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下面听着!”

他听到这么叫他的声音时,是站在值班房门口,手中的旗子卷在短短的柄上。从那里的地形看,我相信他不可能不知道这声音来自哪个方向;然而尽管我就站在他头顶的峭壁上,他却并不抬头看我,反而转身朝铁路线上眺望。他这么做时,态度有些特别,尽管我怎么也说不清特别在什么地方。我只是觉得他的态度与一般不同,以致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他的身体按照透视法相应缩短了,又处在下面一条深沟的阴影中,我却站在他顶上高高的地方,强烈的夕阳光辉正笼罩着我,我必须用手挡在眼睛上,才能看清他。

“喂!下面听着!”

他不再眺望铁路,旋转过身子,抬起了头,看到了站在上面高处的我。

“这儿有没有路,可以让我下来与你谈谈?”

他仰起脸望着我,没有回答,我俯视着他,不想迫不及待地重提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就在这时,地面和空中隐隐出现了一阵颤动,随即变成了强烈的震荡,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使我慌忙退后了一步,仿佛它的力量足以把我卷下去似的。当蒸汽从疾驰的火车冲上峭壁,经过我的身边,向远处滚滚而去以后,我再向下探望,发现他正把火车经过时展开的旗子重新卷拢。

我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他一眼不眨地端详了我一会,这才举起手中卷拢的旗子,指指我站的峭壁上两三百码远的地点。我朝下向他喊道:“好,知道了。”然后朝他指的地点走去。到了那儿,我仔细打量了一会,才发现了一条崎岖曲折的小径,沿着斜坡上凿出的梯级向下蜿蜒,我便踩着这条路下去。

这个路堑相当深,两旁又非常陡。它是从黏滑的山石中开辟而成的,我越往下走,那些石头越是潮湿,渗出的水也越多。由于这些原因,我走得很慢,这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回忆他向我指点这条路时,那副勉强和不得已的独特神气。

当我走到曲折的小径下端,重又看到他时,我发现他站在铁轨中间,刚才火车便从这条路上通过,他的姿态好像是专门在等我。他用左手托着下巴颏儿,那胳膊肘便搁在横过胸前的右臂上。这种等待和提防的姿势使我觉得有些蹊跷,我不由得站住了一会。

我重又往下走,到达了铁路旁边,逐步向他靠近,发现这是一个脸色又黑又黄的人,胡子是黑的,眉毛粗浓。他的职务便是守在这儿,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荒凉阴沉的地方。不论哪一边,都是高低不平的、潮湿滴水的石壁,抬头只能望见一条狭长的天空。向前看,一边只见到这个大土牢在弯弯曲曲、漫无尽头地向前延伸,另一边不远处有一盏阴暗的红灯,红灯那边是更加阴暗的隧道口,隧道黑咕隆咚的,建筑结实,给人一种粗野、窒息、恐怖的感觉。阳光在这里简直无路可入,以致空中弥漫着泥土和霉烂的气味;阴风不时阵阵吹过,使我不寒而栗,仿佛已离开了人间世界。

在他动弹以前,我已走近他的身边,可以摸到他了。然而哪怕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仍未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只是退后一步,举起了一只手。

我对他说,在这儿工作是很寂寞的,我从那边峭壁上向下探望时,正是这点吸引了我。据我猜测,客人在这儿是罕见的,因此我想,我这个不速之客也许不致不受欢迎吧?我见到的这个人一辈子生活在狭小的天地中,直至最近才摆脱了一切,重新燃起了兴趣,想看看人们的伟大活动。我讲的大致便是这些意思,但我的措词是否得当,我毫无把握,因为我一向不善于跟人谈话,何况这个人身上有一种东西,使我不敢造次。

他用非常奇怪的目光瞧了一下隧道口的红灯,又向它周围打量了一会,仿佛在寻找什么,然后向我回过头来。

那灯也是归他管的吧?是吗?

