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一个精神病学家，踏上了探索自己智力发展的道路。我十分天真地开始从临床和外部的角度来观察精神病患者，因此发现了带有显著特征的心理过程。尽管一点也不明白它们的内容，我还是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分了类；人们认为已经充分地对这些事加以分析和评价，因此就把它们当作“病理学上的问题”而抛到一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日趋集中在一些病例上，从中我体验到了某些我可以理解的东西，也就是偏执狂症、狂郁性精神病及心理性精神障碍。自从开始精神治疗的职业生涯，我便研读了布鲁厄、弗洛伊德和皮埃尔·雅内的著作，它们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刺激。但最重要的是，我发现弗洛伊德对梦进行分析与阐释的技巧对精神分裂症的各种表达方式产生了宝贵的影响。早在1900年，我就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那时候，我把这书放到了一边，因为我仍然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欣赏弗洛伊德理论的经历。直到后来，1903年的时候，我重新拜读《梦的解析》，才发现它与我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把压抑机制的概念应用到梦境中，而这一概念又是从精神病人的心理演化出来的。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词语联想测验中经常遇到压抑性机制。病人对某些激发性词语的反应，要么根本不作联想性回答，要么就是反应时间过慢。后来才发现，这种障碍每次发生，就在于所使用的激发性词语触碰到了心里的创伤或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意识不到这种障碍。当被问及产生障碍的原因时，他经常会以一种特别不自然的方式来回答。我读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时发现，压抑机制在这个地方起着作用，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也与他的理论相一致。这样，我便能够证实弗洛伊德的一系列论点了。
但在受压抑的内容方面，情况有所不同。在这方面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认为压抑的原因是一种性方面的创伤。然而，从我的实践来看，在我熟悉的许多精神病病例里，性的问题只起到一种次要作用，其他因素却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比如说，对社会的适应、生活中悲惨事件带来的压迫感、声誉方面的考虑等。后来，我把这些病例展示给弗洛伊德，但他却认为性才是真正的起因。这使我感到非常不满。
最初，我很难在生活中留出一块适当的位置给弗洛伊德，也难于对他采取一种正确的态度。在我逐渐熟悉他著作的时候，我正在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还要完成一篇论文以便在大学获得晋升。但弗洛伊德在当时的学术界却是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因而在学术界，与他发生任何的联系都只会有损名声。“显耀人士”最多只在暗地里提及他，在代表大会上，人们也只在过道讨论他，而在会场里，人们却对他只字不提。因此，当我发现我的联想测验竟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一致时，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有一次，我在实验室打算再次回味这些问题，魔鬼却悄悄凑到我的耳边，告诉我在发表实验结果和结论时，不要提及弗洛伊德，这样做才是合适的。因为说白了，早在我读懂他的著作前，我就已经得出实验结果了。但这时我又听到了第二人格说话的声音：“要是假装不知道弗洛伊德干这样一种事情，那不过是一个把戏而已。你不能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谎言之上！”听到了第二人格的声音，这个问题便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公开支持弗洛伊德，并为他斗争。
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我第一次站出来为弗洛伊德辩护，因为在会上，一个发言人谈及强迫性神经症，但却故意不提弗洛伊德的名字。1906年，联系到这一事件，我便为《慕尼黑医学周报》写了一篇论文，就弗洛伊德的精神病理论进行论述，这一文章对了解强迫性神经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看了这篇文章后，有两个德国教授写信警告我，如果我依然站在弗洛伊德一边并继续为他辩护，那么我的学术生涯将处于危险的边缘。我回信说道：“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是真理，我就会站到他一边。如果学术一定要基于限制探索、取消真理这一前提，那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学术生涯了。”我继续为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进行辩护。但是根据我自己的发现，我仍然不认为一切精神病都是由性压抑或性创伤所造成。在某些病例的确如此，但在其他病例中则不然。尽管如此，弗洛伊德却在调查研究方面另辟蹊径，而在我看来，当时人们对他的叫嚣指责简直是荒谬可笑。
我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没有得到多少赞同。实际上，我的同事还嘲笑过我。但通过这本书，我却渐渐认识了弗洛伊德。他邀请我去看望他，后来到了1907年3月，我们终于在维也纳见了第一面。我们下午一点见的面，实际上一连聊了十三小时。弗洛伊德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真正重要的人；在我那时的经历中，无人能与他相比。他的态度中根本没有一点儿浅薄的东西。我发现他相当聪明、机敏和出类拔萃。然而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多多少少有些混乱，我无法清楚地将他描述出来。
