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议员先生们：
我曾经向立法公会提交过一份旨在取消大学学位的修正案 [1] 。由于健康原因，我无法亲临国会阐述我的提案，请允许我以书面形式再次提出 [2] 。
这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但是你们委员会起草的法律很不完备，我相信，如果能根据我的提案做一些修正，就将让目前的公共教育现状获得重大进步。
目前的大学学位制度具有三重问题，一是教育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并不是统一），二是把最糟糕的行政管理强加于教育之上，三是使教育没有灵活性。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生来就是进步的，那就是教育。确实，教育如果不是一代一代地传承社会所获得的知识、也即每日每时都在深化和增长的财富，还能是什么呢？
自中世纪黑暗结束以来，法国的教育何以仍然保持着千篇一律和停滞状态？因为教育被大学学位垄断着，被封闭在一个自我陶醉的小圈子中。
有一个时期，人们为了获取随便什么知识，都必须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就好像巴斯克人和巴斯-布里多尼人生来就必须学习法语一样。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是变动不居的，而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出来，人的心智也不知道自己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于是，要接受教育，就必须知道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是怎么想的。上等阶层的人士都以不识字而自豪。唯一掌握和传承知识的阶层是僧侣教士。那时候的知识是什么呢？显然，它仅仅是指那些使用已经废弃的语言，主要是拉丁文记录的知识。书籍都是拉丁文的；人们也都用拉丁文写作。拉丁文是宗教用语，教士能教别人的只能是他们自己曾经学过的语言——拉丁文。
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中世纪，教育完全就是学习已经废弃的语言。这种语言被人很不恰当地称之为学术语言。
而到了19世纪，还把拉丁文视为学术语言，这自然吗？有用吗？拉丁文还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手段吗？仅仅通过罗马人留给我们的著作，我们能学到宗教、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理学、史学、法律、伦理和工业技术或者社会科学吗？
掌握一门语言，跟知道如何读书一样，意味着掌握了一种工具。我们耗费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用于掌握一种根本没有任何用处的工具，或者说没有太大用处的工具，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吗？因为，我们刚开始掌握它就忙着忘掉它。唉，假如我们能够尽快忘记学到的那些可怜的东西该多好啊。
如果圣西尔军事学校 [3] 本来想向我们的青年传授现代军事科学，而教给他们的却全是如何用弩机发射石头，我们会作何感想呢？
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没有获得学士学位 [4] 的人被排除在一切最令人尊敬的职业之外。
它还规定，一个人要想获得这种学位，就必须脑子里填满拉丁文的知识，别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用。那么，结果怎样呢？众所周知，年轻人都会精打细算，只要达到能获得这种学位的程度即可，达到这种水平，他们就立刻不再进一步学习。你们对此摇头叹息。然而，难道你们不明白，这正是他们对社会强迫他们付出这么多没用的努力所发出的抗议？
一个人学习一种工具，刚刚知道怎么用它，就将其永远弃之不用，这是很不合理的。那么，这种事为什么竟然延续至今？理由恐怕只有一个词：垄断。垄断天生就能够摧毁跟它沾边的一切东西。
因此，我希望国民公会能够维护教育的自由，也即教育的进步。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不能拥有完整的自由了，那就让我尽最大努力哪怕是挽救一点点教育的自由。
诚如法学家所说，可以从人身的角度及其与对象间的关系来认识自由；因而，取消教育方法上的竞争，其对自由的侵害，一点也不比取消人们之间的竞争更小。
有些人会说，“作为一种职业，教学工作将会获得自由的，因为人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当。”这是一个巨大的幻觉。
国家——或者毋宁说那些短暂地、哪怕是合法地掌握政府权力的政党、派别、宗派、个人——能够让教育走上自己所希望的方向，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人们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一点，只需有个学位制度就足矣。
在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进行教学活动的同时，却把授予学位的权力只赋予一个人，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教育会陷入被奴役状态。
我是一家之主，我雇教师来教我的儿子。我和老师都相信，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教孩子们学习物质规则和道德规则，认识各种东西，并认识其所具有的用途。我们可能觉得，如果他能够对社会现象形成最准确的观念，能够准确地把握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就是最成功的教育了。我们当然希望把教育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然而，国家却另有想法。它觉得，有知识的意思是他能够背诵普劳图斯 [5] 的诗句，能够引用泰利斯 [6] 和毕达哥拉斯对火和空气的看法。
那么，国家会怎么干呢？它对我们说：“你们想教你们的孩子什么东西，随便，但在他20岁的时候，我会考他几个跟泰利斯和毕达哥拉斯的看法有关的问题；我会要他背诵普劳图斯的诗句。如果在这些课程上他不能达到相应的水平，那就证明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没有全部投入到这方面的学习中，那么，他就休想成为医师、律师、文官、领事、外交官或教师。”
于是，我不得不低头屈服，因为我可不敢冒险让自己的孩子被排斥在这些职业之外。你会跟我说，我是自由的。但我想说，我不自由，因为你让我不得不逼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学究——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也许会成为一位可怕的小雄辩家。无疑，这是对我的意愿的粗暴践踏。
如果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掌握的知识，都直接关乎我们当代的需求和兴趣，那该多好！而现在要求青年掌握的古典知识，如果只是没有用处，倒也罢了；事实上，这些知识是非常有害的。它使人们的思想混乱颠倒——这就是它所造成的难题，而这个难题要由被赋予教育垄断权的人来解决。下面我将论证这一点。
从争论一开始，大学和教士就互相指责对方。
教士们说，“你用你的启蒙理性主义弄乱了我们青年人的思想。”
大学则回答说，“你用你们的宗教教条使他们麻木不仁。”
这时来了个调解者，他说，“宗教和哲学是姐妹。我们应该把自由探索和权威结合起来。大学和神职人员，你们可以轮流掌握垄断权，大家分享，别再争论了。”
我们曾经听到令人尊敬的朗格勒斯主教 [7] 这样对大学说：“是你们给我们培养出了1848革命一代的社会主义者。”
而克雷米厄克斯很快就用下面的话反击这种非难：“正是你们教育出了1793年一代的革命分子。”
如果这些话中确实包含着真理，那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两种教育体系都是有害的。就这一点而言，两者是没有差异的，而是一丘之貉。
是的，这就是我的想法：这两种教育体系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在过分重视经典学习，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两种教育体系都扭曲了国人的判断力和道德。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主要是利用宗教，另一个则主要利用哲学。然而，并不是宗教和哲学本身有害——有的人就这样指责它们——事实上，它们还减轻了损害。我们没有像野蛮人那样粗野，还得感谢宗教和哲学，而拉丁学者却一个劲地要求我们模仿这些野蛮人。
让我做一番想象，这个想象或许有点牵强，但它有助于大家理解我的意思。
假设在某个地方，在地球表面跟我们正好相对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民族，憎恨和鄙视劳动，它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建立在世世代代掠夺和奴役他人的基础上。这个民族把它的政治、伦理、宗教和公共舆论都建立在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残忍的原则之上。由于法国已经把教育的垄断权力给予了教士阶层，这些教士觉得，最好是把所有法国年轻人发送到上面说的这个国家，让年轻人过那样的生活，让这些年轻人汲取那些人的感情，使其对那些热情有加，对待那些观念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而然。不过请注意，每个学生离开的时候都带了本叫做《福音书》的东西。一代又一代人就这样回到祖国，然后爆发了一场革命。我想请读者自己想象一下，这些学生在革命中将发挥什么作用。
看到发生了这么多事，国家就决定收回教士的教育垄断权，而将其交给大学。大学也忠于传统，它也把年轻人派到那个地方，派到那些进行掠夺、占有奴隶的民族中，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本叫作哲学的东西。有五六代人接受了这种教育，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本国实际，然后又爆发了第二场革命。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前辈是在同样的学校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跟他们一争高下。
于是，两个垄断者之间爆发了战争。
教士说，“是你们的破书导致了这些灾祸”。
大学回敬道，“是你们的破书招来的。”
不，先生们，你们的那些书本根本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招来灾祸的其实是你们两边都想出来并付诸实施的奇怪的念头：要把法国青年送到别的地方学习。本来我们应当让他们学到劳动、和平和自由，你们却让强盗、奴隶的感情和看法渗透了他们的思想。
我想说的是，号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破坏性理论，都是经典教育的结果，而这种古典教育，有的是教士提供的，有的是大学提供的。我还想说，学士学位制度甚至把古典教育强加于那些人们本以为自由的学校中，而这些学校乃是根据法律所设立的。因此，我要求废除大学学位制度。
有人盛赞学习拉丁文可以开发人的智力。这纯粹是一种偏见。古希腊人没有学习过拉丁文，却并不缺少聪明才智。我们也都清楚，法国妇女并没有学过拉丁文，可她们并不缺少常识。假如人的心智不被扭曲，就得不到提高，这种看法未免太怪异了。古典教育号称所具有的这种好处——如果确有这种好处的话——是很成疑问的，它听任罗马人的观念、感情、看法和其风俗习惯被拙劣模仿，随着他们的语言，渗透到法国人的心灵中，这必然带来可怕的后果，难道我们就不明白，我们为那些所谓的好处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昂贵了么？
早在上帝对人类宣布“你脸上的汗水使你有面包吃”以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对人类而言，就是一件非常艰巨、也非常吸引人的事情，而由于人们用于维持自己生存所利用的手段各不相同，于是，他们的习惯、看法、伦理和社会习俗也就存在巨大的差异。
靠狩猎为生的民族与捕鱼为生的民族不同，游牧民族也不可能跟航海民族一个样。
然而，如果两个民族之间，一个以劳动为生，一个以盗窃为生，那么，上面说的那些差异与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
不管是狩猎，还是捕鱼，还是放牧、经商、务农或从事制造业，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努力作用于身外的物质，来获得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他们所欲控制的对象是自然。
而那些以掠夺为生的人则要对人类的其他成员采取行动，他们一门心思想控制的是他们的同类。
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作用于自然的行动，就叫做劳动。
这种行动的果实应该造福于那些付出劳动的民族。然而，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别的民族通过欺骗和暴力，把这些辛勤劳动的民族置于控制之下，从而占有这些劳动果实。
在此，我无法全面展开这一想法；不过，只要我们稍加思索，就会相信，处于两种截然不同处境的两群人，他们的习惯、风俗、心态、社会组织、道德、宗教，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截然不同，甚至用于描述最根本的社会关系的词汇，像“家庭”、“财产权”、“自由”、“美德”、“社会”、“政府”、“共和”、“人民”等，这两个民族也不可能看法一致。
一个尚武的民族很快就会明白，家庭生活会影响人的战斗热情（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也禁止我们的士兵过家庭生活）。但是，也不能妨碍人口增长呀？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柏拉图在理论上提出，而斯巴达的莱克格斯实际推行的，就是乱交（promiscuity）。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恰恰把柏拉图和莱克格斯的名字当作偶像来崇拜。
至于财产权，我不相信谁能从古代文献中找到对财产权的可靠的定义。今天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他自身，因而也可拥有自己的劳动，因而也可以占有他的劳动产品”。而罗马人相信过这种观念吗？作为奴隶主，他们会说：“每个人怎么可能属于他自己？”他们鄙视劳动，他们会说，“每个人怎么可能是自己劳动果实的所有者”？在他们看来，这种观念无异于让他们集体自杀。
那么，古代人的财产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在法律基础上，这真是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观念，是这个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可怕的观念，因为这种观念让使用和滥用各种东西获得了正当性，它请法律来确认财产权，哪怕是盗窃来的东西，甚至是人本身。