他回答时声音轻轻的:“你不知道它是我管的吗?”

我端详着他呆滞的眼睛和阴沉的脸,头脑中闪出了一个荒谬的念头:这是一个幽灵,不是人。于是我开始琢磨,他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想法。

这使我退后了一步。但在我这么做时,我从他眼眸中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对我的畏惧。这样,我的荒谬思想便不翼而飞了。

“你望我时,”我说,勉强笑了笑,“好像有些怕我。”

“我有些怀疑,”他答道,“似乎以前看见过你。”

“在哪儿?”

他指指他刚才望过的那盏红灯。

“在那儿?”我说。

他一眼不眨地注视着我,答道(但几乎听不到声音):“是的。”

“我的老兄,我在那儿干吗啊?好吧,不去讲它,反正我从没到过那儿,这你放心好了。”

像我一样,他的顾虑消失了。我问什么,他马上回答什么,态度从容,措词恰当。他在那儿忙不忙?很忙,那是说他的责任很重,但一丝不苟和高度警惕是对他的最大要求,至于真正的所谓工作——体力劳动,那却几乎没有。变换信号、修剪那些灯的灯芯、有时转动一下这根铁柄,便是在那个意义上他所要干的全部劳动。关于那些漫长而孤独的时刻,我看得很严重,他却只是说,这种刻板的生活方式在他说来早已形成,他从小就习惯了。他在这条深沟里还学会了一种语言——如果单凭眼睛了解事物,赋予粗糙的思想以相应的发音,可以称作掌握了一种语言的话。他还能计算分数和小数,学过一点代数;但从前,在他小时候,他对算术简直一窍不通。他上班时,是不是必须待在潮湿的山沟里,绝对不能离开这些高耸的石壁,到上面的阳光中走走?哦,那得根据时间和条件决定。有时火车到得多一些,有时少一些,白天和黑夜的某些时刻都是这样。在晴朗的日子,他有时也离开下面阴暗的地道,到上面活动活动。但通信机的电铃随时可能找他传递消息,这时他必须特别注意,因此我想,那种轻松的时刻是不多的。

他带我走进他的值班房。那儿生着火,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工作簿供他记载一天的活动,还有一架电报机,包括指示板、机面和磁针,以及他刚才提到的小电铃。我说,希望他不要见怪,但我认为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也许(我想我这么说并无恶意)他的文化程度高于目前的职务,他答道,这种稍稍不相称的情形在各行各业中并不罕见,他听说,在工场、警察局,以至最糟糕的部门——军队中,都是这样;据他所知,在铁路的任何上层机构中也不可避免。他年轻的时候(我真不敢相信,待在这小屋子里的人也可能有年轻的时候),学过自然哲学,听过讲课,但他莽莽撞撞胡乱行事,错过了各种机会,结果每况愈下,再也无法出头了。在这方面他没什么可抱怨的。他给自己做了一张床,他只得躺在这上面。现在要换一张已为时太晚了。

这些话是经过我压缩的,他谈的时候从容不迫,那严肃阴沉的目光有时望望我,有时望望炉火。他不时插一声“先生”,每逢谈到他的青年时代,尤其如此,似乎要求我理解,他并不想自命不凡,他只是我现在看到的他而已。那个小铃打断了他几次,他必须收读电文和发回电。有一次火车经过,他不得不站在门外,举起了旗,与司机交谈几句。我看到,他在执行任务时一丝不苟,非常精细,谈话简短扼要,讲完了必须讲的话以后便保持沉默。

总之,我觉得,从担当这样的职务看,他是个万无一失的人选,只有一点叫我不能理解,那就是他在同我聊天时,两次脸色发白,中断了谈话,一次是尽管小铃没有响,他却把头转向了它,还有一次是打开小屋的门(为了不让有害健康的潮气进屋,门一直关着),向隧道口附近的红灯张望了一会。在这两次,他走回火边时,脸上都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气,这种神气,在我们刚才还离得远远的时候,我已发现过,只是无法确定它的意义。

我站起来打算告辞时说:“你几乎使我觉得,我见到的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

(恐怕我必须承认,我这么讲的原因只是要让他感到满足。)

“我相信我一向如此,”他答道,声音像开始谈话时一样轻,“但我心里其实很不安,先生,很不安。”

如果可能的话,他也许会收回他的话。然而话已经讲了,而我又很快接了上去。

“为什么?什么事使你不安?”