他所谈到的性理论吸引了我。然而，他的话却无法消除我的犹豫和怀疑。有好几次我都尝试着把自己的保留意见提了出来，但每次他都觉得，我之所以提出这些看法是由于缺乏经验。弗洛伊德是对的，在那些日子里，我确实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来支持我的反对意见。我可以理解，无论从个人方面还是哲学方面，他的性理论对他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不敢肯定他对性的如此强调，在多大程度上源于他自己的主观偏见，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有证可查的经验。
但最重要的是，弗洛伊德对精神的态度，在我看来是相当值得怀疑的。无论在一个人身上或在一件艺术品身上，只要显现出灵性（指在智力方面而不是在超自然的意义上），他便产生怀疑，并含沙射影地暗示这是受压抑的性欲。任何无法直接阐释为性欲的事物，他都会将之称为“精神性性欲”。我反对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得出逻辑推论，便会导致对文化的毁灭性的判断。文化显得像是一场闹剧，只是受压抑性欲的病态结果。“没错，”他表示赞同，“事实就是如此，这就是命运的诅咒，我们无力抗争。”我对此一点也不赞同，或者不再争辩下去，但是我仍然感到自己能力不济，无法与他争个明白。
在第一次会面中出现了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们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与一些事情有关，而这些事情只有当我们的友谊破裂之后，我才能想起来，并加以理解。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弗洛伊德已经将自己的情感卷入他的性理论当中了，这一点是不会错的。当他提到性理论时，他的声调便变得急促起来，甚至焦急起来，而他正常的、批判怀疑的态度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脸上便会现出一种奇怪的、深受感动的表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性对于他来说已变成了一种既敬畏又向往的东西。三年后（1910年）我们在维也纳的一次谈话证实了这一点。
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对我说话的情景：“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理论。这是万物之根本。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说这话时，他非常动情，语气就跟一位父亲那样：“亲爱的孩子，请答应我，每个星期天您一定要上教堂去。”我有点吃惊，禁不住问他道：“一个堡垒——防御的是什么呢？”对此他回答道：“防御的是诽谤的黑潮。”说到这里，他犹豫了一会儿，补充了一句“关于神秘主义的”。首先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堡垒”和“教条”这两个字眼，因为“教条”意味着一种不加辩驳就笃信的信仰，设立教条就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种种怀疑。但这与科学的判断不再有关，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这就是深深系在我们友谊当中，难以解开的结。我知道自己绝不会接受这样一种态度。弗洛伊德所说的“神秘主义”的含义，实际上就是宗教与哲学，其中包括当代正在兴起的，已经了解心灵的心灵学。对我来说，性理论真的很神秘，也就是说，也像许多其他的猜测性观点一样，是一种未加证明的假设。正如我所了解的，一种科学真理可以是一种假设，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但却不应当作一种信仰永远保留。
尽管我当时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恰当，但我却观察到，弗洛伊德身上涌现了潜意识的宗教因素。很显然，他是要我帮他建立起一道堡垒，来抵御这些有威胁的潜意识内容。
这次对话留给我的印象使我更加困惑，直到此时我仍不认为性是一种宝贵而又危险的概念，使人人必须信奉。很显然，性的含义对弗洛伊德来说要远多于别人。对他来说，人们要以宗教的虔诚来观察性。面对如此根深蒂固的信念，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只好退却沉默了。我结结巴巴地，总想尝试着说些什么，但却欲言又止，不久，我们的对话便结束了。
我既迷惑而又尴尬。我觉得，我已经有机会瞥见那未知的新王国了，那里的新思想向我蜂拥而至。有一件事很清楚：一向宣扬无神论的弗洛伊德，现在却创造了一种教条；或更确切地说，他失去了一个好妒忌的上帝，他用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即性的形象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比起原先的形象来，这个形象也同样固执、苛刻、专横与凶险，在道德上也同样自相矛盾。正像心灵更强大的人被冠之以“神圣的”或“恶魔的”的形容词一样，“性欲”便取代了一个隐蔽的神的作用。对弗洛伊德来说，这样一种转换的好处显然在于，他可以认为这一精神上的新原则，在科学上是无可挑剔的，而且消除了一切宗教色彩。然而，说到底，这种神秘性，即两种在合理性上无法相比的对立物——耶和华和性——的心理特质，却仍然是相同的。只是名字变了而已，当然了，随着名称的改变，观点也改变了：现在那失去的神得在人间而不是在天上去寻求了。但是最终，对于一会儿叫这个名字，一会儿又叫那个名字的更强大的媒介来说，这又能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心理学并不存在，只存在具体物体的话，那其中一个便会被另一个所毁灭、所取代。但实际上，也就是说在心理体验上，急迫、焦虑和强迫并没有丝毫减弱。如何去克服或摆脱我们的焦虑、内疚、罪过、冲动、潜意识和本能，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无法从光明的理想主义方面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从黑暗的生物学方面来探索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许希望更大。
