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江西失地正逐渐收复,湘军很快就能向安庆进军,而且,如果他们能成功占领江宁外围,那么包围太平军都城便指日可待了。

就算天京从未发生过变故,太平天国也是注定要灭亡的,只是一时间还看不到直接的迹象。太平天国所有的将领都在外征战,把守着安徽、江西和福建的城池。然而天京城内的境况江河日下,万幸洪秀全手下还算有几个能人,首屈一指的就是忠王李秀成,他在广西时就加入了太平军,他凭借自己的能力,从一个无名小卒一步步进入最高领袖的行列,成为太平天国的顶梁柱。与东王杨秀清不同,他从来不曾陷入宗教幻想,他靠的是自己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如果他的自述内容属实,那便说明他的坦诚无畏非常人所能及。这一年,李秀成作为领袖终于崭露头角。

1858年阴历一月(公历2月14日—3月14日),天王十分难得地过问了一下政务,然后便发了一则篇幅很长的诏书,痛陈满人如何篡权夺位,并表示,只要所有人坚持到底,理想的天国一定能成为现实。他在诏书中提到了7位新王,即英王陈玉成,豫王胡以晃,赞王蒙得恩,护王杨辅清,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和章王林绍璋。

这些变化表明,太平天国还是有望取胜的,只可惜天王依然沉浸在宗教幻想中,看不清现状,又听不进劝告,只知道依赖宗教程式以及他身上的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神力。

△1962年世界书局影印发行《李秀成亲供手迹》线装本。

1858年4月20日,石达开率7万人马东进,战火烧到了浙江。浙赣边界的一些县城被攻占,整个浙江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但另一个捷报很快传来,5月19日,在杨载福、李续宾和彭玉麟所率领的水陆两军联合攻打下,落入太平军手中3年之久的九江终于被朝廷收复。官军炸毁城墙,冲入九江城内,17000多名太平军官兵死于屠刀之下。

太平军本打算沿长江两岸向下游方向前进,以解天京之围,但由于种种阻力未能成行。比如英王陈玉成企图取道安徽去攻打湖北,但在鄂东北的麻城遭胜保、胡林翼等人的抵抗,被迫撤回安徽省太湖县。由于陈玉成战败,李秀成也被迫停兵滁州。他让一名将领率部暂驻当地,自己则出发赶往天京。然而留在滁州的军队很快遭到官军攻击,被迫撤退。援军部队均未抵达天京。

1858年10月,太平军将领聚在安徽枞阳,商议过后一致认为陈玉成与李秀成应在滁州会师。两队人马很顺利地聚集到了一起。在乌衣,他们与德兴阿和胜保的部队交上了手,最后朝廷军队战败。在小店,他们又击败了张国梁的部队,将其一路逼退到德兴阿的驻地浦口,与天京隔江相望。太平军在浦口打败了德兴阿的部队,折损官军兵力万余,并重新恢复了天京与外部的交通。

然而更令朝廷惶恐的是浙江的战报。石达开在浙江大开杀戒,但和春病重,无法率军从江宁赶去增援。7月1日,朝廷下令重新起用曾国藩,命他从家中启程,火速赶往浙江。曾国藩手下的几员干将也奉旨从江西入浙。

7月5日,曾国藩请湖南巡抚骆秉章代他复奏朝廷,称浙江多水路,需要用船。他可以借助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或率军赴长沙组建舰队,或由朝廷从长江调船来接,再取道太湖进入浙江。湖南承诺每月拨给他2万两饷银,曾国藩请求咸丰帝令湖北拨付相同数量的银子,咸丰帝同意了。

