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了全家团聚的欢乐之后,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待了一整夜,直到天明。这一夜是可怕的,因为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始终是个弱者,当时,他说话上气不接下气,没完没了地向她絮叨着战场上的所见所闻怎样使他险些儿发狂。

他并不是在卡累利阿地峡,那里经过了最初几个星期的混乱局面以后,虽然花了很大的代价,却终于重整旗鼓,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他是在北边,在卡累利阿的一个最倒霉的集团军里,起初人们对这个集团军抱着最殷切的期望。然而它一直未能作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而遭受的损失却异常惨重。

他讲述的大规模流血的情况——以前她从他那里经常听到的,只是小规模流血——并不使她感到惊奇,因为她在医院里当外科医生,知道这次战争中有多少伤员。然而听到他评论我军作战的无能,看到他说这些话时不仅鄙夷别人,而且也自暴自弃的那种神色,却使她大吃一惊。她不仅感觉到使他遭受打击的那种力量,而且还感觉到,他本身在这种打击面前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她一边听他讲,一边默默地回忆着他在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对她讲到未来战争时所说的完全不同的话。

他讲得很多。用一种吓人的语调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我害怕德国人。象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要是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我真不知道,他们会把我们搞成什么样子!”

以后,每当他感到软弱无力而又肯坦白相告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对她重复过以上的话。

这就是那一天夜里的事。四一年她送丈夫上战场的时候,她心上还挂着这件事,她所感到的不仅是妻子对丈夫的担心,作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母亲的担心,而且还有另一种担心;在这次确实非常可怕的战争中,他的发现会怎样?要知道,他是多么害怕战争啊,虽然他在临走的时候,看上去和其他人一个样!

就这样,在战争的烽火中度过了三年。她失去了丈夫,把大儿子送上了前线,自己三年中也有两年在战场上,而现在却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的一间公房里过自己的四十岁生日。儿于不可能到这里来,因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军事学校受训;除了他们以外,她今天只希望看见一个人—一谢尔皮林。自从她在这里重新见到他以来总共才二十天。“不,十九天,”她计算着日子,同时想起第一天在手术室里的情景;她给他揭去粘住的绷带,给他检查锁骨,他熬过了一阵疼痛,坐在她面前休息。他忍着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疼痛,微笑着说,他的手指已经发麻了,并且对她仔细端详了一下。

“我还记得您,您在四一年十二月到我家里来过。”

“不错,”她说。

“不过我起初有点儿怀疑,因为您现在改了另外一个姓。结婚了吗?”

“不,”她回答。“我本来就用另外一个姓。我在二二年匆忙地嫁给一个军人的时候,没有改用丈夫的姓,我们父母笑话。他们俩都是地方自治会①的医生,都抱有自由思想,他们自己直到三二年才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因为那时候他们突然需要领取护照。因此我一直用娘家的姓。那一次我向您自称巴兰诺娃,为的是使您能够一下子明白我是谁。”

①由于1864年的地方自治改革而在沙皇俄国中央各省设立的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会的主席职位由贵族的首领担任。——译者

“您的儿子呢?在打仗?”

原来他记得,她那时曾经向他提到过自已的大儿子。于是她回答说,她的儿子现在是上尉,在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反坦克炮兵部队里服役。在这段时期中,从未负过伤。

“从那时以后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小儿子呢?”

原来他还记得她的小儿子。她回答说,小儿子今年十七岁,现在在炮兵学校受训。

“一般说来,还不错。要是战争能够在他们毕业以前结束,那就好了。您自己那时候好象是在莫斯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没有去过前线吗?”

“去过。我们的医院那时转移到西线。和您一样,我是受伤后才到这里来的。”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后来就把我留在这里了。”

“您哪儿受了伤?”

“在医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胸部、肩部、脸部都受了伤。”

他皱了皱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7”

“听到妇女受伤害,心里总觉得受不了。不过也该习惯啦!在我的集团军里,妇女不多不少,有……”他没有把话说完,朝她脸上看了看,似乎这时才发现她眉毛上边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伤疤。她记着这个伤疤,认为它损坏了她的容貌。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他们又谈过多次:有时很简单,在他到她那里去检查身体或做体操的时候;有时比较长,在吃过晚饭后,几次一起到花园里去散步的时候。

昨天,她第一次请他到自己房间里来,她一开始就提出了反正迟早总要问他的那个问题:

“关于巴兰诺夫的事,您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不把真相告诉您?”他把她的问题重复了一遍,没有作正面回答。“谁把真相告诉了您?跟我谈过以后,您又找谁谈啦?”

“什马柯夫,您的政委。”

“什么时候和他谈的?”

“四二年。”

“我早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不再说下去,似乎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是她并不认为已经解决,重又问他:他那时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她?

“您怎么,那时一定要从我这里了解真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