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即将奔赴前线的美国部队中，我想，最辛苦的应该是游骑兵。那是因为他们被训练得像赛马一样，如果不能每天比赛，就会用爪子挠地。
你们都知道，游骑兵是美国的突击队。几个月来，他们的训练一直是暴力的、双管齐下的，主要是增强体能，以及科学地消灭敌人。整个夏天和秋天，在苏格兰冰冷的海水里，游骑兵部队一直在操练，直到他们像大力水手一样坚不可摧，像刽子手一样杀伤力十足。然后他们有了实战的机会。除了一些参与迪耶普突袭[1]的，剩下的人都来到了非洲。
他们的任务具体而危险，但他们非常专业，在几乎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挽救了所有法国人的性命。
在第一次袭击之后，游骑兵们无事可做。于是，他们安营扎寨，穿越模拟的登陆路线，在最寒冷的日子，他们也在地中海里游泳，在附近的城镇执行宪兵任务。在等待下次行动的时间里，他们渐渐有些抓狂。
由于游骑兵的专长是登陆敌方的海滩和冲陷阵地，我问其中一个士兵：“你觉得，你们能在这里等着，直到我们攻入另一块大陆吗？”
“我的上帝，我可不希望那样！等待可太漫长了。”他的回答急切而充满渴望。
我和游骑兵的一位军官，曼宁·雅各布上尉，交上了朋友。他把新泽西州的莫里斯镇称为家乡，但在战前，他是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个石油运营商。
雅各布上尉带着我跟着游骑兵巡逻队来了一次越野训练。我得跑着才能跟上他们的脚步。最后，我坚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坐下来喘口气。我心想，我真应该为自己的虚弱感到羞耻，但毕竟我已经40多岁了，不该指望我能跟得上雅各布这样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名叫雅各布上尉的铁血“运动员”也40岁了。或许他吃的维生素比我多吧。
不管怎么说，游骑兵是很好的。我担心，如果有人想不出一个新的海岸让他们登陆，他们可能会忍不住再次如风暴一般突袭非洲。
陆军特勤处的工作是给士兵们提供放松和娱乐。起初他们的日子很艰难，原因很多。他们没有钱，即便有钱，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许多运动器材从未出现过，他们也不知道从哪里能弄来。营地里没有舞台或电影设施，为了剧院、餐馆和礼堂跟当地商人讨价还价时，他们遇到了各种问题。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进展。他们挑选了当地一个名为“罗伯特·泰勒秀”——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不法式了——的歌舞团，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串演。他们还请了当地的马戏团，带着各种野生动物和空中飞人表演去营地慰问。因为特勤处没有钱，士兵们不得不自己付入场费，反正他们有很多钱。
他们说，士兵有三个最首要的需求：（1）良好的邮件服务；（2）电影、收音机和留声机；（3）香烟和糖果。香烟是免费发放的，一周六包，但其他的东西就很紧缺了。奥兰的所有收音机都被部队买下了，乐器店被清空，每个营地都需要更多的乐器；他们甚至在报纸上登广告，要买二手货。
许多营地自创了娱乐方式。有些组建了乐队，举办大型舞会，当地人也很高兴，因为在德国统治的两年多时间里，跳舞一直是被禁止的。
拳击在营地里很流行，他们还举办了比赛。拳击手套一时风靡奥兰。不过，拳击的确是一种简单的运动，许多人都可以参加。特勤处也因此能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做别的事情。还有另外三种运动也有同样的效果：棒球、快速球[2]和触身式橄榄球[3]。除此之外，我在许多偏远的营地看到很多士兵们玩手球甚至羽毛球。
在市里，红十字会像往常一样开办了俱乐部和餐馆，服务于休假的士兵。部队自己也督办了两个军官夜总会，同时协商为士兵、军士和黑人部队建立俱乐部。
然而，因为营地缺乏运动器材，距离城镇又如此遥远，没有固定的交通工具，人们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各不相同，在日常用品都买不到的郊野乡下，士兵们的日子过得跟在英国时大不相同。有些头脑清醒的人说：“好吧，现在是战时，我们是在前线。备受关爱的部队生活已经结束了。”
