得很紧,肋部在黑色长大衣下面随着呼吸均匀起伏,他那瘦长的腿上穿着双层底的高帮靴,长手指握着一根黑色木杖。起初,我们主要在梦中相遇,但后来我们也在梦外会面。无论何时何地我们见面,尊敬的施罗特医生都会用他骨感的手指摸我的手掌,从头到脚打量我。

“太阳穴更深凹了。哈!很好。颈部变细了——太棒了!您说心跳不规则?嗯,嗯。等等。脉搏五十六下。棒极了!您正在康复。这是我的荣幸。”

施罗特医生会掀开高顶礼帽致意,将他瘦长的黑色后背转向我,均匀摆动着细长的双腿慢慢消失,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我现在提起他,这位旧日的老友,是因为我们分手的时刻到了。请原谅我,亲爱的、令人受益的施罗特,因为今天我将打开让你存在的小塞子。我要放掉你所有的真实,如同从充气旅行枕中放出空气,因为你知道,我的下一站到了。

是的,我需要我的鬼魂们——他们真诚地做了他们能做的——直到我遇到一个人。昨天,我被新的意义和大胆的希望充满,信步走到彼得罗夫斯基公园,蜷缩在一片松针的华盖下,徒劳地试图入睡。我召唤了珀欧潘克什和施罗特博士,和他们说再见。我闭着眼睛就能看到:他们立刻就来了,他们过来坐在我身边。他们的脚步声没有惊动一片叶子,也没有搅动空气。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依然闭着眼睛,我先转向施罗特。

“我不愿让你失望,但我已经放弃了我的养生法宝。今天我吃了两个三明治。我的脉搏高涨:算是正常吧。”(他耸耸肩。)“看,这两粒纽扣,可以对抗寒冷。它们是最奇妙的纽扣:它们散发着温暖。谁知道呢?也许这不是真正的九月。你正在撇嘴,我看到了,还皱眉,即便如此,我已经打开了小塞子,要剥夺你的真实性。我不再需要鬼魂的帮助了。看到这双手吗?十根手指:我将用它们工作。我将从运作大脑转向运动肌肉,很快我就会有七十二下脉搏、红润的脸颊和挺直的脊背。我需要这些,因为……但你不会理解。不要让我再留你了,你走吧,径直回到虚无。”

一边说着,我一边转向智慧的珀欧潘克什,他那长满胡须的脸埋在飘逸的斗篷的褶皱中,一直遮到眼睛。

“哦,高贵的圣贤,我是一个人,人必须至少‘是’一次:当然,不是出自你,你从不说‘是’。你将对这个‘是’也说‘不’?”

他沉默不语。只有他的斗篷散发着几千年的芬芳,显出他平静的呼吸。他听我讲完,肃穆地起身。他脚下的树叶没有沙沙作响,当他遁入黑暗中,他斗篷的飘动也没有扰动空气。他进入黑暗,变成了黑暗。

那晚,我重新梳理了所有想法,直到黎明逼近。早上,我回到城里,回到浸着露水和寒冷的灰蓝色的日子,带着一个坚定的决定:所有的脚印必须进入熔炉。盖上盖子。我知道的最美好的短语是“从头开始”。

11. 柔软与坚硬

我罪有应得,千真万确。一个哲学白痴。两天来,我一直坐在这里,处于恍惚中。或许一支铅笔会有用:我会尝试逐行解开事实。错误是,我太快地驱逐了我的鬼魂们。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城里,在同一地点、同一条大道等着。早上过去了,她没有来。温暖的正午即将来临。我依然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我准确记得每一个细节),我解开外套,突然意识到她还将两句话牢牢地缝在我心里:“有人在等我”和“再见——再见了。”