7月17日,曾国藩奉旨启程,27日,他在长沙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他在江西的部队接到命令,取道抚州前往浙江,他本人则顺江而下赶赴武昌。在武昌,曾国藩与胡林翼见了面,胡林翼允诺会支持这支人数已经增加的军队,并为他们提供部分军粮。曾胡二人商议10天后,曾国藩再次启程,在一个叫巴河的小地方,他停下来见了曾国华、李续宾、李续宜、彭玉麟和其他几位职位略低的将领,并为新军制定了军规。行至九江,他特地前往塔齐布的祠堂祭祀。在湖口,负责军需收发的粮台已按照曾国藩早先的计划设立,并由李鸿章的兄长李瀚章主理。

曾国藩赶路期间,有情报传来,称石达开这回并未攻城略地,而是攻下城池后便离开,浙闽二省到处都有他部队的踪迹。离开南昌时,曾国藩又接到咸丰帝圣旨,令他改变行程,赶赴福建,因为现在福建受太平军威胁,局面更加混乱。曾国藩立即调整了计划,选择了江西最东边的铅山县作为自己的基地。

1858年阴历8月,经过官军的努力,被围困已久的吉安终于解围了,太平军被彻底驱逐出江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因此声名鹊起,并升任道台。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很多,他年轻时曾在曾国藩北京的家中读过一阵子书(1841—1842年),但他不够勤勉,又不愿改过,这令曾国藩十分光火。1845年,曾国荃通过了乡试。曾国藩第一次兵败,让其弟曾国潢从长沙返乡时,曾命所有弟弟从此不得再入行伍。对于长兄的这一命令,曾国荃颇为不满,但也只能在家赋闲,直到1856年黄冕赴吉安任知府时才有所改变。黄冕是奉了咸丰的旨意去克复吉安的,遇到曾国荃后,黄冕对此人的才能大为赏识,便决定与他共事。于是曾国荃招募了3000湘勇,命名为“吉字营”。转年曾国荃丁忧回籍,但因其才能出众,1857年阴历5月被朝廷重新起用。当时曾国荃的部队已被石达开从吉安赶到安福,他一回营,军队士气大振,阴历11月,他们在吉水县阻挡了10万太平军的进攻。后来吉安的克复更是让他有了大展宏图的资本。

然而增援江西不过是解一时之围,10万太平军很快就从邵武越过福建边界进犯,抚州、建昌、饶州和广信各府人心惶惶。曾国藩火速赶往弋阳,并命军队在周边驻守,发誓威胁不除绝不离开江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能明白曾国藩的用意了。以省城南昌为中枢,周围交通犹如放射状扇骨,连接着各个要地,北通鄱阳湖和湖口长江一带,东北可经饶州直达江宁及沿海地区,正东经广信可往浙江,东南经抚州、建昌直通福建,正南经吉安、赣州可入广东,往西即为湘鄂,可由多条道路前往,新军兵力、饷银、粮草多仰仗这两个省份。因此朝廷一定要对江西严防死守,不容太平军入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方还是石达开的手下,他本人和主力部队就在后面,很快就会尾随而来。

若不算曾国荃的人马,曾国藩麾下约有12000人。11月中旬,他率军前往建昌安营扎寨。然而连日大雨拦住了湘军前进的步伐,他们没法走山路进入福建,偏在这时军队中又爆发了疫病,损失了1000多兵力。好在曾国荃和李瀚章派兵前来增援,让曾国藩的兵力得以恢复。曾国荃率军转移到湖南边界驻守,实际抵达福建的人数并不多。

此时战争的重心已转移到安徽,然而太平军在这里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时李续宾所部已迅速连克黄梅、宿松、太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等地,欲围攻三河,曾国藩二弟曾国华也参与攻城。那时太平军已将清兵赶出了江宁,正准备乘胜追击,进一步将他们逐出皖西。11月16日,陈玉成遭湘军进攻,眼看就要无力回天,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李秀成率援兵赶到,大败湘军。湘军折损精锐6000,曾国华战殁,李续宾不堪忍受败军之耻,饮恨自尽。湘军残兵和围攻安庆的都兴阿所部一同撤往湖北。桐城的防守已形同虚设。三河之战惨败,官军士气大减,鄂皖边界受到了很大影响。