“这是很难讲清楚的,先生。这谈起来非常非常困难。如果你再来看我的话,我尽量告诉你吧。”

“好吧,这很明确,我一定会再来看你。你说,什么时候合适?”

“一到天亮我就下班了,要到明天晚上十点再上班,先生。”

“那么我在十一点来。”

他感谢了我,与我一起走到门口。“我用我的白灯给你照亮,先生,”他说,声音低低的,有些特别,“让你找到上坡的路。但等你找到它以后,别再喊我!你到了山壁上也别出声!”

他的态度使我觉得这个地方更冷了,但我只是答了声“很好”,没有再说什么。

“等你明天晚上下来时,也不要喊我!请允许我在临别前提一个问题。今天晚上你大喊:‘喂!下面听着!’这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为了招呼你,大概讲过那样的话……”

“不是大概,先生。就是这句话。我听过好多回了。”

“就算你听到过好多回吧。但毫无疑问,我是因为看到你在下面,才这么讲的。”

“没有其他原因?”

“难道还可能有其他原因不成?”

“你没有意识到,这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促使你这么讲吗?”

“没有。”

他向我道了晚安,举起了手中的灯。我朝铁路线下行的方向走去(我很不自在,仿佛背后有一列火车正在驶来),找到了路。上坡比下坡容易一些,我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客店中。

下一天夜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准时前往,我的脚踏上斜坡上那条曲折的小径的第一级时,远处的时钟正打十一下。他在坡底等我,手中提着他的灯。我走到他身边后说道:“我没有喊你,现在可以讲话了吧?”“当然,先生。”“那么,晚安,这是我的手。”“晚安,先生,这是我的手。”这样,我们并排走向他的值班房,进了屋子,关上门,坐在火边。

他在我们坐定后,立即稍稍向前俯出身子,用轻得跟耳语差不多的声音开始道:“我已打定主意,先生,不必你再问第二次,便告诉你使我不安的是什么。昨天晚上我把你当作了另一个人。那使我不安。”

“因为你弄错了?”

“不。因为那另一个人使我不安。”

“那是谁?”

“我不知道。”

“他像我?”

“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的脸。他的左手一直遮在脸上,右手挥动着——剧烈地挥动着。这个样子。”

我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动作,那是警告的手势,仿佛他迫不及待地在拼命喊叫:“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一个月夜,”那人道,“我正坐在这儿,听得一声喊叫:‘喂!下面听着!’我一跃而起,从门口眺望,看见这个人站在隧道附近的红灯旁边,像我刚才做给你看的那样,向我挥手。那嗓音仿佛喊哑了,喊的是:‘当心!当心!’然后又喊道:‘喂!下面听着!当心!’我抓起我的灯,把它转成红色,朝那人影直奔而去,一边喊:‘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在哪儿?’当时他就站在黑洞洞的隧道外边。我走近以后,有些纳闷,不知他干吗用衣袖遮着眼睛。我跑到他跟前,伸出了手,想把衣袖拉开,他顿时不见了。”

“跑进隧道了?”我说。

“没有。我跑进隧道,走了五百来码,这才站住,把灯举在头顶上,我看到了里程碑上的数字,看到了石壁上蜿蜒而下的水渍,看到了拱顶上渗出的水点,但我没看到他。我赶紧跑出隧道,比进去时跑得更快(因为我对这地方天然怀有无法克制的厌恶),我用我的红灯在那盏红灯周围查看,又从铁梯爬上隧道顶的平台,然后下来,跑回这儿。我向铁路两头发了电报:‘我接到了警报。有没有出什么事?’两头的答复都是:‘一切正常’。”