在这些野蛮时代，人们是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是我们所有人的自由权利的总和。自由涉及每个人自己的责任，自由地思考和行动、言论和写作、劳动与交换、教学与学习，只有这些是可以自由的。人们从小被训练就是要进行无穷无尽战争的民族，怎么可能知道自由为何物？是的，罗马人篡改了这个词，用它来指由于战利品分配不公而引发的内战中的某种勇敢行为。领袖们想占有一切，人民则要求分享。于是，广场上总是喧闹不休，阿芬丁山建起了收容所 [8] ，颁布土地法，护民官频繁干预，阴谋诡计猖獗；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公理：“我喜欢自由，即使充满危险”，等等，它也进入了我们的语言，上学时，我也曾经把它题写在自己的所有课本上：
啊自由！你们的狂风暴雨在伟大的灵魂看来，是多么迷人！ [9]
植根在法国青年的心灵中的，就是这些可敬的事例、崇高的规则、珍贵的种子！
罗马人的道德又是什么样的呢？在这儿，我不是说父子、夫妻、主仆、资助人与委托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奴隶制度中的种种关系，就足以使其整个社会堕落；在此我想要探讨的是据说是共和国令人钦佩的一面，也即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是什么样的？憎恨外国人，毁灭所有文明，扼杀一切进步，用火和剑蹂躏整个世界，把妇女、孩子和老人都绑在凯旋的战车上，这就是他们的光荣，这就是他们的美德。雕塑家却用雕像赞美这样的暴行，诗人用诗句歌颂这样的暴行。唉，面对这种景象，有多少次，我们的年轻人的心灵都充满羡慕之心，争相效仿！而我们的教师们，可敬的牧师们，却一直在努力让我们过上基督教的和文明的生活。成见的力量多么地巨大啊！ *
这些课程是不能忘记的；无疑正是从罗马，我们知道了下面的格言：一个国家的所失，就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得。这一格言，就盗窃而言，是正确的，但就劳动而言，则是错误的。但它依旧主宰着这个世界。
想象一下，在巴黎市中心，有一个组织，学到了罗马人的道德，他们憎恨工作，企图通过欺骗和暴力满足自己的需求，于是与社会处于敌对状态。无疑，在这样的组织中，也会很快形成某种道德规范，甚至是某些共同的美德。勇敢、坚定、自制、审慎、纪律，在遭遇不幸时坚贞不屈，严守机密，献身于共同体——所有这些，都肯定属于美德。而这些也会发展成为强盗中间占据主宰地位的精神；这些也是海盗的美德，也正是罗马人的美德。或许有人会说，罗马人的事业是如此伟大，他们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这本身就为他们的犯罪行为遮上了一层遮羞布，把犯罪变成了美德。也正是因为如此，古典教育才是有害的。罗马人犯下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罪恶，而是粉饰了一层美丽色彩的罪恶，是诱惑人的心灵的罪恶。
最后，关于社会，古代世界把两个错误观念流传给了现代世界，从而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并将继续破坏社会的稳定。
第一种观念是：社会形成的条件与自然无关，而是契约的产物。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但在古代倒也不无道理。罗马和斯巴达确实是人们为了一种共同的、明确的目的组成的群体：这个目的就是掠夺。严格来说，他们不是社会，而是军队。
第二种观念是上述观念的必然推论：法律创制了权利，因而，立法者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黏土的关系。米诺斯、莱克格斯、梭伦、努马 [10] 分别塑造了克里特、斯巴达、雅典和罗马社会。柏拉图则构造了一个想象中的共和国，想使之成为未来某个民族的创造者和建国者的蓝图。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观念恰好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和明显标记，我们是从贬义上用这个词的，用它来代表各种形式的社会乌托邦。
不管是谁，如果他没有认识到，国家就像人体一样，是按照自然法形成的，那他就会梦想人为地创造出一个社会，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操纵家庭、财产权、法律、人，而这，就是社会主义。他不想研究生理学；他要把雕塑家的凿子用在同类的身上。他不进行观察，自己闭门发明创造。他不信奉上帝，他相信他自己。他不是个科学家，而是个暴君。他不是服务于他的同胞，而是支配他们。他不研究他们的人性，而是按照卢梭的教导，改变人性。 [11] 他从古代汲取灵感：他追随着莱克格斯和柏拉图的足迹。拥有学士学位的人，正是这样的人。
肯定会有人说：“你也太夸张了吧，我们好学的年轻人从优美的古代学到的，不可能是这么可怕的看法和情感。”
那么，你还能指望他们从古代学到什么呢？好好回忆回忆，你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之时的思想状态。当时的你，难道不是一门心思渴望效法地球上的掠夺者和讲坛上的煽动家？反正就我自己而言，当我看到下面的情形，实在是非常惊奇，当今社会用布鲁图 [12] 和格拉古兄弟 [13] 的模子来塑造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其宗旨就是教育他们不进行任何诚实劳动（这被认为是奴隶的事），而是跑到大街上成为暴民，而这些年轻人竟然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因为，古典教育不仅仅使我们鲁莽地急于重温罗马的生活，还使我们始终对它心向往之，把它当成全人类的理想模式，当成现代人的崇高榜样，尽管高不可攀，我们永远不能以为自己可以达到那种水平，但我们也必须努力争取效仿它 [14] 。
社会主义已经控制了渴望获得学士学位的阶层，这话有什么错吗？
梯也尔先生说：
“中等教育要教富裕阶层的孩子学习古代语言……当他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文的时候，学到的不仅仅是单词，还可以学到那些高尚和庄严的东西（掠夺、战争和奴隶制）；认识到人类历史上简朴、伟大、不可磨灭的一幕……中等教育教育出来的是国家的文明阶层。今天，尽管文明阶层并不能构成整个国家的主体，它们却能赋予整个国家以自己的特色。它们的恶习，它们的品质，它们的善恶倾向立刻会传遍整个国家；它们通过传播自己的观念和自己的感情来决定国家的形态。” [15]
要解释我们的历次革命的危害和反常性，再也没有比这更准确、更好的解释。
梯也尔又说：
“我敢充满自豪地说：古典时代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赞美的时代。先生们，请让我们的孩子热爱古代，将其作为宁静、和平、健全的精神之庇护所，惟此才能保持他们的纯洁和完美。”
罗马的宁静？罗马的和平？罗马的纯洁？啊，如果梯也尔先生那么多人生经验和那么非凡的常识都没有能够阻止他不犯糊涂，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们天真热情的青年能抵御它的诱惑呢？
最近，国民公会中也出现了一场很滑稽的对话，堪与莫里哀的喜剧媲美：
梯也尔先生，从高高的主席台上很严肃地对圣伊莱尔先生 [16] ：“你喜欢希腊文，而不喜欢拉丁文，这是错误的。我这样说不是从艺术，而是从道德角度看的。在法国人看来，你尤其大错特错，因为法国人属于拉丁民族。”
圣伊莱尔先生也不是在说笑：“那么柏拉图呢？”
梯也尔先生仍然很严肃：“鼓励青年人学习希腊和拉丁语是很明智的，非常明智。我是出于道德考虑而更喜欢拉丁文学习。但是与此同时，也需要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了解德语、英语、精确的科学、自然科学、历史等。”
要知道这是什么？这是罪恶。沉浸在罗马的生活方式中，怎么可能是道德的！
梯也尔先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相信这种幻象的人。我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虚伪可笑的表演。下面我将简要地谈谈古典教育对法国的文学、道德和政治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影响。我没有精力、也不想描述完整的图景，因为有哪个作者未受其影响呢？我只想勾画出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我不用说蒙田了吧，人人都知道，他是多么地向往斯巴达，而他的品位是多么地卑琐。
至于我很佩服的高乃依 [17] ，我相信，他那些表面上优美的诗句对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造成了伤害，让矫揉造作、暴烈、反社会的情感看起来也仿佛崇高庄严，比如下面的话：
“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的所爱，忘我地投入战斗……只有我们具有这种美德……入选罗马军队，我毫不迟疑，我充满真诚的喜悦。我出嫁了自己的姐妹，我要为自己的兄弟而战。” [18]
我得承认，我不希望自己具有库里亚斯 [19] 的那种感情，我指的不是他对具体史实的看法，而是他对罗马整个历史的看法：
“感谢上帝，尽管我不是罗马人，但我心中仍有人性。”
费 纳 隆
公正的共产主义让人惊恐，因为它让我们害怕。但不正是其长期浸淫于古代世界，才使费纳隆成为一位共产主义者？而现代欧洲人一直认为他是道德完美的最令人尊敬的典范。读一下他的《泰雷马克历险记》——一般父母都很早就让孩子读这本书——你会看到，费纳隆自己就是那位虚构的贤人，他把法律完全交到立法者手中。他准备根据什么样的方案组织他的理想社会呢？一方面，立法者反思、发明、行动；另一边则是社会，被动而迟钝，听任自己受人摆布。于是,普通人的道德冲动、行动原则就被剥夺了，这成了某一个人的特权。费纳隆是现代最大胆地鼓吹人为计划社会的人士之先驱，正是他决定着他所幻想的萨朗特社会中所有居民的衣食住行和职业。只有他可以决定，允许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可以怎样建他们的住宅，应该拥有几间屋子，应该购置什么样的家具。
他说——我还是让他自己来说吧：
“贤人创设官员负责管理商人的库存、利润、成本和企业……在此之外，商人拥有完全的贸易自由……他禁止进口任何可能导致奢侈和糜烂生活的外国产品……他取消了曾经出售锦缎等产品的商人……他为各个阶层处于不同生活水平的人们创建了有关服装、食品、家具和住宅规模与装饰的规章制度。
“他对国王说，‘应该根据其与生俱来的等级制定相应的服饰规矩……仅次于您的第一等级将穿白衣服；……第二个等级的人，穿蓝衣服；……第三等级，穿绿衣服；……第四等级，穿黄衣服；……第五等级，穿浅红色或粉红色衣服……第六等级，穿灰色亚麻布衣服；……第七等级，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穿白、黄相间的衣服。这是七个等级的自由人的服装。所有的奴隶则应该穿深灰色服装。不容许擅自更改布料类型和服装样式。” [20]
他也以同样的方式管理公民和奴隶的食品。
“然后他取缔了一切靡靡之音。
“他为建筑确定了朴素而高尚的标准。他要求自由人所建的每栋房子都必须有客厅和立柱走廊，而房间则不能宽敞。
“但是贤人的中庸和节俭并不妨碍他批准建设一座很大的建筑，用来进行赛马和战车赛及摔跤和拳击比赛。
“在贤人看来，绘画和雕塑属于艺术，不应当全部废止，但他只允许在萨朗特有少量这类艺术家存在。”
我们难道看不出来，这是阅读柏拉图的著作、学习莱克格斯的榜样而激发出来的一种想象？他们的乐趣就是用人做试验，仿佛这些人就是原材料。
我们不应当说，这些没有价值的空想是心灵过于仁爱的产物，而认可其正当性。这样的空想还有很多，他们无不提出。组织或者打乱社会的方案。
罗 兰 [21]
罗兰就是一位，他在智力和感情的深度方面与费纳隆不相上下，他对教育的关切程度更超过费纳隆。唉，他与古典世界长期打交道，并没有阻止这个好人的智力和道德不断退化。不管是谁，读他的著作，都不能不感到悲哀、同情。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因为他对上帝和偶像不置可否。他已经准备把古代英雄时代的传奇，当作《圣经》所讲述的奇迹那样信奉。在他那平静的面容上，我们总是能看到尚武激情的阴影；他热衷于谈论标枪、剑和弩。在他眼里——博絮厄同样如此——最有意思的社会问题就是，在战场上，马其顿的密集方阵是否比罗马的军团厉害。他赞美罗马人把科学严格限制在下面的领域：雄辩、政治、战争。在他看来，除此之外的一切知识都是堕落之源，只能使人们倾向于和平；因而他小心防备不让这些知识进入他的学校。梯也尔先生应该对此叫好。他最敬重的是马尔斯和贝娄娜 [22] ；因此，他简直没有闲工夫再去崇拜基督。他所受的教育中，古典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受到传统看法的愚弄，他极为崇拜罗马人。只要是涉及罗马人，那么，假如某位罗马人克制自己没有干出十足的坏事，在罗兰看来，就成了最高尚的美德。亚历山大大帝为暗杀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而遗憾，西庇阿 [23] 没有抢走人家的妻子，在他眼里，也都是无与伦比的英雄品质的表现。一句话，他曾经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矛盾之中，那么，他本人就是最完美的典范。
有人认为罗兰是共产主义和斯巴达制度的崇拜者。我们还是对他公平点吧，他的崇拜并不很彻底。只要有机会，他就责备斯巴达立法者由于四个小小的缺陷而毁灭了自己的事业：懒惰，男女乱交，杀婴，大规模屠杀奴隶。然而，每次说完这些保留意见后，这个好人就大谈有关古典时代的那些流俗的见解，认为莱克格斯简直就不是凡人，而是神灵，认为他的政治完美无缺。
在罗兰看来，立法者干预一切事务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当他读到一位名叫佩拉斯奇斯（Pelasges）的家伙告诉希腊人如何吃橡子的时候，他由衷地为希腊人高兴。他说，在这之前，希腊人就像牛一样吃地上的草。
他还说：
“作为对罗马人的伟大美德的奖赏，上帝赐予他们一个帝国，这一点看似不可能，实则显而易见。要与他们的美德相称，除此之外的任何奖赏都是对他们不公的，他们自己根本就不追求物质享受，这只不过是个补偿而已。”
在这里，我们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流俗的看法与基督教观念在罗兰可怜的心灵中发生了冲突？我们上面所引的话，恰恰概括了法国教育创始人所有著作之本质所在。他自己自相矛盾，他眼里的上帝也自相矛盾，从而使我们也陷入自相矛盾——这就是罗兰的学说，这就是那种通往学士学位的教育之实质。
如果说男女乱交和杀婴使罗兰对莱克格斯创建的制度稍有微词，那么，他对斯巴达别的制度则是热情洋溢，他甚至能赋予盗窃行径以正当性。这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也跟我的论题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值得分析一下。他是这样论证的。
罗兰先假设，原则上，是法律创制了财产权——一个可怕的原则，而这正是所有鼓吹人为社会秩序（artificial social orders）的人所信奉的。我们看到，卢梭、马布利、米拉波 [24] 、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都信奉这一原则。那么，由于财产权的基础在于法律，法律就不能以盗窃为基础？你如何反驳这种论证？
“斯巴达是允许盗窃的。而在斯基台社会 [25] 中，盗窃会受到严厉惩罚。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法律，只有法律能决定财产权和物品的使用权。在斯基台社会中，法律没有赋予某个人去动用他人物品的权利，而在斯巴达，法律的规定则相反。”
于是，这位好人利用最无可争辩的权威——上帝的权威，代表盗贼和莱克格斯发出最热情的呼吁：
“对他人的财产，人人都拥有同样的权利，再也没有比这更普遍的现象了；因此，上帝不仅赋予了穷人采摘他人葡萄园中的葡萄、到他人田中拾麦穗及抱走一整捆麦子的权利，也赋予了每个过路人同样随心所欲地进入他人葡萄园尽情地享用葡萄的权利，而根本不用管葡萄园主是否同意。上帝本人就给出过这样做的第一个理由。正是在属于他的以色列的土地上，以色列人可以在必要的条件下享用他人的葡萄。”
