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餐桌上很好地恢复了我们的精力以后，我思索了好久，才弄清楚博士先生关于补救上述那些事情的看法，即他认为怎样才能很好地加以纠正而不致产生多大的危险或变动；所以我对他这样说：既然你已经向我们说明（好心的博士先生）我们的那些弊病及其根源之所在，我们请你不要让我们对于纠正那些弊病的适当办法一窍不通；你已经使我们充分相信你的见解，并且我们自己也对此有所觉察，感到我们如今的状况不如以往那样有利；你已经向我们指出一些促使我们碰到那种问题的原因；所以我现在请你给我们指点怎样才能补救我们的这些不幸的事儿。
博士。 当一个人确实看出他的不幸，并看出其中的原因时，他就很可以有纠正的办法了；因为一个人知道了产生不幸的原因之后，他就可以立即避免重蹈覆辙，根由避免了，忧患也就随之消失；正如那位哲学家所说的：祛因可避其果。可是，我们不妨把它们一一简单地列举出来，然后说明其所由产生的原因，再进而探究纠正的办法。首先，这种普遍的、全面的物价上涨现象，是所有的人对之颇有怨言的最主要的不幸事件。其次是我国财富的耗竭。第三是圈地和把可耕地变为牧场的行径。第四是城镇、教区和乡村的凋敝。最后，人们对宗教的意见分歧和差异。关于这些事情的根源，我已按照人们不同的思想倾向和意见作了种种说明，但在这里我要仅就我认为很有可能确实是有根有据的原因作些分析。这是因为，正如我以前向你们指出的那样，各种不同的人意见不一地认为这一点或那一点是某种不幸事件的远因或近因；由于一件事情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原因，但又只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要把这些原因统统提出来考虑一番。让我们找出那个主因，略去所有不重要的原因吧，因为它们是由第一个最早的原因推导出来的；例如在一次强迫征兵中，人们排成直线，最前面的一个人被紧接在他后面的一个人推向前进，第二个又被紧跟在后面的人所推动，第三个人则迫于某种猛烈的、强劲的力量向前移步；那股力量是使前面的人走向前去的主要的基本原因；如果他被留在后面并停顿下来，所有走在前面的人都会止步不前。把这道理给你们说得更明白一些；比如一座钟里有许多齿轮，然而，正是被拨动的第一个齿轮推动第二个齿轮，然后第三个，直至推动那起到敲钟作用的最后一个机件为止。建造一所房子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督促造房的老板，有木匠，有用以搭盖房屋的材料。在工人搬动材料以前，材料是决不会自行移动的。工人要等雇主用丰厚的工资激发他们，才肯埋头苦干；所以雇主是这种建房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监工的这种推动因素被称为动因，因为主要是这种力量使工程得以开始进行；如果你说服这个人撒手不管，房屋就永远也不会建成；然而，要是没有材料和工人，房屋也是建不成的；所以有些人称之为模糊不清的动因，其他一些人称之为物资和表面上的动因；但一切都归结到一种目标；那就是有效的动因和主要的动因，如果不消除某一弊病的动因，你就无法加以纠正。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任何事情的动因被消除时，其后果也随之消逝，所以人们不加判断地看待他们所谈到的这些事情的动因，不是把主要的动因同次要的动因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它们撇开，仿佛认为它们都是次要的动因，这样他们就永远也达不到他们所探索的补救办法了。这很像埃阿克斯的妻子，她的丈夫在一艘叫做“阿戈斯号”的船上葬身海底，因此她希望人们不再在佩利乌斯的森林里砍伐冷杉横梁，因为据说那艘船是用冷杉建造的；事实上，那并不是她丈夫丧身的真正原因，而是敌船把难以扑灭的燃烧剂扔进上述的船只，使它着火沉没的结果。有一些原因叫做远因，因为它们距离较远；没有其他因素触动它们产生影响，所以它们自身不发挥作用，也是不发生效力的。到目前为止，我讲的话离题太远，因此我也许会被认为同样远离了我的目标，那就让我重新拣起我们原来的话题，把我已经讲的一番话应用于这个话题吧。有些人认为这种物价高昂的现象由佃户开始，他们在出售产品时索价很高；另外一些人认为是由于地主把土地的价格抬得太高；有些人归咎于圈地；还有一些人说是由于提高了我们的币值和改变了币制。因此有些人认为排除了其中的一项因素（照他们看来，这是物价高昂的主要原因），就可纠正这种弊病；但经过考验的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触及真正的或主要的原因，所以他们的对策难以实现。如果他们实现了他们的计划，问题就能得到纠正；因为主因的正常现象是，一旦它被排除，其果亦即随之消失。然而我承认，所有这些事情是同这种物价高昂的现象一起发生的，其中每一项似乎都是物价高昂现象的根源。可是，现在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证明它们是那种现象的起因；正如在多佛建造的教堂尖塔并非多佛港口衰微的根源一样，因为该港的凋敝是与尖塔开始兴建的时候一起出现的。虽然这些事情中的某件事情是另一件事情的根源，但事实上它们都还不是这种物价高昂现象的真正根源。然而，我以前讲到，一些人在人群中互相推挤，一个人推动另一个人，但首先只有一个人是那股力量的主要来源；就我们谈起的这个问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即其中某件事情是这些根源中的原始根源，但它看起来却似乎处于次要的地位，并使其他的事情显得仿佛是互为因果似的。我认为，农民手中一切主要产品的涨价是其承租土地的租金上涨的原因；乡绅们急不可待地开始把田地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否则他们就不得不以高价购买食物，这一点又是圈地增多的一大根源。乡绅们虽然自己掌握了大量土地，却无法全部使用，做到精耕细作（这需要许多人投入有组织的劳动、努力和管理工作），于是就把大部分土地变为牧场；这方面并不需要花费多大的人力，但能提供较多的纯利。于是，一件事情有赖于另一件事情，并互相促进；但首先有一件事情是这整个推动力和循环运动的主要源泉。我刚才指出，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农民，也不在于乡绅。让我们来看看原因是否在商人方面。由于向商人购买的一切货物现在比过去贵得多，农民似乎就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商品。如今既然问题已经向你提出，商人先生，你能设法回避，说物价高涨的根源不在你身上吗？
商人。 先生，很容易做到；虽然我们现在按照比以往较高的价格出售一切物品，我们却也同样出较高的代价去买进外国人的一切商品。所以还是让我们从他们那里提出问题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推卸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了。
博士。 他们可听不到我们提出的问题来作出答复；如果他们听得到，我倒要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现在出售的商品的价格高于往常。
商人。 噢，关于这个问题，当人们在此之前向他们问起时，我听到他们以两种方式作出了回答。一种方式是说，他们现在的售价并不高于以往；为了证明这一点，说他们总是像往常一样以不多不少的商品来换取我们的商品；例如，为了换取我们一定数量的羊毛，他们总是按照以前的办法给予我们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香料或丝绸；而且，为了获得我们的白银或黄金，他们拿出与以往同等数量的织物作为交换。他们另一种回答是说，如果我们因为他们要求我们付出的硬币比以往为多，便认定他们的商品卖贵了，那么，他们说，过失只是在于我们，因为我们造的硬币分量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它的价值比以前低了；所以他们要求我们拿出较多的硬币去换取他们的货物，并且说，他们不计较我们把自己的硬币称作什么，只是愿意按照全世界各地对我们硬币的评价来考虑它的分量和真正的价值。
爵士。 那么，我是会这样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如果他们到这里来仅仅为了换取我们的商品，那么只要他们可以得到同过去一样多的东西，我们的硬币是什么成色或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又有多大关系呢？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又是为了获取我们的白银和黄金，那么他们从我们这里谋得任何金银的勾当既为法律所不容，又是不妥当的。所以我认为那并不是他们以高出往常的价格出售他们商品的理由。
博士。 他们还可以回答说，像这样的巧合并非总能遇到，即他们所拥有的货物就是我们正在物色的，而我们又拥有他们正在觅取的一切商品。也许，他们手头为我们所必需的商品比我们手头为他们所觅取的商品来得多，因此他们将乐于从我们手里接受多数地区流通的货币，以便随意在别处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并且他们还会说，那一类流通的货币不包括我们的硬币。至于我们的不得将任何黄金或白银运往国外的法令，他们可并没有实行，所以他们可以照旧运送，而且他们运送的办法很多，这一点我以前已经提到过了。最后，他们可以说，事实上我们自己并没有把我们的硬币铸成以次充好的模样，而是重视其所用材料的价值和成色；如果他们给我们带来半盎司的白银，我们决不会把它当作1盎司；如果他们给我们带来混有白银的黄铜，我们决不会把它当作纯银看待；如果我们不愿优劣不分地看待他们手中的金属，为什么他们要对我们的金属另眼相看呢？于是，他们看到这里谁也不愿要1罐白银而不要1罐黄铜；不，我们造币厂的老板们也不会另有好恶，虽然他们在另一种场合会劝人们相信二者不分轩轾。所以，既然看到我们事实上重视一种而不重视另一种，正像全世界的人都如此看待一样，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应该根据所用材料的成色和价值，既参照我们中间估计的等级，又参照其他任何地方估计的等级来评定我们的硬币呢？这样，由于数量较多的硬币所包含的价值与以前数量较少的硬币所包含的价值相等，他们在像往常那样出售自己的商品时自然就要求得到数量较多但实际上价值并无差别的硬币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物价上涨的问题是不是由外国人引起的。我认为他们已经合情合理地为自己作了辩解，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过错了。
爵士。 按照你的说法，根源一定在于硬币，因而也在于国王陛下，因为改变硬币性质的措施是遵照他的命令搞出来的。
博士。 可是，也许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不错，那件事情是首席参议官提出来的，他借口这样做会给国王获致大量著名的商品；如果国王当时看出这不但对他本人而且对他的整个王国都是利小而遗患无穷，他就可能会及早收回成命了。一个人要是想用一种他认为有效的药物去医治另一个人的疾病，虽然结果证明并不见效，也是不应该多加责备的；也不能说国王陛下并不贤明，因为那时计划尚未实施；也不能责怪国王的父亲，说他不该预料这种措施不会带来损失而会给他自己和他的臣民带来商品，虽然结果是事与愿违。
爵士。 那么你显然以为硬币的这种改变是物价普遍高昂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啰?
