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前面发生的这桩极不寻常的事，我不仅是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加以描述，而且还以此作为我的自白的第二部分庄严的结束，我相信，这样做是会得到人们的理解、甚至赞扬的。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件令人终生难忘的经历，即使不回忆起这段故事的女主人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也绝不可能将它忘怀的。一位像迪安娜·霍普甫勒这样极其奇特的女人以及我同她的奇迹般的邂逅相遇——这两件事都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读者们所听到的我们窃窃细语的情景也只不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我的整个生涯当中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已。毫无疑问，一些单独外出旅行的女人，特别是那些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当她们发现深更半夜有位青年人在她的卧室里装模作样地在干些什么时，不总是简单地感到大惊小怪；在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她的唯一的冲动也不总是发出警报。然而，即便是我后来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确实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特殊性来看，那也是根本无法同那一夜相比的。后来，我虽然在社会上的地位提高了，但是再也没有经历过像这样被人用亚历山大格式的诗句来恳求我的情景——我知道，这话有使读者感到我以后的自白索然无味的危险，但是我还是不能不说出来。
我拿着这笔由于这位女诗人的怪癖想法而落入我手里的爱情的赃物，到了皮埃尔·让-皮埃尔师傅那里，他没完没了地拍着我的肩膀，给了我六千法郎。另外，由于迪安娜五斗橱抽屉里还给我这个偷窃之神提供了一笔现金，也就是说，在衬衣下边还藏着四张一千法郎的票子。这样一来，加上原来已有的数目，我就成了一个拥有一万二千三百五十法郎的人了——一个拥有一笔资本的主人了。这笔钱我当然不能长时间地放在身上，而是在有了第一次机会后尽可能快地就存到了里昂信贷银行，用阿尔芒·克鲁尔这个名字开了个户头。当然，我还留下了几百法郎的零用钱，以备支付在这些空闲的晚间所需的费用。
对我的这个举动，读者了解后一定会表示欢迎，并感到放心。人们很容易想到，一个年轻的纨绔子弟，由于幸运女神对他的一种尝试性的恩赐，而弄到了这样一笔财富后，他会立即离开他那挣不到什么钱的工作岗位，去租一套漂亮的单身汉住所，在这个可以提供各种享乐的巴黎，花天酒地地混日子，直到这点有限的财富消耗殆尽为止。我不是这样想的，或者说，即使这样想过，也是在这种念头一出现时，就立即以坚定的道德信念将它抛到九霄云外了。按照这样的想法去做，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或早或迟——这当然取决于我对生活态度觉悟的快慢，有朝一日，当这点横财统统用光了，那时我该怎么办啊？我同我的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经常交换有简短内容的明信片，他关于我从业于旅馆工作后的前途和有可能通过直线前进或者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岔路达到美好目标所讲的一席话，至今言犹在耳，所以我不能不很快就抵制住了这种诱惑，我不能辜负他的一片好心，不能丢掉他通过广泛的交际而给我提供的这个机会。我坚守自己工作岗位的起点，很少或者根本不去想他所说的“直线前进”，并且看到自己不可能作为饭店服务员头头、门房或者接待部主任来结束自己的生涯。尽管如此，在我的脑子里还是想到许多这种幸运的“岔路”，因此，我不能不提醒自己注意，千万不可把这里向我提供的这个第一个小胡同，就视为可以信赖的岔路，可以导致幸运。
这样，我尽管手中有一个存款折子，但依旧留在“圣詹姆斯和阿尔巴尼”饭店里，当我的电梯服务员，而且在占有一笔秘密财富的基础上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确实是不乏其魅力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的这套号衣确确实实成了一件化装服，同我的教父当年让我试穿的那些化装服一模一样。我的这笔秘密财富正是我在梦境中所渴求的积蓄，它使得我的这身号衣以及穿着它所干的这种服务工作变成了假象，是我这个“化装服饰专家”的一种单纯表现而已。如果说我在后来卓有成效地到处炫耀自己，那么，这时我却是使自己隐蔽不外露，更何况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欺诈诡骗，我可以赢得了更多的内心的欢乐，可以从具有神话般魅力的东西中获得更大的欢乐。