有人肯定会说，这种理论只有罗兰信奉，是个特例。这正是我要说的。我将证明，由于一味沉溺于可怕的古代社会的习俗，即使是最可敬、最诚实的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道德缺陷。
孟德斯鸠
说到孟德斯鸠，正是他重新发现了人的权利。他是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的每一句话都具有无上的权威，上帝也不会让我损害他的荣耀。然而，当我们看到，古典教育竟然也如此成功地影响了这颗高贵的心灵，诱使他赞美古代最野蛮的制度，我们该作何感想呢？
“古代希腊人深深地觉得，为了生活在一个受欢迎的政府之下，人们有必要接受美德的训练。他们专门设计了各种制度来满足这种目的……克里特的法律就是斯巴达的法律的原型，柏拉图的法律则修正了斯巴达的法律。
“我要请读者注意这些立法者所具有的伟大的天才：他们公然蔑视一切公认的习俗，摧毁一切世俗的美德，向整个世界展示了他们的智慧。莱克格斯把盗窃罪与公正的精神、把最野蛮的奴隶制度与最充分的自由、把最凶暴的感情与最伟大的节制结合起来，从而给他的城邦带来了稳定。他似乎剥夺了它的全部资源、艺术、商业、货币和防御。在斯巴达，人们有野心而绝不会向往致富，人们有自然的友爱，却不是他人的孩子、父亲和丈夫；甚至连贞洁都不再受人尊敬了。而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使斯巴达通往了伟大和光荣；它的制度是如此地坚不可摧，因而即使有人在战场上打败了它，但如果战胜者不能成功地将这些制度从其政治中清除出去，就不可能真正赢得胜利。” [26]
“那些希望拥有同样的制度的人们应该建立这样的政权，在那儿，就像在柏拉图的共和国中一样，财产将由所有人共有。他将要求人们尊敬诸神，为了维护道德而将本国人与外国人隔离，由国家而非公民经营商业；他将给予我们艺术，而不让我们接触奢华，将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奢望。”
孟德斯鸠用下面的话解释古代人对音乐的高度重视：
“我相信我可以解释这一点。我们可以探讨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精神，尤其是那些以战争为主要任务的城邦的精神。各种赚钱的行业和职业，自由人都不屑一顾。色诺芬说，‘绝大多数手艺都将使人的肉体柔弱无力；那些工匠不得不坐在阴凉中或者靠近火炉；他们没有时间结交朋友，也没有精力为共和国作贡献。’只有在某种民主制度堕落之后，匠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的，他主张，一个好的共和国是绝不可能给予他们公民权的。”
“农业一直是奴隶从事的职业，通常都是由被征服的民族务农：在斯巴达是其农奴阶层（希洛人），在克里特是珀里俄基人（Perioecians），在帖撒罗尼迦是珀尼斯忒人（Penestaeans），在别的共和国，也同样是由被奴役者从事农业。
“一句话，在古希腊人看来，所有的商业都是没有出息的。这就必然意味着，公民与奴隶、佃户、外国人交换劳务的想法，是与古希腊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的。因此，柏拉图要求法律惩罚那些竟敢经商的公民。
“在古希腊共和国，要把这些观念付诸实施，也面临着相当大的不便和困难。一方面，法律要求公民不得从事商业、农业或手艺；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游手好闲。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的时间都花在竞技训练和与战争有关的技艺方面。他们的制度不允许他们从事别的职业。因此，希腊人必须被看成是一个由运动员和武士组成的社会。当然，这些训练非常适合于使人们强健和勇敢，也需要其他东西调和一下，从而，能使他们的生活方式精致、优雅一些。音乐则能透过身体器官触及人的精神，很适合实现这一目的。” [27]
这里，我们看到了下面的观念：古典教育给予了我们自由。现在，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教导我们理解平等和节俭的：
“实现财富的平等是民主国家的本质所在。尽管如此，人们不难认识到，要实现完全的平等，并不总是很合算。缩小不平等，并将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就足矣。在这之后，就制定具体的法律，通过对富人征税，向穷人提供救济来逐渐拉平仍然存在的不平等。” [28]
“在一个好的民主国家，仅仅平均分配全部土地还不够，每块土地还必须足够小，就像罗马那样……
“财富的平等会使人节俭，而节俭则会维持财富的平等。这两者尽管不同，但两者彼此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29]
“萨莫奈人 [30] 有一种习俗，这种风俗，在小国，尤其是在处于他们那种处境的小国，效果极佳。所有的年轻人都被集中起来，让人们进行评判。被宣布为最优秀的青年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姑娘作自己的妻子；接下来，由比他稍差一些的青年再来从剩下的姑娘中挑选自己的妻子，依此类推……很难设想还有比这更高尚、更动人的奖赏，对一个小国来说，成本最低，对两性也都最有激励作用。
“萨莫奈人是斯巴达人的后裔；柏拉图的律法则不过是对莱克格斯的法律的完善，仅靠他自己，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 [31]
卢 梭
论起对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影响，没有人能超过卢梭。布朗基说，“他的著作就放在公安委员会的会议桌上。当时的人们认为，他的那些与常理相反的论点不过是文学上的夸张而已。然而，那些话很快就在国家的公共集会上被看成是唯一的真理，像刀剑一样犀利。”因而，也不应忽视把卢梭与古代连接起来的精神纽带。热情赞颂罗伯斯庇尔的布朗基说，“他的文风让我们联想到高乃依那充满激情的动人语言。”
除此之外，谁不知道，卢梭还是那些一般都归之于罗马和斯巴达的观念和习俗的最热情的赞颂者！他本人就说过，正是阅读古希腊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的著作，才使他成为我们看到的那副样子。
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直接反对人类精神的。其第一页就打上了他的独特印记：
“我能忘记那座城市吗？它曾经在古希腊的中心繁荣。我们一直渴望重建这座城市，它因其公民幸福的无知和法律的智慧而著名。与其说它是世间的国家，不如说它是半人半神的国度，相比于凡人，他们的美德是多么地出众啊。啊，斯巴达，它让任何空洞的理论黯然失色。当精致的艺术导致恶行在雅典蔓延的时候，当暴君那么热心地收集诗人作品的时候，你们却把所有的艺术和艺术家、科学和学者从你们的疆界中彻底清除！” [32]
在他的第二部著作《论状态之不平等》（The Discours sur l'inégalité des conditions ）中，他更猛烈地抨击社会和文明的一切基础。他之所以这样激烈，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就是古典智慧的诠释者：
“我设想自己站在雅典的学园中，复习着导师的教导，让柏拉图和色诺芬给我作评判，而人类就是我的听众。”
这部著名作品的中心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我们之后的人生来就是不幸的，由于他们将在我们的基础上获得更多知识，于是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最可怕的命运。我们生产能力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十分不幸了。我们祖先的不幸要比我们少，因为他们更无知。罗马已经接近完美状态了，斯巴达则实现了这种完美——迄今为止，完美就是所有人和谐地在社会中生活。然而，人类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自己赤身裸体、孤独地生活在森林中的时候，人们之间彼此没有联系，没有友爱，没有语言，没有宗教，没有观念，没有家庭的时候——简而言之，人们生活在一种跟野兽没有多大区别的状况下，他可能就是野兽，尽管他能直立行走，尽管没有长爪子而有两只手。
很不幸，黄金时代无法持久。人类经过了某个中间阶段，这里倒不无吸引力：
“当他们满足于居住在乡村小屋，以皮毛为衣，以羽毛、贝壳装饰自己，在自己身上画上种种色彩……当他们从事的职业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自由的、健全的、善良的、幸福的。”
唉，他们却不知道文明的这第一阶段就此打住：
“……从有个人需要他人帮忙（就此不幸地形成了社会）那一刻起；从一个人占有可供两个人使用的资源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出现了财产，劳动成了必需……
“冶金和农业两种工艺的出现，造成了这场大革命。对诗人来说，这是黄金白银，在哲学家看来，这是铁和小麦，正是它们导致了文明人的出现，最后引导他走向毁灭。”
于是，人们必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了。这是卢梭的第三部著作《社会契约论》探讨的主题。
在这里，我不想详尽地分析这本著作，我只想指出，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是在复述希腊-罗马的观念。
由于社会是一个契约，所以每个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条款。
“只有那些联合起来的人有权调整他们组成社会的条款。”
然而，这也不大容易。“那么，他们如何调整这些条款？是通过共同协定，还是灵机一动？……盲目的群众通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如何自己完成设计一种立法体系这样一个巨大而艰难的事业？……于是，就需要一位立法者。”
于是，从理论上接受普选权，不一定就比在实践中推行起来更快。
从各方面看，这位立法者必然是一位超凡出众的人。他敢于承担起创建国家的重任，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人性，改造人的生理和精神结构。一句话，他准备发明一台机器，而人不过是他手中的原材料而已，那么，他该从何处着手呢？
卢梭在这里很清楚地论证了，立法者不可能依靠暴力或说服，那么，他靠什么达到目的呢？靠欺骗：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时代的建国之父都不得不乞求于上苍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智慧说成是神的旨意。……这种具有神圣理据的法令是超出普通人的理解力的，立法者将其归功于不朽的神明，以神圣的权威来赢得那些凡人的支持，而以凡人的智慧是不足以吸引他们的。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让神说话的。”（诸神！不朽的诸神！这可真是对古典观念的隔代遗传）
跟他的导师柏拉图和莱克格斯一样，跟他心目中的影像斯巴达人和罗马人一样，卢梭赋予“劳动”和“自由”两个概念的含义，实乃两种不相容的观念。在社会中，人们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自由，要么被饿死。不过，有一条摆脱困境之道：奴隶制。
“从一个国家的人民选举其代表时起，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
“在希腊，一切人民必做的事他们都自己来做；人民不断地在市场上举行集会。一切工作都由奴隶来完成。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优越的条件，如何能够维护这种权利？而你们更关心增加你们的物质福利而不是维护你们的自由，你们更怕贫困而不是奴役。
“什么！只有在有奴隶制支撑的时候，自由才能存续？也许吧。两极相遇。一切不自然的东西都有其不便之处，就这一点而言，公民社会比其他方面尤甚。有时，人们会处于一种不幸的处境：一个人要维护自己的自由，必须以牺牲另一人的自由为代价；公民要想完全拥有自由，就必须以奴隶悲惨地做奴隶为条件；斯巴达就是这种情形。你们现代世界各国没有奴隶，但你们自己就是奴隶。”云云。
这里，我们看到了古典教育所传播的传统流俗的极佳例证。古代人由于其生性残忍而采用奴隶制。既然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种传统，于是，学术圈中人就觉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值得赞美，并根据他们的制度对自由的本质作出种种深奥复杂的论证。
卢梭把自然状态与社会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其对公共道德、对私人道德的破坏都是致命的。按照他的概念体系，社会是契约的产物，这种契约变成法律，法律再凭空创制出正义和道德。在自然状态下，既没有正义，也没有道德。父亲对儿子没有义务，儿子对父亲也没有责任，夫妻之间也都没有义务。“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也不向任何人承诺什么。我觉得不属于我的东西，当然就是对我没有用的东西。我对诱惑我、我也能得到的所有东西，都拥有无限制的权利。”
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假如已经通过的社会契约一朝瓦解，那么，社会、法律、道德、正义、责任等一切东西就立刻完蛋了。卢梭说，“将重新获得其原初的权利和自然的自由，这种权利和自由在人们获得约定的自由之时曾放弃了。”
现在，我们也必须了解，这种社会契约是非常容易瓦解的。每时每刻，只要有某个人违背了他的协定或者对随便什么人从事了非法行径，契约就瓦解了。如果社会对一个被判罪的罪犯说“你罪有应得”，而这个家伙竟然逃跑了；如果某位公民拒绝纳税，如果某位会计沾了公家的便宜，这个时候，社会契约就立刻被打破了，所有的道德义务都不存在了，正义也不存在了；父母与孩子、丈夫与妻子之间就谁也不欠谁的了；每个人都对他希望得到的东西拥有毫无限制的权利——一句话，整个人类又回到自然状态了。
我想请读者自己想象一下这种理论在革命年代所能造成的那些浩劫。
这种理论对私德的破坏也是致命的。年轻人充满热情和激情地进入社会时，对自己说“我内心的冲动是自然的声音，它永远都不会错。约束我的种种制度都是人为的，都不过是专断的惯例而已，而并未征得我的同意。把这些制度踩在脚下，我就可以获得双重快乐：既满足了我的天生的激情，也让我相信自己就是个英雄。”结果将会如何？
这儿，还用我们回想《忏悔录》（the Confessions ）中那些令人哀伤而忧郁的话吗？
“我的第三个孩子跟前两个一样也送到了育婴堂，后面的两个也如法炮制；因为我共有过5个孩子。在我看来，这种安排很好，我并不吹牛，但我要说，我这样做确实是为了他们的母亲着想……把孩子抛给公共教育……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柏拉图共和国的一员了！”
马 布 利
众所周知，马布利是个希腊-罗马狂。他跟卢梭是同一类人，但比起卢梭来，心胸更狭窄，也更没有同情心。他更没有资格接受那种观念，搞得也更混乱。他跟所有古典作家一样坚信，人类只是社会规划者的原材料而已，他也想跟他们一样成为规划者，要对这些原材料进行规划。于是，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位立法者。他先是想在波兰发挥自己的这种才能，但看样子似乎并不怎么成功。然后，他又向美国人端出了斯巴达的油腻肉汤，不过，他也没有让他们相信它的好处。美国人的这种愚昧令他大怒，他预言，美国肯定要垮台，维持不了五年。