“巧合吧。”我对自己说,决心要耐心些。第二天是星期日。等待毫无意义。走过星期天清晨的街道,走过那些用木板条钉死的窗户,被百叶和栅栏遮挡的窗子,我突然想到,这城市就像我曾无数次试着想象的那座理想之城,但此刻它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了。我需要那个小小的金属字母D——它隐藏的难解之谜——比需要任何问题或世界观更迫切。又一天过去了,她还是没来。我决定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去那个“实验阅览室”:他们会告诉我她发生什么事了。也许她病了,也许……但她是谁?我只能说出一个首字母D。总之,一阵犹豫之后,我找到那扇被小方牌环绕的大门,正想推开玻璃门时,它突然向我展示了我自己:一个可怜的幽灵,肩膀上挂着一件破烂外套,深陷的眼睛下面是一簇凌乱的胡子。我在门廊待了一分钟,悄悄走了。等到明天,我会再等一天。为了控制情绪,我决定彻底累垮自己,于是我走上一条长长的、时断时续的小街,来到曼什坎斯伽亚街一号。这条笔直的街道足以让人筋疲力尽。我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一步紧跟一步,一直不停地向前走。维达瓦车站发光的钟表盘让我停下来。从数字跳到数字,我在心里画了一又三分之一圈,距离我们会面还有十六个小时。忍耐。但一眨眼,我就见到她了。有两个人乘坐马车驶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她。那辆敞篷四轮马车在入口处转了一圈,停在车站台阶前。为了看清楚,我从后面溜过去:是的,就是她。两人将携带的行李递给一个杂役,疾步上了台阶。我跟着他们。下一幕大概持续了五到八分钟。奇怪的是,虽然在那段时间里车站灯火通明,但我还是没能看清她同伴的脸。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穿过车站大厅走到站台上。我机械地走到一个绿色盒子旁,它机械地吞下我的十戈比硬币。我手里拿着一张站台票,继续机械地跟着他俩。走过黑色柏油路就是一排排相连的车厢,写着“软席—硬席—硬席—软席”。我看到了他俩,但他俩没看到我。这是一种异样的孤独:一种并列的孤独。他们肩并肩地走着,相互凝视,走入他们共同的圆圈里,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进入。我甚至都不会尝试。黄铜与黄铜的碰撞:一次(是我);然后,又一次,再一次(是他俩)。缓冲器撞响,火车开走了。站台空了。我走过一排沉闷的、承受唾沫和烟头的铁垃圾桶。一分钟后,我又走在曼什坎斯伽亚街长长的、笔直的路上,低着头,双手插在口袋里。

12. 没有面包的形而上学

一台机器吞下我最后一枚硬币。此刻我的大脑发条失灵了,我的思绪不得不自寻出路。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替代三段论[据科尔扎诺夫斯基的妻子安娜·巴乌舍科说,科尔扎诺夫斯基曾用形象思维来构建三段论。]的是几乎毫无逻辑的黑暗。好吧,那样或许更好:谁知道那黑暗的最底部会有什么。城市里拥挤的人群和物体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他们不断地入侵令人难以忍受。每幢建筑都带着它们所有的窗子钻入我。虽然我那脆弱而飘忽不定的心是个累赘,但我还是设法以某种方式调适它,念着呼吸咒,我走在卡鲁日斯卡娅街经过了长长的医院楼区,绕过东斯科伊修道院的石头广场,穿过旧行宫,沿着田野小路,一直走到安德烈耶夫峡谷。那里没有一个人,峡谷底部一片寂静。我头顶是蓬松的云朵,在左边,升起一缕蓝烟:必是有人在废品堆上焚烧垃圾。

我的思绪不断从现实中跳回,从过去和将来返回:在抽象中、在万物的间断中休息是多么令人愉悦啊!

现在我试着集中精力解决疼痛的问题。用我们朴实的农民的话来说,他们将一位病人——如果他浑身都痛,即病得很重——称作一个“疼人”(person-in-pain)。一个“疼人”与他的疼痛合为一体了。从这点出发,犹如从一个逻辑的y出发,你自然得出这般理解:疼痛是“疼人”的存在方式;对他来说,除了疼什么也不存在。无论其内容为何,麻醉痛苦意识的唯一方法是切除那内容(疼人所受之疼),把它赶出去。于是外界存在的必要性就被推断出来了;在“我”之中的现实于时空中被对象化。“我在疼”变成“我的疼痛大过了我”。但什么能赶走疼痛?唯有疼痛。不管是被活体解剖的青蛙,还是人类大脑,都会产生一种基本反射,那就是拒绝疼痛,将痛苦切除或从痛苦中被切除。从爪子上拔下一根刺的野兽,和那为抛开痛苦而造出一个时空(将痛苦“过去化”或“空间化”)的人类心灵——两者是以不同方式行使同样的意志罢了。如此,心灵在渐次摆脱原先疾病时,又慢慢因外部世界而染病,而原先从体内驱走的疼又回来了。但,随着疼痛的外化,形而上学的“疼人”在治愈过程中放弃了他唯一的存在(疼痛),从本质上来说,他治好了自我。对疼的恐惧(这导致它的对象化)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自我保存)相互牵制,而余下的痛苦,即那些没有表面枯萎、没有被切除的痛苦,常被称为“灵魂”。说起这些,我刚好想到:当莱布尼茨这位“乐观主义”(“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的发明者生病了,乐于助人的他立即设计出了一台由灵巧的夹子、螺丝钉和木板条组装起来的机器——用来缓解疼痛。每当疼痛侵入他的思想,阻挠他写单子和谐的论文时,莱布尼茨就会在他的男仆帮助下(这是他的秘书埃克哈特告诉我们的)戴上那些由木头和铁制成的箍,然后命人将螺丝钉拧紧:那些板条会夹住疼痛,使这位乐观主义者能继续他的工作。那台用来夹疼痛的机器实际上是莱布尼茨发明的一台世界模型。松开螺丝,把“我”从夹住它的复杂的链条中释放出来,被松开的疼痛将再度膨胀、扩散,摧毁“前定和谐[指莱布尼茨认为的在所有单子之间,尤其在思想和物质之间预先建立的和谐。]”、信仰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这个过程起先以离心的方式进行,然后暂停(“我”),随后反向进行:此“疼人”对象化自己的疼从而治愈它,他把外部世界对象感觉为与己无关之物,因此不再为它而病,接着他开始欲望所谓的真理。认知即事物回归本原之存在:痛苦。显然,对于“疼人”,认知只能小剂量进行,因为以所认知之内容来扩大一个人的存在,就是扩大他的疼痛,就是将已腐烂的部分重新接回到半愈合的伤口上。在一个满是疼痛之人的世界里,怀疑论者若要决心培养认知能力,就必不能依赖于认知能力的稀罕,而是要依赖一种巨大的痛苦,它横亘在世界和认知之间,使认知变得难以忍受。