我在这家有钱人可以尽情挥霍的饭店吃的和住的均不舒服，这是千真万确的；不过至少在两方面，我是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我虽然拿不到工资，但是在这里我不仅可以节省下我的存款，而且还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少量的钱——这是通过小费的形式，或者，我更愿意把它说成是旅客们不断给我的一种小小的馈赠——既给我，也给我的那些开电梯的同事，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更愿意给我，给的也更多，可以说对我更优待些，从而表现了他们对不同凡俗的人的偏爱，这使我也清楚地看到，正因为如此，我也不止一次地遭到那些粗鲁的同事的嫉妒和记恨。一个法郎、两个或三个法郎，甚至于五个法郎，在个别的情况下也有隐蔽而又大胆地一下子给十个法郎的。给钱的大多是要离去的旅客，也有是久住的，他们每隔一两周就要有所表示。他们往往不是把钱交到我举起的手中，而是塞到向下垂着无所事事的手里，他们有的把脸转到一边不看我，有的微笑着望着我的眼睛；有的是太太们给，有的甚至是先生们给——当然都是已婚的男人，他们往往要由他们的夫人提醒才想到这件事。至今我还回忆起一些夫妻协商的小场面——这本来是我不应该注意看的，而且我也确实装作不去看。我看到有的夫人用胳膊肘去捅丈夫，同时喃喃地说道：“Mais donnez donc quelque chose à ce garçon，[1]give him something，he is nice. [2]”紧接着丈夫只好一边嘟哝几句，一边把钱包掏出来，但是还不得不听着夫人这样絮絮叨叨的话：“Non，c’est ridicule，[3]that’s not enough，don’t be so stingy！”[4]这样，我每周都能有十二至十五法郎的收入。我们每隔两周休息半天，由于饭店管理部只给大家一点十分可怜的费用，所以这笔收入当然就成了一种令人高兴的补助。
有时，我是同施坦柯一起去消磨这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的。他早已痊愈，从病床上又回到厨房里去做冷盘和为大酒台准备珍馐美食。他对我挺好，我也喜欢他，并且愿意同他一起到咖啡馆和娱乐场所去消磨时光，尽管有他这个伙伴对我说来并不很光彩。他穿上普通的日常服装后，反而显得相当滑稽可笑，令人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一种异国的情调，因为他太爱穿大格子的和五颜六色的衣服。毫无疑问，他穿上那白色的工作服，头戴标志着厨师职业的高高的亚麻布帽子，反倒精神得多。世上的事情就是如此：劳动阶层的人是没有必要模仿城市里的市民榜样去“美化”自己的。模仿得很不得体，只能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止一次听我的教父席梅尔普雷斯特尔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施坦柯的这身装束使我回想起教父讲过的那些话。他说，按照资产阶级的口味来统一世界的爱好，必然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民众由于向典雅、时髦看齐，反倒使自己更粗俗、卑贱了，这是十分可悲的。那些平时粗手笨脚的侍女，到了星期天都要穿着拖地的长裙、戴上有羽翎的礼帽，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士，更不用说那些同样笨拙的工厂工人也要竭力使自己的服装漂亮时髦——同这些相比，农民在节日穿的民间服装，手工业者曾经有过的行会服装，毫无疑问，都要好看得多。但是，由于各阶级在对待自我尊严问题上差别很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去不复返，所以，他主张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什么阶级，既没有侍女和女士之分，也没有尊贵的先生和不尊贵的男人之别，所有的人都应该穿同等的服装——这些金子般的铿锵话语，真是说到我的心眼里去了。于是，我想，若是这样，还用得着我对衬衫、裤子、腰带等等表示什么异议吗？到那时，我的穿着一定会很合体，施坦柯也会比现在穿这种不得体的时髦衣服要好看得多。从根本上看，对人来说，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唯独反常的、愚蠢的和非驴非马的东西不可取。
