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但潜力很大。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工业将飞速发展。中国的未来维系于两个方面。第一,工业发展方式;第二,任何单一要素。中国遭遇的种种困境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工业形势有关。因此,我先对这一形势进行简单描述,再讨论未来还有哪些可能。

铁路矿山是一个国家工业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先来谈铁路,再来说矿山,随后再讲讲其他方面。

刚有铁路时,清政府和牛津、剑桥大学一样抵制新生事物,极力反对修铁路[1]。1875年,外国人修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短程铁路,清政府大为震惊,毁掉了这条路线。1881年,第一条可供永久使用的铁路进入建设阶段,但一直等到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结束后才基本修成。甲午战争后,列强以为中国分崩离析,纷纷争夺租界,划定势力范围。比利时修通北京到汉口要线。美国获得汉口—广州铁路段特许权;不过,这条铁路只修到长沙,就没再修下去。俄国建了满洲铁路,把北京跟西伯利亚铁路、欧洲连在了一起。德国修通了从青岛到济南的胶济铁路。法国在南方修了一条铁路线。英国希望获得长江流域铁路垄断权。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归外国人。但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欧洲人意识到,对中国人要多加小心,要不然他们忍无可忍,发起怒来不得了。此后,新筑铁路所有权留给了中国政府,但外国人有很大管理权,因此,中国政府的所有权没有多大价值。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中国必须有铁路,而且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把铁路管理权抓在自己手中。1908年,津浦线、沪杭线获批,外国可以贷款援建,但中国政府完全行使管理权。与此同时,中国收回京汉线,自主建成北京—张家口线,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在中国大干线中,除了满洲铁路(东清铁路)和胶济铁路受外国控制以外,其他线路差不多都是中国人在管理。关于满洲铁路,如果中国不能发展强大,打败日本,就再也收不回这条铁路了。而且,整个满洲地区目前基本上已经让日本控制住。但关于胶济铁路,因为华盛顿会议达成协议,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中国将在五年内赎回。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中国就可以收回沦丧区以外的所有重要铁路线管理权。这一时局振奋人心,显然要归功于中国人睿智清醒。

京张干路起点

京张铁路修成时修路人员在验道专车前的合影。左侧为工程技术人员,右侧是铁路工人。

承德府火车站

上海—吴淞铁路

西直门铁路停车场

一列火车穿过北京的城墙

辛博森极力强调中国人应将所有铁路收归国有。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近日,他在华盛顿会议上帮助中国争取胶济铁路,并让铁路成为与会人员重点关注事项。他在1919年初写道[2]:

控制中国、建立新共和国的那把钥匙就是铁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人借鉴西方思想建立民权政府,解除了外国蚕食清帝国的危险。但外国人手中还有一把更微妙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铁路。俄国人有满洲铁路。这个新招让日本人学了过去。借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之便,日本人不仅得到了满洲铁路经过的那一部分富裕发达的省份,还将一个新技巧付诸实施。这个技巧将经济侵略、警察控制、军队卫戍融合在一起。利用这个技巧,日本人开发了一块高度发达的铁路区,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外国人聚居区,以图日后颠覆中国政权。日本人还坏在,他们把这种新技巧从满洲转到山东,最终还将扩大到中国腹地,也会扩大到直隶、内蒙古。到那时,北京就会被团团围住。如果没有人出面阻止,日本不会就此罢手。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日本。方法很简单:让列强承认,中国领土上所有铁路都是中国主权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必须由北京的全国铁路总局直接管理;站长、乘务员、警察必须是中国公民;设定标准,限制外国技术援助;从现在起,外国人仅享有筑路特许权,竣工一段,交接一段,承接单位是全国铁路总局。

如果胶济铁路协议不折不扣贯彻执行,五年后将完成改革。我十分同意辛博森的看法,这一改革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作好这样的准备:日本会想尽各种办法不履约,比如,煽动中国内战;让日本特务假扮中国人,杀害日本雇员,等等。因此,在中国实际控制胶济铁路之前,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中国能不能收回来。