这些想法像燃烧的火焰在我脑中猛然闪过。很久之后，当我回想起弗洛伊德的性格时，它们便显现出了自己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性格特点深深地吸引着我，那就是他的痛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弗洛伊德的性格特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却一直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直到我把他的性格与他对待性的态度联系起来时，我才恍然大悟。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尽管性无疑是神秘的，但他定义性时所用的术语和理论，却仅仅把性当作了一种生理功能。只有他谈及性时所带有的感情色彩，才能揭示出他内心深处回响着的更加深刻的成分。从根本上说——至少对于我来说——他想要教授人们一个理论，那就是从内心而言，性欲包含了灵性，并有一种固有的意义。但是他的具体化的术语却过于狭隘，无法表达这种观点。他给我的印象是，从本质上说，他所做的事违背了自己，也违背了自己的目标；自己变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痛苦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一种“诽谤黑潮”的威胁——他比任何人都要想屈服于那黑潮呀。
弗洛伊德从不问自己，为什么会不由自主地不停谈论性，又为什么对性如此着迷。他一直未能认识到，他那“单调的阐释”表达了一种自我逃避，或逃避他身上可以被叫作神秘性的另一面。只要他拒绝承认有这一方面，他就绝不可能与自己妥协。他对潜意识内容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视而不见，而且不知道从潜意识中产生的一切有顶端和底部，有内在也有外在。在我们谈到潜意识的外部时——弗洛伊德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所考虑的只是整体的一半而已，结果从潜意识中产生了一种反作用。
我对弗洛伊德的这种片面性一点办法也没有。也许他的某种内心体验会使他睁开眼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他的智力便会把任何类似的体验都归因于“纯性欲”或“心理性性欲”。他仍然是他所能认识到的那一面的牺牲品，由于这种原因，我将他看成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个伟人，又是一个被恶魔掌管的人。
在维也纳进行了第二次交谈之后，我还了解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权力假说，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注意过它。像很多当儿子的一样，阿德勒所学的，并不是“父亲”的言语，而是父亲的行为。很快，爱（厄洛斯）和权力的问题像铅一样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上。弗洛伊德亲自告诉过我说，他从未读过尼采的著作；而现在我却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看作通往理性历史的一种捷径，是对尼采神话了的权力原则的补充。这个问题显然得改写为“弗洛伊德对尼采”，而不是“弗洛伊德对阿德勒”了。因此，我觉得，这远不只是精神病理学范畴的一场国内之争了。我突然觉得厄洛斯和权力驱动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一个父亲的两个意见不同的儿子，或像一个单一促动性精神力量的两种产物，这一精神力量非常有经验地以对抗的方式展现自己，就像正负电子一样，其中厄洛斯是被动的一方，权力驱动力则为主动的一方，或恰好相反。厄洛斯对权力驱动力有很大需求，而权力驱动力也很需要厄洛斯。没有一者，哪来的另一者？一方面，人屈从于驱动力；另一方面，人又企图掌控它。弗洛伊德表明了客体如何屈从于驱动力，而阿德勒则表明人又如何利用驱动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体之上。尼采由于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便只好给自己创造一个“超人”。我得出结论，弗洛伊德本人一定是深受厄洛斯权力的影响，才会希望把它提高到一种教条的层面——像宗教的守护神那样的“永恒精灵”。“查拉图斯特拉”是福音的布道者，这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而弗洛伊德在这里也试图超越教会并把一种理论神化。可以肯定，他并非大张旗鼓行事；相反，他怀疑“我”想成为一个先知。他提出了他那灾难性的主张，但同时又把它驳倒。人们往往如此对待神秘的事物，而且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一方面是真实的，另一方面却是不真实的。神秘的体验既崇高又卑微。如果弗洛伊德对性欲是神秘的这种心理事实——既神圣又邪恶——多加考虑，他就不会一直被束缚在生物学的观念上了。如果尼采更为坚定地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基础之上，他也就不会因过度理智而走上极端了。