以上是顺便附带提几句。至于我同施坦柯，有一时期我们时常一起到酒吧间看歌舞表演，到咖啡馆的平台去闲坐坐。有时，我们也去“马德里咖啡馆”的平台坐坐，在剧院散场的时候，尤其是在施托德贝克马戏团的盛大演出散场时，这里真是五光十色，热闹非凡，也使人颇受教益。这个施托德贝克马戏团要在巴黎演出几周时间，关于它，我要在这里讲两句，或者多讲几句！对于这样一次经历，假如我的这枝笔只做轻描淡写，而没有对它给予足够的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是不会宽恕它的。
这个遐迩闻名的马戏团在沙拉·伯尔恩哈特大戏院和塞纳河附近，即在圣·雅克广场上搭起了它那宽大的圆形帐篷。前来观看的人很多，盛况空前，显然它的演出可以同这个具有冒险精神和高超技艺的领域的最佳表演相媲美，或者说更胜过于它们。的确，这种演出对人们的感觉器官、神经、追求狂喜的欲望，是一种多么大的刺激啊！这些不断变换着花样演出的节目，可以说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和人所能及的极限，而演员们却总是面带轻松的微笑，做着吻手礼的动作；这些节目都是以大胆和冒险为基调的，所有演员都训练有素，能够做出既异常大胆又十分优美的动作，可以说是在同死亡、毁灭打交道；震耳欲聋的伴奏音乐，虽然是同这些表演需要运用纯体力的特点相和谐，但是同表演的高度技巧性却很不协调，当最后表演到看来无法完成、却做出来的动作时，音乐也紧张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
杂技演员们总是以微微的频频点首来回敬整个台下座无虚席的观众的雷鸣般的掌声，因为马戏团不习惯于鞠躬。来看这场演出的观众是很独特的，既有怀着猎奇目的而来的普通民众，又有具有一般文雅风度的骑马阶层的人士，他们时而激动不已，时而提心吊胆。坐在包厢里的是歪戴着帽子的骑兵军官；年轻的花花公子，脸刮得光光的，戴着单片眼镜，在他们的宽大的黄色大衣的翻领上别着丁香花和菊花；一些爱卖弄风骚的女人夹杂在那些居住在郊区的、上层社会中好奇心盛的女士中间——这些女士多半由懂马戏的先生陪伴着，他们身穿灰色大礼服，头戴灰色大礼帽，胸前挂着望远镜，像去隆香观看赛马似的，显得颇有运动员风度。另外还有那些表演场上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激动不已的表演，那些华丽的、五光十色的服装，金光闪闪的装饰，弥漫全场的浓郁的牲口圈的气味，裸露着身体的男女演员们。那些袒胸露背、外貌作过最大限度美化的演员，通过身体表演出的扣人心弦的、达到极端残忍程度的动作，使他们产生了莫大的魅力——通过所有这一切，使各种人的趣味和渴望都得到了满足。一些来自匈牙利草原的女骑手表演马术，她们如醉似狂地做着各种姿势，用嘶哑的声音喊叫着，在一匹未加鞍子、不停地转动着眼珠的马的背上表演出十分惊险的、令人头晕目眩的动作。体操演员们身穿得体的粉红色的紧身衣，使得体形显得格外漂亮，他们那些竞技运动员般的粗壮有力、无毛的手臂，特别引起妇女们的注意，看了都为之一怔，同他们一起表演的还有几个惹人喜爱的男孩子。一群表演跳跃和平衡的演员特别讨我喜欢，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穿的运动服是非常普通的，没有什么出奇的花哨，而且是由于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点子：在每做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动作之前，大家都要先简短地商量一番，仿佛是临时才确定似的。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显然也是大家公认的宠儿，这是一个十五岁的小伙子，他从一块弹跳板上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两个半筋斗，然后纹丝不动地落到身后的一个人——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哥哥的肩膀上。不过，他的这个动作是第三次才做成功的，头两次都失败了，没有落到那个人的肩膀上，而是从肩膀上掉了下来。他那微笑的面容和在失误后的摇头的动作，以及他哥哥伸手请他重新回到弹跳板上时的带有嘲笑意味的轻松表情，都是非常讨人喜欢的。很可能这一切都是故意安排的，因为当他第三次在翻了三个筋斗之后不仅纹丝不动地站住了，而且展开双臂致意时，观众中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同叫好的喊声混杂在一起，更加响亮了，可以说使得全场出现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当然，当他做那种故意的、或者半自愿的失败动作时，他的脊柱受伤的可能性比做成功动作时更大些。