千万不要以为中国人不会经营铁路。京张铁路跟外国人修得一样好。中国人自己管理的铁路段管得都很好,让人赞叹。我从刁敏谦的著作中摘引1919年的数据[3]:国有铁路:在营6,027千米;在建383千米。私有兼省有:773千米。特许权铁路:3,780千米。总计:10,963千米,即6,810英里。(特许权铁路主要分布在满洲和山东。中国已失掉满洲铁路段,有可能会收复胶济铁路。因此,特许权铁路问题不是大问题。但满洲铁路到了外国人手里后,外国势力利用铁路为非作歹。)关于财务状况,刁敏谦给出了1918年国家主干线数据:

此后几年情况不太喜人。我没有这方面的确切数字。

我没发现有哪方面的证据说明中国人不会管理铁路。相反,中国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列强各自筑道产生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各遵其制,标准不一;载货列车不能从一线转到另一线。但中国目前最应该做的还是多建铁路,以便开发西部,连通广州、汉口。这其中应该会有丰厚利润。

也许,矿山跟铁路同等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让外国控制矿石资源,各种产业就发展不起来,弹药也供应不上,还要仰仗外国恩惠。目前中国矿业形势远不如人意。1919年初,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立德对中国矿业资源作出如下判断:

中国得天独厚,煤炭储量极为丰富,铁矿供应充裕。这两种资源都是现代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1917年,中国进口1400万吨煤。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虽然煤储量惊人,但开采得很少。据估计,中国目前年产煤2000万吨,但比美国煤储量大。1918年,美国产煤6.5亿吨。在铁矿方面,据估计中国有4亿吨适合冶炼,另有3亿吨可用土法加工。有人估计,1917年中国生铁产量为50万吨。中国钢铁产业发展迅速。预计几年后,生铁、成品钢年产量将达几百万吨。此外,中国富产锑、锡。过去几年间,中国在开采冶炼这两种矿石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中国应珍视、守护矿产财富,增进国民福祉[4]。

根据《1919年中国年鉴》,1914年中国煤总产量为6,315,735吨,铁矿石总产量为468,938吨[5]。对比安立德提供的1917年数据——煤2000万吨,生铁(非铁矿石)50万吨,明显可以看出这三年进步很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的速度可望保持下去。但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快速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日本矿产资源贫乏,迫切希望从中国攫取丰富矿藏,拿的越多越好。这对日本很重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只有工业发展了,才能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这些人不可能迁到日本在中国大陆占领的地块。第二,钢铁是帝国主义必需品。

中国人为上海的江南造船所而深感自豪。该所由北洋政府管理,可筑造现代船舶,已为美国政府建造4艘万吨轮。程锡庚[6]说:

所用材料主要取自中国,但钢材要从欧美进口(中国能生产的钢材量非常有限。而且,之前和日本签过合同,有一部分要出口到日本,留给国内用的非常少)。

鉴于中国铁矿资源丰富,我们必须把铁矿一事解释清楚。这对于想要了解现代政治的人非常有用。

《1919年中国年鉴》[7](跟《惠克特年鉴》一样,很少涉及政治)列出了中国五大铁矿,并附有说明介绍。第一大矿是大冶矿,隶属于汉冶萍煤铁有限责任公司。读者可能会记得,二十一条要求第三号就有这个公司。《中国年鉴》估计,该矿共计已开采出5000万吨矿石,主要来自两个矿山。其中一家产铁率为65%,另一家是58%~63%。1916年产量为603,732吨(此后产量大增)。年鉴接着写道,“日本注资该公司。根据1915年中日所签协议(是在日本修改二十一条要求,并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该要求后签的),中国政府承诺不会把该公司转为国有,也不得强迫该公司从日本以外的资源借款。”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汉冶萍有一名日籍会计,一名日籍技术顾问。生铁、铁矿石达到额定值后,必须卖给日本帝国铁厂,价格必须远低于市场价,只能留一小部分公开出售[8]。

《中国年鉴》列出的第二个铁矿是铜陵铜官山矿。说明如下:铜陵位于长江沿岸,下游约55英里处是安徽芜湖。1904年英国公司——伦敦与中国辛迪加获得该矿开采特许权。1910年,交还中国,作价52,000英镑。接手的公司是一家中国公司,专为开发该矿而成立。也就是说,这些矿回到了中国人手里。我不知道产能大概是多少,从售出价格来看,应该不大。汉冶萍公司资本是2000万美元,远远高于52,000英镑。《中国年鉴》提到了5家铁矿,只有这一家在年鉴出版时不在日本人手里。

