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次,那场景,还有我们会议桌周围的那一副副面孔,我是不大可能忘记的。那是6月的一个明媚的下午,阳光照在助理厅长们才可以享用的奢侈品上;尽管开着窗户,但房间里还是烟雾缭绕。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让检察长很不高兴,因为他正准备出门去打高尔夫球。

但想推脱说没有预约,把人家拒之门外已经来不及了。杰夫这老东西不请自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用“趾高气扬”来形容很贴切。他身着一套招摇扎眼的西装,头戴一顶灰色的圆顶硬礼帽,上衣扣眼里还插了一朵花。他心情好得不得了,白胡子根根翘立,虽然尖声尖气的,但绝对自信。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曼纳林,温文尔雅,像个电影明星。杰弗里·韦德走过来,把桌子上的文件往一旁胡乱一推,接着就一屁股坐在了桌沿上。

“天气不错啊,对吧?”他亲切地说道,“也许你们还有人不认识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杰夫·韦德。那个大名鼎鼎的杰夫·韦德。我想跟你们几位简单地聊几句。”

“你,真想聊几句?”厅长问,那口气啊,能有多酸就有多酸,“聊什么呢?”

对方乐呵呵地笑了,然后往衣领里缩了缩脖子,看了看桌子对面。

“你们自以为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可以控告曼纳林这小伙子了,是不是?”他问道。

“是又怎么样?”

那个枯槁的老恶魔正得意着呢。他把手伸进上衣胸前的口袋,掏出了一个钱包。从那个钱包里,他拿出了一样我从没见过,也不相信会有的东西。那是一张面额五千英镑的钞票。他在桌子上将钞票摊开。

“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他说。

“伟大——万能——的上帝啊,”检察长低声咕哝了一句,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你是想——”

“不,诸位,”曼纳林平静而客气地插嘴道,“不是想行贿,再说我未来的岳父大人也不会舍得下这么大的本。我敢说,用不了这么多钱,就可以买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放上一枚六便士的硬币吧。”

谁都没吭声,因为这件事的离谱程度已经让我们出离愤怒了。韦德这老东西从桌上探过身来,轻轻地敲了敲那张五千英镑的钞票。

“六便士的险都没人想冒?”他问道,“你们肯定不会都这么小气吧?我想拿这小小的一张纸来赌一枚六便士的硬币,赌你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曼纳林,而且就算你们想试一把,连大陪审团那一关你们都过不了。怎么样啊?”

“杰夫,”沉默了一会儿后,赫伯特爵士说道,“这也太过分了。在一定程度内,我会与你的立场一致,可这一次你简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这哪儿像你干过或能干的事啊!你给我出去,马上出去。”

“等一下,”厅长发话了,“你凭什么这么确定我们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呢?——喂,外面吵吵闹闹的,怎么回事?”

帕普金斯插嘴了,因为门外传来了好些嘈杂的声音。

“我想是和韦德先生一伙的什么人,长官,”他温文尔雅地告诉我们,“他们来的人相当多。”

“都是目击证人,”韦德冷冷地说道,“一共十三人。他们都可以证明6月14日,星期五晚上从9点一直到10点45分,曼纳林都跟我一起待在迪恩街上的希波餐馆(现在叫‘苏活沙图’)。其中有餐馆的两位老板,即沙图先生和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有四名侍应生、一名洗手间服务生和一名勤杂工;有当时在餐厅用餐、互不相干的四名目击者,最后——”

“那,”厅长不慌不忙地说道,“才十二人啊。”

“噢,还有第十三个人是做别的工作的,”老头子令人费解地咧嘴一笑,答道,“你们等着瞧吧,他们全都是循规蹈矩的英国臣民,能够得到英国陪审团的认可。有了这样的口供,我就是说鱼从来都不喝水,都没人敢提出质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你们能推翻它吗?要不要试一试?证人全都在这儿,请啦,试试吧。你们若去法庭起诉,我在法官还在法官席上举棋不定时,就会采取行动,让你们的起诉被驳回。不过,你们休想走到起诉那一步,因为可以打个小赌,大陪审团不会受理的。所以我警告你们:最好现在就撒手作罢,否则你们自己都会惹上一身麻烦的。”

赫伯特爵士说道:“你这个浑蛋,原来你买下那家餐馆——”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老东西说道,还冲他咧嘴一笑,“这事你别瞎掺和,伯特。你帮了我不少忙,我不想恩将仇报,倒打你一耙。”

“我想,问问你买下那家餐馆时是不是还买了别的东西,还是可以的吧?”检察长不动声色地问道。

“你问问试试,”韦德探过身来,冲检察长摇了摇头,说道,“马上就有你见过的最精致的诽谤罪起诉状送到你手上。呵呵,不过,还轮不到你吧?这儿有个家伙我肯定是不会放过的。”他用手指了指我,“我想,这位警司先生,你叫啥来着,我会让你明白想威胁我,绝对不是什么明智的事情。”

“是吗?”我说,“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曼纳林先生有什么要说的吧。曼纳林先生,你敢说你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45分这段时间都待在那家餐馆吗?”

