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了一代名臣的曾氏家族,是中国六大世家之一,曾氏先祖曾子孔子最有建树的门生之一。曾国藩是这位宗圣的70世孙,而他的直系祖辈则是湖南湘乡县的农民。曾国藩家境并不富裕,但因隶属曾氏宗族,所以曾家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为承继先祖的学士遗风,曾家让子孙读书应考,以保不辱没书香门第的名声。曾国藩的祖父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对曾国藩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父亲读书也算勤勉,却屡试不中,考到最后,终于和自己的大儿子在同一年中了秀才。这在当时并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侧面看出科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1811年11月26日,曾国藩降生在这个贫寒之家,据说他出生时伴有异兆。他4岁开始读书,8岁前已读过五经,并开始学写文章。5年后,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他与欧阳氏定亲,等两人年长些便可完婚。

1826年,曾国藩第一次参加府试,名列第7。1832年,他参加院试,虽说成绩尚好,却还是落榜了。1833年,他和父亲都考中了秀才,到这一年为止,他的父亲已经考了17次了。次年,曾国藩赴长沙参加乡试,中了第36名举人,并于同年入京,准备参加来年的会试。然而他前后参加了两次会试,均未考中。1836年,他借了些盘缠,开始游历江浙。身为举人,他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并不满足。游历途中,他看到一套书,认为极好,便用借来的100两银子将这套书买了下来。他带着这套书回到家乡,仔细研读了1年多,准备第3次赶考。

△曾子(公元前505年—公元前435年),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山东嘉祥县)人。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与其父曾点同师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曾子主张以孝恕忠信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内省、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至今仍具有极其宝贵的社会意义和实用价值。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1838年初,又苦读了一年的曾国藩动身赴京。那时他手头已十分拮据,只得借了32吊钱作为盘缠,到京城时已经花得只剩3吊了。那时候,从他的家乡到京城,可谓长路漫漫,水路陆路加起来要走上一个月,一般来说,这段路40两银子是少不了的。这一次,曾国藩终于中了进士,随后又通过了殿试。6月23日,他进了翰林院。

金榜题名的曾国藩终于可以入朝为官了,他效忠清朝的生涯就此开始。不过他的应考生涯却还没有结束,因为翰林院内还有选拔考试,以确定不同的等级。曾国藩回乡小住几日后就返回了京城。他工作勤勉,在翰林院内步步升迁,同时在京城担任一些较低的职位。从他这个时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翰林院的那些饱学之士过着一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他们时常吟诗作赋,畅所欲言。曾国藩俸禄不多,常常入不敷出,详情我们并不清楚,唯一知道的就是1842年间他租住的宅子每月的租金是15吊钱。他把自己的所得慷慨地与家人分享,或是资助京城里贫困的湖南老乡。他时间充裕,正好用来埋头苦读,因此官运倒也亨通。1843年,翰詹大考在圆明园举行,考试由道光帝亲自主持。参考的翰林共有123位,曾国藩的成绩排名第6,位列2等,于是,他得以在翰林院内升任较高的职务。在家书中,曾国藩告诉父母,在清朝,得此荣耀的湖南人里,他是第3个。

同一年,曾国藩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和次年,他又获得了加衔,并在宫中担任职务。加官晋爵似乎并没有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就连他在成都任考官时所得的1000两银子的酬金,也全部被用来资助穷亲戚了。1842年一整年,他的开销高达600两白银,其他年份应该也差不多。在四川任职期间,最让曾国藩厌烦的就是交际,他常常抱怨,除了当考官,还有不少应酬,四川湖南两省前来向他求对联的人络绎不绝;还有不少举子来向他借钱,无论有借无借,多借少借,都需要婉言款待;此外请酒拜客也是常有的事。此前很久,曾国藩就曾表示自己十分反感京城的应酬活动,但那时他还比较自由,不愿参与的他可以不参与,并且可以只结交那些能帮助自己修身处世的人,而不必为了沽名钓誉而去攀附权贵。然而成都应酬频繁,还不能推辞,再加上蜀地天热,他又身体不适,因此更觉得烦不胜烦。

△现存法国的圆明园写真画。

1847年,曾国藩迎来了最后一次大考,通过这次考试,他成功进入了内阁。自清朝建国以来,除了曾国藩外,整个湖南省没有任何人能在37岁时就进入内阁,放眼全国,近年来能在10年之内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也只有区区2人。他还被授予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皇太后和道光帝先后崩逝,曾国藩作为礼部侍郎为丧仪奔忙,并因此受到朝廷赏赐,上下三代共享此殊荣。