太平军乘胜追击,大批追兵涌入江西,抵达景德镇,赣南也有太平军分部进犯,江西省的衙门顿时不知如何应付。湖南巡抚骆秉章担心太平军从安徽进入湖北,再进一步进犯湖南,因此奏请朝廷将主要兵力集中在安徽,并派曾国藩前往坐镇,以减轻三河兵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接到圣旨后,曾国藩复奏咸丰帝,说明了江西婺源与景德镇的要紧之处。太平军一旦占领这两个地点,便可突袭江西饶州、广信、皖南徽州及浙江衢州四府。他还点明,有3个地区需要重点设防,否则朝廷将进退两难。景德镇为其一,占领了景德镇就能控制鄱阳湖及湖口;巢湖北岸的庐州、凤阳及淮河地区为其二,也是最关键的区域,因为这个区域的太平军有可能会与捻匪联手;巢湖南岸地区为其三,因为这个区域有太平军的几个据点。曾国藩手下已无多余兵力可以分派,他提议朝廷调遣30000兵力驻守安徽的江北地区,由都兴阿、李续宜和鲍超指挥,20000兵力驻守安徽江南,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另外10000人由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他便可控制赣北,江西巡抚分管赣南。他还进一步向咸丰帝进言,请他派3000蒙古骑兵进入皖北对付捻军。

朝廷以景德镇为第一个占领目标,令张运兰于1859年1月从福建启程前往。随后官军打了几次胜仗,但还没能攻占景德镇,只得等待平江勇前来增援。在赣南,湘军将领萧启江恪尽职守,分别于2月和3月在江西南康和福建南安大败太平军,终于将石达开所有部队全部赶出了江西。但太平军随即窜入湖南,骆秉章只得奏请朝廷急诏萧启江部队前往湖南驻守。

原先前往福建的计划已弃,因此曾国藩将湘军大营迁往抚州,并派人去湖南招募兵员。当年5月,4000新军抵达抚州,随后曾国荃赶到,并率5800兵力奔赴景德镇,李鸿章与他一同前往。曾国荃一到,官军实力大增,经过一番鏖战,终于1859年7月13日攻下景德镇,太平军撤往安徽。

石达开所部在湖南到处游荡,4月11日攻占永州,随后又去围攻宝庆,整个湖南省陷入了恐慌。湖南官员担心长沙很快就会遇袭,便请当地士绅援助,加强了省城的戒备。当时有传言称石达开手下有几十万兵力,营寨连绵百里,气势盛大。鄂皖边界和江西的湘军被火速调往宝庆,经制兵、勇军和乡兵全部集结到此,与宝庆城内官兵里应外合,协力攻击石达开,经数日鏖战,翼王所部终于在7月26日溃败。一番思忖之后,石达开决定率军撤往广西。

曾国藩所部虽身在江西,但也牵挂湖南军情,因为湘军之中不少官兵便来自被石达开攻击的地区,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回乡心切。大批将士请求离队返乡,再不采取措施,湘军就要散了。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湖南的官员,因为石达开曾扬言要撤往四川,打算在蜀地独霸一方。如此一来,湖南北面有捻军威胁,东面被太平军控制,官员们担心一旦石达开真的入蜀,那么湖广两地便会被太平军包围。于是,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咸丰帝派曾国藩赶往地处三峡入口处的夔州府,阻止石达开的部队入川。

接到朝廷调遣令后,曾国藩并未遵从,他答复咸丰帝说,四川乃是大省,本当依靠本省兵力抵御叛军入侵,他还提醒朝廷说,自己手上兵力不够。但朝廷的谕令接连不断地发来,曾国藩再怎样也不能无动于衷了,于是他决定遵从一半的命令,即亲自前往湖北与官文和胡林翼商议对策,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部队从江西调离。