博士。 而且，毫无疑向，就我们已经谈到的上述许多灾难来说，硬币的改变是一切灾难的最根本的原因。除了这件事情的根由本身十分明显而外，经验和证据也使人对它看得更加清楚；因为这种物价上涨的现象甚至是在改变硬币之后才开始发生的；新币一出现，各种物价随之上涨。这是确实的，目前残存的为数不多的旧币可以作证；因为你们在对内或对外贸易中想用与旧币数量相同的新币买进任何同样多的货物，所以，当新币的分量减少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沸沸扬扬地传说这件事情。由于物价的这种上涨并非在所有的人手里形成统一步调，有些人便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另外一些人就有巨大的收获，这更使人们对硬币的改变怨声载道。总之，我认为硬币的改变是外国人开始以高价向我们出售商品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又使所有培植任何农作物的农民和佃户也同样高价出卖他们的商品；由此而产生的物价上涨的情况使乡绅们提高他们的地租，并把农田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以争取改善供应的条件，结果就把更多的土地圈了起来。
爵士。 对于所有这些事情，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呢？
博士。 现在你自己就会看出办法来了，要是正如我的看法，硬币的改变是其真实的原因的话；我知道，任何差错是没有办法改正的，除非通过另一位头脑清醒的议长或依靠学问来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采取第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国家（当它令人满意的时候）来物色一位议长，或者利用我们认为社会秩序良好的另一国家作为借镜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如果另一种方法、即靠学问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中我们的心意，我们就一定要找出这些结果的原因，而我们在理解了真正的主要原因之后，就可像我常说的那样，排除其随之要发生作用的后果。
爵士。 我请你把你的计划明白地告诉我；你想排除的是哪些原因，这些事情怎样加以补救。
博士。 即使遭到反对，我还是要说，如果你不喜欢我提出的方案，你就告诉我你对此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并可拒绝接受我的意见；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案或其中的任何部分，那你就随意采用好了。我的意思是说，目前流通的一切硬币应当仿照现今已经不再流通但人们乐意接受的某个时期的钱币铸造，对其原料的核算也一模一样；从此以后，就只准那种旧币或按照其同样的价值、成色和名称铸造的新币在市上流通；这样，我们的硬币便完全恢复它旧日的等级和优良程度了。
爵士。 我国的全部财富还无法在不久以后立刻做到这一点，除非是慢慢地逐步加以改进，今年做一点，明年再做一点。
博士。 你这是什么意思？
爵士。 我的意思是这样，今年每格罗特改进半便士，明年再改进半便士。
博士。 你可千万别劝国王这样做，因为这一类办法已经加重了国王的负担，而问题并没有丝毫改善。
爵士。 怎么会这样呢？
博士。 噢，如果你说的是一种方法，我就要向你这样指出。如果国王决定对我们手头正在流通的这种硬币作一些修改，在今后铸造他的新币时在每一枚硬币中增加1便士或1欧布鲁斯这样一部分的价值，你就会承认，当那种硬币广泛地流通开来时，其价值将比我们眼下流通的硬币提高1便士或1欧布鲁斯。
爵士。 是的，毫无疑问。
博士。 那么另一种硬币不是也照样到处流通吗？
爵士。 是的。
博士。 既然这样，当金饰匠、商人和其他加工金属制品的技术人员看出一种格罗特优于另一种格罗特，但他们还要像接受较好的硬币一样接受较次的硬币时，难道他们不会总是把较好的格罗特贮存起来，改作别用，同时因为较次的格罗特仍然到处流通而把它用出去吗？是的，毫无疑问，甚至他们近来在对待新的金币时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感觉到，新的金币比那具有对应价值的新的银币质量高，于是，当金币刚离开造币厂时，他们就立刻把所有的金币挑选出来放在一边，留作别用；所以你手头掌握的硬币几乎依然如故，增值不了多少。这样，国王陛下就会在财富方面受到蒙骗，原来的意图完全成为泡影；这纯粹是因为两种硬币之间缺乏应有的比例，一种硬币的成色比另一种好。另外，我还要照原来的打算给你说明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如果国王陛下突然收回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一切货币，发行一种质量较好的硬币，但并不像旧币那样纯正，那么，我认为国王的铸币工还是会欺骗他的；这是因为，当铸币工把几种金属混在一起，不能按正确的比例配合起来，而又没有决心要使每块硬币符合同一种硬币的标准时，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施展欺骗伎俩，利用那种不稳定性来牟取他们的私利了。如果他们在1盎司或2盎司里面做了手脚，那么他们可以说：我们熔入的黄金或白银是够多的了；要是这一部分不合标准，另一部分就会得到补充。所以他们决不会费精劳神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只有听任他们凭良心办事了；但据我看来，他们似乎会心安理得的。然而，这种办法不过是修修补补；结果是补了东墙，塌了西墙。
爵士。 什么，国王会使格罗特减低成色，并使他的其他一切硬币步其后尘？
博士。 到时候所有的问题都将归结为一个问题；我可以把12盎司黄铜和1盎司白银同等看待。任何君主都没有权力使1盎司白银与2盎司白银的价值相等，对于黄金和其他任何金属也是如此。我还可以把1枚半便士称作半便士，虽然1枚半便士名义上应当被称为1便士。是啊，一个人可以改变事物的名称，但你无论如何改变不了它们的价值，哪怕一时改变，也不能持久；除非我们是在想象中的乌托邦那样的国家，因为它同外界的任何国家没有往来。所以就这个问题来说，我很希望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保持正确的、应有的比例，这是因为，如果你容许变更，不管是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你就必然会带来许许多多荒唐的事情；因为虽然君主可以铸造那些与以往的分量和名称截然不同的硬币，虽然它们的质量可以不那么纯正，但是，由于人们在结算生活费用、租金、薪金、债款和捐税时使用那些在此以前惯常使用的硬币，如英镑、马克、诺布尔、里亚尔和先令，并在一切文书上载明这些货币的名称，因此，你无法用别的名称来称呼其中的任何一种，除非你必须在每个人的收入、债务和捐税方面统统作大量的变动；通过改变硬币成色的办法，事情似乎办得很顺利；关于这一点，主要是国王陛下，其次是受他恩宠的我国的贵族和乡绅，可能会得到好处，如果他们把问题考虑得很充分的话。
爵士。 据我自己看来，我觉得你的这番话很有道理，虽然我还不知道何以会出现那样的情况；纵然我现在可以花的钱比十二年前多，我可无法像从前那样管理家务呢。
博士。 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相信你记得我今天早晨跟你说的话，即说明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硬币被称为一切物品的共同衡量标准那一句话。那么，假定你没有收到货币地租，佃户只是付给你某几种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如多少蒲式耳的小麦和多少码的织物；码和蒲式耳的度量法同你当初出租土地时一样。如果蒲式耳和码这两种容积单位和计量单位减去一半，而你所得到的仍是以蒲式耳计算的小麦和以码计算的织物，其数目同以前一样，但是在那样度量以后，少收的小麦和织物还能供以前那么多人食用和穿着吗？
爵士。 减少一半可不行；因为根据你的计算，我得用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物资就要少收很多啦。然而，照你的说法，硬币是个共同的衡量标准，那么它也会像其他衡量标准一样削减很多吗？
博士。 这不但是我说的话，而且出诸于自古以来头脑最为敏锐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就像我以前所说的那样。
爵士。 啊哟，如果那是真的，国王本人就损失最大，其次是他在必要时的主要力量支柱，即贵族和乡绅，再就是其他所有按照这种衡量标准获得收入的人，因为根据旧日的约定，他们只能获得某种数量的英镑、马克或先令。并且我看出，那些按照这种新的衡量标准但仍按照旧的数目付款的人一定得益不小。
博士。 我看出你自己确实体会到这个问题了？
爵士。 是的，毫无疑问，情况一定如此。但我还必须向你请教另一件事情：在法国和佛兰德，铜币、混合币、纯银币、纯金币在市面上一起流通，他们是怎么搞的呢？