只要神秘体验使精神处于猛烈震荡的状态，那么支撑一个人重量的绳子就有断掉的危险。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有人便会落入绝对肯定的状态，同样也会有人落入绝对否定的状态。涅槃（摆脱对立物）是东方人在这方面的解决办法，我没有忘记这一点。精神的指针在理智和非理智之间摇摆，而不是在正确与错误之间摆动。那种使人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它把人引向极端，因而一种适度的真理便被看作真理，而次要的错误便等同于致命的错误。一切都会消逝——昨天的真理在今天却是骗局，而昨天虚假的推论却可能成为明天的启迪。在心理学方面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方面，说真的，我们仍然知之甚少。万事皆空，除非微小而转瞬即逝的意识注意到了它。我们还远不能理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与弗洛伊德的谈话向我表明，他担心自己对性的洞见这一神秘之光会被“诽谤的黑潮”熄灭。因此一种神话的情境便产生了：光明和黑暗展开了斗争。这解释了它的神秘性，还解释了弗洛伊德为何能立刻利用教条，将它当作宗教性的辩护手段。我的另一著作《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论述了英雄人物为自由而斗争，弗洛伊德对此的古怪反应使我进一步对这一原型主题及其神话背景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他对性的解释影响了我，另一方面我又受到教条驱动力的影响，因此那几年，我开始考虑象征论。那么就有必要研究一下精神的极性和动力学。我还开始研究延续好几十年的“诽谤黑潮神秘主义”——也就是说，我想弄明白意识和潜意识方面的历史性假设，这是我们当代心理学的基础。
我很想听听弗洛伊德谈论一下他对未卜先知和一般性心灵学的看法。我1909年到维也纳拜访他时就问过他对这些事情有何看法。由于他具有实利主义的偏见，他批驳了所有的问题，认为它们简直是胡说八道，而且还以如此浅薄的实证主义方式进行批判，因而我不得不把就在嘴边的尖锐反驳的话咽了回去。过了好几年，他才认识到灵学的严肃性，而且承认“神秘”现象真实存在。
当弗洛伊德以这种方式继续说着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我的横膈膜像是铁打的一般，变成一个炽热的、红光闪闪的拱顶。就在这时，我们身边的书架突然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俩吓了一跳，真害怕这东西从上面倒下来砸在身上。我对弗洛伊德说道：“瞧，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催化形象化现象’的例子。”
“哦，”他叫道，“这简直是胡扯。”
“不，这不是胡扯，”我答道，“您错了，教授先生。为了证明我的看法，我现在就预言，过一会儿还会有另一声巨响！”果然，我的话音刚落，书柜发出一声同样的巨响。
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如此确信不疑。但我毫不怀疑，这砰的一声定会再响一次。弗洛伊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他的眼神意味着什么。不管怎样，这件事引起了他对我的不信任，而我却认为自己干了一件反对他的事。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同他讨论过这一事件。
1909年是对我们的关系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年。这年我受邀到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关于联想测验的讲座。巧的是，弗洛伊德也接到了邀请，于是我们决定一同前往。我们在不来梅会合，弗伦齐也加入了我们。在不来梅，后来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弗洛伊德晕倒的事件。我对“泥煤沼尸体”的兴趣间接地引发了这个事件。我知道，在德国北部的某些地区，有时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泥煤沼死尸。这些尸体是史前人类的尸体，他们要么是在沼泽里淹死的，要么就是埋葬在那里的。这些浸泡尸体的泥沼水含有腐殖酸，能够腐蚀骨质并使皮肤变成黝黑色，因而皮肤和头发便得以完好地保存。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自然木乃伊化的过程，在这期间，尸体被泥煤的重量压扁了。在荷尔斯泰因、丹麦和瑞典，泥煤采挖者经常能挖到这些尸体的残骸。
我在报上读到了有关这种泥煤沼尸体的报道，便想起了我们在不来梅时见到的尸体，但由于搞不太清楚，我便把它们跟该市铅窖里的木乃伊混为一谈了。我对尸体的兴趣引起了弗洛伊德的不快。“您为什么要对这些尸体如此关心呢？”他问过我好几次。他对整个事件感到非常恼火，有一次我们在吃饭时谈起这事，谈着谈着他突然间就晕倒了。后来他对我说，他确信我跟他谈论这些尸体是希望他早点死掉。这样的解释实在令我难以置信。对他这样强烈的幻想我实感震惊——竟然这样强烈，怪不得晕倒了。
在一个类似的事件中，弗洛伊德再次当着我的面晕了过去。那是在1912年慕尼黑举行的一次心理分析大会期间。会上有人把谈话转到了阿蒙诺菲斯四世（依克纳顿）方面去了。他们认为由于阿蒙诺菲斯对父亲抱有一种否定的态度，因而毁掉了父亲摆放在石柱上的装饰花框，而在他创立独神教宗教的壮举背后，实则游荡着一种仇父情结。这种看法激怒了我，于是我试图说明，阿蒙诺菲斯是个有着深刻宗教信仰，极富创造力的人，我们不能通过他对父亲的反对来解释他的行为。相反，我说道，他一直深切地怀念着自己的父亲，而他所热衷的破坏只是针对阿蒙神这个名字，只要一有这个名字，他就把它销毁；他还凿去了他父亲阿蒙霍特普石柱上装饰花框上的“阿蒙”两个字。此外，其他法老也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取代纪念碑和雕像上祖先的名字，不论真实的还是神话性的祖先都是如此，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自己是这同一个神的化身，便有权去这样做。但是我指出，他们既没有开创一种新风格，也没有开创一种新宗教。
就在这个时候，弗洛伊德从椅子上滑落下来，昏厥过去。大家手足无措地把他围了起来。我把他扶起来，带到了隔壁的房间，让他躺在一张沙发上。就在我背着他的时候，他恢复了一半的知觉，而我却永远忘不了他投向我的眼神。他虚弱地瞧着我，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无论是什么东西使他昏厥过去——现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的——但这两次晕倒显然都是父杀子的幻觉所造成的。
