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讨论神经症对他人的基本态度，我们知道了他用以解决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或更确切说，是应付冲突的方式。其中一个在于压抑人格的某些方面，将其对立面置前；另一个是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使得冲突无从发生作用。这两个过程都能使个体感觉到统一性，使他能够有所活动，即使他牺牲巨大。[1]
这里所要描述的是神经症患者的进一步尝试，即创建一个意象，使自己相信自己是这个样子的，或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或应该是这样子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这个意象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尽管它对他生活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它往往具有讨他欢心的性质，就像《纽约客》中的漫画所证明的那样，很多中年妇女在镜子中看见自己是一个苗条的少女。理想化意象的具体特征取决于人格结构，也随人格结构而有所不同：可能突出的是美好，或权力、智力、天赋、圣洁、诚实或随心所欲。准确地说，从这个词的本意来看，这个意象是不切实际的，它使人妄自尊大，尽管自大与傲慢是同义词，但自大意味着妄称自己具有自己所不具备的品质，或具有自己所没有的能力。而且这个意象越是不现实，就越使人脆弱，使人渴望外界的肯定和认可。我们并不需要证实自己的品性，但一旦有人质疑这种虚假的声明，我们就会极为敏感易怒。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理想化意象在精神病的自夸妄想中最为露骨；但在神经症中，这种意象的性质在原则上如出一辙。虽然幻想的成分更少，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同样真实。如果我们把脱离现实的程度视为区分精神病和神经症的标志，我们可能会认为理想化意象是神经症中精神错乱的表现。
理想化意象在本质上是种无意识现象。尽管他的自我膨胀可能即使是在没有经验的观察者看来也是最为明显，但神经症患者依旧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将自己理想化。他也不知道这些品性汇集在一起有多古怪。他可能隐约觉得自己的自我要求高，但他错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苛求当作真正的理想，所以绝不会质疑这些要求的正当性，还引以为傲。
他创造的意象如何影响他对自己的态度是因人而异的，而且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兴趣点。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兴趣在于使自己相信他就是他的理想化意象，他就会相信自己真的是天才、是精英，他的瑕疵都是天赐。[2]如果他关注的是现实自我，通过与理想化意象比较而严重鄙视现实自我，妄自菲薄就会处于明显地位。由于被贬损的自我与理想化意象一样脱离现实，所以可以称其为被藐视的意象。最后，如果他关注于理想化意象与现实自我的反差，那他所能意识到，以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就是他不断尝试克服差距，不断鞭策自己尽善尽美。这样一来，他就会喋喋不休地重申“应该”这个词。他会向我们唠叨他应该怎样觉得、他应该怎么想、他应该怎样做。他相信自己实际上是可以尽善尽美的，只要再对自己更严格、更自控、更机敏、更谨慎周到，这就暴露了他骨子里和天真的“自恋”的人一样相信自己本是完美无缺的。
相较于真实可靠的理想，理想化的意象是静态的。它不是他追求成就的目标，而是他所尊崇的固定信念。而理想是动态的，它唤起趋近理想的动机，它是成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动力。理想化意象是成长的决定性障碍，因为它要么否认缺点，要么只是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使人谦虚，而理想化的意象使人骄傲。
不管如何定义，这个现象已经公认已久。有史以来的哲学著作都提到过。弗洛伊德将它引入神经症理论，赋予其不同的名称：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构成了阿德勒心理学的中心论题，被描述为追求优越。如果详细阐述这些概念与我的异同，[3]那就离题太远了。简而言之，所有这些概念都只涉及理想化意象的某一个方面，而没有把它看作一个整体来看。因此，尽管除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还有很多其他作者（例如弗朗茨·亚历山大、保罗·菲德尔、伯纳德·格鲁伊克和厄内斯特·琼斯）都评论和探讨过这个问题，但都没有认识到这个现象的全部意义及其功能。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它满足了至关重要的需要。不管作者在理论上的解释有多不同，他们都认同一点，即它相当于神经症的要塞，难以动摇，甚至难以削弱。例如，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是治疗中最为严重的障碍物。