于是曾国藩启程前往武昌,中途在黄州见了胡林翼。就在赶路的途中,他接到了新的谕令,让他不要再往四川走了。但他还是去见了官文,两人商议后,一致认为石达开不太可能从贵州直接入川,因为川贵之间多山地,军队供给困难,且一旦入川,便与太平军其余部队相距太远。即便他们估计错误,石达开真的不畏山路艰险坚持入川,其威胁也并非立竿见影;眼下更要紧的是解安徽之困,那里的情形已经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安徽多半地区已经荒废,百姓流离失所,有的地方田地干涸,有的地方却洪涝成灾,当地两支官军部队又相隔甚远,无法会师。想要克复安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李续宾生前所提出的,从湖北边界攻入安徽。当时这一计划之所以未能达成,就是因为李续宾手上兵力太少。

从武昌返回的途中,曾国藩又找到胡林翼,二人一起商量了对策。他们决定让一部分湘军从南边兵分两路前往安徽,一路由曾国藩率领,取道宿松和石牌抵达安庆;另一路由多隆阿和鲍超率领,经太湖和潜山奔赴桐城。另一部分湘军从北路入皖,一路由胡林翼指挥,过英山、霍山前往舒城;另一路由李续宜率领,取道商城和六安抵达庐州。不过,只有等到萧启江和张运兰所部从湖南返回,重新上阵后,曾国藩的行军计划才得以实施。

大军出发后,胡林翼和曾国藩率领的部队按时抵达目的地,但多隆阿和鲍超在太湖和潜山地区遭到陈玉成袭击。陈玉成与两个捻军首领结了盟,手下兵力立刻增加到了10万。曾国藩与胡林翼立刻派兵前去增援,双方在湖北小池驿相持了两天两夜后,太平军终于败北。朝廷军随即攻下太湖地区与潜山,并最终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身在皖北的钦差大臣袁甲三奉命镇压淮河沿岸的捻军,双方交手后官军获胜,临淮关与凤阳县被朝廷攻占。2月14日,从江西入皖的一支湘军部队占领了太平军在安徽的旧基地。朝廷闻讯大悦,希望袁甲三乘胜追击。

然而湖南的兵力迟迟未到。曾国藩正盼着萧启江前来增援,但此时萧启江接到圣旨,要他率手下5000人马即刻前往四川,因为安徽形势已经有所缓和。在这种紧要关头,朝廷居然把湘军急需的增援部队派往西部,可见咸丰帝手下那班朝臣纯粹是得过且过,只顾得上眼前。有这班朝臣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如此旷日持久,便也不足为奇了。

2月底,调走萧启江部队的决定终于引发了恶果。官军在皖南接连战败,宁国与徽州所辖6县落入太平军之手,这便帮太平军在天京与浙江之间打开了通道,从这条道便可直抵杭州。3月19日,这片繁华之地被忠王李秀成攻破,不过内城仍在拼死抵拒。3月24日,朝廷援军赶到,于第2日克复杭州。但大半个杭州城毁于大火,上万人在火中丧生。而李秀成则火速回师天京,与其他将领商议之后,于3月28日合击和春和张国梁等将领所在的清营,将他们逼退到丹阳,天京之围立解。

这是李秀成的一则妙计。他诱导江南大营分师援救杭州,自己则还军天京,与太平军将领合攻清营,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如果曾国藩不那么谨小慎微,非要等到前方所有敌军全部肃清后才领军出发,如果江南大营的清军将领没有落入忠王佯攻杭州的陷阱,胜负便不会那么容易易手。但朝廷担心丢掉浙江的心态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军队的大部分粮饷要靠江浙两省供给。另外朝廷也没想到太平军会派出如此多的兵力去合攻清营。