曾国藩很快从礼部调任,六部之中,每个部的侍郎他都担任过。1852年,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朝廷接到消息后,问罪于乌兰泰和赛尚阿,命曾国藩与刑部官员商议如何处置二人。曾国藩认为军务关系重大,奏请朝廷严惩,却被咸丰帝驳回,或许是因为当时优秀将领奇缺,皇帝事从权宜才做此决定。但这件事说明,这个日后将重整军队、平定叛乱的人,在性格上有其刚直的一面。

为官数年,曾国藩一直想回家探亲,但一来他囊中羞涩,二来他也不愿因此失去升迁的机会,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虽说家里有人入京来探望过他,他的弟弟曾国荃还在京城与他住了一些时日,但他还是想回趟乡下,见见亲友,图几天清净。1852年7月,他终于获得回家探亲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江西主考官,还给了他60天的探亲假期。然而从京城赶赴江西的途中,他却接到了噩耗,他的母亲已于7月28日去世。于是根据当时的习俗,曾国藩应放弃官职,回乡丁忧。于是他改道前往湖南,决定回家为母亲守丧27个月。

9月26日,他在武昌得知太平军正攻打长沙,且已僵持了一段时日。于是他绕道而行,从湘阴上岸,取道宁乡,于10月6日抵达老家。在他丁忧期间,太平军撤离长沙,沿江而下往江宁去了。

我们应该还记得,到此时为止,朝廷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是江忠源率领的乡勇取得的。而当时已被革职的赛尚阿是第一个意识乡勇的重要性,并在广西招募了3万勇军的人。长沙一役,江忠源率2000乡勇迎敌,其战斗力远远超过其他规模相当的军队。太平军撤离后不久,湘地便盗匪蜂起,湖南巡抚对此乱局已才穷智尽,无力应付。除了江忠源率领的2000勇军,罗泽南和王鑫手下还有1000多民兵。江忠源在宝庆成功镇压了一次土匪叛乱,此后人们便把剿匪的希望寄托在乡勇身上。曾国藩本人对这些民兵的价值也十分首肯,认为他们足以维护村县的秩序,但是,对于那些已经被太平天国洗脑,抛弃了儒学传统的太平军,他并不确定乡勇能否应付。

年底,湖南巡抚接到谕令,命他传咸丰帝旨意给正在家乡丁忧的曾国藩,令其帮同从湖南乡民中招募民兵,并主办团练。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了湖南巡抚转来的寄谕,但他不想受命,认为自己应在籍守制直至期满。然而国难当头,他又当临危受命,守制之事是暂可放在一旁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受到清朝贵族们的阻挠,而他恰恰又必须向他们求助。他自己认为,一旦接受谕令,成功的把握只有二成,失败的可能性倒有八成。好在他还听得进劝说。有几位在他心中颇有分量的朋友亲自登门,请他出山。就在此时,武昌陷落、大局动荡的消息传来,也对曾国藩产生了不小的震动。1月26日,曾国藩动身去见湖南巡抚。他想先用新军镇压当地土匪,再平定太平天国运动。

事关紧急,曾国藩很快便走马上任。1月31日,他向朝廷呈递了奏折,陈说自己的计划。他见湖南受太平军威胁,防御兵力又很弱,便提出在长沙建大营,本省所有的州县设立募勇处。已加入乡勇,接受过训练的民兵可直接入伍,送往长沙集训,然后再派驻省内各地镇压盗匪。但是,就在这同一份奏疏中,他再次请咸丰帝恩准他回乡丁忧直至期满。

罗泽南率领他手下3个营的勇军来到长沙,成了曾国藩所组建的新军的核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尽的制度,要求所有人遵守。曾国藩对军纪严明与否一向非常看重,因此,他制定的制度非常严格,他不希望看到新军变得和朝廷军队一样散漫。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周国虞率1万多叛军在浏阳起义,但被江忠源的楚勇一举击溃,曾国藩的新军士气因此高涨。

很快,让新军小试牛刀的机会来了。3月1日,长沙接到消息,太平军在耒阳和常宁会师,嘉禾也受到威胁。800名楚勇和湘勇被派去镇压,结果他们在衡山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太平军。

