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听从指点去了街角的酒吧，进了门，吧台后是个布尔乔亚老爹或更可能是凯维勒根[1]或是凯这个凯那个的，给了我冷冰冰的海军陆战队兵佬的脸色，海得我晕头转向，我说：“干邑，先生。”他动作慢得要命。一个年轻的邮差走了进来，肩上挂着皮制的袋子，开始和他说话。我端着美妙的干邑找了张桌子坐下，刚抿了一口，便一阵哆嗦，想起了整个晚上我都在惦念着的东西。（除了轩尼诗、拿破仑和莫内，他们还有好些牌子，难怪那个为着他妄思妄想网里的黑狗哭泣的老男爵温斯顿·邱吉尔，总是在法国嘴里叼着根雪茄画画。）店主眯起眼看我。用意明显。我朝邮差走去，说：“内陆航空公司在城里的办事处在哪儿？”
“不知道。”（但用法语说的。）
“你是布雷斯特的邮差，连一个重要的办事处在哪儿都不知道？”
“那儿有什么重要的？”
（“嗯，首先，”我借助灵异通感，对自己说一并回答他，“这是你能离开这儿的唯一途径……迅速地。”）但我说出口的只是：“我的行李箱在那儿，我得把它取回来。”
“呀，我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吗，老板？”
没回答。
我说：“得。我自己去找。”然后喝完了干邑，邮差说道：
“我只是个facteur（邮差）。”
我用法语跟他说了些在天堂出版的话[2]，我坚持只用法语印在这儿。“Tu travaille avec la maille pi tu sais seulement pas s’qu’est une office d’importance?”[3]
“这份工我才做不久。”他用法语说。
我不想啰嗦什么观点了，但听听这个：
法国人拒绝承担解释的责任，这不是我的错，或任何一个美国游客甚至是爱国分子的错——要求隐私是他们的权利，但胡说可被起诉，哦，培根先生和库克先生[4]——如果事关公民福利或安全的丧失，胡说，或是欺骗，可以被起诉。
就像某个黑人游客，比如说塞内加尔的凯恩老爹在第六大道和三十四街路口的人行道走上前来，问我哪条路是去时代广场的南方旅馆的，我相反指给他去鲍厄里[5]的路，在那儿他可能会（比如说）被巴斯克和印第安的劫匪给杀了，有个目击者听到我给这位无辜的非洲游客指了错误方向，然后在法庭作证说他听到的这些胡说的指点具有剥夺通行权或是社交权或是正确方向权的企图。还是让我们炸了所有不合作没礼貌的分裂主义的鼠辈，戏弄人的和被戏弄的，以及其他什么派别的。
不过酒吧老店主还是轻轻地告诉了我办事处在哪儿，我谢过他走了。
* * *
[1] Kervélégan（1748—1825），出生于布列塔尼的坎佩尔，曾参与过法国大革命。
[2] 艾伦·金斯堡的《嚎叫》的题献中，称凯鲁亚克、尼尔·卡萨迪和威廉·巴勒斯的作品“在天堂出版”，指他们的作品不是为出版而写作，而是在拓展语言、想象力和文学的疆域。
[3] 凯鲁亚克仿拟若阿尔语——未受教育的法裔加拿大人说的加拿大法语，大意为：你在邮局工作，但你只是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办事处？
[4] Edward Coke（1552—1634），英国早期法理学家，对英国的普通法有深远影响。
[5] Bowery，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南部的一个地段，因酒吧、低级的犯罪和流浪汉而有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