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在非洲的部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前线。其余的都在远远的大后方做着单调而艰苦的工作，给部队做供给，或者不耐烦地等待命令。
随着战事继续，部队从前线回来休息，他们不得不找些事情做。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待在这里，我宁愿尽可能多做些事情，照亮那些沉闷而不愉快的时光。
和众多部队一起待在非洲，在许多方面，就好像在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政治大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设立在沿海城市的总部。
比方说，在奥兰，审查员办公室被当成了新闻办公室。记者们在这里会面、交换信息、收听广播。所有人都在部队办的两个大食堂吃饭。如果我们想找某个人却找不到，就等到吃饭时间，那个时候肯定能找到他。
就像开大会一样，我们从一座大楼跑到另一座大楼，仰望着各种各样的军官，聊来聊去。每个人都会散布一大堆信息：有些是谣言，有些是事实。大部分信息我们都用不上，而且大部分都不是真的。
同样像开大会期间一样，人们日夜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有些人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在这里，房间很稀缺，常常有朋友或陌生人睡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我和许多人握手，有些我记得他们的脸，却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也记不起是在爱尔兰还是英格兰的哪个营地见过他们。而且，令人惊讶的是，我总是能遇到一些老熟人。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二等兵克罗斯比·刘易斯走进我的房间。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美国小伙子，曾经在加拿大参军，两年前被派往英国。美国参战后，他调到我们的部队。我上一次见他还是在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当时他宣布他订婚了。
还有一次，我碰到了海军陆战队的路易斯·普莱恩中校，他是我在伦敦德里市时的朋友。他是个来自克利夫兰的大块头，看上去冷酷无情。在非洲，他很好地掌握了海军陆战队的情况，他的嗓子哑掉了，只能打手势。
我在奥兰的第一天，一个穿着英国军装的家伙兴高采烈地走进来，拍我的手。原来是《伦敦新闻纪事报》的盖伊·拉姆齐，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英国追踪报道温德尔·威尔基[4]的时候。拉姆齐是英国最伟大的打油诗吟唱者，他的那些打油诗都没办法印成书。
一天晚上，在乡下，我在黑暗中被介绍给威廉·彭宁顿少校。我们聊了一会儿，发现二十年前我们都在印第安纳大学上学。我还碰见了另一个十年没见的家伙，格兰杰·萨顿，他曾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莱诺排字机操作员。当时他正一展少校的风采。
就这样，我在英国认识的朋友们、来自美国的好朋友们、我二十年没见过的人们，就这样纷纷出现在我面前，第二天又消失了。
在战时，人们往往是不辞而别的——有些人走了三四天，我们才意识到。打听是没有用的，我们只能接受，几个月后，可能又会在别的国家遇见他们，又或许再也见不到了。什么都说不准。
战时的个人行李纯粹是悖论。人肯定得有行李，为了有行李，就必须随身携带，但又带不了，因为太多了。他必须带着自己的床和帐篷、口粮、衣服，还有许多纯军事用品，比如防毒面罩、防尘面罩、头盔、水壶、餐具包，等等。
没人能把这些东西全都背在身上。我的行李，就算两个我都背不下。因此它们就必须用卡车运输，丢失就是常事了。行李超重的结果就是，人们只能舍弃一部分，即便没有丢的话。少了部分行李，人们肯定不那么舒服，但也没办法全带走。基本上，在所有的营舍里，我们都能看到前面住过的人留下的被褥、衣服或背包。
在奥兰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捡到一顶漂亮的帽子，比我自己的还要适合我。我还捡到几条毯子，然后把我原来的毯子留在那里，因为它们比我自己的要好。还有一个全新的餐具包，我大方到可以把它留给下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我抵达非洲之后不久，我的特种轰炸机机组人员也到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英国，他们被叫作“杰克逊家族”——组里的每个人都互称“杰克逊”。在他们的“飞行堡垒”的机翼下，我们重逢了。他们和飞机看上去都有点疲惫，都很久没洗澡了。