这些杂技演员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啊！难道不是如此吗？比如那些小丑，那些极为特殊的滑稽演员，他们长着一双发红的小手，小脚上穿着一双薄薄的皮鞋，在圆锥形的毡帽下边露出一绺绺红色假发，满口讲着令人似懂非懂的语言，做倒立动作，遇到一点东西就跌交和翻筋斗，毫无意义地满场跑来跑去，乱帮倒忙，尝试着去模仿那些正在进行认真表演的同事的动作，比如说走钢丝，结果是丑态百出，引起观众哄堂大笑。这些表演也使施坦柯和我笑得非常开心，不过我是一边在笑，一边在暗自思索着：这些表演荒唐可笑动作的演员，只有半个成人那么高，看不出他们有多大年纪，脸上涂着一层雪白的粉，脸谱描绘得极为滑稽可笑——三角形的眉毛，在红眼睛下边画了几道垂直的流泪线、从未见过的怪鼻子和嘴角向两边扯着呈现出一副傻笑的样子。这样一些化装同他们的华丽服装形成了在其他场合根本不可能见得到的鲜明对比：这些服装都是黑色缎子做的，还绣着银灰色的蝴蝶，犹如童年的梦幻世界——我在问自己：他们是人吗？比如说，是可以在正常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吗？在我看来，说他们“也是人”，是富有各种感情的人，也许还有自己的妻儿老小，这不过是一种纯粹感情用事的说法而已。我对他们是很尊敬的，并且在设法维护他们，使他们免受一般人用不得体的话来伤害他们，我说：不，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不寻常的人，是可以令人笑破肚皮的滑稽怪物，是修道士，他们虽然与世隔绝，然而却极擅长于表演荒唐可笑的动作，也可以说是由人和愚蠢的艺术组成的会翻筋斗的两性体。
在一般人看来，一切都必须是具有“人性”的，当他们声称在某处发现了具有人性的东西时，就以为自己怀着同情心奇迹般地透过表象发现了人。难道说安德罗马赫也可以称得上具有人性吗？安德罗马赫就是那张长长的节目单上那个叫“La fille de l’air”[5]的。直到今天，我还能够回忆起她来。尽管她的形象和表演同那种愚蠢可笑的东西相去甚远，但是，当我谈论这些小丑时，我在脑子里真正念念不忘的正是她。她是这班马戏团的明星，她的节目最有吸引力：她所表演的高空飞人的动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她不需要在地上设置安全网，这在杂技历史上是首创的，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创新。同她合作的一位男伙伴虽然也有相当可观的本领，不过根本无法同她相提并论，他本人也很谦虚，实际上只是在她在两个摆动得很快的吊架之间的空中表演那些大胆冒险的、完成得异常精彩的动作时，他才把手伸向她，这可以说是对她的那些动作的一种陪衬、烘托。她是否有二十岁，还是更大点或更小点？谁说得上来？她的面部表情既严峻又文雅，显然由于化装而弄得不漂亮了，只是由于在头上戴上了一个有弹性的小帽，才使得面部特征显得更加明晰，更有吸引力。她把这顶小帽戴在她那完全拢起来的褐色头发上，这是这项工作所需要的，因为不把头发这样卡紧，在她做动作时头忽儿朝上忽儿朝下，头发必然会散开的。她的个子比中等身材的女人略高一点，上身穿着一件柔软的、镶有天鹅绒毛边的短铠甲，为了表现她是“空中飞女”，在铠甲的两肩上还插上了几根白羽毛象征着小翅膀，仿佛可以在她飞越时能帮点忙似的！她的胸脯不大，臀部很窄，而她双臂的肌肉，不言而喻，那是比一般妇女强健得多，她那双手虽然不像男人的手那么大，但也不算小，以致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疑问：天晓得，她也许是个小伙子伪装的。不，尽管如此，她的胸脯女人式的隆起还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整个体形瘦削，但是大腿的形状也无疑是女人式的。她几乎从不微笑，但两片好看的嘴唇也不紧闭在一起，在多数情况下，是微微地张开着，不过在紧张的时候，她那典型希腊人式的、有点下垂的鼻子的两个鼻孔也是这样张着的。她讨厌向观众做任何讨好的表示，不过，当她完成一个tour de force[6]后刚刚站到一个吊架的横板上想休息一下时，用一只手握着绳子，马上就用另一只手伸出去向观众致意了。但是，她那匀称的、没有皱起的、一动不动的眉毛下的两只严肃的眼睛，却始终是向前直视着，并不随着手一起向观众致意。