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指在我的背脊上缓缓移动,但我强作镇静向他说明,这个幻影一定是他的错觉,有时疾病影响了主管视觉器官的某根神经,便会发生这种现象。大家知道,这常常弄得病人烦躁不安,其中有些人甚至意识到了这种折磨的性质,对自己进行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点。“至于喊声的幻觉,”他说道,“那么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山沟里,我们说话这么低的时候,你只要静静听一会风声,或者风怎样在电报线上呼啸而过,你便会产生那种幻觉。”

我们坐在那儿听了一会以后,他答道,我的话都很对,他应该对风和电线多一点了解,因为他时常得独自一人在这儿守望,度过漫长的冬夜。但是他必须向我声明,他刚才的话还没讲完。

我请他原谅,于是他拍拍我的胳臂,又缓慢地说了下面这些话:

“在那个鬼出现以后不到六个小时,这条铁路上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不到十小时,死伤者便陆续运出隧道,经过了那个幻影站过的地方。”

不安的战栗通过了我的全身,但是我尽量抵制这种情绪。我答道,不可否认,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巧合,它必然会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毫无疑问,这种令人惊异的巧合是经常发生的,这一点在分析问题时必须考虑在内。我又道(因为我看到他似乎要对我进行反驳),当然,我应该承认,正常的人在思考生活问题时,对巧合一般是不大理会的。

他又要求声明道,他的话还没有完。

我又请他原谅我再次打断他的话。

他重新把手搭在我的胳臂上,用迷茫的眼睛从肩上望望背后,开始说道:“这事正好发生在一年以前。过了六七个月,我已从诧异和震惊中恢复过来,可是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站在门口,望着那盏红灯,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个鬼。”他停止了,一眼不眨地瞧着我。

“它喊你没有?”

“没有。它没有出声。”

“它挥动胳臂没有?”

“没有。它只是靠在灯杆上,两只手遮住了脸。像这个样子。”

我又一次端详他的动作。这是哀悼的动作。我在坟地上见到过这种姿势的石像。

“你有没有向它走去?”

“我回到屋里坐下了,这一部分是为了让思想镇静一些,一部分是因为它使我有些头晕。等我重又走到门口时,日光已高高照在头顶,鬼不见了。”

“但接着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这次什么事也没有吧?”

他用食指在我手臂上轻轻叩了两三次,每次都露出恐怖的神色点一下头:

“就在那天,一列火车驶出隧道时,我从靠我这边的车窗中发现车内乱糟糟的,许多人的头和手挤在一起,还有什么在挥动。我一看到,立刻向司机发出信号:停车!他马上关闭机器,紧急刹车,但火车仍从这儿向前滑行了至少一百五十码。我随即奔去,还没到达那儿,便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一个美丽的少女在一节车厢中突然死了,她给抬到这屋里,停在我们中间的这块地上。”

我不由自主地把坐椅推后了一些,望望他指出的那些地板,又望望他本人。

“这是真的,先生。真的。当时的情形就像我讲的一样,一丝不差。”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的嘴非常渴。风在电线上呼啸,用漫长凄凉的哀鸣代替他的故事。

他重又开口道:“现在,先生,想想这一切,你就明白我心里多么不安了。一星期前那个鬼又回来了。从那以后,它一再在这儿出现,但断断续续,忽隐忽现。”

“在灯光那儿?”

“在红灯那儿。”

“它的样子像在做什么?”

他尽量装出迫不及待地拼命喊叫的样子,重复了一遍以前那个手势:“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然后他继续道:“这使我无法平静或休息。它在喊我,往往接连几分钟之久,显得十分危急:‘下面听着!当心!当心!’它站在那儿向我挥手。它使我的小铃发出声音……”

我抓住这机会,问道:“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时,你走到门外,是因为它弄响了你的铃吗?”