地面工作人员还没有到，所以机组人员只能自己干些机械活。轰炸机停在野外，他们就在机翼下搭了个小帐篷，晚上就住在帐篷里。有时候，他们吃罐头口粮，有时候去总部的大食堂吃饭。
“你们怎么洗衬衫之类的？”我问他们。他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不洗。”他们说。
不过那个时候，我不太在意这个，毕竟我自己的衬衫都已经连续穿了两个礼拜了。
他们在突尼斯上空执行过几次任务。他们的一些同伴遇到了些麻烦，但杰克逊家族依旧有去有回。“我们不想当英雄，”他们说，“我们只想每次都平安回来。”
不过，当然，人们无法事事顺心。全世界各地的战俘营里，满满的都是不想当英雄的英雄。
当时，杰克逊家族已经战果斐然。他们的飞机机头上画了十枚小炸弹，表示在十次任务中遭到袭击。小炸弹下面还有三个小纳粹标记，代表炸毁了三架德国飞机。“三架是确定的。”机长说，“实际上我们还炸毁了另外七架。”
自从我们在英国分手以来，两名机组人员被授予了勋章，那时候他们的飞机还没有名字。但来了非洲后，飞机的鼻子上多了一幅画，画着一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在火中跳舞，挥舞着干草叉，上面写着“地狱恶魔”。
他们认为自己很强大，我想是的。他们只被击中一次。不久前，他们从靠近机身的机翼上挖出了一块有人拳头一半大的炮弹残片，原来，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被击中过。还有一次，在只有三个马达的情况下，他们飞了500英里（804.7千米）。那次他们没有被击中，第四个马达刚刚熄火，后来他们在郊外的田野上，自己换了一个备用马达。
伙计们说，在非洲，高海拔区域和英国的一样寒冷。他们去轰炸比塞特或突尼斯时，知道那里的地面上正在战斗，但他们从来没能看到过。有一天，在他们向东开往比塞特时，他们遇到了一支庞大的“容克88”轰炸机编队，对方正向西去袭击一个盟军船队。美国人和德国人相隔只有10英里（16.1千米）左右，却彼此视而不见。
“这打的什么仗啊！”杰克逊机长说，“我们居然在去轰炸对方的路上相遇了。”
杰克逊家族的十个人过得很愉快。他们从不生气，也已经习惯了脏乱，很高兴能来到非洲。
他们的飞机周围，总是有一小群阿拉伯人蹲着，卖给他们橘子和其他本地的东西。伙计们用香烟换鸡蛋，然后在篝火上煮鸡蛋。在他们改换基地的前一天，他们打算把飞机“卖给”一个阿拉伯人，来换两万个鸡蛋。
“要是他带着那么多鸡蛋过来，却发现我们不见了，他不会吃惊吧？”其中一个男孩说。
我想，那个人的惊讶程度，可能比不上如果他真带来两万个鸡蛋，小伙子们的惊讶程度的一半吧。
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只进过一次城。他们中的两个去我的房间洗了个澡，然后买了瓶葡萄酒。他们遇到几个美国护士，给她们买了阿尔及利亚的黑色木雕娃娃作为纪念品。然后他们去了一家新的夜总会，跳舞，好像玩得非常开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那天我不在家，不过，他们在我的枕头上留了张纸条，感谢我给他们地方洗澡，还在字条上面署名“两个干净的家伙”。
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些好朋友，我的另一位飞行员朋友也走了。他是在美军的第一次任务中牺牲的。就好像早期的航空邮件一样，我的好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可以看到，杰克逊家族的每个小伙子都经历着同样的心路历程，总觉得这种事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那时候，人必须这么想，否则会发疯的。
坐吉普车走了150英里（241.4千米），我差点死掉。在吉普车上颠簸了这么久，我花了一整天才不再觉得整个人都在震动。在医院里，他们告诉我，有些士兵在吉普车上坐了一天后，累得下不来床。我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自豪。
我们对美国营地做了一次大巡查。我是和几个负责安全的军官去的，他们的工作是在每个营地建立和监管安全分遣队。所谓的安全，就是保守军事机密，并防范“草丛中的毒蛇”，比方说轴心国的同情者和特务。