再一次地,如果我将它们召唤回来又如何?召回万物——从星辰到尘埃微粒——让它们的痛苦内在于我。但是痛苦之人渺小又怯懦:一个痛苦之人只会与另一个痛苦之人坠入爱河,只能将那个人的痛诱入自己的内在之痛,因为有恐惧的反射,爪子会从毒刺中抽离。不,不。不要刺痛我。

13. d线上的小卒子

我害怕返回那座城市。如果有谁此刻催促我,用胳膊肘碰我一下——我就会倒地不起。我最好离开这里。已经两天了,我还在那个峡谷底。每当偶尔有人出现,我就爬到附近的鞑靼墓地[在沙皇时代,不同宗教的人被埋葬在不同的墓地中。后来,这条规则被废弃。],那里也很好,因为在那儿你看不到那座城市:它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在这峡谷之外。只有火车的汽笛声侵入;如果不是它们,这里全然宁静。

哦,我几乎忘记了:昨天,施罗特医生拜访了我。我要感谢那个怪人。那时已经差不多是晚上了:我正坐在肮脏的鞑靼墓地里,荨麻丛上方是锡箔般的星辰和一弯新月。当他突然出现时,我正在打瞌睡,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拧得牢固的眼睛,精瘦的双腿。他走到我面前,将一只毛茸茸的耳朵贴在我的心口,然后聆听。

“嗯,嗯。此刻,你需要的不是穆斯林墓地——”

我打断他:“告诉我,施罗特,人能伤害一道伤口吗?”

他咬着嘴唇沉思,在我身边徘徊了大约一分钟。

然后,他那瘦削的黑色背影摇曳着穿过锡光星辰和新月消失了。太糟糕了。我想告诉他那个小卒子。我试图喊叫,但是我的声音消失了。

那个小卒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天,确切日期我不记得了,我偶然碰到一场国际象棋演示。我根本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等一等,我为什么要谈论象棋?哦,是的,卒子,那个d线上的卒子。那时,现场死一般寂静,就像这墓地一样;人们簇拥在栅栏外,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棋盘上,两名棋手弯腰对着棋盘。小方格内是雕刻的人形棋子。栅栏后、棋盘旁、棋盘上都鸦雀无声。对于象棋残局,我是一名不够格的裁判。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唯一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光滑的黑色小卒。这小卒好像要逃离棋局,它大步跨越前方的两个方格,孤零零地站在空方格间。这场比赛是在国王的侧翼进行的,逐渐向f线集中。攻击——反击。接着,白方骑士为了掩护白子暴露的f3突然跳了一步,黑方似乎有意失去一次先手[失去一次先手:在国际象棋中,“先手”是转折,当一名棋手为实现目标而采取一次不必要的动作时,他就“失去一次先手”。],向前推进了那枚似乎被遗忘的、注定要被毁灭的d线上的小卒:它勇敢地、大步流星地从黑方格走到白方格,让自己处于敞开的被攻击状态。现在只有黑棋王后向对角线移动才能保护它,但是王后,好像故意移向了侧位,把这个卒子留在d线上等着殒命。我的心——尽管听起来很傻——急遽跳动,不知为何,那黑色小卒对我来说弥足珍贵。

又走了一轮棋。现在,不仅是我的眼睛,连那些挤在栅栏后面所有人的眼睛都在默默地注视着d线。那黑色的流浪儿仿佛处在一种致命的疲惫中,又向前迈了一步。最后一步。再一步就能让小卒丧命。玩白子的棋手(奇怪的是,我从未看见他的脸)迟疑了,他用指甲平静地轻敲棋盘的边缘,随即突袭,黑色流浪儿在他紧攥的瘦长手指里退缩了一下;争夺d线的战斗结束了。

---1927—1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