博士。 我向你保证，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使每一种金属对另一种金属保持应有的比例，如黄铜对白银为100对1，白银对黄金为12对1。就白银对黄金来说，我认为任何君主都不能凭权力改变它们的比例；因为，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在此之前两千年期间的某一位贫困的君主早就会这样做了；从另一位哲学家柏拉图的时代到现在，也有很长的时间了，他以其卓越的智慧被称为非凡的柏拉图。在他的叫做希巴克斯的对话中，他指出他那个时代白银与黄金之间的比例同上面所说的一样；如今仍然不变，因为12盎司的白银今天还是值1盎司纯金。所以，当1盎司黄金铸成6枚安琪儿时，两盎司纯银铸成的20枚克罗特的价值等于1枚安琪儿的价值。所以，银币所包含的40便士的价值相当于金币所包含的40先令的价值。
爵士。 你还想叫我们回到我们待过的老路上去，可是全部的统治力量正在策划怎样实行变革的方法呢。
博士。 它肯定需要某种精明而有远见的计划；但它并不十分费力，也不会像有些计划那样必然由此产生不便之处；它也不会像那些计划一样，需要手忙脚乱地预作准备，并由于在那种场合硬币也像目前这样遭受灾难而越来越穷于应付；种种事情自然会比较容易地恢复到旧日的贸易轨道，而不致转向少见的或轻率的用途。人们一定会很高兴地体验到从前惯常经历的事情，并甘愿承受某种使其得以实现的痛苦。
爵士。 好吧，那就请你照自己的想法把问题提出来，让我和我的朋友们看看会不会由此产生什么麻烦吧。
博士。 你让我处理一个决不是我的简单才智所能对付的大问题；能够想出办法的，是枢密院或议会的英明首脑，或者是从最杰出的博学之士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人，由他们聚在一起花很多时间来商讨这个问题。我讲了那么多的话以说明这件必须做到的事情，也许已经超出我应尽的责任了。
爵士。 虽然我们在这里私下设想了与整个国家有关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充分发表意见，仿佛我们并不要使人们按照我们的方案实行似的，那又有什么妨碍呢？博士先生，要是我能听到你讲一些非常精辟的道理，那也许是有好处的，因为在我将来担任议员时（我目前还不够资格），我可以在议会发表意见，使许多人仔细听取之后认为受益匪浅；所以你还是把你的计划说出来吧。我们是决不会让它促使我们去采取什么行动的。
博士。 干预国王的事情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这种干预有可能减少他的收益的话。
爵士。 这话不假，如果一个人发表意见的场合确实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并且他抱有那种意图，那倒真是危险的。
博士。 我可不是这样，而且完全存有最良好的愿望；我请求上帝作证，但愿国王陛下终于获得莫大的利益、荣誉和安全；可是有些人也许会说，对此进行的研究工作与我毫不相干。不错，我是个臣民，应当在事实上和策划上不仅对他恭敬，而且尽可能对他百依百顺；所以我要这样来提出问题。假定国王宣布，在下次的米迦勒节 [1] 到来之后，我国的任何硬币都必须按照兑换率折算，否则不得在市面上流通；每个人都应把他的新币送往国王的造币厂，在那里领取票据，国王就据以在下次米迦勒节和圣诞节之间或大致那样的时间按10先令新币折合1安琪儿（诺布尔）的办法给予金币，或者给予按旧价值计算的纯金或纯银，即10枚格罗特等于1盎司白银，6枚安琪儿等于1盎司黄金；请问，这样做会有什么害处吗？
爵士。 噢，如果这个办法得到贯彻，那是根本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可是国王从哪儿得来财富，以应付一切开支呢？要使铸造出来的硬币足以供应全国银钱往来之用，不但国王陛下没有那么多库存，哪怕他所有的臣民把钱财都拿出来，或许也是难以满足需要的。
博士。 我并不否认，将要经过一年、两年或三年的时间，我国才能像从前那样得到充分的供应，而国王陛下为了完成这整个过程，势必有一段时间感到国帑空虚；但困难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严重，不过是开头的时候有点棘手罢了。首先，国王陛下势必会有一部分财富运进造币厂作为试铸新币之用。全国还留有某种硬币，这种旧币如果得到正确的估价，可以作为田赋和地租流入国王手中；另外还留下某种金属板，如果人们能像从前那样换回用纯银铸成的银币，他们是会乐意把金属板拿出来的。同时还可以作出规定，不准将羊毛、织物、锡或诸如此类的商品运往国外，除非买主按照从前的比率以纯正的金币或银币付款。如果国王确实规定人们可以按照比从前低廉的代价或相当便宜的代价购买铸就的银条，他们是会很快就把白银送到造币厂去的。
爵士。 这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有可供全国之用的那么多白银和黄金被送进造币厂或铸成硬币。与此同时，全国人民既然没有足够的硬币，怎么能够做买卖呢？
博士。 一方面以货易货，另一方面利用仍在各地流通的那部分经过校准的硬币，直到有更多的新币被铸造出来为止。
爵士。 在那期间，国王和乡绅该怎样收取他们的地租呢？
博士。 国王可以以他自己的通用货币的形式收取地租；乡绅则向佃户收取其承租土地上生产的、按一定价格估算的商品，作为上半年的地租；到了下半年，应当运交那么多的羊毛、兽皮、锡、铅和其他商品，其数量等于以优质金币和银币的形式向国王和其他一切贵族交纳的地租；因为我认为每个佃户每年都培植某种或其他足够用来向其领主交纳地租的商品。领主们又可省下一定数量的、向其佃户收取的商品，至少能够用来向国王陛下交纳田赋。即使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来帮助完成这一切，仅此一项也会在一年之内聚集到很多的优质硬币，其数量足够供应全国经济交往之用；这是因为，任何佃户都不得不量入为出，地主也不能让每年的支出超过他的收入。如果许多人中间有一个人超支，另一个人就会把同样多的增收节省下来。如果一年的时间不能给全国提供足够的硬币，另一年就会做到这一点；第三年就会使我们像从前一样富裕。一年的收入是不够一位君主或一个国家开支的，所以，正如他们所说的，只能像我们目前这样勉强糊口，但那时还需要有一些贮存，以防战争或荒年之类的意外事件。因为如果我们像以往有过的那样遇到战争或歉收，需要火炮、弹药或外国人的其他帮助，那就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货币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了。同样地，如果我们国内小麦严重缺乏，为此我们不得不取诸于外部世界，那也不是我们的货币所能购买的。因此，既然在目前充裕的年份我们的商品只能换回数量有限的必需品，它们就无法与所需购买的物品求得价值上的平衡。因此，如果战争和歉收一并到来，像从前有过的那样，我们会怎么样呢？不消说，我们将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很可能会遭到外国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如果国内贮存一些财富，那么，即使遇到战争和荒年，我们还是能够支持一年、两年或三年的；因为，假如一个繁荣年份在1000人中共有10万镑的优质硬币，同时又有1000座谷仓，每座存满价值100镑的小麦，那么，他们的货币就能买到所有谷仓里的小麦。可以说，金钱是你想得到的任何商品的货栈，这在我们以前的谈话中已经提到，因为它可以保存的时间最长而不致腐蚀或损坏，在往来携带进行一切交易时最为简单便捷，而且如果它是金币或银币，那就可以到处流通。然而，要不是携带起来感到笨重，我还可以用上述货币买进价值相等的黄铜、锡或铅，因为它们适宜于长期保存，它们的价值是人们所普遍承认的，不过携带起来相当麻烦罢了。如果一个人缺乏伦敦的某种商品，他自己却住在巴威克，同时再假定他有货物可以交换上述的那种商品，并可花不多的费用悄悄地用1匹小马把他那笔价值达100镑的货物驮往伦敦，那么，这种运货的办法岂不是比那需要用1辆运货马车才能把同等价值的另一种货物运到伦敦去的办法轻松得多吗？
爵士。 是的，毫无疑问，但他还应当在这方面采取万全之策，那就是你上次谈到的避免盗劫的问题。
博士。 这话不错，而且，如果他不用车载和马驮，那就万无一失了。
爵士。 在此之前，我曾遇到过一些像你这样的学者，他们声称反对金币和银币的发明人，因为它们是大量谋杀、重罪和祸害的根源；正是钱财这种东西驱使人们去作奸犯科的。
博士。 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抱有那样的态度；他们不仅反对金币和银币的始创者，而且反对铁和钢，因为它们也是人们在彼此之间用以进行大量谋杀和残杀的工具。我真诚地希望在我们中间那么普遍地使用的铁和钢都不致成为杀戮的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抛弃我们的工具和武器，而其他国家却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会自己解除一切防务，听凭它们宰割；再说，如果祸害的根源不在于金币和银币本身，而在于使用不当，但我们却不顾其他国家仍然使用相类货币这一事实，贸然废弃我们的金币和银币，我们就会削弱我们自己而大大加强其他国家的力量。虽然某个私人为了自身的打算起见不妨在妥善使用我们的钱币时尽量拨出一部分，但是为国家考虑，却并不需要所有的人这样做，正如并不要求所有的女郎都当修女一样，虽然有些人作为个人的行动是可以这样做的。
爵士。 我曾听说在此之前有些君主用皮革制成货币，必要时把它投入市场流通。