安全军官的工作很难做，因为他们说，美国人根本没有安全意识，我们学不会闭嘴，还总是轻信他人。他们说，法国人在和平时期的安全措施比我们在战时的都要好。
在途中第一个机场停留时，我遇到了几个战斗机飞行员朋友，上一次见他们还是在北爱尔兰。其中一个人手臂上打着石膏。我立刻想象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好故事，原来他只是从自己的飞机机翼上摔下来，摔断了胳膊，真是个不浪漫的家伙。
接着，我们在地上一个洞里的防空炮前，与来自芝加哥的约翰·缪尔中士交谈。他说，如果那些在2000多英尺[5]的高空飞过的喷火式飞机是敌机的话，他们就死定了。
在乡下的一家酒馆里，我们跟几位将军共进午餐。为了保持我的社会地位和尊严，我争取每周至少一次与某位将军共进午餐。
之后，我们参观了一个刚刚搭建起来的帐篷医院。在那里，我遇到了迪克·奥尔特中尉和护士凯蒂·巴斯塔迪奥。他们都来自纽约，和我们坐同一条船来的非洲。他们都住在帆布帐篷里。凯蒂说她一直在用钢盔洗脚，结果发现她的脚比她的头还大。
我们在一个铁路补给站和一家修路工程公司快速停了一下。最后，我们来到了西迪贝尔修道院，有名的外籍军团的大本营。不知何故，我们结识了外籍军团的福索少校，和他在路边咖啡馆坐了一个小时，尽管这位少校不会说英语，我们也不会说法语，基本上不会。
在刚开始的15分钟时间里，我们主要问他多大了、是否结婚了、在军团待了多久、家乡是哪里，一些诸如此类的问题。这番谈话耗尽了我们的词汇量，所以接下来的45分钟里，我们只能互相称赞彼此的热情、漂洋过海伸出援手、心连心手牵手，然后回忆一战时美法两国发生的精彩故事。
我知道我们在聊这些，是因为少校一直在说，“Quatorze dix huit”。碰巧，我知道它的意思是“14年到18年”，当然说的就是一战期间了。从他比画的手势，我们猜，他是在说两个国家之间如兄弟般友爱的事情。实际上，这位少校是我见过的最热情的人。我们说好了，回程时还要来找他，他会带着我们在镇上转转。
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地方。在那里，美国坦克兵正在教法国人驾驶我们的坦克。他们在一个倾斜的山坡上宿营，地上长满了灌木蒿，跟美国西部山坡上的一模一样。行军途中，坦克兵从早干到晚，夜里也一直工作。地勤人员还没有到达，他们不得不自己动手维修。
他们真的很能吃苦。晚上，外面很冷，他们围着篝火坐一会儿，就进小帐篷里睡觉。他们是第一批进入奥兰的部队，但从未回到过城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休假时也不能去那里。就连他们的军官也认为，他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却不能进去，实在是很讽刺的事。
我们从坦克兵身边启程时，天已经黑了很久。幸运的是，这里没有宵禁，我们可以开着前灯开车。尽管如此，有几次，几个背上背着棍子的阿拉伯人突然出现在路上，我们还是吓得半死。
我们以每小时50英里（80.5千米）的速度，跌跌撞撞地回到奥兰。风把我们都吹透了，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历经了人世沧桑。然而，实际上，我们连当下最微小的部分都没有看到。
北非的路况好到出人意料。道路用碎石铺成，弯路曲折，像我们的一样。在乡间路上开车，我们常说很难意识到自己不是在美国的某个地方。
横贯北非的、夹在山脉和海洋之间的漫长而平坦的平原，正如我之前所说，与美国的西南部十分相似。没有树木，却又不全是荒漠。实际上，它非常肥沃，特别适合耕种。
土壤像红色黏土，雨后则像秋葵汤。阿拉伯人种了些燕麦，我还看到一些特别长的、已脱粒的谷草。但大部分土地都是葡萄园和橄榄园。在略有起伏的陆地上，放眼望去，人们可以看到50英里（80.5千米）开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田地相当广阔，在那个季节，大部分都是刚犁过的。
许多美国士兵都有了第一次从树上摘下橄榄吃——或者说咬，因为他们只咬过那一口——的经历。接下来会是你见过的最夸张的吐口水、哇哇乱叫，还有鬼脸。橄榄似乎必须在盐水中泡熟了才能吃。在树上时，它们黑漆漆的，看上去很漂亮，但味道却是酸涩得难以形容。
乡村的整洁与干净令我们惊讶，尽管我没法说城市也是如此。田野是干净的，没有垃圾，没有被浪费的农作物，不像许多美国农场，东西扔得到处都是。
阿拉伯人所有的农事都是用马来做的，马的体型都不错。不过，我们很少看到阿拉伯浪漫故事书中写的那种阿拉伯骏马。野外有许多山羊和绵羊，通常由小孩子照料。我们看到许多可爱的小牧羊女，不到八岁的样子，戴着兜帽，穿着睡衣一样的裙子，看到我们经过时，会微笑着做“V”手势表示胜利。