首先，理想化意象最基本的功能或许就是取代了现实中的自信和自尊。一个最后成为神经症的人，几乎没有机会建立起原始的自信，因为他曾遭受到毁灭性的经历。这种自信即便是有，也会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削弱，因为自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危如累卵。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这些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情感精力的活力与有效性、个人真实目标的发展和主宰自己人生的能力。不管怎样，只有当这些东西可能遭到破坏，才会发展出神经症。神经症倾向会损害自主性，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人是被驱使，而不是做自己的驱使者。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依赖性一直在持续削弱他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不管依赖的形式是什么——盲目反抗、盲目追求优越、盲目需要远离他人都是依赖他人的形式。再者，通过抑制各方面的情感精力，他使这些精力彻底失去作用。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不可能发展自己的目标。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基本冲突使他内心有分歧。神经症患者因此被剥夺了实质性的基础，所以必须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与权力感。这也是为何理想化意象永远都带有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的想法。
第二个功能跟第一个有密切联系。神经症患者并不是在真空中感到软弱，而是在充满敌人的世界中，这些敌人准备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挫败他。他因而必须不断地拿自己同他人较量和比较，不是因为虚荣或任性，而是非常迫不得已。而且由于他骨子里就觉得软弱是可鄙的，正如我们后面会看到的，所以他必须寻找某种东西让他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好、更有价值。不管他所采用的形式使自己感觉更神圣还是更残酷，更富有爱心还是更愤世嫉俗，都必须要在自己心里感到某种方式的优越，不管驱使他的是何种具体动力。通常，这种需要包括想要击败他人的种种成分，因为不管是什么神经症结构，都总是具有脆弱之处，总是以防被轻视、被羞辱。对报复性胜利的需要，作为被羞辱感的解药，就可能采取行动，或可能主要存在于神经症患者的心中；这种需要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优越感需要的驱动力之一，并为优越感需要赋予特殊的色彩。[4]我们文化中的竞争精神通常不仅有利于培养神经症，通过造成人际关系的紊乱，还尤其供养了非凡卓越的需要。
我们已经看到了理想化意象是如何取代真正的自信。但它作为替代物仍然还有其他方式。由于神经症患者的种种理想是矛盾的，所以不可能具有所必备的力量，它们始终模糊不清，无法给他任何指引。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努力成为自创的幻象而为他的生活赋予了某种意义，他多半会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目标。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当破坏了他的理想化意象后让他一时感到茫然若失，这一点便尤为明显。而且只有这样，他才会承认自己在理想问题上的困惑，才会因为不值得追求理想化意象而开始受到冲击。在这之前，整个话题都越过了他的理解力和兴趣，不管他在口头上说得多好，现在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而且想知道自己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得说，这种体验证明了理想化意象取代了真实理想。理解这个功能对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师可能在更早期就向病人指出了他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要指望病人在这个话题上有任何建设性的兴趣，因此，只有当理想化意象变得可有可无，他才可能处理这个问题。
相对于理想化意象的其他功能，有个功能更能解释这个意象的刻板性。如果在我们内心的镜子里，看见自己是道德模范或智力典范，那么即使我们最显眼的错误和缺陷也会消失，或染上富有魅力的色彩，就像在一幅好画中，一面破旧腐坏的墙将不再是一面破旧腐坏的墙，而是褐色、灰色和淡红色的迷人组合。