博士。 你最好还是说那是在一次特别急需的时候，而且为期甚短；可是我在书上只看到有一个人这样做过，他名叫弗雷德里克，姓伊诺巴布斯，是阿尔曼的一位皇帝，大约生在公元1193年。他在进行一次战争时把钱财统统用光，手下的士兵准备离他而去，这时他迫于亟需，打制了皮革货币，每块订上一只有他自己的标记的银钉，希望他的士兵暂时把它们接受下来，以代替优质的硬币，并答应在战争结束后一定让他们凭皮币换取优质的流通货币。他利用这个办法留住了他的士兵，完成了他的事业；随后他收回皮币，换给他们优质的硬币。所以，如果君主们遵守信用和履行诺言，必要时就可在他们的臣民的中间作出了不起的业绩；如果他们不那样做，财政拮据的局面就会迫使他们从外国人的手里寻求支援而最后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像经验在不久以前已经表明的那样。
爵士。 可是我们还是接着讨论原来的话题吧，如果国王像你所说的付出优质安琪儿来换取带进造币厂去的每枚10先令的新币，他一整年的收益就会入不敷出了。
博士。 一年的收入经过妥善安排的消费后可以节省10先令；用一年或两年的租金买进土地，是一笔正当的交易。如果国王陛下把优质的新币安琪儿交给他的臣民，换取目前流通的诺布尔，他就可以说是仿照弗雷德里克的办法行事了。国王曾在较长的时期使用他臣民的硬币（有理由和必要这样做）；但不仅如此，他还根据他的法令获得第三部分，即仅以1个诺布尔换取10个先令。
爵士。 那么，如果人们设法把他们的硬币铸造出来，其目的不求得到多少利益，甚或无利可图，只是为了工人有工可做，那么，原来靠铸币获得很大好处的国王陛下就会照你的说法遭受很大的损失了。
博士。 所以我相信那些伪币制造者会欺骗国王和他的顾问。可是我会在这方面相信他们，正如他们以前同样作出保证和不履行诺言时我还相信他们一样，那就是相信他们怎样能够用铜铸成银币，用银铸成金币；这种事情不管他们完成得多么顺利，我还要告诉你，这很像一场空梦，运气适得其反；因为他们在那期间已经把我们的银币变为铜币，把我们的金币变成莫名其妙的东西。然而有一方面我必须承认，他们已经把我们的铜币变成银币，把银币变成金币；那就是说，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但与此同时，他们已经耗竭了君主的财源，他那作为国家而存在的金库；这类似经常愚弄私人的炼金术士，那些人保证他们能够得到成倍增加的黄金，而实际上却把它减少了；但是他们还哄骗说黄金仍旧在不断增多呢。这样，硬币的数量是增多了，但价值又减少一半。因为他们抛出两个硬币以代替1个，于是原来的1个就抵到他们所抛出的那种硬币的3个的价值。虽然他们企图使君主相信，一切得来的收益归他所有，但大部分的收益却粘在他们自己的手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金属之间的比例很难断定，根本测试不出来，国王手下的官员也无法公平地责成他们保持某种标准；如果他们铸造硬币，那并不会像表面看来那样对国王有利，而是大部分的纯收益将归他们所有，正如从前到了炼金术士和所谓增值者的手里一样。这样一些人似乎具有或者已经具有了不起的技艺，能够怎样暴富起来，仿佛他们就像俗话所说已经找到了魔法戒指似的。这可以从我认识的一位名叫奈特的诚实君子的身上看出来，他开始在造币厂工作，后来我听说他继续留在那里，大约不过两年，就生病死了。可是，由于他是个颇有良心的诚实人，他在病床上理解到他担任造币工人所得的钱财大大超过应得的酬金，于是我听说他就确实把1000马克遗留给国王，以赔偿他曾经从国王那里获得的非法收入；很像从前有些人把他们忘记向教会交纳的农产品什一税补交给当地的教区教会一样。那么，既然这样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这笔钱财，另一个在谋取财物方面没有良心的人又会干出什么勾当来呢？可是，姑且先来回答你的反对意见；当国王的铸币回到他的手里时，他所得到的好处远远低于他每年丧失的岁入、关税、特别津贴、罚款和诸如此类的收益。
爵士。 好吧，如果我们照你的计划规定，所有的人在下一个米迦勒节以后必须按纯金或纯银的旧币交纳一切税款，那么我要这样来论证这个问题：由于硬币的价值提高，一个人曾经按每年收入10镑的估算买进了一片土地，而那片土地在硬币升值以前每年只值20诺布尔或6镑13先令4便士，其数额不超过目前如果改革硬币使其恢复到旧日价值时所得的数额；他和其他这样的人在我国为数颇多，他们该怎么办呢？如果他们不得不按照旧币的价值每年付出10镑，他们就很可能要完蛋了。
博士。 你对那种情况倒记得很清楚。如果不出现那种情况，许多人就会遭受很大的不便。虽然让少数人在那种情况下付出这样的数额，一般说来并不像全国各地的地主在其按目前硬币的价值收取地租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伤害；但是，由于这种事情可能很容易做到，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凡是拥有任何土地或农庄的人，从硬币增值起，要从米迦勒节以后为他们应付的每10先令支付按照旧安琪儿价值计算的经过纠正的硬币1安琪儿。于是，无论是佃户或地主就不会忧心忡忡或改变交易的条件了。
爵士。 那我就这样来论证这个问题。要是一个人如今不得不在下一个米迦勒节到来以后付给另一个人100金镑，他就必须以当时流通的硬币支付，这种硬币每100诺布尔的价值将高于最初订立合约时100金镑的价值；于是他就会无缘无故地蒙受很大的损失，因为他要以目前流通的硬币付款。这样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博士。 甚至会像以前另一个例子那样作出一项类似的规定。那就是这样的债务人应当根据硬币增值以来订立的任何借据，为他们所欠的每10个先令支付1个安琪儿诺布尔。所以，根据上述借据，他应付100金镑的债务可以用这种改变后的硬币偿付100马克；这样，双方都没有怨言。
爵士。 那些租借土地（从事农业）或在硬币增值以前出具借据举债的人该怎么办呢？
博士。 至于说到在硬币增值或改变以前出租的土地，或者与此相类似的经过双方承认的债务，谁也不应当因为要按旧的币值付款而发愁；因为这时并没有另订契约的打算；但是，当硬币初次发生变动，使所有的贵族和乡绅感到苦恼时，他们就不采用这种条款了。所以，与此相类的其他问题也许会在事情发生变动而不是恢复原状时出现；这是因为，在制定任何新的法令时，不可能使它十全十美而无损于具体的个人。正如元老院议员塔利 [2] 这位政治家所说的，只要法令对大部分有利但对极少数人有害就够了。可是，这类问题出现时是会得到应有的考虑的。因此我要把我简单的意见告诉你，说明我认为怎样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改变这种并非出于天降而是由我们自己造成的物价普遍上涨的现象。当上帝有意使我们要按较高的价格购买小麦、牲畜或其他重要物资时，人类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挽救的，而只有求助于祈祷和改变生活态度，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惩罚是一视同仁的。
爵士。 如今你已经精辟地谈到了这种物价上涨的原因并充分地提出了改正的意见，我对此都深感满意。我再请你向我指出针对这些大规模圈地活动的补救办法吧，因为全国国民对圈地颇有怨言，并且长期没有平息。你已经深信圈地是全国土地大片荒芜的根源；人们依靠牧场获得的好处早就超过了依靠耕作得来的利益，因此他们纷纷把农田划为牧场。现在我倒想听听还可以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因为我不仅在地方议会而且在伦敦的议会里长期听人谈起这个问题并屡次加以思考，但找不到有效的补救办法。
博士。 在全国议会和地方议会那么多贤明人士之后，如果我要自告奋勇去纠正这件他们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并找到一项他们没有能够发现的补救办法，我就可能会被认为是狂妄自大了。
爵士。 可是请你把自己对此的设想告诉我吧；这是因为，虽然你还没有想出改正那个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你这样做肯定不会带来什么耻辱，正如我所谈到的那么许多贤明人士也不会因为没有想出良策而丢脸一样。
博士。 你说得很对。由于我在本来会把它当作一项法律的这个方面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或者作出什么判断，除非是作为某种动议供别人考虑，让他们根据自己更为明智的见解认为合适的取舍来接受或者拒绝；所以，既然承蒙你耐心听我冒昧地述说了这么多，我决不在这方面吝惜吐露我的想法。但我仍然必须保持我讲过的立场，那就是要探究这些圈地的真正原因，然后设法排除这个原因以补救其造成的不利局面。
爵士。 那就请你这样办吧；因为据我看来你所说的话似乎是非常合理的，同我有一次患寒战时听医生对我说的话相一致；那时我问他，为什么他要给我吃泻药，使我比以前更加虚弱，因为我的体质已经够弱的了，并且说，你应当给一点使我强壮起来的药才好。于是他回答我说，暴怒是我生病的原因，他给我那剂泻药是要避免这些情绪，一旦病因靠此得到排除，我的疾病就霍然而愈了。所以我请你在这个问题上利用你惯常的谈吐方式，告诉我这些圈地的原因吧。
博士。 我以前在我们花园里的交谈中给你指出过我认为什么是圈地的根源，并部分地谈到了纠正其弊害的办法。
爵士。 我们中间的其他几位当时也说出了他们的设想；但现在我要请你说明，你认为所有那些原因中哪一项是这个问题的必然的和真正的原因。