我非常崇拜她。她站起来，让吊架最大限度地摆动起来，她猛然跳出去，从来自另一个吊架的伙伴身旁飞过去，飞到那个迎面摆过来的吊架上，用她那双既非男人又非女人的手抓住吊架上的圆棒，伸展开身子，在这根圆棒上完成了一个只有极少数男杂技演员才能做的大摆动，利用这个动作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又从自己的男伙伴身旁飞过去，飞回到迎着她摆过来的、也就是她刚离开的那个吊架上去，同时在空中完成连翻三圈的绝技，最后才抓住那个摆动的圆棒，用手臂的肌肉轻轻一使劲儿就将身子拉起，坐到了圆棒上，眼光根本不看着观众，只是向他们举起一只手。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然而她却做出来了。看到这一表演的每一个人都不免要兴奋得战栗不已，毛骨悚然。在她完成那些大胆冒险的动作时，因音乐突然停止而产生的死一般的寂静中，观众与其说是在对她欢呼喝彩，不如说是在表达对她的尊敬，为她祈祷，我就是如此。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是，她所做的所有这些动作都必须是极其精密地计算过的，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当她在一侧做了那个巨大的摆动，并在半途中完成了翻筋斗动作之后，想要停到另一个吊架上，这时就必须掌握好时机，那个她要飞去的、被男伙伴松开的吊架就必须分秒不差地迎着她摆动过来，而不能背着她摆动开。万一这个圆棒不到地方，她的那双好看的手就会扑空，她就会摔下去——也许是在失去平衡后，头朝下从空中摔到普通的地上，当然只能是一命呜呼了。所有这些条件都必须计算得分秒不差，否则，后果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再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安德罗马赫是有人性的吗？在表演之外，在她的这种职业上的成就之外，在这种近乎不正常的、对一个女人说来确实可以称得上不正常的表演之外，她能称得上是富有人性的吗？把她想象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那简直是荒唐可笑的，一个妻子和母亲，或者某一位将来可能成为妻子和母亲的女人，都不会用脚把自己头朝下挂在吊架上，使劲地摆动着，直到几乎翻了过去，一松脚从空中飞到伙伴那边去，而他用双手把她抓住，来来回回地摆动，在摆动到最大的幅度时再松手，让她在空中完成那个著名的翻筋斗绝技后再回到原来的那个吊架上。这就是她同男人交往的方式；而另一种方式，在她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大家都认识得非常清楚，其他人献给爱情的一切都会使这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身体丧失完成冒险动作的能力。所以说，她不是女人，不过也不是男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人。她是一个具有极大勇气的、严肃的天使，长着两片没有闭紧的嘴唇和向外支撑着的鼻孔；她是一位活跃在帐篷下的空中亚马孙族女战士[7]，高高悬在观众之上，是无法接近的，而观众由于对她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敬畏感，对她的兴趣也就消失了。
安德罗马赫呀！她的节目早已结束，其他演员已经登场了，她的形象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里，使我既伤心又感到振奋。马戏团的所有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站成两排：经理施托德贝克尔同他那十二匹黑牡马一起入场了。这是一位很文明的中年人，身体矫健灵活，嘴上留着灰色的小胡髭，身穿晚礼服，将荣誉勋章[8]的小带子别在扣眼里，一只手握着马鞭和一条装有精致镶嵌柄的长鞭——大家应该知道，这是波斯国王赠送给他的，他用这条鞭子可以抽出非常动听的响声。他脚上穿着锃亮的黑皮鞋，站在表演场上的沙土里，不时冲着他那些豢养的健壮漂亮的、头被白色辔具拉得高高的马中的这一匹或那一匹，一边低声地讲几句非常亲切的话，这些被驯服的马在音乐的伴奏下，围绕着他，跟着他的舞步，做出跪倒和转圈等动作，最后他举起马鞭指挥着马排成一个大圆圈，用后腿站立起来。这个场面真是蔚为壮观，不过我仍在想念着安德罗马赫的表演。这些动物真是漂亮可爱；我在想，也许人应归类到动物和天使之间。人更接近于动物，这我愿意承认；不过，她——我所崇拜的那个女人，尽管也有一个普普通通的躯体，但却是一个贞洁的、摆脱了一般人性的躯体，她是更接近于天使的。
