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开始去想负伤之前的事儿了。

这就是她说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句话的原因。不过,既然说出,就应该做到。在动身上卫生飞班车之前还留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决不能改变主意。最要紧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现在不要立即改变主意,再过一会儿,等到坐上了到后方去的车,即使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晚了。

我的老天爷,塔尼雅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今天!她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好象她请求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似的。过去她没有请求将军把自己从这里调到任何一个别的集团军里去,却听凭命运去摆布了。而命运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负了伤。“伤势不很重……”

她忧郁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军便服上的六条负伤的标志:三条是红色的,三条是金色的。总共不过半天之前,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他还想再吻一次,而她却避开了,说“这里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在他的军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这几条负伤标志,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还数了一数,虽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条,而不是五条或

七条,还知道这六次负伤中的每一次各伤在哪里。她不仅听他讲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她还亲手摸过他的伤疤:第三根肋骨上边的伤疤,是第一次负伤留下的痕迹;头发底下的伤疤,是第二次;背部从脊椎到胯股上的伤疤,是第三次。这次伤势最重,差点儿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伤疤也最大。这几次是他在遇见她以前,说得确切些,在他们共同生活以前负的伤。至于他的手,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了,”她怀着悲痛的心清,不出声地重复说。

塔尼雅知道,在所有这十一天进攻的日子里,齐娜依达都在补给站工作,在那里编组和发放卫生飞班车。派她到那里去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既有男子般洪亮的嗓门,又有女性的、对伤员体贴关怀的柔情,正好适合做这项工作。在那个站上,人们匆忙地把刚卸完运到前线的物资的空车编组好,在这些空车里装上事先准备好的铺板、床垫和被子,再挂上餐车、换药车厢和医务人员的专用车厢,随即毫不耽搁地打发这辆列车离开前线,把伤员运送到分类后送医院去。

齐娜依达做的是组织伤员上车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说她最善于同军运铁路员工打交道。

塔尼雅知道齐娜依达今天也一定在补给站上,但她还是问了问卫生科长,巴雷舍娃医生是否在那里。

“她总是在那里的,你准能见到她。”

在站上,她很快就看到了齐娜依达。她从远处喊了一声,但声音太轻,齐娜依达没有听到,飞快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还在同一个大尉吵嘴。

第二次见到齐娜依达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塔尼雅已经躺在加温车厢里靠近车门的铺着干草的床垫上了。她请求把她安置在靠车门的地方,以便车子开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车门关上了,哪怕从门缝里看看也是好的。

塔尼雅生怕就此见不到齐娜依达了,但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也终于没有发生,因为齐娜依达总是要把所有的加温车厢从尾到头逐节巡视一遍,检查伤员是否安置妥当。

刚才专门有一辆汽车送来一个飞行员,于是,卫生兵就把其他伤员挪动了一下位置,把他安插到这节加温车厢里来。

塔尼雅听到了齐娜依达的声音。齐娜依达还没有走到他们这节车厢跟前,就在老远的地方问:“是不是照我说的那样,把飞行员安置好了?”

有一个人回答说:“安置好了。”

“这样行吗?”齐娜依达走到车厢跟前,问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

“谢谢,”飞行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