那时候，弗洛伊德经常暗示我，把我看作他的继承者。这些暗示使我相当尴尬，因为我知道，我绝对不会像他所说的那样，恰切地坚持他的看法。另一方面，我的批评在他看来没什么分量，在这一点上我没有成功。但我对他又十分尊敬，因而不想强迫他理解我自己的看法。在我脑海里，实际上我对成为党派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背上思想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思想的独立性；第三，我很不欢迎如此的荣耀，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
1909年始于不来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我俩每天都聚在一起对彼此的梦境进行解析。那时候，我做了好多重要的梦，弗洛伊德却无法解释它们。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因为有时候最好的分析者恰巧也无法破解一个梦的谜底。人们都会经历这种失败，而我也绝不想因此就停止我们对梦的解析。相反，这种解析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发现我们的关系也弥足珍贵。我把弗洛伊德看作自己的长辈，他更加成熟，更有经验，在这方面我感觉自己是个晚辈。但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无疑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了重创。
弗洛伊德做了一个梦——我认为不该将它公之于众。我竭尽所能加以阐释，不过我又补充了一句说，要是他能给我提供他私生活方面的细节，我还可以作出更多解释。听了我这句话，弗洛伊德古怪地瞧了我一眼——表情十分怀疑。然后，他说：“我可不想拿我的权威来冒险！”这时，他便完全失去自己的权威了。这句话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就可以预见我们的关系结束了。弗洛伊德已把权威置于真理之上了。
正如我所说过的，弗洛伊德也许能阐释我那时做的不连贯的梦，也许他根本不能。这是些含有集体性内容的梦，含有大量象征性材料。有一个梦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第一次将我引入“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所以成了我的书《里比多的变化与象征》的序言。
这个梦是这样的。我在一个不认识的两层楼房里。它是“我的家”。我发现自己走上二楼，这里像是个客厅，摆放着洛可可风格精致老式家具。墙上悬挂着一些名贵的古画。我很奇怪这竟会是我的家，于是想道：“真不错。”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不知道一楼是什么样子。于是便沿着楼梯走到了一楼。在这里，一切东西显得更加古老，因而我认识到一楼的事物一定可以追溯到15世纪或16世纪。所有的家具都是中世纪的，地板是红砖铺就的。四下十分昏暗。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房间，心里想道：“我要好好探索一下整个屋子。”我走到一道厚重的门前，用力地打开了它。在门的那边，我发现了一道通往地下室的石阶。我再次走下去，结果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带有美丽拱顶，看起来极其古老的房间当中。在仔细察看四壁时，我发现在普通的大石块上面还有一层层的砖，砂浆里也有砖头的碎块。我一看到这个景象，我便知道这墙壁可以追溯至罗马时代。我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我便更加仔细地观察地板。它是用石板铺成的，我发现石板之间还有一个环。我拉动圆环，石板便抬了起来，我又看到了一道窄窄的石阶通往更深的地方。我又顺着石阶走了下去，最后走进了一个在岩石里开凿的矮洞。石洞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尘土中散布着一些骨头和破碎的陶片，像是一种原始文化的遗骸。我发现了两个人的头盖骨，年代显然非常久远，有一半已经碎裂了。这时，我醒了过来。
在这个梦中，最使弗洛伊德感兴趣的就是那两个头盖骨。他来来回回地绕到头盖骨上并催促我找到与之相关的一种“愿望”。对这两个头盖骨我是怎么想的？这是谁的头盖骨？当然了，我十分清楚他的用意，那就是隐藏在梦中的死亡愿望。“他到底想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我心里想道。我想让谁死呢？我对任何类似的阐释极为反感。这个梦到底可能意味着什么，其实我的心里也有某个暗示。但那时我并不相信自己的判断，而想听听弗洛伊德的看法，想向他学习。因此，我屈服于他的意图，说道：“我的妻子和嫂子——”毕竟，我提出的名字要值得这个愿望啊！
我那时刚刚结婚，所以心里清楚得很，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愿望。但我要是把自己对这个梦的解析告诉弗洛伊德，肯定会引起他的误解以及激烈的反对，我不想跟他吵架，但我也怕一旦把自己的见解告诉了他，我将会失去他这个朋友。另一方面，我也很想知道他能从我的回答中得出什么结论，如果我说某种迎合他理论的东西来骗骗他，他又将作何反应。于是我便对他撒了一次谎。
我很清楚，我的行为无可厚非，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要让他洞悉我的内心世界是不可能的，我们之间的鸿沟实在太大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对我的回答似乎松了一口气。从这件事上，我明白他在阐释某种梦的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便只好寻求教条的庇护。我意识到，应该由我自己来找寻梦的真正意义。
很明显，对我来说屋子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的形象——也就是说，是我那时的意识状态以及到现在为止的潜意识附加物。客厅代表的是意识，尽管其建筑风格古朴，但却有居住过的气氛。
地板代表的是潜意识的第一层，我走得越深，景象便变得越生疏、越黑暗。在那洞穴里，我发现了一种原始文化的遗骸，也就是我身上的原始人的世界，一时几乎无法接近并照亮这一世界。人的原始精神与动物灵魂的生命相近，就像史前的洞穴在有人类居住之前通常由野兽占有一样。