阿拉伯人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难以捉摸。他们很穷，看上去和一些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一样严肃沉默，很不友善。但当我们接近他们时，他们又会变得很友好，很开心。我们开车行驶在乡间时，成百个阿拉伯农民沿路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经过时，孩子们总是高喊着仅会的几句美国话—“再见”或“OK”，要么像士兵一样给我们敬礼，要么就用手指做出“V形”手势。在那半天的车程中，我看到的“V形”手势比我在英国期间看到的加起来还要多。
偶尔，我们能看到成片的仙人掌，田地往往被一种在墨西哥被称为龙舌兰的植物一排一排围起来。这种植物是制作龙舌兰酒和特基拉酒的原料。显然，阿拉伯人不像某些国家的人那样嗜饮当地的酒水。我看到过一些喝得醉醺醺的阿拉伯人，但不多。阿拉伯的好人从不喝任何含酒精的东西，因为饮酒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
我始终搞不清楚他们的宗教问题。有些阿拉伯女人裹着白单子，用头巾遮住脸，只留出一只眼睛向外张望。士兵们称她们为“独眼小妞”，但这样的女人是少数。大多数女人都会露出脸。据我所知，那些蒙着脸的是虔诚的教徒，就像在美国只有少数犹太人是所谓的正统派[6]教徒一样。露着脸的也是好人，只是不遵守古老的习俗和限制而已。
有一天，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路过一群人和一辆马车，车上载着一整个阿拉伯家庭。男人跪在人行道边上，双肘着地，面向东方，朝着麦加，但女人和孩子都坐在马车里。我们之中的一个人说：“我想他是在给全家办事。”
那是我看过的唯一一个祈祷的阿拉伯人。
在非洲北部，我们从未见过骆驼。显然，在那个肥沃的地方，人们并不需要这种庞然大物。人们告诉我们，至少要往南走300英里（482.8千米），才是撒哈拉沙漠，那里才能看到骆驼。
路上几乎没有本地人的客车，重型卡车却很多。那是因为汽油短缺。卡车烧酒精，即便如此，酒精也很稀缺，因为德国人将大部分葡萄酿的酒精用在自己的汽车上了。
据我所知，冬天的室内根本没有取暖这回事。以前这里是从法国获取煤炭的，但法国统治倒台时，煤炭的供应就中断了。我们自己带了煤过来。
我们在北非的卸货港是令人愉快的地方，因为德国人太忙了，没有时间向这些地方投炸弹，幸运的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在露天码头上，阳光温暖地照耀着，空气清新又干净。大量的炸弹、卡车、枪支和食物从繁忙的舱口源源不断地涌出。
转运船到港后，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在这里搬卸。我去过一个港口，那里负责装卸的美国士兵多得跟一个大城市人口差不多。其中大概四分之一是有色人种。除此之外，还有数千个阿拉伯装卸工。美国人一天三班，昼夜不停地干活。
从那些船上卸下的物资，数量令人震惊。我站在那里四处张望，觉得即便现在就不再运来，现有的也够用了。然而，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也能意识到这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打着仗，中东的英国人和德国人也在不断地夺取对方的物资。洪水一样涌来的物资必须永远地持续下去，像没有尽头的瀑布，才能够用。
转运的船队还是很安全的，即便有些船速度慢一些。船只很快就掉头返回，虽然速度比不上什么世界纪录。转运船看着不多，所以我原本以为它们是平均两周一次，但其实远比这多得多。
每一天，码头都有船只在卸货，每一次，一条船开走，马上就有新的船补上泊位。日复一日，美国的士兵、战争设备还有补给越来越多，整个北非越来越趋近饱和点。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汇成令人窒息的洪流奔向敌方。
在某个港口，指挥官拿到一份任务清单，在占领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要做好码头每天卸下一定数量物资的准备。然而不到一个礼拜，任务就翻了三倍。
为了完成目标，他必须清理掉港里被撞毁的船只，清理码头上的战斗残迹，修复受损的公用设施，并且组织几千人在码头工作。
一切都是事先精心策划的，就像这次占领一样。比方说，他们知道有多少条船会在港里。他们甚至估算过有多少船只会被击沉，并且做好了打捞的准备，需要用到的潜水兵都是在英国训练好的。
又比如，他们用摄影机给码头拍照。仔细研究这些照片后，部队可以知道码头上堆放了多少煤炭，计算出运行公共设施和铁路设施所需要的用量，再安排运来这其中的差额。有时候，他们会用到一整条船的运力。
