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非洲流感有过一次小小的较量。我必须给你们讲讲跟这件事有关的水管工、教授、马医和旅行推销员，是他们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的。
首先是二等兵亨利·R.莱利。有一天他手上拿着许多实验仪器走进来，说要给我做一次必要的吸入治疗，让我的喉咙和胸腔可以摆脱现在沉重的负担。二等兵莱利是个职业骑手！他是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好孩子，脾气好，说话慢。他出生在波哈斯卡，从记事起就一直骑马。
他的外号是“豆子”。他说，在1930年，他是美国骑手中的佼佼者，打败了187个对手。他在哈里·佩恩·惠特尼[1]夫人的绿树马场里骑马。1933年，豆子的体重达到了132磅（59.9千克），他不得不放弃比赛，对此，他无能为力。我见到他时，他已经145磅（65.8千克）了，30岁，自我感觉棒极了。
退出赛马界后，豆子干起了赛马训练行业医疗方面的工作。他说他在业内最好的兽医手下工作过。直到战前，他还在训练马厩里比过赛。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继子。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他开个小玩笑，一个马医被派到陆军医疗队给人看病，但豆子认为这一点也不矛盾。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说他宁愿在医疗队工作，也不愿在部队别的分支工作，哪怕是骑兵队。
“给人治病和给马治病都是一样的，”豆子非常严肃地说，“除了你给马的药剂量是给人的12到16倍。这里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是12倍，有人说是16倍。我总是用12倍，为了安全起见。”
豆子对我的治疗很有效。但从那天起，我总忍不住觉得自己只是一匹马的十二分之一。
接着说说那个给我送饭的可爱的小伙子——红头发、长得好看，时时咧嘴一笑。他就是二等兵托马斯·道尔，原先住在俄亥俄州莱克伍德市伍德沃德大道1422号。人们要么叫他汤姆，要么叫他“红头发”。我喜欢叫他“红头发”，因为这让我想起我有头发而且还是红头发的日子。
给我送第二顿饭的时候，端着托盘的“红头发”兴高采烈地说：“现在我认识你了。中午的时候，我想我应该看过你的脸，然后我一直在想，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我们在克利夫兰老家时一直在读你的专栏。”
从那之后，“红头发”就顿顿给我送饭来，然后坐下来点支烟，我吃着饭，他就跟我聊天。“红头发”过去是个石棉工人。“石棉工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问道。“就是在管道周围放石棉的。”他说。
和其他男孩一样，“红头发”也毫不介意参军打仗。最开始，他是步兵，后来在英国，他们让他当了消防员，因为觉得他懂石棉。后来到了非洲，他们又让他变成了服务员。“红头发”的上校是个相当强硬的人，不太喜欢恭维。但“红头发”当服务员的第三天，上校就称赞了他的能力。
“那真是太好了，”红头发说，“不过，在我不想当服务员的时候，别人还夸我当得好，我真要好好嘲笑一下自己。哦，没关系，但我要试着转岗，因为我不想说，打仗时，我只是在端盘子。”
康复后，最令我伤心的便是不能再跟石棉男孩“红头发”道尔一边吃饭一边愉快地闲聊了。
另一位帮我战胜病魔的是阿尔伯特·德切尼斯中尉，一位年轻的波士顿医生。在我生病之前，我们碰巧一起出行过几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彼此的名字了。因此，我这个可怜的病人能指望的就只有医生的诊察态度了。此外，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记者。他觉得失去自己认识的第一个记者，是个不好的兆头。就这样，德切尼斯医生对我使用了全部的看家本领，为子孙后代保住了一个蹩脚的记者。
当然，部队提供的医疗服务是无偿的，所以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熬过这段时间，打败各种细菌，活下来，然后在1944年（我希望）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波士顿，给阿尔·德切尼斯医生买一杯饮料。我想，到时候他会需要的。