“是的,铃响了两次。”

“好啦,”我说,“你瞧,你的想象使你上了大当。那时我的眼睛看着铃,我的耳朵也在听着,如果我还是一个活人,那么我没有听到铃声。没有,别的时候也没有听到,它只在车站与你联系时,才按照事物的自然法则发出声音。”

他摇摇头:“我还从没犯过那样的错误,先生。我从来不致分不清鬼的铃声和人的铃声。鬼的铃声是铃中一种奇怪的震动,它没有任何来源,铃也从来不动。你没听到铃声,这并不奇怪。但我听到了。”

“那么你向外张望时,鬼在不在那儿?”

“它在那儿。”

“两次都在?”

他坚定地重复了我的话:“两次都在。”

“现在你愿意与我一起到门外,看看它在不在吗?”

他咬着下嘴唇,似乎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了起来。我开了门,站在台阶上,他站在门口。那儿的红灯亮着。可以望见阴森森的隧道口。可以望见铁路两旁高耸的潮湿石壁。星星在石壁上空闪烁。

“你看到它没有?”我问他,特别注意他的脸色。他的眼睛鼓起,睁得大大的,但也许,我把目光焦急地投向那同一地点时,我的神色并不比他好多少。

“没有,”他答道。“它不在那儿。”

“一点不错,”我说。

我们重又回到屋里,关上了门,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我正在考虑如果这是我占了优势我该怎么利用这优势时,他又开口了,而且口气那么斩钉截铁,似乎在主要的事实问题上,我们之间并无分歧,这使我觉得我还是失败了,又落到了最不利的地位。

“现在,先生,你想必已完全明白,”他说,“使我这么害怕、这么不安的是这个疑问:那个鬼究竟要向我表示什么?”

我告诉他,我并不认为我已完全明白这点。

“它在警告什么?”他一边说一边琢磨,眼睛望着炉火,只是偶然看我一眼。“那是什么危险?在什么地方?铁路上随时随地可能发生危险。也可能发生可怕的灾祸。在前两次出事后,还会发生第三次,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这的确弄得我惶恐不安,无法平静。我能做什么呢?”

他掏出手帕,擦掉了额头上挂下的汗珠。

“如果我用电报向铁路两头,或者任何一头,发出危险警报,却讲不出个所以然,”他继续道,用巴掌抹着汗,“我只能自找麻烦,毫无好处。他们会认为我疯了。事情会这样:我发电道,‘危险!注意!’他们回电道,‘什么危险?在哪里?’我发电道,‘不知道。但是看在上帝分上,千万小心!’结果他们把我撤换了事。他们还能怎么办呢?”

他内心的痛苦是很值得同情的。这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所感受的精神折磨,他要为生命负责,可又不知道怎么尽这责任,这叫他无法忍受。

他把乌黑的头发掠到脑后,在极端的忧郁苦闷中,用两手不住向太阳穴那里揉擦,一边继续道:“如果事故一定要发生,为什么不告诉我它要发生在哪里?如果这可以防止的话,又为什么不告诉我怎么防止?它第二次出现的时候,用手遮住了脸,它为什么不告诉我:‘她快死了,让她留在家中’?如果那两次它来是为了让我看到,它的警告是可靠的,因而使我对第三次有所防备,那为什么现在不向我明确提出警告?可我,上帝帮助我吧!我只是守在这偏僻地方的一个可怜的信号员!为什么它不找别的可以信任、又有力量采取行动的人呢?”