起初，数千名装卸兵都驻扎在码头上，挤在小帐篷里。后来，他们被安置在城镇周围的空置建筑和乡下的帐篷营地里。他们穿的是棕色的工作服，头上戴的帽子也各式各样。
讽刺的是，阿拉伯人的轮班工作被称为“假期”。他们一个正常工作日包括两次“假期”，每次3小时20分钟，然后每天再加3小时班。他们的薪水是每天50法郎，折合成美金大约是67美分。
占领的当晚，在许多港口，法国人某种程度上合作地沉毁了自己的船只。也就是说，在许多船上，他们打开通海阀让船沉下去，让它们处于易于打捞的状态。
在其他港口，他们的船被严重损坏，躺在水底。我们到达后很长一段时间，港口的水面上仍然有桅杆和烟囱。有些船体完全淹没在水下。它们阻碍了航行，但只要小心操纵，港口还是可用的。
在我们与当地政府的安排下，法国领航员们负责所有船只的进出。他们曾经不小心撞到沉船，把自己的船底弄破了。潜水队花了两个星期，修补英吉利海峡附近的一艘沉船，好不容易让它准备就绪，可以抽气了。他们原本指望它第二天可以浮上来。谁料，第二天早上，一个法国领航员指挥一艘船离港时，不知怎么撞上了那艘沉船，所有的修补都被撞毁。修理工们只能重新开始，又花了两个星期才让船浮上来。
除了前线的大战，后方其实也有很多战斗。
美国士兵都是不可救药、一厢情愿的“空想家”。当时，虽然突尼斯战场进展缓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那些在北非的普通士兵都认为战争到1943年4月就会结束。
审查人员告诉我，士兵们在家信里都是这么写的。我知道，在营地里，只要有一个人这么认为，所有人都会压上大赌注。如果我试着指出，如此快速的胜利根本不符合逻辑，就算是从那时候开始算，一年之后战争能够结束，都已经是相当乐观了，他们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看待。
我们的士兵普遍都非常想家，总是想着家里。就连某位将军，有一天也说：“如果能让我在纽约待上24小时，我愿意付出一切。我只是想看看它的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
我游走在各个营地之间，最常听到的问题是“国内的人们在想些什么？”——从来不是“报纸上在说些什么？”
不幸的是，对此我的了解并不比他们多。我所知道的只是我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比如有篇文章说，美国在过去一年里建造了32000个“chars”。我以为“char”指的是椅子或女用人，但我的法语词典明明白白写的是双轮敞篷马车。所以我只能告诉营地里的孩子们，很明显，美国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32000辆马车！
不，我们不知道你们在家乡想些什么，但我希望，你们不要认为我们能在春天回到纽约。虽然我的预测能力很差，但我认为，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北非的状况都不会太好。在最初的占领之后，必然需要一个阶段来稳定局面，并积累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储备。我们正好就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北非的部队只有一小部分在行动。其余的战斗部队都在等待，庞大的补给部队正在队伍后面日夜忙碌。
在我看来，正如丘吉尔先生所说，我们正在等待另一个发动袭击的时机，一个对我们最有利、对希特勒最不利的时机。我不知道那是何时何地。
从地图上看，阿赫伊拉与阿尔及利亚只相距一个下午的车程，但实际上比从纽约到堪萨斯城要远得多。我希望，即便短期内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国内的人们也不会不耐烦。
突然，我们收到了大量的邮件，有从英国来的，也有从美国来的。码头上成千上万个邮袋堆在一起，好像稻草堆一样。陆军邮局以惊人的速度在三天内完成了所有邮件的分拣和投递。
有些人一下收到了75封信。我认识的一个人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一份通知，说的是他的朋友为他订阅了《读者文摘》，这事他已经知道了；另一封则是他妻子寄给他的，教会节日的油印传单。好几个星期了，她没有给他写过私人信件。他在说这件事时，措辞是很不礼貌的。