博士。 老实告诉你，我认为贪婪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能够想出办法使所有的人不再贪婪吗？不能，正如我们不能使人们没有愤怒、没有欢乐、没有恐惧和没有各种感情一样。那怎么办呢？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杜绝人们贪婪的机会。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看到依靠这些圈地比依靠农艺更能产生大量的钱财。杜绝贪婪的措施可以通过我要告诉你的两项方法的任何一项来实现：或者减少人们依靠放牧获得的钱财；或者提高农业的利益，直到农田的占有者像牧场主一样认为稳妥和有利可图为止。柏拉图说，每个人都是生来就贪财的，只要他发现哪里可以挣钱最多，他就会乐意到那里去一试身手。我以前指出，光是牧场主从10英亩牧场得来的收益就多于农民从耕耘20英亩耕地得来的收入；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放牧只需要花费少量的费用和劳力，而这两项在耕作农田时却要消耗雇主的很多收益；固然，10英亩耕地一般说来会比20亩放牧地给主人和他们所有低微的雇工带来较多的好处。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是，牧场上饲养的不论何种牲畜或家禽都可在国内和海外自由投放市场，以最高的价格出售。由耕耘培植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因为耕耘需要支付雇用仆役和劳力的大笔开支；如果哪一年小麦的价格暴跌，出售小麦的收入就甚至会不敷耕作的费用；再说，如果国内或国外的行情上涨，可怜的农民也不能随意出售他们的小麦，因此他们以后就决不会有什么兴趣来犁地播种了；这种情况使每个人抛弃农作而开始从事放牧，于是就产生所有这些圈地的行动。
爵士。 那么该采取什么办法来纠正这种情况呢？
博士。 呃，关于第一点，即涉及耕种和放牧之间费用不相等的问题，那从各方面看都是无法补救的，因为两者的性质所要求的条件截然不同；所以，拉丁语的放牧含有便于饲养的意思；但另一件事是可以补救的，即不妨让农民始终有充分的自由在国内和国外任意出售小麦，就像畜牧业者可以随便出卖他们的产品一样；这样做就会使农民比较愿意使用他们的犁了。当一方看到另一方兴旺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将把放牧改为耕作。虽然这样做会使市场的行情暂时看涨，但它将使人们利用更多的耕地，因而生产出更多的小麦；这在国内丰收的年份可能会带来很多财富，而在歉收的年份也会像我以前指出的那样足够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用。因此，钱财会诱使他们使用耕地，当然还有其他特殊的照顾会促使他们这样做。我在书上读到，我国从前有这样一条法律，如果一个人由于过失而违犯了那条法律，他可以从事农活以求庇护。还有，务农的职业在罗马人中间负有光荣的声誉，在罗马常有从农民当中选拔执政官的；这类执政官在任职期满时并无不屑于重操旧业的想法。还有什么行业像农业这样对于人的生活来说更加必要和更加有益呢？在一切行业中有哪一种行业像农业这样无需有多么高超的技艺呢？并且它现在是怎样受人轻视的呢？是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贬低它的价值，那些最近得势的贵族干脆把农民当作乡巴佬、恶棍或奴隶，而他们中间哪怕是最傲慢的人也要靠农民生活哩。所以我心里存在着疑团，不知道是否还会有人（虽然受到侮辱和轻视）愿意从事农艺；因为荣誉促进一切专门技术，而耻辱也一定会使它们衰退。因此，如果你想使农业振兴起来，你就必须加以尊重和扶植；那就是，要使农民能够靠此获得正当的收益。既然那种收益应当流入农村，为什么你要为此感到生气呢？另一种方法是减少畜牧业的商品量；当任何税收必须归诸国王陛下时，如果还应当对土地课税，那么对1英亩牧场征的税就应当同对两英亩可耕地征的税一样多；否则就对未经加工运到海外去的羊毛、兽皮以及从牧场饲养出来的东西课以重税，同时也对运到国外去的小麦征税。这样，由于提高了耕种的利益和抑低了放牧的利益，我相信从事农业的人必将大量增加，从事畜牧业的人将相应地大量减少；从而那些圈地就可以打破了。还有一件从前在我国国内确定下来的事情，这件事情由于一直没有改变，也将产生作用；那就是，只要人们在共同的田野上一起参加农业，他们各自拥有的一部分土地犬牙交错，那么，虽然他们有那种心愿，他们也是无法把上述田野的任何部分像现在这样长期围起来的。可是，近来有许多人发现放牧比耕耘获利较多，已经设法购买他们四周乡邻的土地，或者拿此处的若干英亩土地向他们换取彼处的若干英亩土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全部土地合并成一片，用篱笆围起来。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后果，我确实认为那是由来已久的规定，即每个佃户租用的土地不是在一块地里连成一片，而是同他邻居的土地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既然这里有3英亩，他的邻居也得有3英亩，再过去一点，他另外还有3英亩或4英亩；我国登录在卷的佃户租用土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说，大部分是按照类似的方式分配的；我认为这种安排最好能够继续下去以避免上述圈地的现象，从而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爵士。 如今你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你关于物价上涨和圈地现象的意见，我还要请你告诉我，你认为本国的一些优良的城市以及一切桥梁、公路和医院衰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补救和恢复原状呢？这些农民和乡下的居民觉得各地并不缺乏农田，而城市居民和市民则发现他们的城墙之内也有很多农田哩。
博士。 由于我已开始毅然说出我对这些事情的想法，我是一定要把话讲完的。据我看来，我觉得上述城市在此以前所从事的一些有效的行业是他们过去发财致富的根源，而他们放弃那些行业是上述城市凋敝的原因。因此，如果那些职业在上述城市得到恢复，他们从前的财富是会源源不断地回到他们的手中的。
商人。 我深信若干行业的凋敝就是那些城市的凋敝。可是我要请教，那样一些行业凋敝的原因是什么呢？
博士。 听我慢慢道来；当人们对于邻近集镇的范围内制造出来的东西感到满意时，我们的市镇和城市里的那些人就受到触动而奋发起来；我知道，当人们对于邻近市镇里制造的便帽、礼帽、腰带、针绣花边和各种服装感到满意时，他们是会产生那样的情绪的；于是许多城镇都忙碌起来，紧张地开工生产各自的产品，而购买这些商品的货款则留在国内，并不外流。如今一个地区哪怕最穷的年轻人也不会满足于家乡附近制造的皮带、皮绳、手套、小刀或匕首了。特别是任何乡绅不会满足于购买本乡本土制造的便帽、上衣、紧身上衣、紧身短裤或衬衫，而是必须要从伦敦采购他们的衣服了；然而很多东西不是在那里而是在海外制造的；因此我们好些城镇的技工就无事可做，伦敦，特别是海外城市的一些行业甚至专门为了从我们身上谋取利益而日夜开工。所以我希望设法制止从海外输入那么多没有什么价值的商品，尤其是那样一些可以在我们这里的自己人中间制造的东西；否则也可以把那些东西全部省掉，或者尽量少用；例如这些玻璃杯和镜子、色彩鲜艳的衣服、香味手套、匕首、小刀、别针、针编花边、服装上用的装饰金线、纽扣以及千百种其他类似的东西；还有像丝绸、酒类和香料，如果大量减少输入，也毫无关系。但是，我特别希望不要使用海外任何以我们的原料如羊毛、兽皮、锡等制造的、返销到这里来的商品，所有这些东西都应在我们国内加工。如果我们能够安排自己的人民来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让外国人染指，那岂不是对我们大有好处吗？我相信，我国可以安排两万人就业，从事生产工作，而目前在国外制造、在这里穿戴的东西是由国外运进来的；可是那些东西完全可以在这里制造。难道国王陛下不乐意得到帮助，从而可以终年供应1000人的生活而不必由他自己负担费用吗？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可以在这里制造的，不仅足以使那么许多人有活可干并为国家尽力，而且足以为其他方面效劳；如制造各种织物、毛线、床罩、地毯、挂毯、针织袖套、男用紧身短裤、裙子、礼帽、便帽；其次是白色和棕色的纸张；羊皮纸、犊皮纸和各种皮制品；手套、针编花边、腰带、缝制紧身皮上衣用的皮革；还有用我们的锡制造的各种器皿；以及各种玻璃制品、陶罐、网球、餐桌、纸牌、箱子，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东西；还有匕首、小刀、锤子、锯子、凿子、斧子和诸如此类的铁制品。现在我们从外国人的手里购买所有这些东西，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使其他国家的许许多多人有工可做，他们的工作用品和工资由我们负担，而所有这样的开支都可在我们国内节省下来；对此，难道我们不觉得羞愧吗？这笔资财不应当从我们方面拿走，而是应当回归到原来产生它的地方。在建立那些行业时，我愿意促使人们选择和爱护其中最能把商品和钱财挣回国内的行业。