让我在这儿对我的论述做一个限定。在引用费纳隆、罗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荒唐而具有破坏性的理论的时候，我当然不敢否认这些伟大作家的很多著作也充满了智慧和道德感。而他们著作中的错误就源于他们接受了古典时代的传统看法，但其正确理论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来源。我的主旨正好是说，恰恰是希腊、拉丁文的教育，使我们都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它使我们对过去持一种盲信的态度，哪怕是最可怕的灾难，也成了光荣的事情；而只有当代的精神——基督教，人们不能不承认其为正确的良好的常识，能向我们展示未来应该追求的理想。
我就不引用摩莱里、布里索 [33] 和雷纳尔等人论述热爱战争、奴隶制和教士的种种欺诈行径、财产共有、懒惰等行为的正当性的话了——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赞美、歌颂这些行为。这些理论的根源何在，不会有谁弄错的。我重复一遍，其根源正是在学士学位课堂上强加给我们的古典教育。
古典时代古老的观念——据说是那样的宁静、和平和纯洁——不仅毒化了学者之思想，也毒化了法学家的思想。我相信，甚至在那些关于财产权问题已得出合理观念的法学著作中，读者也不难看出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想象，不具备这种观念的立法活动又该是什么样的。最近我偶然翻阅瓦泰尔 [34] 的著作《万国法》（Traité du droit des gens ）。我注意到，作者用了整整一章讨论下面的问题：是否容许诱拐妇女？显然，这种珍闻我们只能归功于罗马和萨宾人 [35] 的传奇故事。他非常严肃地权衡了各种支持和反对意见之后，最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要归功于罗马的光荣。罗马人怎么会错呢？传统的观念是禁止我们这么思考的。人家是罗马人，这就足够了。罗马虽然干尽了烧杀抢掠的事，但依然是宁静的、和平的、纯洁的。
有人可能会提出，我在这里所批判的东西，仅仅是这些学者个人看法而已。是这样吗？如果不是古典教育导致的一致行动，再加上蒙田、高乃依、费纳隆、罗兰、孟德斯鸠、卢梭、雷纳尔、马布利等人的不断巩固，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了崇拜古典时代的普遍心态，我们的社会或许会更幸福一些。这一点仍有待人们了解。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共产主义理念不仅在个别人头脑中而且在整个人类的精神中获得了支配地位，支配了那些最博学的人和最有势力的人。当耶稣会士准备在南美巴拉圭创建一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他们想到的是什么样的方案？正是米诺斯、柏拉图和莱克格斯的方案。他们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最终，不可能得到什么好结果。那里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比野蛮人还要惨。尽管如此，欧洲人偏爱共产主义制度的先入之见是如此根深蒂固，这种种制度在他们眼里是如此地完美无缺，于是，人们纷纷赞美这些在耶稣会士权杖下默默地生存着的无名无姓的生物（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人）的幸福和美德。
这种使命伟大的传播者卢梭、马布利、孟德斯鸠、雷纳尔，是否想过用历史事实核实他们的理论？从来没有过。希腊和拉丁文著作怎么会出错呢？一个人遵循柏拉图的教导怎么会误入歧途呢？于是，巴拉圭的印第安人是幸福的，或者应该是幸福的，尽管这种统治带给他们的是最深重的痛苦。阿萨拉 [36] 、布干维尔 [37] 等旅行家正是带着这些先入之见开始他们的旅行的，他们本来是准备为这么美妙的奇迹唱赞歌的。当悲惨的现实第一次映入他们眼帘时，他们都无法置信。然而，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他们最后不得不非常遗憾地宣布，想象中诱人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是可怕的。
给定前提，则必然得出不可避免的结论。显而易见，我上面所引几位作者都不敢把他们的理论推到其逻辑终点。摩莱里和布里索自认为已经修正了这种逻辑一致性的缺陷。他们是柏拉图真正的追随者，他们公开鼓吹财产和妇女共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鼓吹这些东西时，不断引用的正是人人都认为值得赞美的奇妙的古典时代的例证和规则。
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教士所提供的教育就使法国人对家庭、财产、社会的普遍看法堕落到这种状态。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用古典教育之外的其他理由对此予以解释。然而，这种教育本身也是错误的观念、残忍的感情、破坏性的乌托邦、致命的试验的大杂烩。对此，恐怕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吧？只要读一下当时人们在立法公会和国民大会上的讲话，就能明白这一点。他们的语言正是卢梭和马布利的语言。他们无非是法比里西乌斯（Fabricius）、加图 [38] 、两位布鲁图、格拉古兄弟和喀提林 [39] 等人的应声虫、传声筒而已，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一桩暴行，只要是罗马人干的，就是光荣的。这种教育灌输到人们思想中后，就必然会表现到人们的行动中。如果大家都承认斯巴达和罗马是榜样，那么，人们就必然会效法它们或拙劣地模仿它们。这个人希望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那个人希望再搞土地法，还有人会希望大街上摆上黑乎乎的斯巴达肉汤。
在这里，我无法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这需要深思熟虑，需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论述《希腊罗马文学对我们的大革命精神的影响》。下面，我集中探讨几个最突出的问题。
两个大人物主宰着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其人格化身：米拉波和罗伯斯庇尔。对于财产权问题，他们持何种看法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古典时代那些将其生活方式建立在掠夺与奴隶制之上的国家，从来没有能够为财产权奠定坚实的基础。他们倾向于认为，财产权不过是约定俗成的东西；他们认为，对财产的权利源于法律，因而就制定出了法律，赋予奴隶制和盗窃以合法性，罗兰人就曾经这么天真地解释过。
卢梭也曾经说过：“财产权是人们约定的一种制度，而自由才是自然的赐予。”
米拉波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
“财产权是社会的产物。法律不仅保障和维护财产权，法律也创制财产权从而使之形成；法律决定公民对其财产之权利的范围和程度。”
当米拉波说这番话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在陈述一种理论，他的真正目标是阐明议员们限制公民行使那种完全取决于他的法令之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正是他创制出来的。
罗伯斯庇尔则重复了卢梭的定义：
“自由是人的第一位的需要，是他的最神圣的自然权利，在给自由下定义的时候，我们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过，自由的限度取决于他人的权利。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一原则用于财产权？它也是一种社会制度，难道自然法还没有人的约定那么神圣？”
在开门见山说完这段话后，罗伯斯庇尔开始给财产权下定义：
“财产权乃是每个公民享有和支配法律保障他所拥有之物品的权利。”
于是，自由与财产权的定义就是截然对立的。它们成为具有不同源头的两种权利。一种来自自然，一种源于社会制度。一种是自然的，另一种则是人为的，是约定的。
那么，谁来制定法律呢？是立法者。于是，他就可以影响人们行使其对财产的权利，因为这种权利正是他随心所欲地赋予公民的。
于是，罗伯斯庇尔就不难从这种定义中推论出就业权、济贫权和累进税制了。
“社会有责任为其全部成员提供赡养，或者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或者保证失业者达到一定生活水准。”
“向穷人提供必要的帮助是富人对穷人的义务。将由法律来确定富人如何履行这种义务。”
“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存的公民，可以豁免其缴纳公共开支的义务。其他人则有义务根据其财富多寡累进地向国家作出贡献。”
絮德勒 [40] 指出，罗伯斯庇尔据此采用种种措施，要把私有财产制度转变为共产主义。不仅其支持者这样认为，事实也正是如此。他把柏拉图《法律篇》中所提出的原则应用于现实，企图建立《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尽管没有成功。
（众所周知，柏拉图写过两本著作，一本是《理想国》，描述了一个理想社会（财产和妇女公有），另一本则是《法律篇》，描述了向这种理想过渡的步骤。）
除此之外，罗伯斯庇尔还是古典时代所谓宁静、和平和纯洁的仰慕者。他关于财产权问题的讲话中就充满了对这些古典气质的感人的赞美：亚里士多德应该不会羡慕过克罗伊斯 [41] 的财富，而住在小茅屋的法比里西乌斯也从来不羡慕克罗伊斯的宫殿！如此等等。
一旦米拉波和罗伯斯庇尔从原则上授予了立法者以调整财产权限度的特权，那么，他们认为，这一限度应该限制在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就不重要了。他们或许会觉得只要有就业权、济贫权和累进税制就足够了，而有些更坚定的人则不会就此止步。如果创造和支配财产的法律可以向平等迈出第一步，那为什么不能迈出第二步？为什么不能实现完全的平等？
于是，不可避免地，圣茹斯特 [42] 就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同样不可避免地，巴贝夫超过了圣茹斯特。一个人假如走上了这条道，那就只有一个合理的终点。神圣的柏拉图早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圣茹斯特——哎呀，我已经说过，要把谈论的范围限制在财产权问题上。我忘了，我还得揭示古典教育是如何扭曲我们的道德观念的。如果我说，圣茹斯特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比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远，我想，读者会相信我的话的，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圣茹斯特的错误是跟他所受的古典教育有关系的。像他那个时代和我们当代的所有人一样，他身上也渗透着古典时代的精神。他总觉得自己就是布鲁图。在他还没有到巴黎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前，他曾写道：
“啊上帝，如果布鲁图没有生活在罗马，他一定会憔悴的；不过，我相信，如果布鲁图没有杀死别人，他也会自杀的。”
杀人！这似乎就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的命运。
古希腊、罗马的一切崇拜者都同意，共和国的基石是美德，而上帝知道他们用这个词指什么！于是，圣茹斯特写道：
“共和政府如果不是建立在恐怖之上，就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
在古典时代，流行的看法是，勤奋劳动是丢人的。于是，圣茹斯特也这样声讨劳动：
“对于真正的公民来说，做生意是病态的。人长出双手，仅仅是为了耕种土地和携带武器。”
为了防止人们自甘堕落竟去做生意，他要求给每个人都分配一块土地。
我们已经看到，根据古代人的想法，立法者与人类的关系，就相当于制陶工与黏土的关系。不幸，这种想法流行起来之后，没有人想做黏土，每个人都想做制陶工。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圣茹斯特给自己指派的正是这种美好的角色：
“如果有一天，我确信自己不能再增进法国人的美德以促进和平，让他们在思想上警惕，并坚定地抵制暴政和不公正，我宁愿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如果人民善良，则万事大吉。因此，我们需要种种制度来改进公众的道德品质。改进其道德的第一步是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人人都必须获得土地。”
“孩子必须终年穿亚麻衣服。他们得睡席子，每天只睡8个小时。他们必须吃同样的东西。他们只能以植物块根、果实、蔬菜、面包和水为生。16岁之前，他们不得吃肉。”
“男子在25岁之后每年必须到神殿中公开宣布自己的朋友的名字。不管是谁，如果没有合适的、充足的理由而抛弃了自己的朋友，就应当遭到放逐。”
于是，圣茹斯特效法莱克格斯、柏拉图、费纳隆、卢梭，僭称自己对法国人的道德、情感、幸福和孩子问题的判断，比所有法国人加起来还要正确，还要有力。和他本人比起来，人类是多么地无关紧要！人类必须都靠他才能生存。他的大脑是整个人类的大脑，他的心灵就是人类的心灵。
这就是留恋古典时代之传统偏见中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东西。柏拉图设想的理想终于实现了，17、18世纪的教士和俗人都对其大唱赞歌。行动的时刻到来了，米拉波迈出了第一步；罗伯斯庇尔迈出了第二步，圣茹斯特迈出了第三步，昂托纳勒 [43] 迈出了第四步，巴贝夫比他的前辈都更坚定，一步步迈向终点，达到了彻底的共产主义，完美的柏拉图主义。我本来应该引用一些他的论述，不过，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他说他们是小格拉古，由此可见他的性格之一斑。
仅就我们这儿讨论的问题而言，大革命的整个精神状态，可以从下面的引语中清楚地看出：罗伯斯庇尔希望什么？“把人们提升到古典时代的国家曾经达到的共和美德的水平。” [44] 圣茹斯特想干什么呢？“让我们享受斯巴达和雅典的幸福快乐。” [45] 此外，他还希望“所有公民都随身携带布鲁图的匕首”。 [46] 残忍的卡里埃 [47] 想干什么呢？“自此以后，每个青年都沉思斯凯沃拉 [48] 之火，苏格拉底之毒药，西塞罗之死，加图之剑。”拉波·圣-厄蒂安纳 [49] 又想什么呢？“国家应该效法克里特和斯巴达，从摇篮，甚至从一出生就全面照顾每个人。” [50] 坎泽-万特斯派 [51] 想要什么呢？“建立一个献祭给自由的教会，建立起祭坛，贞洁的处女在其上燃烧起不灭之火。” [52] 整个国民大会希望什么呢？“自此以后，我们各市镇的人民，人人都是布鲁图和帕布里科拉斯 [53] 。”所有这些宗派，的确都是抱着最美好的信念，而这使他们对社会更为危险；因为真诚地献身于错误，就导致了盲信，而盲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是它可以使广大民众群起响应。所有人普遍地狂热追求某种社会理想，不可能没有任何结果；公共舆论，不管是文明开化的，还是被误导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如果某种根本错误，比如说古典时代光荣正确的观念，通过教育，从每个人的理智刚刚觉醒时就深入其心灵，从而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被所有人毫不迟疑地接受和同意，那么，这种错误就会从理论变成实际，从思想变成行动。当一场革命降临，把理论付诸实践之时，谁会说这是一百年前一个叫做费纳隆的家伙以一种可怕的面目又再现人间了？他曾经以小说的形式表达过自己的想法。当时，他只是个诗人，现在，他却成了一位烈士。当时，他只是觉得社会太可笑了，现在，他却颠覆了社会。
然而，现实中确实有一种力量，要比最流行的传统观念还要强大。当教育在公共舆论中播下某种致命的种子后，在国家肌体中就会出现一种自我保护的力量，使它自己在经历了很多折磨、在经历了无数苦难和血泪之后，最终彻底清除它所感染的那些有害的细菌。