这下朝廷坐不住了,要曾国藩立即奉命前往江宁。但曾国藩不肯听从旨意,一来因为兵力不够,二来他想先攻下安庆,并确保安徽处于朝廷控制下之后再行动。所以他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让他带兵去增援江宁。这个时候左宗棠正与曾国藩在一起。左宗棠曾在1854年帮助王錱篡改过曾国藩递给朝廷的奏章,因此,曾国藩在第一次战败后的那段日子里对左宗棠一直相当反感。但是,据说是胡林翼从中调解,曾国藩后来开始意识到左宗棠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人,他思维清晰,有勇有谋,因此这回曾国藩才会举荐他去领兵。没等咸丰帝的朱批下来,曾国藩就与左宗棠商议,让后者回湖南再去招募一支军队。此后不久,左宗棠就在现役军员名册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左氏功业就此发轫。

而此时忠王李秀成已开始急趋东进,去攻打常州和苏州,他的部队可谓所向披靡。丹阳的清营被率先攻破,清军被逼得退无可退。张国梁溺亡,他手下的1万多将士葬身沙场。和春闻讯自尽,留下他的下级带着残部撤退。清军逃到了常州,5月26日,李秀成率追兵杀到,清军气节尽失,立刻弃城而逃。5月20日,无锡失守,6月2日,苏州陷落。此后李秀成立刻将目标对准了杭州,并先攻下了吴江与嘉兴。张玉良企图围堵李秀成部,但没能成功。两江总督带着自己的人马逃往上海,不久后因此被革职。江苏巡抚在苏州阵亡。

朝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兵部尚书衔,申令他首先收复失地。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一道圣旨,要他赶往湖北,以防陈玉成部从安庆入鄂。而此时朝廷又要他改道奔赴上海,他觉得自己不能从命。6月21日,曾国藩在呈递给朝廷的奏疏上签了字,他在奏疏中道明了自己的想法,虽不是什么惊世骇俗之论,却不失为长久之计。其一,安庆未下,则江宁难克。若要攻下安庆,则眼下当地军队万不可调离。其二,需兵分三路攻打皖南,一路由杨载福、彭玉麟率领,沿长江水路直抵芜湖,一路从祁门发兵,一路从广信启程。为了不影响皖北军情,需要胡林翼派1万兵力增援,同时还需从湖南继续招募新军,江西、湖南和湖北也要支援。其三,安徽、江西和湖北三省依然有可能遭太平军攻击,需要调派兵力前去守卫。为保证防御部队的供给,曾国藩在江西各地设立了厘金征收点,并和以前一样,留李瀚章负责军队供养。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皖南需要增派1万兵员。如果张运兰和左宗棠能率1万兵力顺利抵达,曾国藩就会将大营从宿松迁到祁门。此外淮河及淮安的运河一带需要增派战船,长江及江南湖区的水师兵力也需要加强,桐城和宁国需要设立基地。淮河地区增派战船是为了保证这一带的盐粮供应,而太湖周边水路纵横交错,因此淮南舰队也是必不可少的。

计划成功实施了,1860年7月28日曾国藩将大营迁到了祁门。因为身兼文武数职,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但就在此时,情报传来,太平军进犯福建,而江浙两省仍在忠王手里。宁国就在江宁南面,是江宁最重要的前哨,这座城池虽然尚处朝廷控制之下,但已经危在旦夕。当时张玉良已因守城失败而被革职,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前去解浙江之围。

曾国藩复奏咸丰帝,再次重申须等安庆克复方可离开该城。虽然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的军情都万分紧急,但他还是不能亲自前去增援。实际上,就凭他手下的兵力,守住皖南和江西都有些困难。他的第一要务自然是把守住处于他控制之下的地区。既然他自己不能离开祁门,于是他便举荐时任道员的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同时统带淮扬水师,他认为此人头脑冷静,可堪大用。在等待咸丰帝朱批时,曾国藩便已让李鸿章先暂代巡抚职。此前李鸿章在这场清末大戏中一直都是个配角,但从那一刻起,他开始站到了风口浪尖上,他所管辖的省份经常要与上海的洋人打交道,因此他本人也格外招人注意,其程度超过了京外的所有高官,而且洋人对他的关注程度也超过了对曾国藩本人。此后春秋四十载,其间惊涛骇浪无数,但李鸿章一直身居高位,同在宦海沉浮的多少名臣都渐次退场,只有他一直留在人们的视线里,不曾被人忘却。