你必须考虑三种行业：一种是把钱财送往国外；第二种是并不把钱财送往国外，也不挣回钱财，但它把所得的钱财用于本国；第三种是能把钱财挣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属于第一种的，有酒商、妇女冠帽首饰商、缝纫用品商、绸布商、毛织品商、杂货商、陶瓷器商等这样一些贩卖外国制造的任何商品给我们的商人；他们确实只是使国内的钱财陷于枯竭。属于第二种的有葡萄酒商、卖肉商、面包师傅、酿啤酒商、成衣商、鞋匠、马具匠、木匠、熨衣工、泥瓦工、铁匠、车工、桶匠，这些人不把钱财运往国外，也不赚取国外的钱财，而是就在挣钱的地方花掉他们的收入。第三种是这样一些人：织布工、制帽商、毛线纺织商、白镴冶炼商、制革工人，他们都有一定的技术，并且根据我的推断，他们或多或少都给国家挣来外国人的钱财。因此，鉴于这些技艺颇有用处，它们就应当受到爱护；如果哪里没有这些行业，就必须把它们建立起来；还有其他一些专门技术，如制造玻璃器皿，制造刀剑、匕首和一切钢铁工具；还有制造饰针、针编花边、饰带、麻纱以及各种纸张和羊皮纸的技术。我听人说起，考文垂市在此以前最主要的行业是制造蓝线，于是那个城市甚至只靠这一行业就富裕起来了；而现在我们的线团却都从海外运来；因此考文垂的这个行业立即衰退，城市本身也一落千丈。布里斯托尔港也是如此，它本来拥有的一项制造针编花边的庞大行业，是该城训练出来的最主要的行业。虽然这些只是现有最简单轻松的技艺中的两种，但那两大城市是靠上述那些技艺来维持的。我在威尼斯听说，现今整个欧洲大多数繁荣的城市只要知道有任何精于某种技艺的名工巧匠，就会千方百计引诱他们到它们那里定居；因为人们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有用的市民会给一个城市带来多么可观的钱财，虽然他本身并不从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商品中获得利益，还只是过着穷苦的生活罢了。例如，一位毛线精纺工给他所居住的城市带来多么大的一笔财富，许多人又怎样在他的指引下谋得生计，关于这些，诺里奇的情况可以充分提供证明，因为这个城市依靠几位毛线精纺工已经变得相当富裕了。关于制造服装和便帽的行业，情况也是如此；可是，虽然其他城市确实在罗致优秀的技工，我们的人却会把他们排斥出去；我了解一些如织布工和铁匠之类的优秀工人，他们从国内若干陌生的地方来到一些城市，想要在那里建立他们的行业，但由于他们不能自由行动，特别是因为他们比那些城市的任何工人都出色得多，人们就不准他们在那里开工生产。这些行业在那些城市里都有组织，它们不准任何人从事它们的工作，除非他们先加入进去，成为组织的成员。
制帽商。 你认为外乡人在一个城市或城镇可以像那里的学徒一样自由采取行动是合理的吗？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谁也不会愿意充当徒工来学习任何行业了。
博士。 我并不是说他们应当都有相类的自由活动权或特权。但是，正如一种手艺造成一个城镇或城市的某个行会那样，我也愿意促使人们重视本城市的财富，而不要过分重视一种手艺或行业的利益或特权；这是因为，虽然通常只有行动自由的人才被容许到那里去工作，但是，当某一种行业的一位技艺高超的工人来到时，他凭自己的知识不但可以给该城同一专业的工人传授本领，而且还可以给该城带来很多利益；在那种情况下，我宁愿使私人的自由权利和特权让位于公共福利，希望人们重视上述工人的长处而乐于容许他在该城享有行动自由的权利，并不为了他初到或初次开业而向他索取任何费用。是的，看到一个城市趋于衰落，缺乏技工向该城提供除了有时在那里顺利开展的个别手艺之外的其他手艺，或者由于该城的地理位置和有利条件而有可能繁荣起来，我就希望从其他有基础的地方吸引较好的手艺工人来到那些衰败的城市定居，给予他们行动自由的权利，还要免费供应住房，或从城市的公共贮备中贷给一些原料。当那城市有了相当数量的技工时，就要阻止外国工人的到来；但是，当该城缺乏技工居民时，任何恢复其繁荣的政策都不应遣走外乡的技工；因为所有城市的大部分是由各种各类的工匠维持的，特别是要归功于那些制造外销商品因而能够挣回财富的工匠；例如服装工、制便帽工、毛线精纺工、制礼帽工、针编花边工、扣针工、白镴制品工、铸造工、各种铁匠、刀匠、制手套匠、制革匠、羊皮纸制造匠、腰带制造匠、钱袋制造匠、造纸工、制线工和许多这类的工匠、车工、编织工和诸如此类的工匠。至于纺织品商和缝纫用品商、酒商和杂货商，我看不出他们在一个城市里有什么作为，除非是给5—6户人家找到一种谋生之道，而不是使那些比这多1倍的人家受困于贫穷；但是，由于人们需要丝绸、酒类和香料，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花钱买这些东西总比被迫到远处去采购来得方便。至于像我已经提到的其余的工匠，他们既不把钱送往国外，也不从外国挣钱回来；如裁缝、制鞋工、木匠、熨衣服工人、砖石工、泥瓦工、屠夫、食品供应商等等。还有，如果我们的许多城市能够作出规定，除了并非真正在当地加工制造的商品而外，所有制造出来的商品都给打上特殊的标记，那么，它们的衰败情况就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再则，凡是住在各个城市之外的技工，例如漂洗工、制革工、服装工这样一些不能为了本行业的方便起见迁往某个城市居住的技工，只应限于在某个合适的城市得到纠正；他们不得出售任何产品，除非得到他们被限定进入的那个城市的批准和确证。通过这三种方法，也就是说，首先是阻止海外制造的商品流入我国销售，因为那些东西是可以在国内制造的；其次是限制我们的羊毛、锡、兽皮和其他商品在未经加工的情况下运往国外；第三，经过合适城市的纠正，使那些住在乡间制造产品的技工可以到外面推销商品，这些商品在出售以前应先由该城市进行检查并开具证明；我认为这些办法可使我们的许多城市不久就恢复原有的财富，或者更富裕些。
爵士。 现在我要请你谈一谈你所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怎样可以消弭那些意见分歧的问题，因为意见的分歧使人民深感苦恼，在他们中间造成严重的骚乱和分裂，其表现形式为邻居与邻居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发生争执；这种事情比以前所说的世间财物的损失更加可怕；如果我们不像现在这样穷困，但彼此意见融洽，我们就会在短时期内重新完全控制我们自己。
博士。 你说得很对；大家意见一致，软弱的组织会增加力量并逐渐壮大起来；反之，彼此不和，坚强的组织也会逐渐变弱；完全可以这样说，实际的情况表明，每个王国如果本身陷于分裂，就必然会变得满目凄凉。因此，我不免要向你抒述鄙见，说明如何可以使我国避免发生这么大的祸患。并且我还要利用一种行业来探索根本的原因，并指出排除那些原因的办法来说明补救之道。我认为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那些宣讲基督圣训和玄义的牧师以及你们作为教徒所犯的过错。首先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我们已经逸出了自己应有的道路，脱离了自己的正常状态和违背了自己的信誓，而醉心于种种放荡的行为；不仅染上了世俗的恶劣习惯，而且在傲慢、贪婪和淫欲方面远远超过世俗人等。因此，你们这些俗人在我们的一举一动中看不到优点，并且实际上认为我们不配担任领导和牧师，或者觉得你们不应当再相信我们的教诲，因为我们的教诲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天壤之别。于是你们就自告奋勇，担负起并不适宜的判断精神问题的工作；其结果是棘手的事情接踵而至。只要我们教会的这些牧师的行动和谈吐同我们的教义相吻合，那么所有的人，不错，世界上那些最伟大的君主和最贤明的人士，就会喜欢我们的教义，在有关精神问题上遵从我们的意见。由于我们背弃了力求生活得尽善尽美的原则，我们不再受人信任，我们不道德的生活使基督的神圣教义遭到了诋毁。这样我们就已经举出了产生这种弊病的第一个原因，你们也已把它当作引起各方面不和的手段。虽然双方在那一点上措施都很欠妥，补救的办法却应当从这种弊病的根源入手，而我认为根源就在于我们，即在于牧师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指路人。老实对你讲，正如我不掩饰你们的过失一样，我也并不隐瞒我们的错误；除非我们首先实行自我改造，我没有多大信心会看到宗教方面彻底消除这种普遍的分歧和分裂；由于宗教当局暂时感到满足，那种分裂的局面也许会得到消除，但它肯定会重新出现，除非我们首先实行自我改造。
爵士。 啊，我认为你们已经得到很好的训导和纠正了缺点，同时，正如你们以往有充分的理由来改正错误一样，你们已经拿出许多钱财，每年或永久地承担以津贴的形式给予牧师的薪给；此外你们还需要有什么样的改过自新呢？