在这期间，我慢慢认识到，弗洛伊德和我对于理智的态度着实相去甚远。19世纪末，我是在历史氛围浓郁的巴塞尔长大的，由于读了些古代哲学家的著作，我掌握了某些心理学史的知识。每当我想到梦及潜意识的内容时，我就总免不了要作点历史性比较；上大学时我一直在使用库克那本老哲学词典。我对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作家特别熟悉。他们的世界便是形成二楼大厅气氛的那个世界。通过对比，我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弗洛伊德的知识始于毕希纳、莫勒斯·霍特、杜波依斯·莱蒙德和达尔文。
这个梦指出，我刚才所描写的意识状态有更深的外延：中世纪风格、无人居住的长长地板，还有那罗马人的地窖还有史前的洞穴。它们意味着意识的各个时代及阶段。
在做这个梦之前的好几天，很多问题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这些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建立在什么前提之上？他的理论属于人类思想的哪一个范畴？他几乎排他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历史假设有何关系？我的梦正在为我解答。它所指明的显然是有关文化史的基础的问题——是意识的连续层次的历史。因此我的梦便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构图；它假定这种精神下面隐藏着某种完全无人格的本性。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它咔嗒响了一声，于是这个梦便变成了我的指导性形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得到证实，证实的程度则达到我一开始就无法质疑的地步。
这就是最初我对隐藏在个人精神之下的集体性和先验性的模糊概念。我最初将它看作早期功能方式的迹象。后来，随着经验不断增加，依据的知识也越来越可靠，我才认识到它们是本能的多种存在形式，也就是种种原型。
我一直无法同意弗洛伊德的看法，他说梦是一面“幕墙”，梦的含义隐藏在幕墙之后——这种含义虽然已经为意识所了解，但却可以说被意识恶意地扣留了。对于我来说，梦是天性的一部分，它根本不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是尽可能地表达某种东西，就像植物尽可能地生长，动物尽可能地觅食一样。生命的这些形式也没有企图欺骗我们的观察力，但是我们却有可能欺骗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眼睛患了近视。也许是我们听错了，因为我们的两耳充耳不闻——但却不是我们的耳朵愿意欺骗我们。早在我与弗洛伊德见面以前，我就认为潜意识及直接解释潜意识的梦，都是自然过程，我们不能将其归咎于无端的说法，更不能归咎于巧妙的花招。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意识的花招是可以外延到潜意识的自然过程。恰恰相反，日常经验告诉我，潜意识对意识的头脑的种种倾向，会给以强烈的抵制。
关于这座屋子的梦对我产生了一种古怪的作用：它重新激起了我对考古学的旧爱。在我返回苏黎世后，我便拿起一本有关巴比伦考古发掘品的书读了起来，此外还读了各种关于神话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了弗里德里希·克鲁泽的《古代民族的象征主义与神话》——这点燃了我的激情！我像发了疯似的读了起来，并兴致勃勃地读完了堆积如山的神学资料，然后又读了诺斯替派的著作，最后自己却完全地迷惑了。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迷茫的状态之中，与我在诊所里的经历类似，当时我极力想弄清楚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我仿佛身处在一所想象中的疯人院里，开始像诊治我的病人那样治疗和分析克鲁泽著作中的所有半人马、山林仙女和男神和女神。就在我忙于其中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古代神话和原始人的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使我开始深入研究起原始人的心理。
在这些研究期间，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位陌生美国青年米勒小姐的幻想报道。这一材料登载在《心理学档案》（日内瓦版）上，作者是我所尊敬的、慈祥的朋友西奥多·弗卢努瓦。这些幻想所具有的神话特征立刻将我深深吸引。它们像催化剂一样对我大量储存但仍毫无条理的观点产生了作用。渐渐地，我的书《潜意识心理学》便从这些想法及我已经获得的神话知识中形成了。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又做了几个梦，梦境预示了我即将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最重要的一个梦的情景发生在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一个山区。那是黄昏将至，我看见了一位穿着奥地利帝国海关制服的老人。他有点驼背，从我身边走过时对我爱答不理。他一脸易怒的表情，忧愁烦恼。梦中还出现了其他人，其中有个人告诉我，说这个老人并不是活人，而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海关官员的鬼魂。“他是仍然不愿死去的人之一。”这就是梦境的第一部分。
我开始对这个梦进行分析。跟“海关”联系起来，我立刻想到了“检查”这个词。联系到“边界”，我想到了一方面是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则是弗洛伊德的观点和我的观点的界限。边境上极为严格的海关检查在我看来暗喻着分析。在边境海关，手提包需要打开以检查有无违禁品。在这种检查的过程中，潜意识的假设便被揭示出来了。至于那位年老的海关官员，他的工作显然很少给他带来快乐和满足，因而他便对这个世界抱有一种厌烦的看法。对此，我认为年老的海关官员与弗洛伊德有着某些类似的地方。
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对我来说已失去其不少的权威性。不过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更加优越的人，我把他看作一种父亲的形象，而在做这个梦的时候，我投射的这种形象依然存在。只要有这种投射发生，我们就不可能是客观的；我们便会一直处于判断有分歧的状态。一方面，我们有依赖性，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抵制性。在这个梦发生的时候，我依然对弗洛伊德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但与此同时我对他又持批评态度。这种分裂的态度是一种迹象，说明我还未意识到这种局面也未下过任何决心。这是所有形象投射共有的特征。这个梦促使我不得不弄清这种局势了。