军机处火急火燎地催促曾国藩派左宗棠等人前往江苏,克复苏州和常州,因为如果这两座城池落入太平军之手,那么他们北上的通道将被打开,沿海省份也会尽数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那一年也正是英法联军费尽心思想要进犯北京城的年头,8月31日到9月8日间,曾国藩接到不下4道圣旨,每一道都十万火急,申令他尽快前往江浙二省。1860年8月2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12日击败僧格林沁的蒙古兵,随后继续进逼京师。10月,英法联军终于兵临北京城下。僧格林沁兵败后,朝廷日日惊惧,咸丰帝唯恐太平军趁外敌入侵之时北上,这才给曾国藩连下几道圣旨。其实朝廷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天王确实命李秀成一举扫清满人,但李秀成没有照做,因为他要去江西招募新的兵员,为此李秀成遭到了天王的斥责。

另一方面,曾国藩不能贸然前往浙江。在祁门与江宁之间有两座重要的城池,宁国和广德,这两地本是江宁的屏障,然而曾国藩手上兵力连给宁国、广德两地提供防御都不够,更别说应付江浙两个沿海大省的军情了。此刻他也只能派张运兰、宋国永和李元度率12000兵力前去宁国救援。左宗棠本是要一起去的,但此前他就接到了谕令,命他赶往四川。但曾国藩最终说服朝廷改变了主意,让左宗棠留在安徽与他联手。

可惜援兵来迟一步,1860年9月2日,宁国失陷。随后陈玉成和李世贤部袭击李元度,10月9日,徽州失陷,如此一来,太平军的势力便直逼曾国藩所在的祁门了。上海、镇江又接连失守,朝廷令曾国藩火速前去救援,曾国藩便借机向咸丰帝奏报自己的处境和计策。他在江南有三支军队,第一支在乐平,由左宗棠率领,根据太平军动向,这支军队随时待命向东或向北进发;第二和第三支军队分别由鲍超和张运兰率领,驻扎在休宁。倘若这几支军队相隔不远,那么集结起来兵力是足够的,一旦分散便非常危险。在奏报中,曾国藩再次坚定地重申,安徽未平,他是不能离开前往沿海地区的。自墨绖从戎以来,他一直坚守着这个原则,从未动摇。回首当年,为克复江宁,他初次率湘军出征,如今8年已过,而克复江宁依旧任重道远,因为身后叛军未清,他是不能离开驻地的。江西失守时,正是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不顾艰难险阻坚守南昌,最后终于招募到了足够的兵员。现在也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他决定留在祁门,虽然手下兵力已经增强,长江南北都有湘军驻守,但他不会再像先前那样分散军队,让他们来回奔波去应付接连不断的突发情况。一旦他手下的兵力分别被派往不同的地方去攻打或围堵太平军,那么后者一定会绕到湘军后方,威胁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那是国家军事和经济的中心地带,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一定要保住。在干王洪仁玕眼里,如果把长江当作一条长蛇,湘鄂赣三省好比蛇首,而富庶的沿海省份则为蛇尾;无论蛇尾命运如何,蛇首是一定要保住的。所以,在曾国藩看来,离开安庆奔赴沿海地区,无异于敞开大门上游地区的大门,邀请太平军从他们的天京沿江西进,在清军上游安营扎寨,占领大清的战略要地。

△英法联军在北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朝廷再次被曾国藩说服,但他所坚持的原则还需要经过一番考验才能证明正确与否,因为12月1日,黟县就被太平军攻占了。第二天,鲍超和张运兰成功将敌军驱逐了出去,但这只是暂时的胜利。12月15日,建德、东流失守,太平军渐渐包围祁门,虽然清军将士通力协作,也没能将其阻拦。