还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一位来自旧金山的上校，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至于没有收到朋友来信的时间就更长了。大量邮件涌来时，他只收到一封，来自古德里奇轮胎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信中他被警告，保护轮胎是他的爱国义务。
不过，我认为最有趣的是这个：来自洛杉矶的雷蒙德·弗格森上尉收到了姑妈的圣诞礼盒。多年来，她头一次给他寄礼物。看到寄信人是她时，他非常感动。弗格森急切地打开了盒子，然后他的脸一下拉得老长。盒子里的礼物是一大叠空白的信纸，供他写信回家。而身为该战区陆军邮政部门负责人的弗格森上尉早已拥有数百万张信纸。
赫伯特·德斯格尔斯中尉，我在新墨西哥州盖洛普时的朋友，收到了20封妻子的信。另一位朋友，来自得梅因的比尔·威尔逊中尉，一天之内收到了30封私人信件。
他们给我讲了一个士兵的故事。他已经三个月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他气愤地写信给她，让她见鬼去，还说要跟她离婚。突然有一天，50封信一起涌来，都是她在三个月里陆续寄出的。他不得不给她打电报，收回离婚的威胁。
至于我，我只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某个匹兹堡女孩，希望我向她的心上人——某个士兵——问好，另一封来自爱荷华州的一个男人，他说他那儿鸡蛋很多，一打只要38美分。我只能假设，我的50封家信已经葬身于某片海域。
美国电影，在德国占领期间被禁止放映，现在又可以上映了。大一些的城市里有现代化的电影院，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新影片。
他们找出一些老古董，老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家影院放映了一部由早川雪洲[7]主演的电影，他已经过气很久了，只有中年人才听说过他的名字。另一个明星是牧羊犬任丁丁[8]，它已经死了那么多年。
斯坦·皮肯斯上尉，夏洛特市的可口可乐大王，进城买了一把装在木箱里的阿尔及利亚小提琴，消磨在营地的业余时间。他花了22美元才买到它，还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乐器商店基本上被抢购一空……格尼·泰勒中校来城里看望我是为了用我的浴室。有一次，他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洗了两次澡。他看上去干净极了，干净到亮眼……来自匹兹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有一天搞到了一大堆匹兹堡《快讯》。不幸的是，这些报纸已经是四个月前的了……我有了新奇的经历：为了顶替一个有点累的朋友，我晚上开着军用卡车在非洲的公路上行驶了50英里（80.5千米）。这是我六个月前离开美国后第一次开车，感觉好极了。顺便说一句，非洲跟美国一样，都是右侧行驶。在左侧行驶的英国待了几个月之后，在抵达非洲后的几天里，我总觉得自己走错了方向……有传言说，把我们从英国运来的船在返航途中沉没了。我不愿意想象那艘忠心耿耿的船沉在海底的画面……一大批军官升职了，许多人没有新的军衔徽章。因此不得不继续戴着旧的。我听说有一位雄心勃勃、目光远大的少尉，来非洲时，他随身带着所有可能得到的徽章，最高可达三星……陆军的《星条旗报》开始印刷非洲版。埃格伯特·怀特中校和哈里·哈查尔上尉从伦敦飞到阿尔及尔，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与鲍勃·内维尔中士一起建立了印刷厂，开始印刷。这份报纸开始时是周刊，但他们保证以后会变成日报。
[1] 1942 年 8 月 19 日，盟军对德国占领的法国迪耶普港的攻击。
[2] 一种手足并用、把球扔进或踢进对方球门得分的运动。
[3] 只准触碰阻挡持球队员，不能抱人拦截的橄榄球运动。
[4] 温德尔·威尔基（1892—1944），1940 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5] 2000 英尺约为 609.6 米。
[6] 犹太教正统派严格恪守传统信仰和礼俗，拒绝任何变革。
[7] 早川雪洲（1889—1973），本名早川金太郎，1910 年代中期至 1920 年代晚期的好莱坞超级巨星。
[8] 任丁丁（1918—1932）是一只德国牧羊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被美国士兵邓肯解救，后来成为国际影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