在弗洛伊德个性的影响下，我便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判断搁置一边，也尽量压制自己对他的批评。这是与他合作的前提条件。我告诉自己：“弗洛伊德可比你聪明多了，老练多了。当下，你必须听从他并向他学习。”然而在我的梦中，他竟然是奥地利王国里一位脾性焦躁的官员，一位已经死去但鬼魂仍在游荡的海关检查员，这不禁令我大吃一惊。难道这就是弗洛伊德暗示的，我想让他死去的愿望吗？但我却发现自己一切正常，根本不会抱有这种愿望，因为我确实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地来与弗洛伊德合作。坦白地说，如果说有私心杂念的话，也是想分享他丰富的经验而已。他的友谊对我意义重大，我实在不希望他死掉啊。但这个梦也有可能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反映，是对我意识中赞扬钦佩他的一种补偿或矫正方法。因此，这个梦建议我对弗洛伊德采取一种更富批判性的态度。虽然梦里的最后一个句子在我看来暗喻了弗洛伊德有可能得到永生，但这个梦显然使我备感震惊。
这个梦并没有到在海关官员插曲的地方就结束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做了第二个梦，而且这个梦显得更为重要。我梦见自己处身在一个意大利城市，时值正午左右，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炙热的阳光猛烈地照射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城市依山而建，使我不禁想起巴塞尔的一个特别的地方：科伦堡。羊肠小路向下延伸到山谷区横穿博斯塔尔城，而街道有些部分则是一级级台阶。梦中有一道台阶向下通往巴弗塞普拉兹。这个城市就是巴塞尔，但它也是一个意大利城市，有点儿像贝加莫市。时值夏季，正午烈日当头，万物都暴晒在耀眼的阳光之下。一群人川流不息地向我涌来；我知道，商店马上要关门了，路人行色匆匆，赶着回家吃饭。在这人流中间，走来一位全身穿着盔甲的骑士。他走下台阶朝我走来。他头戴轻钢盔，眼睛处有缝隙，身穿链甲。链甲上罩有一件法衣，法衣的前后均织有一个大红十字。
你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我的感受：在一个现代城市，正值中午下班的高峰时刻，突然看见一个古代的十字军向我走来。使我觉得特别古怪的是，向四面八方走动的人群似乎都没注意到他。没有人掉过头来瞥他一眼或在后面盯着他看。他仿佛完全是个隐身人，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我便问自己，这个幽灵到底意味些什么？然后好像有人在回答我的问题——但实际上在场没人说话：“没错，这是一个准时出现的幽灵。这个骑士总是在十二点和一点之间经过这里，而且长期以来（我想有好几个世纪了吧）一直这样，所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骑士和海关官员是两个形成了鲜明对比的人物。海关官员是虚无的，是个“仍然不能算是彻底死了的人”——一个正在消逝的幽灵。另一方面，骑士却是生气勃勃的、完全真实的。这个梦的第二部分是极为神秘的，而在边界上的那个景象却是平凡的，本身也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只是后来反思它时才忽然有了这种感觉。
在做完这两个梦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对骑士这个神秘的人物进行了很多思考。但我对这个梦冥想了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有关其含义的某种想法。甚至在梦里，我就已知道这个骑士属于12世纪。那是炼金术开始兴起的时期，也是寻找圣杯的时期。我自从十五岁时第一次读到圣杯故事的时候，它们对我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我隐约知道，在这些故事的后面仍然掩藏着巨大的秘密。因此，这个梦召唤出来的圣杯骑士世界、追寻圣杯的过程对我来说便显得相当自然了——因为从最深层的意义来说，这也就是我的天地，而这个天地与弗洛伊德的那个天地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我的整个生命一直在寻找着某种仍然未知的东西，它可能会赋予生活的平庸以意义。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失望，因为喜欢探索的头脑，费尽千辛万苦，在心灵深处成功发现的东西，显然不过是人们极为熟悉和“极富人性的”种种局限。我在乡下，在农民身边长大，我无法从马厩中学到的，却从拉伯雷式的智慧及民间流传的、自由自在的幻想中发现了。乱伦和性变态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发现，也无须任何特殊的解释。它们与犯罪行为一起构成了阴暗面的一部分，它通过清楚地向我展示人类存在的丑陋和毫无意义，破坏了我对生活的情趣。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青菜只有长在粪堆里才会茂盛。实事求是地说，我并没有发现对这种知识的启发性的洞见。“只有那些城里人，才会对大自然和人的污点一无所知。”一想到这些丑陋的事情我就感到恶心与厌烦。
对大自然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便患有神经病，因为他们难以适应现实。他们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因此有必要告诉他们生活中的真实情况，比如说，让他们明白，他们与他人无异。如此的启发当然治不好精神病人，他们只有从平庸这个泥沼中爬出来，才有可能重新恢复健康。但他们却过于留恋自己先前的受压抑状态。当理论牢牢地控制住他们，只想提供一些合理的或是“有道理的”忠告，使他们抛弃如此天真的想法时，如果分析无法使他们意识到有什么不同或更好的情况，他们又怎么会跳出这种状态呢？这正是他们做不到的，而如果他们找不到立足的地方，又怎么能做得到呢？一种生活方式不可以简单地被放弃，除非它可以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正如经验表明的那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方式，尤其当一个人从本质上讲如同精神病人一样不可理喻的时候。