可想而知,朝廷军队的将领们对新军必然有所抵触,而需要给新军拨款维持其正常开销的文官们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但这支军队对于朝廷的价值不言而喻。3月12日,湖南总督和巡抚接到谕令,要求他们设立征募点,继续招兵扩大这支军队的规模,并确保储备充足以维持正常开销。

但是曾国藩很快遇到了新的难题。太平军进攻后没多久,各地都出现了盗匪,急需民兵保卫乡里免遭抢掠,然而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成百成千的民兵被招募去外省打仗,百姓当然会对征兵怀有敌意。盗匪们在各个村县横行霸道,如果不将其剿灭,就很难说服乡勇官兵们放着湖南不管,而跑去管别的地方。

△湘军水师。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另一方面的压力,朝廷一直在催他加紧练兵,然后将派这些人去对付太平军,因为那时太平军已经对清政府存亡构成威胁。曾国藩既不能抗旨不遵,又不能置地方于不顾,双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所以他必须想一个两全之策。3月24日,曾国藩上书咸丰帝,称先剿灭湖南盗匪才是明智之举,且势在必行。当时各地会党众多,天地会是其中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或在湖南以太平军的名义活动;除天地会外,还有不少名称古怪的会党。这些社会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大规模的帮派,他们躲进深山,成为亡命之徒,湘东南和湘西南地区尤为严重。官府不是不知道这些帮派的存在,但他们不敢镇压,因为这些帮派长期肆无忌惮地发展,已经变得很难对付了。各个帮会的目的有所不同,有些是为宗教信仰,有些是为兄弟结拜,还有些纯粹是为了做强盗。

这些为祸一方的组织近来又有新的力量注入,因为当时有许多逃兵没钱回家,又不能重回军营,只能到处流窜。长年存在的流民问题和贫困问题在那段时间极度恶化,导致流浪人口激增。对付这些影响社会治安的群体,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倾全军之力去平息一个县的动乱,直到这个县恢复秩序,整个部队再转移到另一个县。只有这样,湖南才能恢复安宁,军队也才能放心离开。针对盗匪流窜的问题,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审案局,根据被捕盗匪所犯案情情节的轻重来判定相应的惩处措施。对于曾国藩在奏疏中提出的要彻底清剿盗匪的想法,咸丰帝给了肯定的答复。违法作乱者之中,一部分在案发当地就被惩处,另外很大的一部分都通过曾国藩的审案局被绳之以法。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个时候江忠源和他的部队正在赶往南昌的途中,他要赶去增援,把太平军挡在湖南的大门之外。行军途中,江忠源抽空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歼灭太平军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集江西、湖北、湖南和安徽4省之力,造出数百战船,并从广东和福建调数千人来驾驶。这几个长江沿岸的省份平定后,便可攻打江宁、扬州和镇江,从而迅速剿灭太平军。江忠源的提议很好,因为如果先前长江水师具备足够兵力,太平军是不可能到得了江宁的,况且当时水道完全在朝廷军队掌控之下,水路必然畅通无阻。但曾国藩对这个建议没作出什么回应,因为当时他兴办团练必须求快,而新建水师会耽误时间。

然而,虽未答复江忠源,但曾国藩还是仔细权衡了他的建议。采纳建议确实会耽误时间,但如果这个建议能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那么就算耽搁也无妨,毕竟前期准备不充分,结局只会一败涂地。况且就算只组建陆军,要等这支队伍强大到足以将湖南的叛军盗匪驱逐出去,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组建一支小型的水师也要不了太久。江忠源在了解了太平军的实力后,又写了几封信给曾国藩,提醒他不要忘记,只要太平军能从水路来去自由,朝廷军就不可能一直占着先机,所以,组建水师势在必行。

第一个方案是从海路把广东的大型战舰调到长江,同时将快蟹船和拖罟船从广东梧州沿内河调往长江,中间会经过短距离的陆地运输,到湘江再重新走水路,最终与大型战舰汇合。曾国藩和湖南巡抚曾共同将这个方案上奏咸丰帝。