另一位来到我病床边照顾我的医务人员是威廉·C.巴尔下士，他以前是个高中教师，曾经住在宾夕法尼亚州泰龙市洛根大道1314号。参军之前，他在泰龙高中教过算术、历史和英语。他是个单身汉。
巴尔拥有俄亥俄州新康科德市马斯京根学院的学位，并一直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你可能会认为，对于巴尔这种背景的人来说，在部队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极具毁灭性的。但他说，他调整得很好。事实上，他很喜欢在医疗队的工作，尽管有些卑微。比起部队的其他分支，他更喜欢医疗队。他甚至说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有趣的人。
生病的一个好处是，人们总给我送东西。来自匹兹堡的查克·科尼克中士乘飞机去了附近的乡村，给我带回了香蕉、葡萄柚和柠檬。一天晚上，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罗利·埃德加少校带着两罐美国炖牡蛎来到我这里。詹姆斯·W.史密斯少校送我一大块老式水果蛋糕，那还是从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史密斯夫人家的烤箱取出带来的。
红十字会寄书给我读。楼下的哨兵深夜偷偷端上几杯热咖啡，我根本不想喝咖啡，但我还是急不可耐地喝下，因为我对他们的关心充满了感激。甚至有一天晚上，一位将军也来了，坐在我床上，聊了一会儿。我想，他是走错房间了。
一天下午，来自芝加哥的邓肯·克拉克上尉，新闻审查员之一，过来给我鼓劲儿加油。当时我正忙着用卷好的法国报纸打苍蝇，他提供了一点打苍蝇的技巧。克拉克上尉说，在早期的一些研究中，他发现苍蝇总是向后飞。因此，如果我们瞄准苍蝇身后大约两英寸（5厘米）的地方，就能打着它。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打死了许多苍蝇。我必须说，只要我在后面瞄准，就绝不会再错过任何一只苍蝇。
每个随军登陆北非的人都得到了一套特殊的沙漠装备。工具包里的主要物品是防尘面罩。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吓人。它有一个大大的黑色橡胶鼻套，能盖住鼻子和半张脸。与此相连的是两个圆形装置，大约碟子大小，看起来像轮子，挂在下颌两侧。显然，它的原理是把灰尘吓跑。
说到防尘眼镜，我们分到的是一副老式的赛车护目镜，套在脑袋上的那种。镜片的边缘有一圈绒毛。镜片是棕色的，所以可以当成太阳镜戴。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打云母眼罩，主要用于防止毒气袭击，也可用于双重防尘。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同时戴上防毒面具、防尘面具、防毒眼罩、护目镜和钢盔，他们就得保证给最后一个窒息而死的人颁发奖章。
其实在那个季节，没有人使用或用得上防尘设备。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我们鞋子上某种鸭掌式的东西比防尘面具更实用。但是很快就会起风，人们说，风会刮得我们发疯。即使在那时，在几天不下雨之后，我们会看到家具上有一层薄薄的灰尘，虽然真的感觉不到空气中的灰尘，但的确会有。
医生们说，这种看不见的灰尘，加上日落时气温的迅速下降，会导致我们至少患上所谓的“日落咽痛”。它很奇怪，难以解释。就在太阳下山后，傍晚的寒意开始降临，它开始出现。我们的喉咙痛得无法吞咽。但第二天早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的总体健康状况良好，这种“日落咽痛”也不会有什么后果。但如果身体虚弱，某种非洲流感病毒就会乘虚而入。咽痛就会转变成非洲流感，我得的就是这个病。
在乡下的时候，我们的沙漠工具包里还有两小瓶净化饮用水的药片。我们在水壶里放上一片药片，静置半小时，再放上另一片，等上几分钟，就可以喝了。1号药片杀死水中所有细菌，2号药片去除1号药片留下的难闻味道。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罐驱蚊膏和治疗疟疾的药片。但在那个季节的阿尔及利亚，对这些东西的需求并不太多。我还没有看到蚊子，尽管偶尔会有疟疾病例出现在部队医院。