因此，在乌托邦式共产主义使社会陷入严重的惊恐状态并危害社会之后，某种反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法国开始向专制统治倒退。这种倒退也很激烈，人们连革命的正当成就也无暇顾及。我们又回到了执政官和帝国的时代。然而，唉，人们醉心于在这个新时代维护古罗马的种种规制，这一点，不用我多说吧？古典时代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给暴行赋予正当性。从莱克格斯到凯撒，有多少榜样可供挑选啊！于是——在这里，我想借用梯也尔先生的话——“我们开始是与伏尔泰同行的雅典人，中间一度成为国民大会统治下的斯巴达人，最后则成了拿破仑统帅下的恺撒的士兵。”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跟古罗马调情最后给我们时代留下的烙印呢？仁慈的上帝啊，这种迹象随处可见：我们的议院，我们的纪念碑，我们的文学，帝制时代的种种时尚，我们给我们的制度所起的可笑的名字，无不可见古罗马的印记。因此，我们看到，执政官、皇帝、元老院议员、护民官、罗马长官、元老院法令、鹰标、特洛伊拱门、罗马军团、希腊式城市公共会堂、雅典学园等等玩意，在我们的时代层出不穷，当然不是偶然的。
革命原则与反革命原则间的斗争似乎到1830年7月就结束了。这之后，这个国家的知识热情都转向了社会问题研究——就研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非常自然而有益的追求。不幸的是，大学仍然为我们的精神生活设定路线方针，并再次指引我们回归古典时代的思想源头。于是，我们不幸的国家又堕落到唠叨其历史的水平，又一次从头开始，又经历一番同样的历程。我们似乎又在经历一个循环：乌托邦空想、试验、反动；书本上的柏拉图主义、军事专制主义；费纳隆、罗伯斯庇尔、拿破仑！还能有什么呢？随着文学和新闻的再度复兴，我们的年轻人不是去努力探索和阐述社会的自然规律，而是局限于论证古希腊-罗马人的公理：社会秩序是立法者创造出来的——这一拙劣原则为想象开辟了无限的空间。最后就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永恒重生。因为，如果社会是人创造发明出来的，那么，谁不愿意成为创造者？谁不想当米诺斯、莱克格斯、柏拉图、努马、费纳隆、罗伯斯庇尔、巴贝夫、圣茹斯特、圣西门、傅立叶、布朗基、普鲁东？谁不想享受建国者的荣耀？谁不想被人称为国家之父？谁不想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把家庭和财产权——仿佛它们都是化学元素——组合起来？
然而，为了使这些空想不仅仅停留在报纸专栏而拥有更广大的挥洒空间，就必须掌握权力，必须占据核心权力。从这里指挥政治权力放射出的每一道光芒，是所有社会试验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于是，每个宗派、每个思想流派都竭尽全力要把主流学派或宗派从其掌握政府权力的位置上赶走，由自己取而代之。因而，在古典教育的影响下，政治生活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一连串无穷无尽的斗争和革命，以决定哪个乌托邦拥有用人类进行试验的权利，仿佛人就不过是原材料而已。
是的，我要指出，正是获得学士学位所必须完成的课程，令人痛心地使整个法国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社会试验的后备军。无疑，这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的原因所在，即那些相信自己已经受到社会主义的威胁的人，却没有能力起而反驳这种现象。毕竟，对于中等阶层、地主、资本家来说，圣西门的理论、傅立叶所设想的社会制度、布朗基的制度、勒鲁克斯的制度、普鲁东的制度，都不过是一种理论而已。你们说，他们都错了；那你们为什么不反驳他们呢？因为你们自己喝的正是同一杯水；因为你们也与古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也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一切，因此，你们思想中也渗透着社会主义。
“你们的心灵也受到社会主义的某种污染。”
你们提出通过关税来平均财富，你们的穷人救济法，你们要求的免费公共教育，你们的奖励和补贴措施，你们的中央集权，你们对国家的信赖，你们的文学，你们的剧院——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你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你们跟社会主义的传道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但你们跟他们实际上是一丘之貉。因此，当你们觉得，你们被人压过一头时，你们不是起而反驳，因为，你们不知道怎么反驳，你们要反驳别人，就不能不骂自己；相反，你们抓耳挠腮，苦思冥想。最后，你们只有呼吁采取压制措施，你们可怜兮兮地说，“这是为了法兰西。”
不，法兰西无需如此。事情自有其必然规律：当你们沉湎于毫无意义的悲伤之时，社会主义正在经历自我颠覆。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中间已经争得不可开交了。傅立叶空想的共产村庄——法朗吉走到头了，三人小组已经完蛋了，国立工场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的平均财富事业也会终结。至今还剩下些什么呢？无息贷款。你们为什么不骂它荒唐呢？唉，原因就在于，这正是你们自己发明出来的。这些东西，你们鼓吹多年了。你们发现自己无法彻底取消利息，你们就管制利息。你们在你们提出的利息法中规定了一个固定的最高利率，于是，你们就给人们一种印象，财产权是法律创造出来的，而这，恰恰就是柏拉图、莱克格斯、费纳隆、罗兰、罗伯斯庇尔的想法，我敢说，这也不仅是社会主义，更是共产主义的本质所在。那么，就不要跟我说这种教育的课程有多好，因为它没有教给你们应该了解的东西，而只能让你们在面对某些莽汉脑海出现那些疯狂的念头时却无计可施。由于你们自己不能用真理来对付谬误，那至少也应该让各种谬误彼此自相残杀。用不着钳制乌托邦分子的言论，从而让人们以为，正是由于他们遭受迫害才有那种念头的。如果不是中等阶层，那么，最起码，广大劳动者已经对社会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将成功地为“家庭”、“财产权”、“自由”、“争议”和“社会”等概念找到新的定义，比起我们的教育所提供的定义来，当会更准确。他们不仅将打败那些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也将打败那些自己也浑然不知的社会主义。他们将摧毁你们的极权主义国家干预制度，你们的中央集权，你们人为的国家团结，你们的贸易保护主义制度，你们的官办慈善事业，你们的利息法，你们粗野的外交，你们的垄断性教育。
因此我才说：不，不是法兰西要如此这般。从这种斗争中出现的社会，比起你们所要塑造的社会来说，将更幸福、更文明、更井然有序、更伟大、更自由、更道德，也更虔诚。
最重要的是请记住：当我批判古典教育的时候，并不是要求禁绝它。我没有呼吁国家强迫每个人都接受我的看法，我毋宁是说，不要强迫我接受别人的看法。这两者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我们不要混为一谈。
梯也尔先生、德里昂塞 [54] 先生、德蒙塔朗伯尔先生、圣伊莱尔先生觉得，罗马的气氛非常适宜于塑造青年的心灵和思想。很好，那就由着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去感受这种气氛。悉听尊便。但他们也得给我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这种邪恶的气氛之自由。对你们这样的保守派来说，这种气氛是庄严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可恶的；它能让你们的良心得到满足，我却愿对其敬而远之。没问题，你们可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也让我追求我的理想。我不强迫你们，你们干嘛要强迫我？
你们坚信，从社会和道德的角度看，社会理想的生活方式只能到古代去寻找，而在我看来，只能在未来找到。梯也尔先生宣称：“我们可以以百倍的自豪说，古典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赞美的时代。”至于我，我却很高兴自己没有你们这种可悲的见识。我之所以说可悲，是因为，根据你们不幸的规律，人类就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你们认为人之初是最完美的，我则认为，人类到终点才会完美。你们相信，社会是在退步，我则相信，社会在进步。你们相信，我们的见解，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古代的模子。而我在研究了斯巴达和罗马的社会秩序之后发现，那里所上演的只是暴力、不义、欺诈、无尽的战争、奴隶制、堕落、错误的政治、错误的道德和错误的宗教而已。你们所赞美的，正是我所痛恨的。但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也让我保持自己的判断。这里，我们不是律师，我们不是在集会上，一方要求实施古典教育，一方反对这种作法，不是非得作出判决，从而不是伤害我的良知，就是损伤你们的良心。我所要求于国家的，仅仅是它保持中立。我要求你享有自由，我也享有自由。至少就不偏不倚、中庸、谦虚这一点而言，我要比你们略高一筹。
教育可以根据施教者的来源分为三种：国家教育、教士教育以及所谓的自由教师教育。
我所要求的是后一种。也就是说，教师可以在教学活动中自由地尝试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就让国立大学去教它所珍视的希腊、罗马去吧，就让教士去教它所通晓的希腊、拉丁文去吧，就让这两种教育去生产柏拉图主义者和政治煽动家去吧，但不要让他们阻止我们用别的方法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人才。
如果不准我们拥有这种自由，那人们每时每刻告诉我们“你们拥有自由”的所谓自由，就成了莫大的笑柄。
在2月23日的议会会议上，梯也尔先生第四次宣称：
“我想重复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话：我们所起草的法律赋予的自由，是符合宪法的自由。
“我希望你们能够证明还存在别的自由，并向我证明这不是自由；至于我，我坚持认为，除此之外，不可能存在任何自由。
“以前，如果不经政府批准，我们不准随便教育自己的孩子。我们已经消灭了以前的政权；人人都可自由地安排教育内容。
“从前总有人对我们说，教这个教那个，不准教这个教那个。今天，我们可以说：你想教孩子什么就教什么。”
听到这些挑战性的话却必须保持沉默，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假如我的嗓子问题没有阻止我站上讲台，那我就会这样对梯也尔先生说：
那么，让我们从教师、从孩子的父亲、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看你所说的这种完美的自由到底是什么货色。
根据你的法律，我创办了一所预备学校。我必须向学生收取学费，用于购买或租赁设备，给学生提供餐饮，支付教师的工资。但在我的学校旁边就有一所国立学校。它可不用费心考虑去如何搞到钱添置设备、养活教师。包括我在内的纳税人已经掏了这笔钱。于是，国立学校就可以把其学费降到很低的水平，以至于我的学校根本没法维持下去。这就是自由吗？但是，我起码还可以安慰自己：我提供的教育要比你们的优越，正是公众梦寐以求的，因而，尽管你逼得我不得不收费，尽管我的学费相对较高，但学生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到我的学校。但这时候你插手了，对我说：“你可以教你喜欢的东西，但如果你偏离我的方法和课程，你的学生不得从事任何需要学问的职业。”这是自由吗？
现在，假设我是孩子的父亲。我把我儿子送到“自由的”学校。我会面临什么处境？作为孩子的父亲，我得为孩子的教育掏钱，没有谁来帮我一把；作为一位纳税人，一位天主教徒，我要为他人孩子的教育掏钱，因为我不能不交纳用于国立学校的税金，也不能不在大斋戒季节投一枚硬币到教堂的募捐箱以资助教会学校。当然，在后一种场合下，我确实是自由的。但是，纳税也是一种自由吗？根本不是！你可以说你实现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团结，但不要说你已经建立了自由。
这还只是问题的次要的一面，更严重的问题在后面呢。我喜欢自由的教育，因为你的官方教育（你还强迫我为其掏钱，尽管我没有从中受益）在我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和异教的；我的良知使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被灌输斯巴达和罗马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些观念完全是对暴力和抢劫的赞颂。因此，我不得不自己掏钱支付孩子的学费，又掏钱交税支付别人的孩子的学费。然后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通过你的精明的学位制度，你的神学和尚武教育也渗透到我们的自由的教育体系中了。我的良心只能屈从你，否则的话，我的孩子就会成为社会上的贱民。你已经对我说过四遍，我是自由的。即使你对我说上一百遍，我也会一百遍地回答你：我不自由。
你自相矛盾，这是必然的；我也承认，在公共舆论目前的状态下，你不可能关闭官办的预备学校。但可以减少一下你的自相矛盾吧。你每天不是都在抱怨我们年轻人的社会主义心态和倾向，抱怨他们疏离宗教观念、崇尚军事冒险吗？这种尚武激情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我们的协商会议上，竟然不准说出“和平”这个单词。我们在演说的时候必须百倍警惕，以免在涉及外国人的时候提到正义这个单词。这种可悲的心态无疑是有原因的。你那神学的、柏拉图主义的、好战的、煽动性的教育，难道与此就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我不想对你说，改变你们的课程。这对你来说，未免求全责备。我只是想对你说：既然你已经允许所谓的自由学校在你的国立学校之外成长，尽管它们处境艰难，那就索性也允许他们尝试开设基督教和科学课程，结果是好是坏，全由它们自己承担。这种试验是值得一试的。谁知道呢？也许会取得不错的进展。而你却想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
最后，让我们从社会的角度考察一下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考察一下，如果教师和孩子的父亲没有自由，那么，断言社会的教育有自由就是很奇怪的事。
梯也尔先生1844年论述中学教育的报告，第一句就说出了这一可怕的真相：
“公共教育也许是文明国家最关注的问题；因此，控制教育也是各政党争夺的最重要的目标。”
由此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想让教育成为各政党争夺的目标，就应该尽快取缔公共教育，也即国家主办的教育，并宣布实行教育自由。如果教育体系在政府管辖的范围之内，各政党就有无数理由去争夺权力，因为，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会控制教育体系，这是它们最重要的目标。支配的野心不正由贪婪引起的吗？这种野心不是已经引起了无数的斗争、革命和混乱码？用控制教育这样一种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诱惑来唤醒更多的野心，恐怕不算明智吧？