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种防御功能，只要我们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这是乍看之下无从下手的诸多问题之一，因为我们一开始会想到无数种可能性。然而，仍然有一个相当具体明确的答案。一个人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为何物取决于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然而，在相同文化背景下，他接受或拒绝自己哪些地方又取决于基本冲突的哪个方面占主导。例如，依从型人不认为自己的恐惧或无助是一个污点；而攻击型人会认为这种感受是种耻辱，会想要对自己和别人掩藏起来。依从型人把自己的敌意性攻击行为视为罪恶；攻击型人认为自己的柔情是可鄙的软弱。此外，依从型人不得不否认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富有爱心、宽宏大量的人；离群型的人并不愿见到自己的超然离群并不是自己的自由选择，也不想知道他必须隔离是因为他无法应对他人等。通常，二者都拒绝施虐倾向（后面会讨论到）。我们因而得出结论，那些被视为缺点并被予以拒绝的东西，就是不符合他对他人的主导态度所建立的一贯作风的东西。而且我可以说，理想化意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这也是为何它必须如此坚定不移。在认识到这点之前，我曾经很惊讶，为何病人如此难以接受自己有一点点不重要、一点点不优秀。但看到这一点，答案很清楚。他无法做丝毫的让步，因为承认某些缺点会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从而危及到他建立起来的伪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在冲突强度和理想化意象的刻板性之间找到相关：可以从特别煞费苦心的刻板意象推断出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冲突。
除了已经说过的四种功能之外，理想化意象还有第五种功能，也跟基本冲突有关。相比于仅是掩饰冲突不可接受的部分，理想化意象还有更积极的作用。它代表着某种艺术化创造，在这种创造中，对立面似乎得以调和，或至少对他来说不再表现为冲突。有几个例子能展示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会只列举当前的冲突，并展示它们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意象中的。
X的冲突主导方面是依从，即极度需要爱和支持，想要被照顾、被同情，想要宽宏大量、体贴周到、富有爱心。第二个突出之处是离群，通常讨厌加入群体，强调独立，害怕关系纽带，敏感于强制力。离群总是与需要亲密关系相冲突，这源源不断地导致他与女性关系的紊乱。攻击性动力也很十分明显，表现在他必须在任何情境中当第一，表现在间接支配他人、时而剥削他人以及无法容忍任何干涉。自然而然，这些倾向大大减损了他爱和友谊的能力，而且还和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动力，还伪造了一个理想化意象，这个意象由三种意象组成。他是个很棒的爱人和朋友——难以置信哪个女人会更喜欢另一个男人，没人像他那么善良美好。他是他所处时代中最伟大的领袖，是令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后，他是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个智者，在洞察人生意义及其终极徒劳方面颇具天赋。
理想化意象并不是完全幻想性的。他在各个方面都极具潜力。但这些潜力已经被提升到了既成事实的水平，已经被提升为伟大独特的成就。再者，动力的强迫性性质已经被遮掩，替换成了相信自己与生俱来的品性和天赋。他觉得自己有爱的能力，而不是对爱和支持有神经症需要；他觉得自己有出众的天赋，而不是超越他人的动力；他觉得自己独立、英明，而不是需要超然离群。最后最重要的是，冲突通过下列方式被驱除。在现实生活中，动力互相干扰，阻碍他发挥任何潜力，这些动力被提升到抽象完美的范畴，表现为一种丰富人格中彼此兼容的几个方面；这些动力代表着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与组成他理想化意象的三种意象是孤立无关的。
另一个例子能使我们更清楚孤立各个冲突元素的重要性。[5]Y的主导倾向是离群，一种相当极端的离群，而且具备前面讲过的所有内涵。他的依从倾向也很明显，尽管因为与他对独立的渴望格格不入，Y自己已经把它从意识中关闭了。有时，对至善的追求会强制性地突破压抑的外壳。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是有意识的，而且不断地与他的离群相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冥思遐想中变得冷酷无情、具有攻击性：他沉浸在大规模破坏的幻想中，真心想要杀掉所有干预他生活的人；他宣称自己信仰弱肉强食的生活哲学——强权即公理的信条，以及冷酷无情地追求个人利益，它们是唯一明智且表里如一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他非常胆怯，只在某些环境下才实施暴力。
他的理想化意象即是下面这种奇怪的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个住在山顶的隐士，具有无限的智慧和宁静。在极少数时候，他会化身成狼人，毫无人性，醉心于杀戮。而这两种不相容的意象似乎还不够，他还是一个理想的朋友与情人。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同样否认神经症倾向，同样自我扩张，同样错把潜力当现实。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尝试调和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相对于真实生活，它们似乎无比纯粹。因为它们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这点似乎是他所期待的。这样冲突就消失了。