当地人认为12月、1月和2月是他们的冬季。他们说他们会在12月1日停止服用奎宁，并在转年3月再次开始服用。那里似乎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谁都可能会感染疟疾的地方——它根本不像是疟疾国家，因为它虽然是非洲，但仍然在诺福克[2]以北，不像你会想到的1000英里（1609.3千米）以南、热气腾腾的丛林之地。
我们的疟疾药片不是奎宁，而是一种叫作阿塔布林的替代品。我们被警告，未经医生允许，不得随意服用。就我个人而言，我决定永远不吃我那份。我和一位南方的疟疾专家聊过，他吃了那种药片，差点死了。他说他宁愿得疟疾，然后挺过去，也不愿意再吃那种药。
非洲并不洁净，我们知道，在最终离开之前，我们可能会得一些病。咽痛和流感被医生称为“冬季呼吸道疾病”。疟疾、痢疾和春天会得的病被称为“夏季肠道疾病”。
而在所有季节和所有地区，把我这个可怜的记者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大大小小的病，在医学上都可以统称为“可怜的派尔的永久之痛”。
部队报纸《星条旗》（当时已经在非洲和英国同时定期出版）的工作人员，大概是我们所有驻外部队中最紧密的一个小家庭。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吃面条，基本赶走了非洲生活的痛苦。
他们一共有18个人，大老板是艾格伯特·怀特中校。他头发灰白，性情可爱，谈吐斯文，总是确保下属们都得到很好的照顾。有一次，怀特中校在前线待了一个星期，四处游荡，最后进入了德军的防线，还中了枪。
非洲《星条旗》的实际工作编辑是鲍勃·内维尔上尉。我们登陆后不久，他就从中士升成了上尉。像所有在前线晋升的人一样，他颇费了些功夫才为自己弄到了一套军官的制服。怀特中校给了他一件衬衫，很合身。一位记者给了他一顶帽子。他从另一位军官那里买了条裤子。他到处找肩章，把大衣上的条纹剪掉，假装是巴宝莉的。不过，正如有人所说，在前线，规矩都是很有弹性的，你看起来如何并不重要。
《星条旗》编辑部设在红十字会大楼，是阿尔及尔市中心一座6层高的全新建筑，很漂亮。它和纽约一样现代，除了当时负责隔音的工程师下手太过温和：如果你在一楼掉了一根别针，在五楼听上去就像除夕夜置身锅炉房那么吵闹。
《星条旗》的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都在这栋楼里。在顶楼，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前厅，它既是宿舍又是俱乐部。起初，他们睡在坚硬的瓷砖地板上。后来，红十字会给他们拖来了法国人的铁床，所以他们基本上和在家里一样舒适。
他们有很大的钢制橱柜当架子，还有一张大桌子用来写信和打牌。桌子上总是放着一大篮橘子。窗户都被挡住了，所以晚上可以开灯。他们买了一个油炉搁在房间的中央，这样就可以忍受难言的冬季气候了。
十几个工作人员撰写和编辑报纸，六七个做机械工作。他们与当地一家报纸商量好，用人家的排版室，但机械活都是自己干的。
他们有四个莱诺排字机操作员。组长是来自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二等兵欧文·莱文森。他是个在外国也能把工作完成得很好的天才。
他必须在一间说法语的排版室里弄出一份英语报纸。排版室里没有一个人会说英语，欧文则一个法语词都不会。但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十分管用，不出两个星期，法国印刷工们都跟他像老熟人一样，还请他去他们家里吃饭，报纸也能定期出版了。
另外两个莱诺排字机操作员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一等兵威廉·吉恩特和新泽西州普莱森特维尔的爱德华·罗斯曼下士。第四个是来自费城的二等兵杰克·温策尔，他是最有趣的。自从他加入《星条旗》团队后，就没有用过排字机，因为他一直忙着做饭。
在那之前，二等兵温策尔从没有做过饭，除了小时候帮母亲打打下手之外。《星条旗》团队打算在大楼里办自己的食堂。可能是通过抽签或者别的什么方式，二等兵温策尔成了厨师。
只做了几顿饭，团队就发现原来他们中间一直隐藏着一个烹饪“魔法师”。温策尔自己也挺喜欢做饭。因此，他们一致鼓掌通过，让他接着当厨师。
另外三名排字机操作员不得不加班，把他那份活也干出来，这样他才可以做饭。正如他们所说，这不太符合工会的规定，不过此时此地，他们碰巧不在工会的管辖之下。
无论如何，工作人员都是自掏腰包充作食堂菜金，除了正常的军粮之外，他们还购买了各种当地美食。因此，他们的食堂无疑是阿尔及尔地区最好的部队食堂了。他们的伙食太好了，以至于本该在军官食堂吃饭的内维尔上尉和哈里·哈查尔上尉，大部分时间都是和他们一起吃的。