皇帝还没发表意见,麻烦就出现了,新军和官军起了冲突,其实这也是不可避免的。8月17日,湘军与提督手下的部队发生斗殴,曾国藩责罚了这些民兵,但在9月6日,两个部队间又发生了第2次冲突,这一次,曾国藩请提督按军法处置,提督并没有照做,而两天之后,涉事的官军部队袭击了塔齐布,要不是躲到了屋后的草丛里,他几乎性命难保。官军一把火烧了塔齐布的住所,竟然还转过头来袭击曾国藩。巡抚听到消息后,车轿都来不及让人准备,便直接跑着去了现场,经他一番劝说,官军这才收手。

此事发生之前,曾国藩就想过要到别处去训练湘军,袭击事件一出,他干脆将想法付诸实施了。他把大营迁到了衡州,又将新军派往湖南东部和南部边界各镇,既可对付盗匪,又可防止太平军从江西入侵湖南。

9月15日,曾国藩上书解释迁营缘由。他说因为盗匪肆虐,新军必须去维护治安,因此他把新军调离长沙,派往受盗匪骚扰的地区。此外,太平军还有可能从江西向湖南进军,路线有4条——第一条路线是通过平江,平江与江西北部战略重镇义宁相邻;第二条路线是通过茶陵、攸县,这两个县可连接江西吉安;第三条路线取道瑞州,从地处湖南中部的浏阳进入;第四条路线经袁州和萍乡到达醴陵。曾国藩没有派兵去平江,因为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其他几个地点都已派兵把守,以他手上有限的兵力精心布防,而衡州大营则可运筹帷幄。在这份奏疏中,他并没有参官军和朝廷将领一本,有人说这是他宽宏大量,但反对他的人说这是他谨小慎微。

太平军迅速向北方和长江上游方向扩张,江西湖北已被收入囊中。咸丰帝的谕令一道接着一道,催曾国藩赶紧出手。接了几道谕令后,曾国藩呈了一道很长的奏疏上去,说自己打算组建水师,已经从广东调了几艘战舰过来,衡州也正赶造能够装载千斤火炮的战船。皇帝在朱批中答复道,安徽陷落,太平军正溯江而上,因此责令曾国藩加紧出兵,以解朝廷燃眉之急。

朝廷一再催促,曾国藩只好又拟了一道奏折,逐条陈明无法加紧发兵的理由,共有5条。其一,永兴境内有匪徒,广东通往湖北的道路阻梗,眼下只有83门火炮运达。另外,战船新造和改造自动工之日起不过80天左右,需等到新年过后尚可完工。其二,安徽、湖北告急,朝廷一则要他沿江东下援皖,二则要他驱逐楚地太平军,既要行军又要克复,他很难做到两全。不过他已经派江忠源、江忠濬和另一名将领率3000勇军前往增援,以济燃眉。其三,他已同湖南巡抚及江忠源等人商议,可否汇数省份之力合防,以守湖北。武汉三镇为长江中游战略要地,能扼住通往四川、广东和北方的要道。太平军穿过安徽,占据黄州、巴河一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下武昌。控制住了武昌,就相当于控制住了通往江宁的水路,因此,相比增援安徽,守住武昌才是最重要的。他提议先合湘鄂之兵共同防守,阻止太平军再度攻克武昌;随后再逐一清剿下游几处要地的太平军,若能进一步与皖赣形成合防,则终可肃清太平军。这是他与江忠源和湖南巡抚骆秉章等人共同商议的策略。其四,湖南盗匪肆虐,在东南部的衡州、郴州、永州和桂阳尤其猖獗,同时还有许多来自江西的盗匪窜入茶陵和安仁。常宁、嘉禾、蓝山和永兴也遭其抢掠,已派军队前去攻剿。现下船炮尚未齐备,盗匪之乱尚未平息,这种关头,他如何能撤回勇军,赴鄂皖增援?其五,如需出兵,必先解决粮饷问题。湖南藩库已无力支持,军队出省之前,这一难题亟待解决。