我看到他这副样子,觉得为了这个可怜的人,同样也是为了公众的安全,我目前应该做的便是安定他的情绪。因此我把我们之间关于真不真的讨论完全丢开,向他表示,任何人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这就行了,尽管他不理解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但他理解自己的责任,这至少是值得欣慰的。我的努力成功了,这比说服他放弃他的信念效果大得多。他变得镇静了;时已深夜,他的职务所规定的工作需要他更集中注意力,于是我在凌晨二时离开了他。我曾表示愿在这儿过夜,但他坚决不同意。

我走上斜坡的时候,不断回顾那盏红灯,我不喜欢它,如果我的床铺在它下面,我一定睡不安稳,我想我不必隐瞒这点。那两次意外事故和那个死去的姑娘也使我感到不快。我认为我也不必隐瞒这点。

但是我头脑中考虑得最多的,是我听到这秘密以后,应该怎么办?这个人是明智的、清醒的、勤劳的、精细的,这我已获得证明;但处在目前的心理状态,他能永远保持不变吗?尽管他只是一个小职员,但他担负着极端重要的责任,那么我愿意(比如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以便保证他继续一丝不苟地行使他的职责吗?

我觉得,如果我把他告诉我的事,通知他公司的上级,那无异是对他的背叛,我不能那么做。我首先应该坦率地对待他,要他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因此我最后决定,打算陪他(同时暂时保守着他的秘密)去找我们所知道的当地最有经验的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告诉过我,第二天他上班的时间有些变动,下班是在日出后一两个小时,到日落后不久便上班。我与他约定到时候再去看他。

第二天傍晚天气很好,我提早出门,想看看夜色。我穿过田野,走近深深的路堑顶上时,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对自己说,我的散步得再继续一个小时,半小时往前走,半小时往回走,这样正好是前往信号员小屋的时间。

在继续散步以前,我走到山壁边上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地点,机械地向下瞧瞧。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惊恐心情,因为就在隧道口的附近,我看到一个人用左手的衣袖遮没了眼睛,拼命在挥动他的右手。

无名的恐怖压得我透不出气,但一会儿便过去了,因为我马上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人,离他不远还有一小群人,他似乎是在向他们表演他刚才作的手势。危险信号灯还没点亮。灯标旁边搭了一个矮小的木棚,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它由几块木板和一张帆布构成,大小不过相当于一张床铺。

我不由得意识到这儿出了什么事,刹那间自我谴责的恐惧感笼罩了我的心,我觉得这灾祸可能是由于我离开了那个人,没有通知派人去查看或纠正他做的事。于是我沿着小径尽快往下直跑。

“出了什么事?”我问那些人。

“信号员今天早上压死了,先生。”

“是待在值班房的那个人吗?”

“是的,先生。”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先生,你是不是认识,”那个人代表大家说,庄严地摘下帽子,提起了帆布的一只角,“因为他的脸还相当安详。”

“啊,这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发生的?”我问,把脸转向一个人,又转向另一个人,这时小木棚又盖上了。

“他是给车头撞倒的,先生。在英国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自己的工作。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退出轨道。那时天已大亮。他吹灭了火,把灯提在手中。火车驶出隧道时,他背对着车头,它把他压在下面了。驾驶机车的人刚才把当时的情形做给大家看了。汤姆,再做一遍给这位先生看。”

这是一个穿粗糙的黑衣服的人,他走回了隧道口他原来站的地方。

“车子在隧道中打弯时,先生,”他说道,“我看到他在隧道口,好像这是从望远镜中看到的一样。我已来不及刹车,但我知道他一向十分小心。由于他似乎并没听到汽笛,车子却在向他驶去,我赶紧关闭机器,一边尽力大声喊他。”

“你喊什么啦?”

“我说:‘下面听着!当心!当心!看在上帝分上,赶快离开铁路!’”

我吃了一惊。

“唉!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先生。我不停地喊他。我不敢看,用这条胳臂遮住了眼睛,还用这条胳臂一直挥到最后,但一切都没有用。”

我不想再谈任何一个奇怪的细节了,在结束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只想指出,火车司机发出的警告,不仅与不幸的信号员一再向我复述的那些叫他不安的话完全符合,而且与我——不是他——赋予他所模仿的那个手势的那些潜在的话(它们只存在于我的心中)完全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