整个团队的精神面貌，与我所能想到的国内真正的报社差不多。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陆军总部都有一个所谓的“信息中心”。它由通信连管理，可以实现维持陆军运转所需的巨大通信流。
我写的东西从非洲发回国内，有些是靠航班运回去，剩下的则通过无线方式。我不得不盲目地相信信息中心的孩子们，让我的报告朝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前进，尤其要相信他们会立即开始操作，不要让它们在一堆文件下躺上几天。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那些不朽的文字在这一路的某个地方被卡住了。但我确信，这种延迟并不是信息中心的小伙子们造成的，因为我有一个好办法：如果他们对我好，把我的文件处理好，我就会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报道里；如果我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报道里，他们就会对我很好，也会很好地处理我的文件。
这听起来像是共谋，的确也是。不管怎样，小伙子们都做了自己该做的，所以现在我要做我该做的。这些小伙子是：
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卡斯街14号的戈登·卡莱尔上尉，参军时仍在上大学。人们叫他“牛学院”男孩，这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绰号。他来自北方，是个酷爱新鲜空气的恶魔，他总是开着窗户，把伙计们快冻僵了。
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佩恩大道631号的二等兵弗兰克·T.博雷松，他说，在非洲最糟糕的是找不到保龄球馆。他在家乡是冠军。
纽约布鲁克林V大道1613号的二等兵朱利叶斯·诺瓦克，他沉默寡言，跟他有关的事，人们什么也没告诉过我。
纽约布朗克斯区尤尼朴特路1944号的一等兵多姆齐说，战争的最大谜团是，没有他《星期六晚报》要怎么办。在家乡时，他就是卖这份报纸的。
西弗吉尼亚州埃尔金斯市中心街22号的二等兵杰拉尔德·凯利，是个开朗、英俊的小伙子，以前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总监。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的A.C.摩尔下士，他的母亲总是叫他“A.C.”，在部队里就被含混不清地喊成了“Ace（扑克牌里的A）”。深夜有空时，小伙子们一起打牌讨伐他，打发时间。他是个印刷工，妻子在得克萨斯州的卢夫金等他。
匹兹堡格林菲尔德大道908号的二等兵威廉·J.哈灵顿，人们愉快地叫他“灌水大王”。他的杯子总是喝得光光的。
路易斯安那州科文顿的二等兵雅各布·L.塞勒，人们都叫他“假把式雅各布”，他在战前是一名“混合科学家”，换句话说，是个调酒师。
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市格兰德街172号的二等兵乔治·墨菲，多年来一直是纺织厂的旅销员，似乎停不下来。
得克萨斯州坦普尔的约翰·D.泰勒中士，是个体格魁梧的大个子，曾是亚拉巴马大学得过奖的橄榄球和棒球运动员。
俄亥俄州贝尔方丹的杰克·普莱斯下士，他说自己是在游泳池里长大的。他父亲有一个游泳池。杰克一天只说两次话，但总能把同伴们逗得在地上打滚。
费城北31街2542号的二等兵埃德·塞勒说，他曾是一名邮政职员，也曾是著名的草莓大厦弹球选手。我问他草莓大厦是什么。他说费城人都知道。
密西西比州纽希布伦的一等兵托马斯·C.巴克利，人们叫他“密西西比泥鸡”。他过去是在南方卖冷饮的。他的第一次结婚纪念日跟圣诞节是同一天。
爱荷华州费尔菲尔德市东伯灵顿街902号的拉塞尔·W.哈雷尔下士，战前什么都当过，农民、包工头、五金销售员，所以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到惊讶了。
俄亥俄州斯图本维尔市北七街255号的二等兵普里默·德·卡罗，小伙子们给他起的意大利外号比墨索里尼本人还多，其中最常用的就是“凡塞利诺老板”。“老板”听了只是咧嘴笑笑。普里默曾经是歌剧演员，在米兰学了三年，最后却在斯图本维尔卖啤酒。他不知道自己最终是否会再回到米兰。