从这份奏折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个性冷静沉着,没有充分准备绝不发兵,此乃明智之举,因为如果贸然出兵,难免会重蹈江忠源兵败身死的覆辙,苦心经营的事业就要毁于一旦。他善于洞悉问题的症结所在,危局当前,朝廷高官乃至皇帝的阁臣们纷纷惊慌失措,病急乱投医,而曾国藩却总是不乱方寸。他似乎总比身边的人看得更加长远。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一事,最终的胜利才是关键,眼下诸事未善,没有更充分的准备,是无法成为最后的赢家的。他不仅世事洞明,而且极有耐心,因此他能坚持到所有障碍都被扫清的那一天;此外,他还知人善任,能找到合适的人为自己解决问题。对于曾国藩,咸丰帝几度失去耐心,几道谕令可谓气势汹汹,但作为九五之尊,他竟从未对自己的这位臣子失去信任,这一点相当难得,毕竟曾国藩花了很长时间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当年冬天,曾国藩与自己的同僚发生了一些争执,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个叫王錱的人,他提出要组建一支军队作为长沙的防守力量,湖南巡抚和布政使都已同意,让他招募3000人马。这原本是个不错的计划,但曾国藩觉得人数和准备都不够。此前,在派兵增援江忠源的问题上,他们就产生过分歧。后来,在1854年春,王錱的部队和一部分太平军交手,歼敌30人,这一战最后被上报为一次大捷。原先的联衔奏稿曾国藩看过,也同意拜发。但是在呈递给朝廷的最终奏稿中,左宗棠做了一些增删,将王錱的战果拔高,上报为大捷。这个举动激怒了曾国藩,他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官员为了一己之私而谎报军情。此为后话。

曾国藩在衡州时,湖南巡抚派罗泽南率两个营的兵力去剿匪,部队1月5日经过衡州时,曾国藩与罗泽南见面,并商定了新军的组建规则和指挥原则。新军以营为单位,每个营的兵力是500人,另有180人负责其他各类事务。每个营可分为4个哨,每个哨又可分为8个队(护卫的一个哨只有6个队)。整套规则非常详尽,成为湘勇组建的基础。

为了加快军队组建,曾国藩在湘潭也设立了造船厂,与衡州原有的船厂一起赶造战舰。战舰一共有三种,最大的叫快蟹,中等的叫长龙,最小的是用渔船改造的,每艘小船上都安装了火炮。此外还另造了不少舢板和更小的船。

2月底,筹备工作终于做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终于向咸丰帝上疏,决定尽早出兵湖北。奏疏中提到,他的舰队包括一艘大型拖罟型的大型战舰,其余船只共360艘,四种类型,都可用作炮艇:

1.快蟹40艘,各载桨橹手36人,其余船员6人

2.长龙50艘,各载桨橹手20人,其余船员6人

3.舢板160艘,各载10人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派首领。他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以及新疆建省等重要历史事件。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战争时,自请赴福建督师,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快蟹船,船两侧有成排的桨橹,外形活似蜈蚣和螃蟹,船体通常漆成红黑两色,元明时期叫“蜈蚣船”,清代称“快蟹”,出没于珠江口外贸的黄金水道,抢掠过往船只财物。无风举桨,起风扬帆,必要时桨帆并用。大型“快蟹”每侧船桨有20多具,每具配两名壮汉,在水上行走如飞,利用奇快船速追赶“猎物”及逃避追缉。

4.改装渔船120艘,人员与舢板相同

除船员外,每艘船还配有炮手。

水师的招募工作不太好做,因为只有长期生活在水上的渔民能适应内河航行,普通村民都不习惯水上风浪,对这种新的生存方式望而却步。不过最后曾国藩还是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力,并从广西调了船炮手过来训练新军。到出发前夕,新军部队的兵力已达到5000人,共10个营,一半兵力乘快蟹前进,作为攻击力量,另一半乘长龙,作为储备力量。两批人马以不同的旗帜区分,进攻军队的旗帜是单一颜色,而储备部队的旗帜是多种颜色混杂的。这支舰队的将领由褚汝航担任。

陆军兵力也有5000人,塔齐布担任将领。但陆军每营人数不等,并不都是500人。

出征新军的总人数,算上所有将士、工匠、侍从和杂役,共有17000人。武器弹药、军需粮草有专门的辎重船运送,共有大米12000石,木炭18000石,盐40000斤,油30000斤。

新军每月开支原先的预估是80000两白银,后经调整,减了10000两,即便如此,仅靠地方上的常规税赋是满足不了这个开支的。曾国藩奏请咸丰帝指派专门官员在湖南、江西和四川为新军筹集军费。此外,他还请朝廷发给他4000本空白的官凭,实衔虚衔都有,他通过卖官凭在三省筹集到了大笔饷银。这些非常手段都是事出有因,因为当时的湖南巡抚筹不到军饷,束手无策,这样下去,曾国藩的新军必然会陷入绝境,所以采取非常手段,实在是迫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