那么，为什么各政党那么热切地要控制教育方向？因为它们都知道莱布尼茨说过的话：“让我成为教育的主宰者，我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政府权力主宰教育，就是各政党主宰教育，就是暂时获胜的某一派主宰教育，这时候的教育就代表着某一种观念，某一种理论体系，而把其他政党和派别排斥在外。罗伯斯庇尔曾说，“我们已经缔造了共和国，下面的任务就是创造共和主义者”；——1848年，这种想法又复活了。而波拿巴则只想培养士兵；弗雷瑟努斯 [55] 只想培养宗教狂热分子，维勒曼 [56] 只想要雄辩家，基佐 [57] 只想培养空谈家，昂方坦 [58] 只想培育圣西门主义者；而我，对人类不断堕落感到愤怒。我若有能说“朕即国家”时，也许会受到诱惑专门培养经济学家。我们真的始终认识不到，各政党一旦掌权，就有借机用暴力将他们的看法——不，是他们的谬误——普遍地强加于所有人的危险性？这确确实实是通过法律手段、用暴力禁止人们学习除他们自己醉心的观念之外的其他观念。
尽管在这方面共和派表现得比谁都更坚决，但这种要求从本质上说是君主专制主义的，因为它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治于人者是为治人者造出来的，社会属于掌握政治权力者，他们可以按自己的设想构造社会；而根据我们付出那么大代价才赢得胜利的法律，政治权力不过是社会的派生物而已，是社会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
就我而言，我无法想象，尤其是无法从共和派立场上设想比这更荒唐的恶性循环：年复一年，通过普选，国民的意见汇总到官员那里，然后，官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国民的看法。
这种理论隐含着下面两个主张：国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的看法则是不会出错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共和人士也就重新建立起了独裁统治，国立教育、君主制、国王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也认同了政府的权力是绝对的、可以不承担责任的、永远不会出错的，因为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具有共同的基础。
如果这个世界存在着不会出错的人（或者政治派别），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把自己的教育，还有我们的全部权利都交给他，放心地让他替我们打理一切。但如果并不存在这样的人，那么，就让我们尽自己所能摆脱愚昧，而别让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
现在，我再一次提出我的问题：从社会的角度看，我们正在讨论的法律是否能建构出自由？
从前，有一所国立大学，要教育孩子必须得到它的许可。它把它的观念和方法强加于社会，人们必须投其所好。那么，根据莱布尼茨的看法，它就是时代的孕育者，因此，它的领导人确实可以当得上大校长（Grand Master，也有伟大的主宰者的意思）这个很郑重其事的头衔。
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诸多现在只剩下两种特权：其一，为了获得学位，我们必须得掌握某些东西；其二，不准那些不遵守第一条的人进入行业。
有人对我们说，这算不得什么。而我要说，这才是最要害的。
因此，我不得不对教育问题讨论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单词“统一（unity）”说上两句。因为很多人把学士学位制度看成是引导所有人的思想走向唯一一个方向的办法，这个方向即使不是合理的、有益的，至少也是有利于统一的，因而也是可取的。
有很多人赞美统一，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我们每个人在觉得自己领会了上天的旨意后，都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看法，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因此，我们觉得，立法者如果能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所有人，那就是最好不过的；如果我们自己总能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更好了，所以，我们都希望自己成为立法者。然而，立法者总是不断轮替。结果怎么样呢？每换一茬，就用一种统一取代另一种统一。因而，如果我们单独观察某个历史时期，国立教育确实实现了人们思想的统一，但如果我们把立宪公会时期、督政府时期、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二月王朝时期、共和时期等各时期合起来看，就会看到差异。更糟糕的是，所有变换都给思想领域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就好像在一出戏剧中，舞台管理的反复无常造成布景乱换一样。我们能够听任国民思想和公众的良知陷入这种堕落和被凌辱的深渊吗？
统一共有两种，一种是作为起点的统一。它是那些短暂掌握权力的人通过暴力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则是作为结果的统一，是人类完美状态的圆满实现，它是人的思想自然地趋向真理的必然结果。
第一种统一乃是建立在对人类的蔑视之上的，其实现手段就是专制。罗伯斯庇尔就是这种统一的鼓吹者，他曾说，“我们已经缔造了共和国，下面的任务就是创造共和主义者”。拿破仑也是这种统一的信奉者，他说，“我热爱战争，我要让所有法国人都成为战士”。弗雷瑟努斯也在追求这种统一，他说，“我已经形成了一种信念，我想通过教育把这种信念灌输到所有人的良心中”。普罗克汝斯忒斯 [59] 也痴迷于这种统一，他说，“我要以我的床的尺寸为标准，凡是比我的床长的人，我就把他截短，比我的床短的人，我要把他拉长。”学士学位也把这种统一强加于青年人：“所有人，不管是谁,如果不按我的课程，我就不准他生存。”大学最高理事会绝不应每年都改变课程，因为这会为所有人带来数不尽的麻烦，那么，整个国家就该变成黏土，听任那位曾经把它捏成某种样式的人在不满意的时候随便就将其打破么？
在1844年报告中，梯也尔先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也是这类统一的拥护者，而我们必须很遗憾地说，这是与现代国家的精神不相容的。
“在没有教育自由的国度，国家是由某个绝对意志驱动的。他希望用一种模子塑造全国所有青年人，就像铸造硬币一样，按自己的设想打上自己的印记。他是不会允许教育体系存在多样性的，用不了几年，就会使所有孩子都穿上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品，让他们学习同样的东西，进行同样的锻炼，等等。
“但是请注意，不要诋毁国家把某种统一的品质强加于整个民族，不要将其视为暴政手段。相反，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国家使所有公民都遵守某种统一的模式的这种决心，对于培养爱国精神是有益的。在古典时代的各共和国，祖国是最崇高的，人们也最积极地献身祖国。国家对公民的道德和理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我们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人类社会的种种类型。我们曾经当过与伏尔泰同行的雅典人，一度是国民大会统治下的斯巴达人，也曾经是拿破仑统帅下的恺撒的战士，即使我们曾经梦想过把国家的枷锁完全套在教育头上，那也是在国民大会统治时期，在人们的爱国热情最高涨的时候。”
我们对梯也尔先生不应存有偏见。他并没有提出我们应该效仿这些作法，他只是说：“我们不必效法这些作法，也不应污蔑人家。这些作法确实是精神错乱，但也是爱国主义的精神错乱。”
尽管如此，事实却是，梯也尔先生也在这儿表明了，自己仍然相信他以前提出的一个判断：“古典时代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羡慕的时代。”他表露了自己对国家专制统治的秘而不宣的偏爱，对克里特和斯巴达的本能的羡慕。在这样的国家，立法者有权用一种模子塑造整个国家的青年，就像铸币一样.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在他们身上打上自己的印记，等等。
在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因为这跟我的论旨有关——偏爱古典时代的流俗，要我们景仰古代的美德，而其实这些所谓的美德，不过是人类最残酷、最不道德的欲望的产物而已。我不得不再重复一遍，人们经常赞美的那些古代人是靠掠夺为生的，他们在希望获得某种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通过劳动获得。他们把整个人类视为自己的敌人。正是他们，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使所有人面临要么永远获胜要么被毁灭的抉择。于是，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职业，并且只能有一种职业，那就是战士。社会不得不一律集中于发展所有公民的军事美德，而公民则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统一性，以求维持自己的生存。 * *
然而，这些野蛮时代与我们的时代有哪些共同点呢？
今天，为什么所有公民都可以被别人像铸造硬币一样，根据同一种设想来塑造成某种预先设计好的东西？不就是因为他们想从事那些高尚的职业吗？有些人是根据什么用同一个模子塑造他们？谁掌握这个模子？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多说几句。谁掌握这个模子？如果确实存在某种模子（学士学位就是一种），那么，人人必然都想掌握它：梯也尔先生、帕里西斯先生、圣伊莱尔先生，激进分子、反动分子、保守分子、坏蛋，等等。于是，我们就必须展开斗争，以解决这一基本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却总是被一再提出。打破这一致命的模子，真诚地赋予人们自由，不是更简单吗？
因为，自由是形成真正的统一的土壤，是使之开花结果的空气。竞争的效果是鼓励、发现、传播好的方法，而排除坏的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的心智天然地亲近真理而不是谬误，亲近善良的东西而不是邪恶的东西，亲近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有害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假如正确的东西必然导致失败而错误的东西却注定会成功，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是徒劳的；就像卢梭所说的，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退化我们就不得不附和梯也尔先生的话：“古典时代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敬仰的时代”——而这句话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亵渎人类。人们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彼此和谐的，人们内心的光芒把这种和谐利益显现给人类，它光辉灿烂照耀着人类。因此，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探索，甚至他们的失望，他们的竞争——一句话，他们的自由——都会使人趋向于统一，这是人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共同利益的圆满实现。
自由党怎么也会陷入某种奇异的自相矛盾中，漠视人的自由、尊严和完美，而宁愿选择某种人为的、死气沉沉的、可耻的统一，即由形形色色的专制政权轮番强加于民众的那种统一？
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自由党也深受古典教育灌输给他们的罗马精神之害。他们的领袖人物不也都拥有学士学位吗？其次，他们希望通过制造议会动荡，使这一宝贵的工具落入自己手中——按照梯也尔先生的说法，这是思想的模子，是所有野心家的目标。最后，抵御1792年欧洲入侵的需要，对强大的国家团结观念在法国的普及，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然而，迫使自由主义者牺牲自由的最大推动力量是，他们担心，教士阶层会侵蚀教育，这种想法使他们的行为扭曲了。
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我可以理解他们。
自由主义者说，看看法国教士的现状吧：它有学术等级，有强大的纪律，有4万民兵力量（所有未婚和绝大多数占据其社区重要职位的教士），而它举行的仪式对民众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影响。他们在布道坛上讲话的时候，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权威。他们也控制着忏悔，这些就使他们跟国家联结的纽带很牢固，保证他们可以从国家预算中得到资金，而他们的精神领袖却是一个外国的国王！它还可以从热心奉献的信徒那里得到捐助，拥有更多资源，然后又进行施舍。想想吧，他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就是控制教育。现在，你来说说，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自由怎能不是陷阱？
要研究这样一个大问题及相关问题，需要一整本书，我只想提出一点来讨论：
在自由的教育体系下，不会是教士来支配教育，而会是教育反过来支配教士。不会是教士按他们的设想塑造这个时代，而会是时代将按自己的风尚改变教士。
一旦取消国立大学的学位特权，将教育从其枷锁中解放出来，并使其摆脱偏爱古典时代的流俗，那么，在竞争的刺激下，教育必然会探索新的、更有成效的路子。这一点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自由学校将会在国立学校和教会学校之外艰难地成长起来。它会认识到，必须向人的心智提供真正的营养，也即关于万物本身是什么的知识，而不是两千年前的人如何看待万物的知识。培根说过，古典时代是世界的童年时代，那么，我们可以恰当地说，我们的时代才是古典时代，因为我们时代的世界获得了更多知识和经验，也更成熟老练了 [60] 。遵照道德的秩序和物质的秩序来学习了解上帝和大自然的杰作，这就是真正的教育。当学校摆脱政府控制后，这种教育将大行其道。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年轻人，在理解力、判断力的可靠性和对现实生活的兴趣等方面，肯定要比国立大学培养出来的视野狭窄的修辞学家和被灌输了一脑子早已过时的教条的教士表现更好。如果我们让前者承担我们时代的重任，那么，后者必然会忘掉他们已经学到的东西，然后去学习他们应该掌握的东西。看到这种结果，孩子的父亲必然会喜欢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的非官方学校，而抛弃那些培养驯服的奴隶的学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教士也想继续维持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关注现实的教育替代关心书本的教育，用积极研究事实的教育替换诵读传统理论的教育，用理解事物本质的教育代替仅仅触及事物表面的教育。