曼纳林点了点头,表情既毕恭毕敬,又扬扬自得。他愉快地笑了笑。

“我在。”

“可你跟卡拉瑟斯巡官说过,而且后来也跟我说过,你10点40分的时候去了摄政王公寓大楼啊?”

“您说什么?”曼纳林说,面色依然凝重,“我觉得您可能对我不大了解。当然,星期五晚上我面对卡拉瑟斯巡官的时候,请您谅解一下,因为过度紧张,我在那种场合说了一些不太负责任的话。我不确定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而且巡官也无法证明我说了些什么,因为我没有在任何证词上签字画押。事实上,我几乎可以肯定,我跟他说过的,就是星期一我跟您说过的话,也就是,虽然我星期五晚上的确去过摄政王公寓大楼,但我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您我是什么时候去的。我只说了我是从后门去的,然后就拒绝再开口告诉您更多信息了。怎么样,您能否认这一点吗?”

“不能,你跟我说的就是这些。”

他做了一个不起眼的手势以示宽宏大量。“不过,”这个得理不饶人的家伙这下子来劲儿了,说话跟打雷似的,“现在我打算告诉您星期五晚上的真实情况了,免得您又习惯性地犯下愚蠢的错误。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什么都没说,是因为我不想让韦德先生难堪。

“事情是这样的。9点的时候,我碰巧遇见了和他的两个——呃——开馆子的朋友一道,从滑铁卢车站回来的韦德先生,并且接受了一起去吃饭的邀请。饭后,我们本来是准备按照之前的安排,接着去博物馆的;韦德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让他10点半去博物馆跟我们见面。可遗憾的是,韦德先生跟沙图先生聊波斯的事,聊得太上瘾了,于是就决定——诸位,这事咱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就决定放伊林沃斯博士的鸽子。可是他不想让这位令人尊敬的博士伤了感情。于是,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一趟博物馆,见见可能在那儿候着的伊林沃斯博士,并找个说得过去的借口把这事给糊弄过去。我离开餐馆时,正好是10点45分。餐馆的其中一位老板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一般都把车停在蓓尔美尔街后面的小巷子里;当时他正要回家,于是就主动提出来把我捎过去。可是,途中我突然想起来出错了。我们最初的打算,你们也知道,是要在11点钟去博物馆举办聚会的。韦德先生是给伊林沃斯发了一封电报把时间改了——但他在早上告诉大家聚会取消后,忘了通知他们晚上还是要来聚会的,只是换了个时间。他们没接到电报,所以博物馆里就会没人。我进不去,此时肯定已在门阶上等着的伊林沃斯博士也进不去。不过,我记得霍姆斯先生住在蓓尔美尔街。于是我就叫阿圭诺波波洛斯先生把车从后面的通道开到小巷子里去,这样既不影响他把车停在老地方,又可以方便我去找霍姆斯先生。下车后,我就穿过摄政王公寓大楼的后面,来到了后门(给某人下达了一些指示),见到了管理公寓的乔治·丹尼森先生……”

听到这里,赫伯特·阿姆斯特朗爵士拍案而起。

“一派胡言!”他咆哮道,“杰夫,那栋公寓大楼和餐馆一样,也是你的!普鲁恩跟卡拉瑟斯说过——”

“拿出真凭实据来呀,”韦德冷冷地说道,“我再警告你一次,伯特:别瞎掺和。小伙子,接着说。”

曼纳林又摆出了一副温文尔雅的冷漠姿态。“好的,没问题。对了,丹尼森先生就是韦德先生提到过的第十三个证人,他让我进了大楼,并陪我从后门上楼,去了霍姆斯先生的公寓。不过,公寓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看到的那些迹象,使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是去了博物馆。这时应该已经是11点左右了。我就又下了楼,跟丹尼森先生打了声招呼,就步行赶往博物馆了。当时博物馆黑灯瞎火的,但我觉得其他人一定都在里面,于是就不停地按门铃。按着按着,就让一个警察给打断了。当时他误会了我的举动,我自然不能向他坦白韦德先生——对不起,长官——韦德先生怠慢贵客伊林沃斯博士一事,所以,我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曼纳林又露出了微笑,但他的眉毛却皱到了一起,而且他看人时的客气眼神更像是在讥笑对方。

“我想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顺便问一下,你们要不要现在就把我拘留了?”