下一个是安徽的桃冲铁矿。“特许权曾授给中日工业发展公司,将由东方钢铁制造公司开采。据说,该矿山储量为6000万吨,纯铁含量为65%。计划年产生铁17万吨。钢厂年产钢锭10万吨,铸锻厂年加工75,000吨。”

第四家矿位于山东金岭镇。“通过铁路与衡山煤矿合作。”我估计,这家矿将和铁路一道由中国赎回。

《中国年鉴》上提到的第五家也是最后一家是本溪矿。“满洲南部九个矿区中最有潜力的一家。1915年5月25日,中日政府交换照会,日本获许在满洲南部勘探、开采矿山。本溪矿脉从辽阳附近延伸到本溪周边,规模与大冶矿相当。”这家矿也是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实施二十一条要求得到的。年鉴又写道,“日本海军一直从本溪矿采购矿石。1915年,大阪铁厂定购本溪铁15,000吨。同年,大阪军械厂接受本溪铁矿投标。”

从上述情况可知,就铁来说,中国已经让日本占得优势地位。再想把日本人赶走,势必要费很大周折。尽管如此,中国也必须自力更生大规模发展钢铁产业。如其不然,中国独立之势不保,中华文明不继,彰显中国价值的任何东西都将不存。必须注意到,日本觊觎中国铁矿,主要是为了剥削奴役中国。据我所知,孔子对铁矿只字未提[9]。这也难怪老派中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保护铁矿有多重要。现在他们清醒了,意识到了局势严峻,但恐怕已经太迟了。随后我会就中国人还能做什么谈下我的看法。现在让我们继续调查事实。

我们可以这样假定,中国人会一直以农业为主业。茶叶、丝绸、棉花、谷物、大豆等数中国产得最好。在棉花生产方面,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印度位列第一,美国排名第二。当然,中国在农业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中国要想获得独立,工业是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这一章以工业为主题。

刁敏谦在书中写道:“据官方估计,1916年底,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有56万,矿工有406,000名。此后,官方未发表全国数据,但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可能各有100万。”[10]不用说,这些工人工作时间很长,到手的工资很低。刁敏谦特别提到,在某些现代化程度高的棉纺厂,工人每天可以拿到15—45美分[11],让人称赏。毫无疑问,随着工业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会得到传播,劳工骚乱事件也会增多。如果把刁敏谦看作现代中国统治阶层,中国政府的劳动政策将会非常不开明。刁敏谦的观念看法跟美国资本家一样。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他受了美国人的影响,也受到了英国保守思想的影响(刁在伦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但我在中国遇到的很多年轻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许可以怀抱这样的希望:传统中国人不喜欢强硬固执、凶狠残暴,这种态度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对工人温和一点,好过美日两国政府。

中国有一定空间做大做强棉纺产业。目前,中国有不少棉纺厂达到现代水准,但还应积极进取,把棉纺行业打造得像兰开夏郡的一样强。

造船业在上海开局良好。如果中国能自主建好钢铁产业,造船业很可能会迅速发展。

1919年,中国土产出口总额差一点不到2亿英镑(合6.3亿两白银),进口总额稍微多一点。但我们最好用白银来看这些数据。因为用英镑计算有汇率波动,导致结果不准。白银不是硬币,而是一定重量的银子,价值随银价高低涨落而波动。《中国年鉴》显示,1902年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分别是3.25亿两白银、2.14亿两白银;1911年,分别是4.82亿两、3.77亿两;1917年为5.77亿两、4.62亿两;1920年是7.62亿两、5.41亿两。对应英镑记数分别是:1911年6400万、5000万;1917年,1.24亿、9990万。因此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跟中国人口比起来,仍然比较小,但增长得很快。这让欧洲人吃惊不小:中国发生了革命、内战,经济生活却没受到多大影响!