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纳齐兹街227号的萨拉·哈维太太给我写了一封信，几经辗转，这封信终于到了我这里。哈维太太让我去看望她在英国的丈夫，告诉他快点打赢这场仗，然后回家见她。
许多人给我写过这样的信。不幸的是，世界很大，我们的部队散落在各地。只有一次，我正好在她们渴求的丈夫或心上人旁边。不过，哈维的事很凑巧。哈维太太写信时，她丈夫和我都在英国。信寄到的时候，我们都在非洲。哈维太太朝思暮想的爱人就在我眼皮底下。我所要做的就是穿过一片棕榈林，走过一小片沙地，他就在那里。
他就是班森·哈维中士，某个战斗中队的无线电员。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刚吃好晚饭在打棒球。哈维和另一个小伙子住在一个小帐篷里，这个帐篷小到只够放毯子。他们的私人空间只有一点点。帐篷里，后方的小柱子上挂着一幅带玻璃框的彩色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哈维太太。
哈维中士是个年轻人。在纳什维尔，他曾是一所公寓楼的看门人、电话接线员和全能维护员。他为人安静，友好，真诚，说话慢条斯理，你一看就能知道，他来自田纳西州。他的队长对他评价很高。他的三个兄弟都分散在世界各地。罗伯特·哈维少校是个医生，当时正在出国的途中，可能是来非洲。詹姆斯·哈维是海军的军士长。他经历过珍珠港战役和所罗门群岛战役，现在在某片海域上。有一次，他的妻子收到了他的阵亡通知，后来证实是弄错了。还有一个是弗兰克·哈维，一位航空机修工的副手，“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解散前，他就在那里工作。
哈维中士说，他们到家后一定会很艰难，因为想同时说谎。哈维已经在部队服役两年半了。他做得很好，就像在这里一样。我很高兴哈维太太给我写了一封关于他的信。
我们四处闲逛时，哈维中士带我参观了中队的小药房和医院。那是地上的一个大洞，大约有4英尺（1.2米）深，上面全都用帐篷罩起来了。这是附近最好的临时手术室。我们和曾经住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东151街3660号的伯特·汤普森中士聊了一会儿。他曾是克利夫兰一家液压设备厂的生产员工。在医疗队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跟医生们混了那么久，他开始搞一些发明，医生是很擅长发明的。
空军为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准备了医疗包，一个带拉链的帆布箱，放在飞行员座椅后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飞行员是可以够到那个医疗包的。但战斗机的飞行员如果受伤的话，是够不到的。因此，汤普森中士组装了一个更小的医疗包，飞行员可以把它放在裤腿上装地图的口袋里。那是一个小锡盒，跟我们装防尘眼镜的盒子差不多大，里面从绷带到半粒吗啡，什么都有，甚至还有一个止血带，缠在外面。汤普森中士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医疗包。
“你打算把这些发给飞行员们吗？”我问。
“我们很乐意，但有些新的规定必须先从总部颁布。”他说。
“那得好几个月，”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分发呢？”
“我们正打算这么做。”汤普森中士微笑着说。
那时，对那些返回美国的部队，士兵们开始有了一点怨恨和优越感。看到这样，我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这不公平。没有士兵能决定自己是在非洲还是在佛罗里达。士兵们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服从指派。那些被派回国的士兵并不是懦夫，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很渴望在海外。
关于国内的生活，有一件事是士兵们非常狂热的，那就是罢工。只要向士兵或军官提起一次国内的罢工，这些在频繁轰炸的泥泞中靠单调的口粮生活的人，就会变成疯子。
[1] 哈里·佩恩·惠特尼（1872—1930），美国商人、纯种马饲养人，也是著名的惠特尼家族的一员。
[2]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南部海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