最后一个例子的理想化意象更为统一：Z的现实行为是以强烈的攻击倾向占主导，并伴随着施虐倾向。他专横跋扈，倾向于剥削他人。受强烈的野心驱使，他残酷地向前奋进。他可以出谋划策、组织规划、奋勇搏斗，而且有意识地信守绝对的弱肉强食哲学。他也极度离群，但由于他的攻击动力总是把他卷入人群，他就无法保持超然独立。然而他严防死守，既不让自己涉足任何私人关系，也不让自己享受任何由人所带来的乐趣。在这点上，他大获全胜，因为对他人的好感被极大地压抑了；对人类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被引向性方面。然而，当前还是有明显的依从倾向，以及干涉他权力追求的支持需要。而这中间还潜藏着清规戒律，这些戒条主要被当作皮鞭，抽打与他弱肉强食哲学相冲突的人，当然，他也情不自禁地这么对待自己。
在他的理想化意象中，他是个身着闪亮铠甲的骑士，是高瞻远瞩的改革者，一向追求权力。当他作为英明的领袖时，他铁面无私，赏罚分明。他诚实不做作，女人们都爱他，他也是个好情人，但他并不会离不开任何女人。这里和其他情况一样，实现了同一个目标：混合冲突的各种元素。
因此，理想化意象是尝试解决基本冲突的途径，和我讨论过的其他途径一样重要。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用作黏合剂，可以聚拢分裂的个体。而且，尽管它只存在于这个人的心中，却还是对他和他人的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意象可能被称作虚构或虚幻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因而也是种误导。这其中的愿望思维确实很明显，尤其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基于一个牢固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会导致它完全虚构无实。这个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与种种非常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并为这些因素所决定。它往往包含了这个人真挚理想的踪迹。虽然这些浮夸的成就是虚妄的，但潜藏在背后的潜力往往是真实的。更关键的是，它出自非常真实的内心需要，它实现了非常现实的功能，而且对于创造者有着非常现实的影响。创造过程有非常明确的规律，因而了解了其特有的特征，就能准确推断出这个人真正的人格结构。
但无论理想化意象中交织了多少幻想，对于神经症患者自己来说，它都具有现实价值。它建立得越牢固，他就越是这个理想化意象，而他的真实自我相应失色。因为理想化意象的功能性质，现实状况势必会倒退。其中任何一个功能都旨在抹杀真实人格，把焦点放在理想化意象上。回顾众多病人的个案史，我们就会相信理想化意象的建立常常是救命稻草，这也是当他的意象被攻击时，为何他所持有的阻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或至少是有逻辑的。只要他的理想化意象对他来说是真实完整的，他就能感觉到重要性、优越感与和谐，尽管这些感觉是虚幻的。这样他就觉得，基于他自以为的优越性，他有资格提出任何要求和声明。但如果他容许它遭到削弱，他就会很快遭到威胁，要面对自己所有的软弱，没有权力提出特殊要求，以及相对不重要的意象或甚至（在他自己眼里）是遭人鄙视的意象。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和被分裂的恐惧。他听到了一个福音，即这可能使他有机会成为更好的人，而且胜过他理想化意象所带来的所有光彩，但这个福音长期以来都对他毫无意义。这是他所害怕的冒险举动。
由于极具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有巨大缺陷，理想化意象的地位本是攻无可破的。因为其中涉及虚构的元素，所以整个建筑物一开始就是摇摇欲坠的。这是一间满载炸药的宝库，它使个体脆弱不堪。外界任何质疑或批评、察觉到他不符合那个理想化意象、真正洞察到他内心的动力等都会使其爆炸或坍塌。他必须约束自己的生活，以免遭受这种危险。他必须回避自己不受赞赏或认可的情境。他必须逃避他可能胜任不了的任务。他甚至可能极度反感任何努力。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仅是构想他可能画的一幅画，就已经是大师级画作了。任何平凡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奋斗而有所成就；对他来说，让他也像每个汤姆、迪克、哈利那样，就等于是承认自己并非天才，因而是种羞辱。由于任何现实成就都离不开努力，所以他这种态度所挫伤的正是他被迫要达到的目的。他理想化意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拉大了。
他依赖于他人无止无尽的肯定，如支持、赞赏、奉承，然而任何形式都只能给他一时的安全感。他可能无意识地憎恨每个傲慢的人，或某方面比他优秀的人，如更坚定自信、更沉着稳重、更见多识广，这个人危害到他对自己的观念。他越是不顾一切地坚信他就是自己这个理想化意象，他的恨意就越暴力。或者，假如他压抑了自己的傲慢自大，他可能盲目崇拜那些宣扬自己的重要性且举止傲慢的人。他爱的是在他们身上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当他逐渐意识到他如此崇拜的偶像其实只关心他们自己，只关心他对他们的恭维奉承，就不免失望至极。