中国要想实现民族独立,必须修铁路、开矿山。从对铁路、矿山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些原则。铁路方面,国有化明显可行。虽然实施这一战略可能意味着新建线路推迟通车,但仍应优先考虑。那些不在中国政府手中的铁路最终将受外国人控制。他们将因此获得权力,掌控中国,钳制中国自由。我们希望中国执政者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即采取行动。

关于矿山,中国人应该抓紧自主采矿。因为列强贪心不足,资源不开发,就是在诱惑他们。外国人一开矿,可能就会奴役中国。因此,以后应该制定这样的法律:把矿山出售给外国人,或让外国人在矿山持有任何股份,或以矿山为抵押向外国人借款的行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治外法权存在,让外国人接受上述立法措施可能不那么容易,而且领事法庭也不愿承认其效力。但从日本治外法权一例可以看出,有没有效力要看国家强不强大。如果列强害怕中国,就会承认中国法律合法;如果不怕,就不会承认。鉴于中国需要快速发展采矿业,现在就将所有矿山收归国有可能不太明智。比较好的办法是:采取各种鼓励措施,扶持纯粹由中国人经营的民办企业发展,并让地质采矿专家协助他们。但中国政府应该保留以下权利:(1)公平估价后,买断任一矿业;(2)如私人矿主未能听从专家意见加工矿物,则由政府完成。政府应广泛行使这些权力。而且一旦到了矿业事关国家安全的地步,就必须把矿山收归国有。除非像大冶矿那种情况,因为签有外交协议,导致国有化进程受阻。有一点显而易见:只要时机成熟,就应尽快收回大冶矿。但什么时候收,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现在还不好说。当然,在这之前,中国必须稳定政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实施不了强有力的手段措施,挡不住外国侵略。关于这一点,以及与中国工业发展有关的其他全局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回顾。

在中国经过商的欧洲人说,中国人不擅长管理大型股份公司,满足不了现代产业需求。大家都知道,尽管中国政治腐败,但中国人在做买卖方面出了名的诚实。不过,那些把买卖做大的中国企业一般是家族企业,早晚会因为任人唯亲搞不下去。欧洲人就是这么说的。我知道的不多,不好说什么。但我相信,现代教育很快会改变这种局面。因为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与儒学和家庭伦理道德分不开。但很多中国人在美国接受了商道培训,吴淞等地开了几家商学院,而且“少年中国”充满爱国激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愿意为推动工业发展奉献自我。毫无疑问,不管是看气质,还是追溯传统,中国人都更适合干贸易,不太适合做实业。但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迅速引入新技能、新观念。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政治环境不是那么恶劣,未来几十年间,中国工业将得到快速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必须由中国人主导,不能是外邦异族。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个问题是中国重获独立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关于这个大问题,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论及。

北京的商铺

店铺招牌林立

药铺

大连一处客运码头

奉天四平街道

奉天驿站

汉口的商业街

武昌的商业街

汉口埠头

上海税关栈桥

上海路旁的书摊

九江的陶瓷店

* * *

[1]关于中国铁路史,参见刁敏谦著作第183页及后页。

[2]《1918年的中国》(China in 1918),《北京导报》刊载,第45—46页。

[3]引自第十一章。

[4]《1918年的中国》第26页。铁矿数字可能有误。据估计,仅湖北大冶一处就蕴藏7亿吨铁矿石。前引科尔曼著作第51页。

[5]第63页。《1922年中国年鉴》列明煤产量为1950万吨。

[6]《现代中国》第265页。

[7]第74—75页。

[8]前引科尔曼著作第十四章。

[9]如果要说《圣经·新约福音书》对这一话题只字不提,似乎不太确切。美国有一位著名神学家对《马太福音6:19》中的劝诫作了注解。耶稣是这么劝诫的,“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蛀,会锈蚀,也有盗贼钻进来偷窃。”该神学家指出,“洛克菲勒的油井没有遭到虫蛀,没有出现锈蚀,一般也不会有盗贼钻进来偷窃,偷走一根铁轨。耶稣谴责的不是财宝本身,而是囤积财宝,贪婪吝啬。”参见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宗教之利》(The Profits of Religion)第175页,1918年出版。

[10]第237页。

[11]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