博士。 是的，毫无疑问，如果说自我改造已经起到作用，我们所受的谴责也够多的了；但是，有些老师并不采取严厉训斥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他们收到的效果倒反比屡施鞭挞来得好。而且，有些学生在不受打击的情况下改造的结果往往优于其他学生。现在你们和我们的做法是这样：你们打击多而施教少，我们又是另一种情况，即虽然我们并不把鞭挞放在心上，所学到的东西同样不多。这是因为，虽然我们已经受到那些惩罚，即申斥、辱骂和揭露我们的缺点，但不妨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已经自行改正过来；是的，特别是在我们明显的责任方面，对此我们受到上帝的律法以及我们的教规、法律和法令的约束。我们还有多少人已经凭借我们提供的牧师薪给安于其位呢？那种薪给不仅以上述法律和法令为依据，而且有赖于我国的法律所规定的重罚。当我们如今不大能够履行向牧师提供薪给的义务时，有多少人不像从前那样处心积虑想不断增加我们这方面的负担呢？如今在承认牧师和其他神职人员的地位问题上有什么更好的考验或检验呢？我们的主教作过什么比较正确的探索，接纳一些高尚人士来给他们医治精神上的创伤呢？现在他们走访教友，是否比以前更好地执行我们的宗教法规呢？另外，我们的高级教士和主教在发表言论或履行其他职责时如今比以前表现出什么较好的殷勤和积极的态度，或提供什么比较有效的帮助呢？难道他们现在不是像过去那样蛰居在自己的远离大教堂的宅第里和庄园里吗？岂不是一年中间难得看见他们有一次身临他们的主要教堂，但他们却理应常驻在那里吗？由于上帝给予他们所有这些灾难，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适宜于宣讲上帝的旨意吗？可是他们两眼漆黑，看不到他们为什么遭受这样一些惩罚，而猜测那是由于其他的缘故；想当然地认为问题在于世俗人等的贪婪，企图占有他们的财产；或者在于人们为了在教会人员的手里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而怀有的憎恨；或者为了对罗马主教的敌意；或者为了不能忍受教会的惩罚；或者是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其他这类原因，认为对他们的愤怒不久就会自行平息。但我祈求上帝使这种愤怒的情绪不致进一步滋长起来，因为我担心，除非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否则它是会愈演愈烈的。当人们要从他们汗流浃背地花费艰苦的劳动得来的收入中交出十分之一，而又换取不到任何精神上的安慰或身体上的舒适时，他们怎么会愿意呢？当俗人看到我们在其交纳教区什一税之后所给予的利益不如他们自己用来谋取的利益时，他们还会有什么顾虑，不把那笔钱留在自己的手里呢？当人们看到我们的教义在生活中不起什么作用时，他们还会相信它吗？人们如果看到我们的人员缺乏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还会尊敬他们吗？至今我所谈到的不过是法律和法令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弊病；现在再让我们略为谈一下除了一切法律规定者外我们自己想要获得的钱财；在这方面，我们企图谋取的不应归我们所有的钱财愈多，我们丧失的应当归我们所有的钱财也愈多。除非我们为了如此神圣的或者由上帝随意制定的圣礼设法筹措一些钱财而外，还有任何类似这样的圣礼吗？然而基督叮嘱我们要慷慨地拿出我们轻松地获得的钱财。就有关圣餐面包和红酒的最神圣的仪式来说，难道我们没有像小贩那样把它们大量地或少量地卖给群众吗？我们滥用宗教仪式的行径已使虔诚的圣餐礼丢尽了脸。难道那是婚姻的结合，我们可以由此得到继承的财产吗？不，也不是像洗礼仪式，而是或多或少成为我们赖以增值财富的一种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忏悔仪式也是给我们带来利益的重大手段；在这悔过赎罪的过程中，我们叮嘱人们以种种名义向我们的各个教堂贡献财物。我还认为确实并没有颁布什么命令，但有一些费用却流入主教管区的副主教及其执事的腰包。因此，怎样出卖悼歌和祷告文的行径不是遮遮掩掩，而是显然对出钱最多的人特别卖力，照顾备至。然而，如果说宣读祷告文仪式曾经保证可以得到事先不加规定的、自愿的布施，我认为那也没有什么错误；但它像节日那样，机会有限，不能随时利用；因此他们频繁地进行那种仪式，不是出于虔诚，而是为了敛财，同时由于数量太多，不能以这种举动的价值受人尊重。但我认为还是应当对牧师表示尊敬。我所贬责的，只是我决不能容许的那种买卖宗教仪式的举动；不，我更加不能容许的是人们可能对其产生怀疑的任何类似的行径。所以，虽然复活节圣餐桌边的集会每天有四次供应面包和红酒，我仍然希望在那个时候避免募捐；尽管牧师、教区牧师或监理将因此丧失一些收入。我认为，与其让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损伤，还不如丧失一点金钱为好，因为上述的举动可能会使那个人的心灵感到不安；他也许会觉得自己不应当接受圣餐，除非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当穷人向别人乞求一点钱以便离开圣餐桌时，我们听到他们说些什么话。这种募捐同圣诞节晚上和其他一些大规模的募捐一样，在此之前深为人们所不满，他们要求改革，但毫无变动；于是随之而产生很大的麻烦；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充耳不闻所有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仿佛它们同我们无关似的。大家对这些彰明昭著地违反法律和教规的事情，如牧师的高级住宅、异常高的俸给、经常任意举行的圣礼，感到痛心疾首；如果不加改革，我们怎能有希望改进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奥秘关系呢？就我们的言论和举止来说，有根据我们法律和法律顾问的权威意见制定的最神圣的传统条件，因此所有的副主教每年都应当亲自视察他们的管区；主教应当每隔三年视察他们的管区，了解一下在个人或一般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改进，以便借此改正个人的缺点，并在下次宗教会议上改正一般的缺点。因此，他们就拿到他们的巡视费；但在视察时却不按规矩亲自出马，而是派遣代表；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改革，还不如说是为了各个教堂所提供的巡视费。金钱是确实收集到了，但收集这笔金钱的缘由却完全置诸脑后。牧师的俸给是强要到了，其应做的工作却未完成。如果每个主教在其管区内每年召开一次教会全体人员的宗教会议，每个副主教每三年召开一次整个辖区的宗教会议；如果那些管区内发生的任何值得报道的事情都会在全体教徒会议上被谈到；如果所提出的改进意见含糊不清或非通过主教单独的较大权威就无法解决；那么，难道还有另一种根据类似的传统条例举行的完美而神圣的宗教仪式吗？这些宗教会议如今是在哪里举行的呢？但他们欢迎穷牧师们每年多次举行的聚会。在这类理应是完美而神圣的宗教仪式中，所关心的不过是他们自己私人的利益，即由教堂献给主教的巡视费和会众的捐款。另一方面，当初为此而负的责任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会众的负担依然如故，教会的义务却已无踪可寻。要是二者都被解除，那当然胜过丢掉好的保留坏的。如果他们说，现今用不着有这样的巡视或宗教会议，那也就不需要有会众的负担和教会的义务了；这是因为，我们中间应当改革的事情如今比以往来得多，改革这一措施也比以往更有必要。但是，我们主教一类的高级教士会说，他们不敢在这样的宗教会议上制定任何法规，免得犯蔑视王权罪。除了他们已经制定的法规以外，还需要制定什么法规呢？什么办法能使他们执行那些已经制定的法规呢？特别是因为他们还得到世俗法律的帮助。难道议会没有为居住条件、为限制牧师高额的薪俸颁布法令吗？如果我们决心实施我们的法律，当初就不必颁布那些法令了。当我们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时，难道不应该让别人来纠正我们和改造我们吗？怪不得当我们的生活和谈吐违反我们的法律和入教誓言时，人家就不信任我们，基督教也要由于我们邪恶的行为而遭受诽谤了。所以让我们确信，我们的过错使他们在宗教上受到诽谤或攻击的那种热情有时在我们方面也将是需要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消除基督教的这种分裂，那就让我们首先改过自新，并实施我们的法律；例如我们可以从牧师的薪俸入手，仅满足于一项俸给，不求多项，而生活享受则要遵守原有规章就牧师职务所规定的标准，不去图谋其他特别的和非法的利益。按道理来说，还有什么事情比一个人由于拿了牧师的俸禄而生活有所保障，去为他从中享有利益的职务努力工作这种情况更为惬意的呢？既然牧师的有俸职位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来源，那么，如果并非这样，就不妨加以改进，直到它被认为是生活来源为止；同时，每一个人都需要担负其本身的全部责任，因此，一个人有什么理由在其仅能履行一人职责的情况下拿取两人的俸禄和担负两人的责任呢？因此，拿取更多的钱财而不去履行一个牧师的职责是根本有悖情理的。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中间某人的职位高于别人，牧师的一份薪俸对他来说未免太少了。正如人们的品质有高下之分一样，难道各种各样牧师的薪俸没有许多等级吗？是的，确实是有等级的。在我国，感谢上帝，牧师每年有从4000或5000马克到两万马克价值不等的薪俸，这类薪俸是根据每个人的品质和地位来敦促他努力奉公的。如果他碰上数额不大的薪给，那就让他乐意接受，等待下次较好的机会吧。而如果他被认为应该占有较好的职位，那就让他离开次等的职位去接受较好的职位吧；我认为，即使一笔又一笔的薪金大量累积在大人物的手里，最微薄的薪给对一些穷困潦倒的人来说也是足够维持生活的了。而且，我还认识一些收入不多的牧师，他们的住房比较普通，但他们却利用那种居住条件比俸禄多的牧师更加殷勤好客。正如俗话所说：须随口动，举座生欢。