也许，最可怕的缺陷是接踵而来的疏远自我。如果不脱离自我，我们就无法抑制或消除我们的本质部分。这是神经症过程逐渐产生的变化之一，尽管观察不到这些过程的基本性质。这个人完全意识不到他真正感觉到什么、喜欢什么、讨厌什么、相信什么——简而言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不知道这点，他就可能活在自己的理想化意象中。巴里的《汤米与格丽泽尔》中的汤米比任何临床描述更能说明这个过程。当然，如果不是因为在无意识伪装和合理化的蛛网中无法自拔，他也不可能是这种表现。他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并不是他在生活；他无法做决定，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困难不断增加，他可能会充满不真实的感觉——他始终感觉自己不真实的状况恶化了。要明白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意识到他的内心世界蒙着不真实的面纱，这层面纱势必会往外扩散。最近有个病人将整个情形概括为：“如果不是因为现实，我本来会无比安好。”
最后，尽管理想化意象是用来消除基本冲突，还以有限的方式做到了这点，但同时也使人格产生了新的裂口，而且比最初那个更危险。一般说来，一个人之所以建立起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是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现实面貌。理想化意象显然抵消了这个祸患；但他把自己置于崇高地位，仍然难以忍受自己的真实自我，而且开始愤怒以对，开始看不起自己，开始在不可能达成的自我要求的枷锁下焦躁不安。于是他摇摆于自恋与自贱之间，徘徊于理想化意象与被藐视的意象之间，没有坚固的中间立场可依靠。
因此，一方面，强迫性的矛盾追求之间出现了新的冲突，内心紊乱强行实施内部的独裁专制。而且，他对于内心独裁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可能对于相对政治独裁的反应一样：他可能认同它，也即是感觉自己如独裁者说的那样美好；或者他可能要踮起脚尖来努力达到这些要求；或者他可能反对强制，拒不承认强加的义务。如果他是第一种反应，我们的印象就会是他是一个“自恋”的人，他不会接受批评，于是，已有的裂口并不是有意识感觉到的那样。第二种情况是完美主义者，即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类型的人。第三种情况中，这个人似乎不对任何人或任何事负责，他倾向于动荡不定、不负责任以及持否定论。我特意讲到这些印象和表现，因为不管他是什么反应，他从根本上一直是焦躁难安的。即使是反叛类型的人通常也相信，在他努力推翻的强制标准下，他是个“自由的”劳工，尽管他仍然处于自己理想化意象的魔爪中，这可能只表现为他把那些标准当作鞭子来鞭策别人。[6]有时，一个人会经历在两种极端中交替变化的时期。例如，他可能一段时间试图超常“善良”，可完全没有得到慰藉，然后又倒向另外一极，极力反对任何标准。或者，他可能从明显的极度自恋转变到完美主义。更常见的是这些相异态度的组合。根据我们理论的理解，所有这些东西所指出的事实是：没有哪种尝试是令人满意的；它们都注定失败；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为不顾一切地努力摆脱无法忍受的处境；当他处于任何无法忍受的处境之中时，他会尝试各种不同的手段，如果一个失败了，就再诉诸另一个。
所有这些后果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屏障，以对抗真正的发展。这个人无法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错误。虽然他的说法并非如此，但实际上他一定会失去自我成长的兴趣。当他谈到成长，他所想的只是一个无意识理想，即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意象，一个毫无瑕疵的意象。
因此，治疗任务就是让病人认识到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所有细节，帮助他逐渐明白这个意象的所有功能与主观价值，并且向他展示这个意象必然引起的痛苦。于是他便会开始怀疑这个代价是否太大了。但只有大大消减了创造这个意象的需要，他才可能放弃这个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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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赫尔曼·纳恩伯格在他的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30年）中研究过这个追求统一性的问题。
[2]参见《伍尔科特读者Ⅱ》中安妮·帕里什所写的《跪拜》，花园城市出版公司，1939年。
[3]参见卡伦·霍妮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诺顿出版社，1939年）中对弗洛伊德的自恋、超我和内疚感的批判性检验；同时参见埃里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恋》（《精神病学》，1939年）。
[4]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5]在那个双重人格的经典例证中，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主要思想就是围绕着人性冲突元素分离的可能性。认识到内心善恶分裂得有多么彻底之后，哲基尔医生说：“从很早以前……我学会了愉悦地思考这些元素的独立问题，就像做一场可爱的白日梦。我告诉自己，如果每个元素只待在单独的身份中，生活便如释重负。”
[6]参见第十二章，施虐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