紧接着，表演场的周围架起了铁丝网，因为有一个装狮子的铁笼子运入场内，一种小心翼翼的安全感使得观众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位驯兽人穆斯塔发先生耳朵上戴着金耳环，上身直到腰部都是赤裸裸的，下身穿着一条宽大的马裤，头上戴着一顶红色小帽，穿过一个很快打开、他进去后又同样迅速关上的小门，来到这五头野兽的面前。这些狮子散发出的浓烈的猛兽气味同马厩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弥漫在场内。它们都躲避着他，在他的呼喊声的指挥下，尽管都不很驯服，但还是一个接一个勉强地跳到放在周围的五个矮凳上蹲下了。它们拼命地向前翘着嘴巴，大声地吼叫着，用爪子向他扑打着——这也许是一种表示半友好的姿态，不过其中确实也包含着很多狂怒的成分，因为它们都知道，它们又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天性和愿望从圈里——最后还是从一个燃烧的圈里钻过去。有两三头狮子一起吼叫起来，使得空气里如同雷鸣滚滚，倘若是在原始森林里，其他更弱小的动物恐怕早已闻声丧胆，四散而逃了。而这位驯兽人却用手枪向空中开枪来回敬它们，于是它们不得不吼叫着屈服下来，因为它们也看到它们的自然的怒吼声最后还是被这种响亮的枪声所压倒了。此后，穆斯塔发扬扬得意地点起了一支香烟，这又使这些狮子感到很恼火，接着他喊了一头狮子的名字——不是阿希利就是奈龙，轻声地、但又是坚定不移地要求这个带头的狮子做表演。于是，这些狮子不得不违愿地一个接着一个离开自己的矮凳，来回地跳跃穿过那个高高架起的圆圈——最后，如上所述，换上了一个燃烧着沥青的圆圈。不管它们愿意不愿意，反正它们得穿过火圈跳过去，这对它们说来，并不难，但却是一种屈辱。最后，它们还是怒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凳子上去——其实，这些座位本身就是带有屈辱性的；它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位身穿红裤子的人，而他总是很快地转动着自己的头，用那对深色的眼睛，逐个儿注视着这些猛兽的既显示了恐惧又充满了某种不可调和的怨恨的绿眼睛。当他听到背后有某种不平静的动静时，他会很快地转过身来，用类似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头狮子，轻声地、然而又坚毅地呼唤着它的名字，使它安静下来。
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他在那里是置身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森可怖的、根本无法捉摸的环境之中，而这就是那些坐在安全座位上的观众花钱要看的刺激所在。人人都知道，一旦这五头猛兽意识到自己是在无可奈何地任他摆布，从而发起疯来时，他的那支手枪是无济于事的，它们会把他撕成碎块的。我的印象是，一旦他受了伤，狮子们看到了他的血，那他就算完了。我也完全理解，他赤着上身来同这些狮子打交道，完全是为了满足这些粗俗的观众的要求：这些观众看到赤裸裸的肉体后，兴趣就会倍增，也许这些猛兽的可怕的利爪会去抓他的肉体的——谁知道会不会如此，但愿能出现这种情景。我由于一直在想着安德罗马赫，所以我在尝试着把她想象成为穆斯塔发的情人，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只要一想到她，就有一种嫉妒感，仿佛有一把尖刀刺向我的心，使我着实憋得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只好赶快把这种想象窒息掉。他们是濒临死亡的伙伴，这是有可能的，但不是相亲相爱的情侣，不，这不可能，这样对他们俩都不适宜！假如他追求过爱，那些狮子会觉察出来的，会拒绝听从他指挥的，而她，我确信无疑，一旦这个勇敢的小天使变成了某人的妻子，她就会扑空的，会摔到地上，不光彩地死去……
在此之前和之后，施托德贝克马戏团还表演了些什么节目？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很多精彩的节目。这里将它再一一描绘出来，恐怕不一定有益处。我还记得，当时我不时地从侧面观察一下我的伙伴施坦柯——他像周围的其他普通观众一样，完全沉醉于被动的、无味的享乐之中，欣赏着那没完没了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技巧表演，观看着那令人目瞪口呆的、赞叹不已的、五光十色的惊险跳跃的表演和场面。而这不是我所要干的事，这不是我观察事物的方式。当然，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东西，我会密切地注视着每一个动作细节，这是一种全神贯注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还有——让我怎么说呢——某种不顺从的成分：我在聚精会神地观赏时还鼓起勇气，增强自己的思维活动——这让我怎么表达清楚呢？