如今即使你仔细观察一下整个管区，你也找不到有两个牧师会每人对所辖地区花费10镑，也不会有第四个牧师从其全部的薪俸中拿出那笔数目来为会众谋福利。有什么世俗职位像这些负有更大责任的宗教职位那样彻底被滥用了呢？我祈求上帝擦亮主教们的眼睛，让他们看看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吧；因为根据我的体会，他们仿佛双目失明，看不到那些现象似的。因此我相信，他们将会毫不迟疑地改正这些缺点，而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就祈求上帝派遣我们那些拥有世俗智慧的行政长官利用其世俗权力来纠正这些事情，并研究改造那些牧师的方法而不是关心他们所占有的财物。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不是无缘无故掌握权力的；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着手改造那些有愧职守的高级教士，并不是值得那么大惊小怪的事。我至今所谈到的是关于我们中间担任牧师的那些人的改造问题。现在再来谈谈应当如何改造你们那一部分人即俗人的问题；你们必须了解到，所有那些致力于研究任何专门知识的人通常都犯有伟大学者塔利所说的两种缺点之一。一种是，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当作已经被我们了解的事情，或者仿佛认为我们已经对它们了如指掌；为了避免那种缺点，人们应当花很多时间孜孜不倦地考虑这些问题，然后开始作出判断。另一个缺点是，不必要地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晦涩的、难解的问题。眼前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可以在最近的时期使我们不致再犯那些错误吧。你们大家都要力求很好地理解有关经文的知识；而且那种知识是任何基督教的信徒最希望得到的、最纯正的和最必需的。但是，你难道没有见到，许多年轻人在痛下功夫长期思考或研究经文以前，竟在争论中俨然以高深问题的评判员自居，不去考虑是否可以从反面加以论证，而是首先急不可待地陈述他们自己所臆造出来的论据或同意别人的见解吗？这种缺点不仅在钻研经文知识的人们身上出现，而且也可以在攻读其他一切学科的年轻学员身上见到。你是否会发现，我国的一个攻读法律的学生，还没学满三年就比他自己或别人在钻研了十二或十四年之后更加跃跃欲试地准备给你解决法律上的一件疑案呢？是的，毫无疑问。所有其他学科的年轻语法学家、逻辑学家、修辞学家等等也都是如此。所以毕达哥拉斯 [3] 禁止他的学生在来到他门下的头五年发表言论，但愿我们都赞成在对有关圣经的问题发表任何看法以前先接受这个训诫；我相信，在攻读七年以后，他们由于把一处的经文同另一处互相参证，会觉得比现在难以抒发己见，对深奥的问题不再轻率作答。这种不幸来自对问题发表草率的看法，当一个人一旦就任何事情说明他自己的见解时，他会觉得放弃他原来断定为正确的论点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不管他以后作出何种解释，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他的观点；是的，他会努力那样做，不但利用他的言论和主张，而且利用他所掌握的权力和享有的权威；他将煞费苦心尽量争取许许多多的人来赞同他的意见，仿佛他的意见是比较正确，并且他可以借此得到较多的原动力似的。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我们就不能认为真理总是掌握在那些依靠权力和权威或依靠强取豪夺的参政权而占据优势的人的手里；以权力和权威取得优势，犹如在一次搏斗或角力中以力取胜，与描述和探究真理的行动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他只要在角力中占据优势，就稳操胜券；另一方面，一个探求真理的人虽然有时被迫保持缄默，免得在别人眼中成为战败者，但他却终于因为参透真理而取得胜利。既然我们仅仅满足于探求有关真理的知识，还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把自己分裂成宗派和党派呢？然而，还是让那些适合于评判这类事情的人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考查和解决这个问题吧；同时还要求任何一方不使用暴力去反对另一方，或者强迫他们唯命是从，直到适合于讨论这类问题的全体或大部分人同意对问题的看法和作出决断为止。那是解决这类争议的唯一办法。由于这种争论必须告一段落，那么与其迁延时日，还不如及早收场为妙，要不然在这分裂之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害处接踵而至，就像在其他方面，甚至在我们的跟前见到的那样。即使这样一些事情与我们在此以前所见到的相类似，即属于每一思及动辄令人悲从中来的一类，但是，亚利安人 [4] 的内讧究竟给基督教信徒带来多么大的损失，给基督教信仰造成多么大的分裂，以及怎样产生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呢？难道它最后不是使整个亚洲和非洲同基督教隔离开来吗？难道不是宗教，或者毋宁说是土耳其人令人厌恶的迷信，同亚利安人的这个教派结合起来了吗？难道它不是由此获得它的理论根据的吗？一切分裂要算宗教问题所产生的分裂最为危险，这样就很有必要迅即加以纠正，而纠正的办法则只有召开宗教会议、一般的教区会议或教法会议；这种办法从最初予以采用的使徒的时代起到近代为止，向来是平息和消弭一切宗教争端的唯一办法。毫无疑向，正如圣灵所允诺的那样，他将身临每一次这类不是由于任何压力或任何感情的冲动而召开的会议。可是，现在我们要说，虽然我们愿意抛开一切感情因素，不偏不倚，也不施加压力迫使许多人发表对我们有利的言论，但是，谁能保证罗马的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也愿意这样做呢？当然，如果你这样讲，你就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是人，也像你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感情的支配。可是我要按照我的习惯，不揣冒昧地倾吐我对这方面的意见，就像在讨论其他问题时一样。我把如今所争论的所有这些问题归结为那三种问题的这个或那个。那就是，或者只涉及宗教或教会高级教士和牧师的利益与薪俸，或者涉及一方面的一部分或另一方面的一部分。就仅仅关于宗教的事项来说，我希望他们能够对此抱有审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对宗教问题作出判断时总是应当采取的。至于有关仅属教会人士的利益，我希望由世俗的有影响的人物加以讨论，因为它仅涉及世俗的事情；在这方面，谁也不必怀疑地方行政官员不会向那些受人尊敬地宣讲上帝圣谕和主持圣礼的人提供正当的生活资料。至于第三种事情，因为它们混杂着世俗事务和宗教事务，我希望这两类地位不同的人共同协商，求得问题的解决。老实说，关于罗马教廷赋予特权的主教，我希望另行考虑，由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另外挑选一位公正人士去指导或出席宗教会议，而他的主要任务则在于进行管理；因为任何人都是不适合评价他自己的问题的。到现在为止，我已按照自己简单的想法扼要地谈了一些问题，要请你更好地判断一下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问题的全部或其中的若干部分。
爵士。 遗憾的是时间已经很晚，我现在必须告别了。
商人、 制帽商、庄稼人。的确，我们也是如此；但是，在我们离开这个城市以前，我们相信还会同你有些来往的。
博士。 如果我在这里耽搁，我将乐意同你们碰头。
爵士。 这样我们就暂时分手了；但到了第二天，当我知道博士先生离开这个城市时，我认为我是不应当坐失这个机会的，而是至少要在我自己的私人笔记本上记下一笔，以便碰到机会适当地提出这样一些论点，那时也许可以见诸实施，或者得到不是我所能说明的其他答案；因此，正如你见到的那样，我已经把上述的思想交流记录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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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迦勒节为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在9月29日。——译者
[2] 塔利是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马库斯·塔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的英文名字。——译者
[3]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译者
[4] 亚利安人属于或被认为是史前印欧语系各民族的后裔，但亚利安人这个名称从人种学的角度来说是缺乏根据的，虽然德国纳粹分子曾经臭名昭著地用来指“非犹太人后裔的白种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