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为什么弗洛伊德的个人心理学激发了我如此热烈的兴趣。我急切地想知道有关他“合理解决方案”的真实情况，而且为了获得答案，我作好了重大牺牲的准备。现在，我觉得自己正在追寻这一目标。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个精神病人，这病无疑是能诊断出来的，而且有着十分令人烦恼的症状，我在美国之行的时候便已发现了。当然，他曾教导过我说每个人都多少有点精神病的症状，因此我们必须试着容忍。但是我对这并不满足，相反，我还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得精神病，很明显，如果连导师也无法应付自己的精神病，那么无论弗洛伊德还是他的弟子都无法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因此，当弗洛伊德宣布他试图把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并使他们变成某种教条时，我便再也无法与他合作了；因此，除了放弃，我别无选择。
当我正在写那本有关性欲的书，并马上完成“献祭”这一章时，我便事先知道，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将会葬送我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因为我打算在这一章中写到我对乱伦的观点，写到性欲观念的决定性变革，以及其他许多我与弗洛伊德相左的看法。在我看来，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乱伦才意味着个人的精神错乱。通常来说，乱伦具有高度宗教性的一面。因此，乱伦的题材在几乎所有的宇宙起源和众多神话故事中都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弗洛伊德却坚持对它进行字面上的阐释，而不能掌握作为一种象征的乱伦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我知道，在这个主题上，他绝不会接受我的任何观点。
我和妻子谈及此事，并告诉了她我的担忧。她试图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她觉得弗洛伊德会宽宏大量，不会提出什么异议，虽然他不太可能接受我的观点。我本人也坚信他不会那样做。一连两个月，我都难以下笔写作，一直受到内心冲突的折磨。我应该隐藏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去冒失去一位重要朋友的风险呢？最后，我决心继续写下去——而这的确使我失去了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我所有的朋友熟识纷纷离我而去。他们宣布我的书为一派胡言，说我是个神秘主义者，事情就这么定性了。只有克林与梅达受到了我的影响。不过我早就预料到自己会被孤立，也不对我所谓的朋友的反应抱任何幻想了。这一点事先我就充分地考虑过。我知道，所有事情都要冒些风险，而且我也要立场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信念。我认识到，“献祭”那一章意味着我要牺牲自己，甘当祭品。由于洞察到这一点，我又能够重新写作了，尽管我知道我的想法会不为众人所理解。
回想起来，我敢说只有我合乎逻辑地继续求索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古代遗迹”问题与性欲问题。把我想象成一个看不到性欲价值的人，这着实是一种普遍的错误。其实相反，虽然性欲并不是精神完整性的唯一表达方式，但却是一种本质的表达。在我的心理学中，性欲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主要关心的是越过性欲本身的意义和它生物学上的功能，去探究精神方面的内容及神秘的含义，从而得以解释弗洛伊德所如此着迷但又未能把握住的东西。我把在这方面的想法写进了《移情心理学》和《神秘的结合》中。作为神秘精神的表达，性欲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精神就是“上帝的另一面”，即上帝形象的阴暗面。自从我开始探究炼金术的世界以来，神秘精神的疑问便一直在我身上挥之不去。从根本上来说，由于早期与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一兴趣又活跃了起来；当时我觉得他被性欲现象深深地打动，这使我迷惑不解。
弗洛伊德的最大成就大概包括认真对待精神病人，并深入他们个人的怪癖心理之中。他有勇气让病例说话，并通过这种方式深入病人真实的心理。比如说，他用病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从而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理解精神病。在这方面，他勇敢，不受偏见的搅扰，并成功地纠正了大量偏见。他像《旧约》中的一位先知，推翻了虚假的神灵，撕碎了掩盖种种欺骗与虚伪的面纱，无情地揭露了当代精神的腐朽。这一事业遭到了人们的冷落，但他却没有踌躇畏缩。他发现了一条通往潜意识的大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们文明的进程。他将梦评价为有关潜意识进程的最重要信息源，从而把一种丢失了的、看起来无法挽回的工具重新交回人类的手中。他从经验上论证了潜意识精神的存在，而迄今为止，这种精神只是作为一种哲学假设存在着，特别是只存在于C.G.卡鲁斯和爱德华·冯·哈特曼的哲学之中。
可以说，尽管现代人面对潜意识的观念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当代的文化意识仍未把潜意识的观念及其包含的全部意义吸收到其一般的哲学之中。将精神生活有两极性的基本洞见吸收消化仍然是未来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