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八月,我为了工作从纽约去彼得格勒,有人告诉我,出于安全考虑,最好途中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我早晨到达该地,悠闲地过了一天。我记得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是晚上九点发车,便在上车前独自去车站餐馆吃饭。餐馆里人很多,我只好和一个男人共用同一张小餐桌,那人的外貌十分有趣。他是俄国人,个子很高,却胖得出奇,他大腹便便,只好把椅子拉得离桌子远一些。他的手肉嘟嘟的,很小,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他的头发又黑又长,却十分稀疏,精心地向后梳着,遮盖住他光秃的头顶,他的一张大脸面色灰黄,双下巴又肥又大,胡子刮得很干净,脸上的肥肉便暴露在外,难看得很。他的小鼻子在一张胖脸的衬托下,活像是一粒滑稽的小纽扣,他那双闪闪发亮的黑眼睛也很小,嘴巴却很大,红红的嘴唇显得十分油腻。他穿着一身黑西装,倒也整洁利索。西装并不旧,看起来却很破烂,好像自从他得到这身衣服,就从未熨烫刷洗过。

餐馆服务极为差劲,要把服务员叫过来,简直难如登天。很快,我们两个就聊了起来。这个俄国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口音很重,但并不讨人嫌。他问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还问我这次是去哪里,我如实回答了他不少问题,但对有些事我只能有所保留,毕竟我当时的工作需要我小心谨慎。我告诉他我是记者。他问我写没写过小说,我坦言会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于是他说起了本世纪后期的俄国小说家。他谈吐不俗,一看就知道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个时候,我们终于叫服务员为我们端上了卷心菜汤。我刚认识的这位朋友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伏特加酒,邀我一起享用。不知是伏特加起了作用,还是俄国人天生健谈,反正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讲着讲着,他主动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他好像出生在贵族家庭,职业是律师,思想激进,故而与当局摩擦不断,只能常年待在外国,现在是要回家,因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事处理,所以要待上几天,但他计划一个礼拜后去莫斯科,如果到时候我也在那里,他希望能和我见个面。

“你结婚了吗?”他问我。

我觉得我结不结婚都不关他的事,但我还是告诉他我已娶妻。他轻轻叹了口气。

“我是个鳏夫。”他说,“我妻子是瑞士人,老家在日内瓦。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女人。她能讲流利的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当然,她的母语是法语。她的俄语也不错,比一般外国人说得都好。她连口音都没有。”

他叫住一个端着满满一托盘菜经过的服务员,问了些什么,我当时听不懂俄语,但估计他是在问下一道菜什么时候上。服务员飞快地说了什么,可语气十分肯定,说完便匆匆走了,我的朋友叹了口气。

“自从革命爆发后,下馆子就得等很久,真是扫兴。”

他点上第二十根烟,我则看看表,不知道在出发前还能不能吃上饭。

“我妻子是个好女人。”他继续说,“她在彼得格勒一家最好的贵族女校教语言。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很恩爱。可她这个人嫉妒心太重了,而不幸的是,她爱我爱得发狂。”

我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他是我见过的最丑的人。脸色红润、天性快乐的胖子有时也很有魅力,但他不仅胖,还性格阴郁,着实令人反感。

“我并不假装自己对她忠诚。我娶她时她不年轻了,我们结婚也有十年了。她又小又瘦,脸色不好,说话还很刻薄。她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除了她,她不能容忍我觉得别人好。她不仅嫉妒我认识的女人,还嫉妒我的朋友、我的猫和我的书。有一次趁我不在,她把我的一件外套送了人,仅仅因为我偏爱那件衣服。但我是个性情平和的人。我不否认我觉得她很烦人,但我把她的刻薄态度看作是上帝的安排,而且并不打算反抗,就像遇上恶劣的天气或头伤风,我也只能忍着。只要有可能,我就否认她的指责。要是否定不了,我就耸耸肩,再抽支烟。

“她三天两头没事找事,不过并没有对我产生多大影响。我过着自己的日子。有时候,我真想知道她对我是抱着热烈的爱,还是强烈的恨。在我看来,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

“所以,如果不是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两个说不定就白头到老了。当时,我被妻子一声刺耳的尖叫惊醒。我吓了一大跳,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她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说是梦见我想杀了她。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的顶层,楼梯井很宽。她梦见我们刚到自己的楼层,我就一把抓住她,想把她扔过栏杆。摔下六楼,必死无疑。

“她吓坏了。我尽力安慰她。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有接下来的两三天,她又提起这件事,我见她这样,不由得哈哈大笑,可我还是看出她一直为这件事而感到困扰。我也不由自主地老想起这事,因为这个梦向我展示了一些我从未怀疑过的东西。她以为我恨她,她以为我会高兴地摆脱她,她当然知道她自己很招人烦,而且在某个时候,她显然想到我有能力杀死她。人的思想是不可预料的,有些我们羞于承认的思想会进入我们的头脑。有时我希望她能找个情人私奔,还有时我希望她能毫无痛苦地突然死去,还我自由,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主动去摆脱一个无法忍受的负担。

“这个梦给我们两人都留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象。我妻子吓坏了,因此少了几分刻薄,多了几分宽容。但是,我每次走上我们公寓的楼梯,都忍不住探出栏杆往下看,心想做到她所梦见的事真的非常容易。栏杆很低,非常危险。只需要飞快一推,就能搞定。我很难不去想这件事。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妻子把我叫醒。我很累,非常恼火。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她又做了那个梦。她突然哭起来,问我恨不恨她。我向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发誓,我爱她。最后她总算又睡着了。可我却难以入眠,躺在床上睡不着。我仿佛看见她从楼梯井掉了下去,我听见她尖叫着,砰的一声落在石头地面上。我禁不住哆嗦起来。”

俄国人停了下来,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把故事讲得流畅生动,我听得很专心。瓶子里还有些伏特加酒,他把酒倒出来,一口吞了下去。

“你妻子最终是怎么死的?”停了一会儿,我问道。

他拿出一条脏手帕擦了擦前额。

“非常巧的是,一天深夜,有人在楼梯底部发现了她,她的脖子摔断了。”

“是谁发现她的?”

“一个房客,这场灾难刚发生,他就回来了。”

“当时你在哪儿?”

我无法形容他露出的那种阴险狡诈的表情。他的小黑眼睛闪闪发光。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在一起。出事后一个小时我才回来。”

这时,侍者端来了我们点的肉,俄国人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口大口地把食物塞进嘴里。

我大吃一惊。难道他真的以这种毫不掩饰的态度告诉我,是他杀了他的妻子吗?这个男人肥胖、行动迟缓,看上去可不像杀人犯,我不敢相信他会有这种勇气。也许他只是和我开玩笑?

几分钟后我就该去赶火车了。我和他分手,从此再没见过他。但我一直拿不准他是认真的,还是在说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