月底,祁门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太平军的势力还向西扩张到了景德镇;在南面,忠王亲自率兵攻占了婺源,并进一步向南扩展到玉山;同时他们向北穿过群山,直抵湘军大营。短短两周内,祁门乃至清朝基业危在旦夕。湘军交通已被切断,多亏左宗棠和鲍超的努力,一条从景德镇到祁门的运输通道保留了下来,保证了祁门营地的军需供给。随后左鲍二人逐一收复战略要地,最终解了祁门之围,曾国藩获救。坐困祁门的时候,曾有人建议曾国藩撤回江西,但曾国藩一口回绝,因为他不想打击军队的士气。风狂雨急时站得住脚,山穷水尽处沉得住气,曾公气度,可为楷模。

祁门并非唯一一处军情危急之地。广东太平军正在入侵赣南;长江沿岸,彭玉麟把守的湖口也陷入险境。此外还有其他几处被攻克或遭到威胁。不单是安徽,连江西也深陷战乱。忠王严令手下死守安庆,不得有失,因此太平军正想尽办法应付攻城的湘军。他们不时出兵去攻打别处,希望曾国藩能从安庆调兵去增援,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曾国藩不会中调虎离山计,就算别处人手不足,他也要保证安庆的攻城兵力。最后,安庆的将领曾国荃率部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增援部队。

1860年底到1861年初,清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一年前,太平军也曾陷入同样的困境,好在忠王力挽狂澜,重新夺取了一些原已被曾国藩及其鄂赣两省的同僚们收复的城池,并踏上江苏、浙江和福建的土地。但李秀成没能进入上海,因为有洋人干预,他被挡在了这个繁华口岸的外面。

曾国藩坐困祁门的时候,洋人首次出面干预,想办法联络到了他本人。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的来函从北京秘密发出,以确保递交到曾国藩手中。伊格纳季耶夫提议,俄国愿意出借一支300到400人的舰队给清朝,协助清军一同攻打江宁;同时配合上海的中美商人,用悬挂美俄两国国旗的船只将漕粮运往北京,因为当时大运河的粮食运送航道已经受到了太平军的侵扰。

在回函中,曾国藩并没有直接拒绝公使的提议,只说当前水师兵力充足,陆军兵力倒是稀缺,在这个时候考虑公使的提议还为时尚早。等到江浙皖三省的失陷城池克复,再考虑与外邦合作攻打江宁也不迟。不过一旦决定联合外邦,则诸事都需一一细化,如船只数量、军队人数以及具体报酬金额和供给需求。至于用外国船只从海上运送漕粮,曾国藩觉得这倒是个办法,但同样,若要付诸实施,那也一定要与美国签订合约,所有事项都要逐一明确。

曾国藩的排外情绪已是声名在外,这份回函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不愿与洋人合作并非出于一己偏见,而是考虑到清朝的名声。虽然此前他本人从未直接与洋人打过交道,但也从其他官员处了解了一二。在他看来,英国是所有西方国家中最不可信的,法国居其次。俄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不敢惹它。美国对清朝一直比较殷勤,比如鸦片战争时它就是这样的态度。曾国藩从何处听来这些消息我们姑且不管,显而易见的是,在当时的清朝官员眼里,西方人不再一律被归为“蛮夷”,至少他们还作了一番研究,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态度。

俄国主动提出要援助清朝,虽然援助力度并不大,这究竟是否与前线战况的变化相关?英法联军刚刚取胜,便立刻转变了态度,主动表示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此前他们一直对这件事保持中立态度。一般说来,发生这样的转变,商业利益很可能是唯一或者主要的原因,那时他们刚与清政府签订了新的条约,改变对华策略正是为了保证新开通的贸易顺利进行。也正是出于这个动机,英国代表一旦知道了俄国公使的提议,便会不遗余力地阻止俄国染指长江一带的贸易,因为英国一向认为这是自己的特权。自此,即便有西方势力在上海周边为官军提供援助,英国政府也几乎不再干预了。攻占苏州后,李秀成就在青浦遭遇了外国军队的袭击,此后便开始与他们频频交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