然而，要想教人，自己得先懂，自己要懂，得先学习。于是，教士也不得不改变其学习研究的方向，神学院也会必然进行改革。那么，你是否觉得不同的菜谱并不能养育出不同的性情？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不仅仅是神学教育的内容会发生变化,其教学方法也会发生变化。有关上帝和大自然的杰作的知识，只有通过不同于用来学习研究神谱的那种方法才能掌握。观察事实及其之间的关联是一回事，毫不怀疑地接受某种神圣的书本并从此推导出结论是另一回事。于是，教士就会用科学代替知觉，用怀疑代替权威，用哲学的方法代替完全依赖教条的方法；不同的目的需要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方法会使人的心智产生不同的倾向。
那么，毋庸置疑，教育自由的必然结果是把科学引入神学院，最后，也不可能不逐步改变这些机构中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我相信，这种变化将预示着一场伟大的、值得追求的革命的曙光——由此，我们将实现真正的宗教统一。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偏爱古典时代的传统成见，使我们生活在矛盾之中：我们是法国人，有法国人的需要，我们所受的却是罗马人的教育。那么，从宗教的角度看，我们是不是也生活在矛盾之中呢？
我们都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它驱使我们信奉宗教；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想中感受到一股同样不可阻止的力量，使我们疏离宗教——实际上，这种力量越强大，我们越是积极地修炼我们的心智。因此，一位伟大的学者 [61] 曾经说过：“有学问的人总是最没有信仰的人。”
啊，这是多么可悲的景象！至今，我们一直听人在哀叹人们的宗教信念日见淡薄。而最奇怪的是，正是那些听任信仰最后的火花在他们的心灵中熄灭的人士，却最充分地表现出他们很不得当的怀疑情绪——对他人的怀疑。他们对大家说：“放弃你们的理性，否则，你们将失去一切。依赖我的理性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我的理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我要别人遵守摩西十诫，自己却未必相信它会显灵；即使我稍微背离了它，罪恶也并没有多大；但如果是你，那后果就不同了：你违背它，就必然会危害社会……和我的安宁。”
于是，人们出于敬畏，寻求伪善的庇护；并不相信，但却作出一副相信的样子。人们的怀疑潜伏在内心深处，表面上看起来很虔诚，实际上，一种新的传统观念，最糟糕的那种观念，却玷污着人的心灵。
但即使在这里，也绝不会只有伪善。尽管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但拉芒内斯说过，在人的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永不干涸的信念之源，即使这里并没有正式的宗教仪式。
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而危险的局面呢？原始而根本的宗教真理，不正是所有思想流派都一致遵守的吗？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搞出种种机构、惯例和礼仪以增加对其理解，结果，这些信念本身却无人相信了？即使是在教士心中，人们搞出来的这些东西，除了那种与无可匹敌的原始信念有关的基本教义之外，还能有什么东西支撑其存在？
宗教统一是可以实现的，但只有当每个宗派都放弃我所说的那些寄生性机构后才有可能。大家还记得，博絮厄在跟莱布尼茨讨论所有基督教忏悔仪式恢复统一的办法时曾经多少提到这一点 [62] 。19世纪的学者竟然认为17世纪的伟大学者过于大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不管怎样，教育自由将使新的精神习俗渗透到教士阶层心中，必然会成为伟大宗教复兴的最强大武器，此后，只有这一宗教能够满足人的良心之需要，并拯救社会。
人类一直具有某种伦理需求，希望以上帝的名义，创造出种种机构，作为道德的守护者和施与者，而它们由此而获得了对于凡人的无限的权力。经验告诉人们，再也没有比无限制的权力更容易使人腐败的了。于是，我们就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在这里，牧师根本不再是宗教的工具，相反，是宗教成了牧师的工具。从此之后，这个世界陷入一种致命的对抗状态。信念与理性都竭力想压倒对方。牧师不断地在神圣的真理之外增加错误，他却宣称这仍然是神圣的。这种做法为俗人坚定地反对他提供了更坚实的理由，为支撑自己的立场提供了更多的论据。牧师把错误假冒为真理，俗人则在批判错误的时候连真理也消灭了。宗教变成了迷信，而哲学则充满了怀疑。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则是广大群众无所适从；我们可以说，人类正在经历一个危机时期。我们脚下的深渊比以前什么时候都深，不仅人与人之间展开斗争，每个人的良心内部也在斗争，而其结果则是形形色色的。如果政治动荡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慌 [63] ，它又会惊恐地投入信仰的怀抱。某种伪善的虔诚占据了支配地位，牧师相信，他正是赢家。然而，一旦重新出现平静，一旦牧师准备发挥自己胜利的优势，理性就再次强调它的正当性，再次发挥作用。那么，这种无政府主义状态何时才能终结呢？我们何时才能承认理性与信仰实际是一体的呢？如果有一天，信仰不再是一种武器；牧师名实相符，成为宗教的工具，放弃种种客套和礼仪，牧师最关心的基本上正是人类主要关心的，那时，宗教和哲学就不仅仅只是姐妹，那时我们恐怕得说，他们是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了。
不过，还是从这崇高的理想走下来，回到大学学位这个主题吧；我怀疑，教士干吗要强烈反对抛弃古典教育的老方法。不管基于何种考虑，他们都没有理由非得这样做。
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异教、奴隶制和强盗所信奉的观念和道德原则、贺拉斯的《歌集》、奥维德的《变形记》等东西最后的捍卫者和传播者，竟然是法国的牧师，岂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并不是想劝他们怎么样。但他们应当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一份报纸中的一段摘录。而如果我没弄错，这份报纸正是教会人士办的。
那么，在教会学者中，谁是异教教育的的辩护人呢？是圣克莱门特 [64] 吗？他写道，亵渎神灵的科学相当于水果和甜品，只有在吃完了肉食之后才能端上来；是奥利金 [65] 吗？他曾写道，异教诗歌的金杯中有致命的毒药；是德尔图良 [66] 吗？他曾称异教哲学家是异教的老前辈；是圣伊雷纳尤斯 [67] 吗？他曾宣称柏拉图是所谓异端的佐料；是拉克坦修斯吗 [68] ？他曾说，在他那个时代，有学问的人都是最没有信仰的人；是圣安布罗斯 [69] 吗？他曾说，对基督徒来说，花费时间搞什么异教的修辞，是危险的；最后，是圣哲罗姆 [70] 吗？他在致埃斯塔基乌斯（Eustachius）的信中，激烈地抨击学习研究异教徒的著作。他说：“光明与黑暗间有什么共同点？基督与彼勒 [71] 会有什么一致性？贺拉斯与赞美诗又有何相干？维吉尔跟《福音》有什么关系？……”圣哲罗姆很后悔自己年轻时花了那么多时间学习异教的学问：“我是多么的不幸啊，为了西塞罗，我废寝忘食，大清早我都手捧普劳图斯诵读不已。有时我反观己身，开始阅读先知书，但他们的风格在我看来似乎太粗俗了。由于我缺乏判断力，我竟然拒绝了光明！”
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圣奥古斯丁是怎么说的：
“曾经教会我读、写的那些简朴的书籍，实际上，要比我后来投入精力学习的东西更有用，也更可靠。这些东西中有记述埃涅阿斯 [72] 冒险的书籍，我曾经为黛多 [73] 的命运和爱情之死而潸然泪下，而忘了我自己的罪孽，我发现自己也被这些有害的书籍毁灭了。……而这类愚蠢的书籍，在一般人眼里，却比那些让我学会读、写的书还要可敬、还要有用！（Tales dem entiae honest iorese tuber ioresl ittera eput antur）……就让这些高雅文学的贩卖者大声抗议我的想法吧，我不会理睬他们的。我会竭尽所能摆脱我曾经走过的这条邪恶之路……确实，学习这些东西，可以让我掌握很多以后可以派上用场的表达方式。但是，不用阅读这些轻佻的东西，在别的地方也可以学到这些表达方式，而孩子们却不会被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然而，有谁敢对你说，别学这些东西？啊，习惯的力量是多么可怕！……不就是为了遵守你指引的路线，我才阅读了朱庇特的故事，这个在打雷的时候还通奸的家伙的故事！我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事情是对立的，然而，因为他能够打雷，于是，他的通奸行为似乎就不那么可怕了。而年轻人却会受到诱惑，去模仿邪恶的神的行为。
“然而，所有的孩子都被卷进你这来自地狱的洪流，这股洪流大多数都是那类应当受到谴责的习俗。这些习俗在那些领取我们给的薪水的官员们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这是谬误之酒，而我们已被灌醉的老师却把这种酒端给我们的孩子；当我们不想饮下这毒酒的时候，他们还惩罚我们。面对他们的惩罚，我们却无处申诉，因为所有的法官都已经喝过这酒。因此，我的心灵备受不纯洁的情绪之折磨，因为这世上来自魔鬼的诱惑很多。” [74]
除了这些，还有天主教文献中的激烈的批评。这些猛烈的谴责、这些动人的忏悔、这些明智的忠告，难道不都是动人心弦的悲叹，既是对圣奥古斯丁写作的那个时代，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圣奥古斯丁曾经激烈地抨击过的这种学习研究体系，现在却不正在古典教育的名义下活得好好的？异教的洪流难道还没有淹没整个世界吗？不是有成千上万孩子每年都被扔进这股洪流中，从而失去他们的信仰和道德原则，失去人的尊严感，失去对自由的爱，失去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了解？他们的表现不是清楚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已经完全浸透了错误的异教观念、错误的伦理、错误的美德、异教的邪恶及其对人类的巨大诱惑？
这种可怕的道德失序状态之所以出现，并不是由于个人行为反常，甘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这种反常完全是法律通过大学学位制度强加于人的。德蒙塔朗伯尔先生本人在后悔自己对古典文学的学习还很不充分的时候，引用了督导员和大学各系主任的报告。这些报告都提到了这种教育所遭遇的抵触情绪，我则宁可说，这种抵触是一种反抗，是公众对这种荒唐而有害的暴政的反抗。人人都能看到，法国青年精打细算，清楚地知道，在古典课程中该学会什么，不用学习什么，只要刚刚够获得学位的程度就万事大吉。而对人类其他各门知识，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我们不是都知道吗？在这种体制下，有一百个投考者，他们都具有超出学习那些课程所需要的才智，却只录取十个人。就让立法者来向公众舆论和时代精神阐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胆敢在此插嘴的是野蛮人、哥特人、古代英格兰的皮克特人吗？对古典时代所矗立的文学丰碑或古希腊民主制度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的贡献的伟大之处，难道笔者真的一无所知吗？
当然不是；我不得不在此再重复一遍，笔者并不要求法律禁止什么，而是要求法律不要禁止什么。笔者要求法律允许公民自由地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是能够用正确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他们会敬仰值得敬仰的东西，贬斥应当贬斥的东西，并把自己从残酷地折磨着现代国家的偏爱古典时代的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在自由的制度中，自然科学与异教学问，基督教与异端都会在教育中获得自己应得的位置；由此，将重新实现人的观念、利益、生活方式的和谐。这是个人维护良知的条件，也是社会井然有序的关键。
* 人们脑海中的古代人庄严的形象，跟实际差得不是一丁点。假如有人跟我们谈起古罗马公民，我们脑海中出现的图像，一般并不是以牺牲其他和平民族为代价而抢夺战利品和奴隶的强盗，我们不认为他半裸着身子，出奇地肮脏，在大街上闲荡；我们也没有看到，他鞭打奴隶直至流血，如果这名奴隶有点活力和精神，甚至会被他打死。相反，我们宁愿想象，他有一个优美的头颅，给人印象深刻的、庄严的身体，就像古典雕像一样。我们乐于想象,他正在沉思自己祖国的最终命运。我们似乎看到，他的全家人都聚集在壁炉前，他置身其中如众星捧月；妻子正在为武士准备简单的饮宴，满怀信心而深情地注视着丈夫的脸；幼小的孩子在专心听老人讲课，他时不时地向他们讲述自己祖先拓荒的故事和他们的美德……
啊，我们怎么可以沉溺在这种幻象中，如果我们真的走进历史，漫步在罗马大街上，就近仔细观察他们，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那么赞美他们，未免太天真了！……（作者未发表的文章片断，约写于1830年前）。——法文版编者注
** 作者在一些零散的段落中曾经考察过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作为政治动机，自我牺牲是否比自私自利更可取？其次，古代人，尤其是罗马人是否比现代人具有更多自我牺牲精神？
如所周知，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下面是他就第二个问题给出的一个理由：
“当我拿出我自己一部分财富用来建造围墙和屋顶，以保护我不受盗贼侵犯，不受风雨肆虐之时，恐怕不能说我是出于自我牺牲精神，恰恰相反，我是在寻求自我保护。
“同样，当罗马人弥合内部分歧以保障自己的安全，当他们征战疆场，当他们承受几乎难以容忍的纪律之时，他们并不是在牺牲自己的利益。正相反，他们是在利用他们保卫自己避免灭绝的唯一手段，因为他们始终受到他们利用暴力手段征服的那些民族要起来推翻他们的威胁。
“我知道，有些罗马人确实具有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把自己奉献给罗马的幸福安宁。但这很容易解释。决定其政治组织自私自利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动机。那些习惯于永远胜利，并对他们不了解的社会总是抱敌视态度的人，必然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一种很高尚的爱国精神。从最野蛮的游牧部落，到只是偶然打仗的文明民族，所有的尚武民族，都迷恋这种奔放的爱国主义。罗马人有更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连绵不断的战争。这种高尚的民族自豪感，加上尚武习俗所产生的勇敢，加上这种勇敢所激发的视死如归气概，加上对荣誉的珍爱、加上希望永远被子孙后代记住，必然会促使有些人作出令人赞叹的行动。
“因此，我并不是说，在一个纯粹的军事社会中不可能形成美德。如果这样说，显然是无视历史事实，因为我们从抢劫团伙中也能看到勇敢、活力、献身、视死如归、慷慨等美德。我想指出的是，跟抢劫团伙一样，进行掠夺的民族在自我牺牲精神这一点上，并不比从事工商劳动的民族更优越；我还要加上一句：前者所造成的巨大的、永久性的罪恶，是若干个人的令人赞叹的行为所无法抵消的，这种行为本身甚至都说不上是美德，因为它们也对人类构成了伤害。”（作者未出版的文章段落，约写于1830年前）——法文版编者注
* * *
[1] 重要的是区分美国的独立学院和大学制度与法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是自由的，有很广阔的选择范围，自己确定授予学位所需具备的条件。巴斯夏所抗议的法国大学制度则始建于第一帝国时代。在法国，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集中在一个叫“大学”（l'Université）的大学团之下，由一位“大校长”（le grand maître）和一个最高理事会（le Conseil Supérieur）领导。这个组织全面控制本国所有学校和大学的课程、方法和授予各种学位的必备条件。因此，巴斯夏并没有夸大“大学”所拥有的垄断性权力。直到1875—1885年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才开始教育自由化改革。——英译者注