——总之，我要对这些涌向我的灵魂的印象施展一种反压力，我说不准确，不过大致差不多是这样：在聚精会神观赏所有这些魔术、技巧及其效果时，我尽管也赞叹不已，但是始终怀着某种疑惑心情。我周围的那些观众只知道寻欢作乐，而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超脱了他们的那种激动和追求，冷静得像一个“行家”、“能手”。当然，我不会认为自己是马戏团这一行或者懂得空中连翻三个筋斗绝技的行家，而是懂得一般事物的行家，也就是懂得如何能产生效果，如何能使人感到兴奋、入迷的行家。因此，我内心同那许多只懂得享乐的人始终保持着距离，从不考虑同他们相提并论，因为他们只能变成外界诱惑力的不自觉的牺牲品。这种人只知道享乐，而享乐是一种十分可怜的精神状态，任何一个感到自己生来应该去进行开拓和独立奋进的人，都不会满足这种精神状态的。
坐在我身旁的这位伙伴——老实的施坦柯，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这种态度的痕迹，因此，可以说，我们是气质不同的伙伴，同他的这种伙伴关系也就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的。在闲逛时，我总是比他更注意观察巴黎雄伟壮观的城市风光，饱览那些典雅古朴而又富丽堂皇的景物，并且总是想起我那可怜的父亲以及每当他回忆起巴黎时总要不厌其烦地要说的那句：“Magnifique！Magnifique！”[9]不过，我对自己的这种鉴赏能力也没有进一步大肆宣扬，所以他对我们两个人在感受方面的这种差异也就几乎没有觉察。而他必然会渐渐觉察到的一点是，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了，在我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信赖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天生爱好苦思冥想，性格内向，从内心里喜欢孤寂、矜持和含蓄。这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而这作为我性格中的基本一点，即使我自己也很希望改一改，但也是丝毫改变不了的。
事实确实如此：一个人一旦有了自命不凡这种与其说是充满自豪感不如说生来就具备的畏怯感情时，他就会在自己的周围造成一个隔离层和一种冷若冰霜的气氛，使得与他人建立诚挚友谊和伙伴关系的任何念头，不知为什么就会憋在心里并窒息掉了，对此，他本人也几乎会感到遗憾的。施坦柯同我的关系就是如此。他确实没有少做出信赖我的表示，而我与其说是回报了他，不如说只是表示注意到了。比方说，有一天下午，当我们一起坐在一家小酒馆喝酒时，他向我讲起，他在来巴黎之前曾在国内因犯盗窃罪蹲过一年监狱，不是因为他本人不机敏灵活，而是由于一个同伙太笨才落网的。我听到这些之后觉得很好玩，也很同情他，不过，他这次这样向我交心，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也并不足以使我们的友谊蒙受任何损伤。但是，另一次他就说得更露骨了，他使我发现他这样亲近我，是有自己的打算的，而这使我感到非常不高兴。他把我看成是一个天真可爱和手脚灵活的幸运儿，可以同我进行很好的合作，他还粗鲁地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我降临到世上不是为了当他人的帮手的，他还向我建议说，在纽伊里有一幢别墅，他已经侦察过了，可以大干一番，十分有利可图，而且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在遭到我不动声色的断然拒绝后，他十分不高兴，满腹怒气地问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又何必把自己看得这么纯洁。其实他对我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我始终蔑视那些自以为对我了解很清楚的人，所以只是耸了耸肩膀，说了句：“也许是这样，不过我没有兴趣。”接着，他回敬了一句不是“傻瓜”就是“Imbécile！”[10]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纵然我使他感到这样失望，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立即破裂，只是渐渐地冷淡，松散，最后才终于中断，以致我们虽然没有敌对起来，但是再也没有一起外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