“我还是喜欢,”厅长好奇地看了看他,说道,“走一下正式手续。”

老头子探过身来,脸上写满了欣喜之情。

“你们打算抓人了?”他问道,“好啊!哎呀,诸位,有人要跟我赌一把吗?”

那空洞的咯咯笑声,又一次像脏水一样泼在了我们身上。而他也有这个资本,笑得起。

三周之后,大陪审团宣布不受理我们的起诉。

说到这里,菲尔,我的讲述也就基本上接近尾声了。现在你可以明白我一开始所作的声明了吧?尽管我们有些人也许认为,彭德雷尔利用米利亚姆·韦德喜欢及时行乐这一点占了她的便宜,就被谋杀了,这样的谴责和报应是过了头,但没有人会为他的冤死而痛苦得捶胸顿足或深深地诅咒凶手。可整个案子吧,就是一记冲着眼睛打来的直拳,无法回避啊。你明白我们的处境了吧?

我们拿曼纳林没辙,不能以谋杀罪审判他;也拿韦德没辙,不能以作伪证罪把他送上被告席。我们坚信,所谓曼纳林一直待在餐馆的那一整套说辞,从头到尾都是瞎编出来的鬼话。我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我看到你点头了,说明你也是坚信这一点的。然而,我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还是一个证人的证词都没能推翻掉。(对了,杰夫指控我们使用了包括填料橡胶管在内的各种方法严刑逼供,这是无稽之谈,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很想用橡胶管的一次。)老东西带了一大群律师在身边,为自己把关补漏;他暗示记者,是我们心术不正,老想通过给别人定罪判刑来掩盖自己的无能,所以我们才自认为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我们能想到什么办法吗?让曼纳林逍遥法外了,但我们也不能回过头来,设法指控那个姑娘有罪啊,尽管我们认为这是事实。不管谁有罪,曼纳林都是整个案子的主谋。这个结局真是让我们狼狈不堪,没脸见人——而那个老东西对此却早就心里有数了。这个自吹自擂的大骗子,一辈子都没吃过亏,不费吹灰之力就猜出了我们的意图,害得我们只有甘拜下风的份儿了。这事让他的老朋友,在场的赫伯特爵士,也大为不快。

我们之所以要用一整个晚上讲述这个案件,原因就在这里。这倒不是说我们很在意是否能将杀害彭德雷尔的凶手绳之以法,虽然说彭德雷尔起码也曾经是一个大活人。但是,那个老恶魔大言不惭地吹嘘,说他已经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了,而且他的这种大话正在带来麻烦。我们只好使出最后一招——而且很可能扭转不了败局——交给你来定夺了。想必你和我们一样,相信曼纳林就是凶手且韦德犯了伪证罪吧。可是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将他逮捕归案呢?

三个多月过去了,总结起来,只有几点需要补充。我们严密监视了每个人的行踪,清楚后来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件事说不定你会感兴趣。在大陪审团未能作出正确裁决,所有的喧嚣也都平息下来的一个月后,米利亚姆和曼纳林分手了:显然是双方同意后才分的。曼纳林已经去了中国,不过比以前更有钱了。通过私密的渠道,我们已经不露痕迹地打听到,在他离开之前,老东西把一张整整两万英镑的支票存入了他的账户。依你看,这说明了什么呢?

至于其他人嘛,情况都和原来差不多。我们摆平了赖利太太,但这等于帮了老东西的忙,并没让我们有多高兴。现在参观韦德博物馆的人比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人还要多;普鲁恩依然是夜间接待员,霍姆斯还是助理馆长。由于在审讯中情绪失控大发了一通脾气,巴克斯特只得从公使馆离了职;不过,他们这一小伙人似乎比原来走得还要近了。杰里、巴特勒,还有哈丽雅特·柯克顿,他们的样子跟我们最后一次见他们时没多大区别。伊林沃斯,对了,伊林沃斯还一度成了大英雄呢。

说到米利亚姆呢,我只能告诉诸位,我一个月前见过她,没想到她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社会排挤。事实上,她看上去好像比之前过得还要愉快一点。我是在一个酒吧——我曾在那里抓过一个犯伪造罪的家伙——见到她的,她穿着一套华丽的衣服,坐在一个高脚凳上,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漂亮。我旁敲侧击地问起了曼纳林,她说她有段时间没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起身要走之前,我又对她说:

“私下里,坦率地跟我说说你对曼纳林的真实看法。”

她照了照吧台后面的镜子,露出了梦幻般的微笑。“我觉得,”她回答道,“可以用萧伯纳戏剧中某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来形容:‘漂亮!精彩!绝伦!啊,多妙的一次金蝉脱壳啊!’对了,要是您见了那位英俊的年轻警官,请转告他:星期四晚上没问题。”

于是我们的故事,以卡拉瑟斯开场,也以卡拉瑟斯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