[2] 早在20年前作者在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已经指出，教育自由是国家必须努力争取进行的改革之一。参见作者法文版全集第一卷To the Electors of the Deparment of Landes。——法文版编者注
[3] Saint-Cyr，法国最重要的军事学院。——中译者注
[4] 当时法国的学士学位（baccalauréat），大致相当于美国学院的头两年，是由预备学校（the collège or the lycée）授予的。但是其标准要高，研究也要精深，因此，学生要想获得学士学位，必须完成普通教育。获得这种学位后就有资格进大学进一步深造获取更高学位。——英译者注
[5] Plautus（254—184BC），古罗马喜剧作家，主要作品有《一罐金子》、《驴子的喜剧》、《吹牛军人》等。——中译者注
[6] Thales（624—546BC？），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米利都学派创始人，“希腊七贤”之一，认为水为万物本原。——中译者注
[7] Pierre Louis Parisis（1795—1866），法国高级教士，政客，1835—1851年是Langres主教,1851年到1866年是Arras主教。他曾被选入1848年的立宪大会，直言不讳地主张君主制，拥护反动势力。1848年以后，他一直是“大学”最高理事会理事，尽管拿破仑1852年的政变使他丢失了其他政治职位。——英译者注
[8] 意大利罗马的一座山丘，古罗马城建在7座山丘上，这是其中一座。——中译者注
[9] 原文为“O liberté！ que tes orages Ont de char me pour les grands ccurs！”——英译者注
[10] Numa Pompilius（活动时期约在700BC前后），传说中古罗马王政时代的第二代国王（715—673BC），曾创立了宗教历法，并建立各种宗教制度。——中译者注
[11] “凡是准备创建一个国家的人，都必然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改变人性……改变人的身体和精神构造。”（《社会契约论》，第7章）。——法文版编者注
[12] Brutus（85—42BC），罗马贵族政治家，刺杀恺撒的主谋，后逃亡希腊，集结军队对抗安东尼、屋大维，兵败自杀。——中译者注
[13] the Gracchi，即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153—121BC）和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163—132BC），古罗马政治家。——中译者注
[14] 参见 第2章《法律》 。——法文版编者注
[15] 梯也尔先生论《中等教育法》的报告，1848年。——法文版编者注
[16] Jules Barthélemy de Saint-Hilaire（1805—1887），法国学者和作家，法兰西学院拉丁、希腊语教授，1840年曾任教育部长。1848年进入政界，曾任临时政府首席秘书，后任议员。期间在“1850年法案”事件中公开反对巴斯夏等人的批评，为现有的“大学”体系辩护。他曾经是非常有名的保守分子，甚至有些反动，晚年却相当具有自由主义色彩。为了抗议拿破仑三世，他辞去在法兰西学院的教授职位和行政管理职位。1870年后，他成为梯也尔的追随者，被选人国民公会，成为梯也尔内阁成员，1875年当选参议员，1880年任外交部长。——英译者注
[17] Pierre Comeille（1606—1684），法国剧作家，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擅长运用戏剧场面揭示人物内心冲突，剧作有四大悲剧《熙德》、《贺拉斯》、《西拿》、《波里耶克特》等30余部。——中译者注
[18] 出自高乃依剧作《贺拉斯》，Horace ，II，iii。——英译者注
[19] Guriace，高乃依剧作《贺拉斯》中的人物，荷拉斯三兄弟和库里亚斯三兄弟决斗，以决定罗马和Albe谁将统治谁。一开始，贺拉斯两兄弟被杀，而库里亚斯三兄弟都受伤，剩下的那位贺拉斯逃跑，后来却又爱上了库里亚斯的妹妹，但最后，他将库里亚斯三兄弟逐个杀死。——中译者注
[20] 那些希望像揉搓面团那样塑造社会的人士有时也很谦逊，他们不会说“我将如何如何，我将安排什么……”相反，他们更喜欢利用间接的形式，但意思却完全一样：“你们应该做什么，你们应该计划……”——作者原注
[21] Charles Rollin（1661—1741），教育家，为大学的特权辩护，也鼓吹古典教育。著有Traité des études （1726）。——英译者注
[22] Mars and Bellona，均为古罗马战神，贝娄娜为马尔斯的妻子或妹妹。
[23] Scipio（237—183BC），古罗马统帅，曾攻入迦太基，击败汉尼拔，两度出任执政官。——中译者注
[24] 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由于国王和王后的抵制，他的君主立宪设想没有能够实现，最终导致1789年局势急剧变化。他曾担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和国民公会主席。1790年起，与宫廷联络，次年病死。——中译者注
[25] 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为中心的一个地区。——中译者注
[26] Spirit of the Laws , Bk. IV, chap.6.——法文版编者注
[27] Spirit of the Laws , Bk. IV, chap.8.——法文版编者注
[28] 同上.Bk.V，chap.5.——法文版编者注
[29] 同上，Bk.V，chap.6.——法文版编者注
[30] Samnite，古代居住在意大利中部操奥斯卡语的部落，公元前350—前200年间曾三次卷入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中译者注
[31] Spirit of the Laws , Bk. VII, chap.16。——法文版编者注
[32] Discours sur le ré-tablissement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法文版编者注
[33] Jacques Pierre Brissot（1754—1793），小册子作者、记者、社会改良家和革命者。法国第一共和国初，他是举足轻重的雅各宾派议员，编辑《法兰西爱国者报》，曾草拟废黜国王的请愿书。他在法国取消奴隶贸易的运动中很活跃，是温和的共和派团体——吉伦特派领袖，反对山岳派，其成员最初就被称为布里索分子。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力图解散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次年6月被流放，逃跑未遂被捕，10月被处死。著有《刑事法理论》、《美国南方黑人杂忆》等。——中译者注
[34] Emerich de Vattel（1714—1767），瑞士法学家，他的《万国法》（Law of Nations ，1758）试图把自然法运用到国际关系中。从气质上讲，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他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原理，捍卫战时的中立权，他的著作影响了后来国际法的发展，在美国尤其有影响。——中译者注
[35] the Sabines，古代意大利中部一个部族，公元前3世纪时被罗马人征服。——中译者注
[36] Don Felixde Azara（1746—1811），曾有20年时间担任划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边界线的西班牙专员，著有Voyage dans l'Amérique méridionale depuis 1781 jusquén 1801（Paris，1809），融南美博物学的观察与巴拉圭探险与历史记录于一书。——英译者注
[37] Loud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1729—1811），法国航海家和探险家，著有Voyage au tour du monde （1771），描述其环游世界（1767—1769）的经历。他航行经过的所罗门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英译者注
[38] Cato，大加图（234—149BC），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维护罗马传统，著有《史源》、《农书》等，是拉丁散文文学的创始人；小加图（95—46BC），大加图的曾孙、政治家、斯多葛派哲学信徒，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恺撒和喀提林，因共和派战败而自杀。——中译者注
[39] Catiline（108？—62BC），罗马共和国贵族，因竞选执政官失败而策动武装政变，被执政官西塞罗镇压，失败战死。——中译者注
[40] Théodore Rose Léon Alfred Sudre（b.1820），法国政论作家，经济学家，著有Histoire du communisme, ou Réfutation historique des utopies socialistes （1848）。——中译者注
[41] Croesus（？—546BC），吕底亚末代国王，敛财成巨富，后供职于波斯宫廷。西方多以他代指富豪、大财主。——中译者注
[42]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参见本书 第119页注[1] 。——中译者注
[43] Pierre Antoine, Marquis d'Antonelle（1747—1817），记者、政客，著有Catéchism edutiersétat （1789）。他主持了对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吉伦特派的审判。——英译者注
[44] 3Nivôse, Year III.——法文版编者注。Nivôse是法国革命历法的第四个月。——英译者注
[45] 23Nivôse, Year III.——法文版编者注
[46] Nivôse，Year III.——法文版编者注
[47] Jean Baptiste Carrier（1756—1794），法国大革命大恐怖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执法者。1794年，为了防止旺代（法国西部一地区）叛乱蔓延到南特，他建立了一个革命法庭，把大量囚犯送上断头台、火刑场，及——最有创造性、也最有效率的——溺刑（noyades），就是用一种船底带活门的船把囚犯淹死在卢瓦尔河。他本人最终也在1794年11月被送上断头台。——英译者注
[48] Scaevola，传说中的罗马英雄，曾刺杀一围攻罗马的部族之王，被捕后受审时将右手伸入祭坛烈火中而神色自若，令敌方感佩，获释荣归。——中译者注
[49] Jean Paul Rabaut Saint-Étienne（1743—1793），吉伦特党人，该派垮台后被送上断头台。——英译者注
[50] 1792年12月16日。——法文版编者注
[51] Quinze-Vingts收容院，最早是为收养三百位穷苦的盲人而建，后来被置于一个特别行政部门的管理之下，建成为一家工场。——英译者注
[52] November 21，1794年12月21日。——法文版编者注
[53] Publius Valerius Publicola，古罗马将军，在公元前510年领导了驱逐塔昆（传说中的罗马第七代国王，实行独裁统治，被元老院驱逐——中译者注）的斗争，并抵御了沃尔西人、伊特鲁里亚人和萨宾人对罗马的围攻。——英译者注
[54] Henri Léon Camusat de Riancey（1816—1870），具有天主教和保皇主义倾向的法国政论家和政客，他1850年创办L'Union杂志，并自任编辑。1845年入选议会，公开反对共和政府，要求改变教育体系。——英译者注
[55] Denis de Frayssinous（1765—1841），狂热的教会人士、大学校长。——英译者注
[56] Francois Villemain（1773—1854），索邦神学院教授、文学批评家、公共教育部长（1839—1844）——英译者注
[57] 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1812年受聘为巴黎大学近代史教授。在政治上为君主立宪主义者，曾于1814年和1830年两度参与起草宪法。七月王朝时期，曾担任内政、教育、外交等大臣，最后于1847年至1848年任首相，1848年二月革命时下台。晚年致力于历史著述。1833年创立法国历史学会。——英译者注
[58] Barthélemy Prosper Enfantin（1796—1864），法国工程师、圣西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英译者注
[59] Procrustes，希腊神话中的阿蒂卡巨人，他专门羁留旅客，将其绑在床上，身体比他的床长，就截短，比他的床短的，就拉长，此即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中译者注
[60] Aduancement of Learning , BookI.——英译者注
[61] Lactantius.——英译者注
[62] 博絮厄的想法不过是各个宗派都回归罗马天主教会。——英译者注
[63] 比如1848年革命。——英译者注
[64] 可能是指Clement of Alexandria，雅典人，生于150年，死于211至215年间，拉丁名为Titus Flavius Clemens，是基督教护教论者，向希腊化地区传教的神学家，是亚历山大学派第二位著名的领导人和教师。——中译者注
[65] Origen（大约185—254）古代基督教著名希腊教父之一，《圣经》学者,主要著作有《基督教原理》等。——中译者注
[66] Tertullian（大约160—220），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文写作，从而使拉丁文成为教会语言及西方基督教传播工具，著有《护教篇》等。——中译者注
[67] St.Irenaeus，活动于2世纪的基督教教士，里昂主教。——中译者注
[68] Lactantius，4世纪的基督教护教论者。——中译者注
[69] St.Ambrose（大约339—397），意大利米兰主教（374—397），竭力维护基督教会的权威，在文学、音乐方面造诣颇深，12月7日是他的纪念日。——中译者注
[70] St.Jerome（347—420），早期西方教会教父，《圣经》学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译者。——中译者注
[71] Belial，基督教《圣经》中魔鬼的别名，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堕落天使之一。——中译者注
[72] Aeneas，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特洛伊沦陷后，背父携子逃离该城，经长期流浪到意大利，据说其后代建立了罗马。——中译者注
[73] Dido,Carthage的建国者及女王，拉丁史诗中记载她坠入了埃涅阿斯·洛文尼斯的情网，因埃涅阿斯与她分手而绝望自杀。——中译者注
[74] St.Augustine, Confessions , Bk.I,xiii—xvii.——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