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法学家们相信奴隶制是一种“万民法”(ius gentium ),虽然这一制度与自然法不相符。 1 这个观点确认了我们的一个假设,即地中海西部地区的人们从很早开始就常常把战俘或从相邻部落抓来的人作为奴隶使用。波利比乌称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Locri)城是奴隶与拉齐戴蒙(Lacedaemon)的自由身份的女人共同建立的, 2 这个说法完全不可信。有观点认为波利比乌在此处采纳了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反对提麦奥斯(Timaeus)的论述而提出的说法; 3 他这样做可能是不明智的。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认为,在公元前750—公元前550年期间,希腊和迦太基的殖民者们给西方带去了使用奴隶的习惯以及他们在各自家乡常用的获取奴隶的方法。

关于爱奥尼亚起义之后的情况,希罗多德给出了可信的证据,证明希腊人的海盗方式,包括把掠夺来的人卖为奴隶的方法,都被一个佛西斯的逃亡者在西方使用,这个人名叫狄奥尼修斯,他劫掠的目标是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scans),但从不向希腊人进攻。 4 叙拉古的盖隆把希布利亚的麦加拉低等级公民卖到西西里以外的地区做奴隶,这个故事同样也有很好的证据作支持。 5 按照狄奥多罗斯的记述,盖隆在希梅拉(Himera)战役之后,按照每个共同体供应的士兵数量比例,把迦太基的战俘作为奴隶分给西西里的不同地区使用。他的这段记载具有可信度,但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明显被夸大, 6 他说在阿格里根敦人(Agrigentines)中的许多人都是每人分到500个奴隶,他还盲目地吹嘘说整个利比亚(Libya)都被西西里岛奴役了。 7

然而这一事件却标志着西地中海地区通过战争大规模掠夺奴隶的开端,而且在狄奥尼修斯一世权力兴起的时期,这种获取奴隶的方式也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在雅典人围攻叙拉古的时期,被残酷压迫的叙拉古平民起义反对他们的统治者,起义者中也有想要争取完全公民权的当地奴隶。 8 虽然大多数奴隶最终都被骗回到主人那里,只有300人逃到了雅典一方,但这场奴隶运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代表了后来西部地区奴隶制的发展特征。如上文所说,这种奴隶制是从东地中海地区奴隶体系的特点中发展而来,但在类型上却与之不同。据修昔底德估计,叙拉古人在西西里战争末期俘获的奴隶数目不少于7000人。这些俘虏中的雅典人、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并没有被卖作奴隶,而是接受了其他形式的惩罚。 9

有关公元前146年之前北非迦太基人的奴隶制状况我们了解得很少,很难说清其奴隶制的性质,我们所能使用的相关史料也都是距该时代很长时间之后的资料。 10 从阿庇安(Appian)的论述中我们只是知道迦太基人拥有的奴隶数目庞大, 11 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农业生产。大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在公元前204年看到来自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奴隶都被用于农业生产之中, 12 公元前109年斯普利乌斯·阿尔比努斯(Spurius Albinus)的军队在北非乡村劫掠来的奴隶(mancipiorum praedas )也是如此。 13 伪亚里士多德在《论极度服从》(De mirabilibus auscultatibus , )88中指出,迦太基人积极参与西部地区的奴隶贸易,从巴利阿里人(Balearians)手中购买奴隶的商人很可能就是迦太基人,而且迦太基—罗马第二次和约的条款 14 禁止迦太基人把从罗马盟国掠夺来的奴隶在罗马出售。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迦太基人所使用的农业奴隶都戴着脚镣,然而如果从方便使用的角度考虑,这个观点很可能不符合历史事实。人们长时间相信的这个论点主要来自两篇文字,其中一篇提到迦太基人为捆绑即将俘获的战俘而准备的锁链; 15 另一篇则是迦太基人用锁链锁住他们俘虏的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士兵,让他们开垦迦太基的田地,以作为他们蹂躏了这片土地的特殊刑罚。 16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迦太基人比其他民族更残暴地对待奴隶。 17 迦太基人的奴隶与希腊化时期希腊和阿普利亚(Apulia)的奴隶一样,都可以合法地结婚,而这在罗马有关奴隶的法律规定下则是不可能的。 18

埃特鲁里亚人早期的农业体系是一种由农民耕作的大农场制度,这些农民的身份可能是完全自由的,也可能是半自由的。涉及奴隶的史料非常少;但我们一般认为埃特鲁里亚贵族家庭有使用奴隶劳动的情况,这些奴隶被用作仆人、厨师、舞者以及乐师。 19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公元前3世纪晚期公元前2世纪早期,埃特鲁里亚人中罗马化了的阶层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奴隶,这方面的证据是在公元前197年,一个罗马军团在一个行政长官(praetor)的带领下镇压了该地区的奴隶起义。 20

在拉丁语中,最普遍最经常地用来表示奴隶的词语是servus ,其阴性形式是serva ,但后者很少出现在法律文件中。一般用来表示成年女奴的词语是ancilla 。 21 在强调作为动产的奴隶时普遍使用manicipium,famulus 则与奴隶的劳役相关。奴隶通常会被称作puer 。 22 verna 指男性或女性的家生奴隶。novicius 和veterator 分别特指没受过训练的和受过训练的奴隶。 23

在有关罗马早期历史的传统叙述中,涉及奴隶的内容都是后人重新构建出来的,其部分依据就来自于现存的古代法律以及一直持续到共和国晚期的有关奴隶制的古老观念。其中涉及奴隶对罗马familia (家庭)所起的作用的残存史料数量很多,也很可信。奴隶在罗马的家庭里是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在罗马的法律观念中,奴隶身份以及通过释奴行动解除奴隶身份是“万民法”固有的内容, 24 因此,把战俘做奴隶使用的行为——不论是罗马人让敌人做奴隶,还是反过来罗马人自身沦为奴隶——对于罗马人来说都是正常的、可以接受的情况。 25 那些沦为奴隶的人作为familia 的成员,处于家庭领袖的dominica potestas (统治权)之下,就像孩子处于patria potestas (父权)之下一样。 26 罗马释奴法律把奴隶主所具有的地位给予了那些通过正式法令而获得释放的奴隶,因此说罗马人遵循了过去的传统,即罗慕路斯(Romulus)在他新建成的城市里设立了一个避难所,邻国的奴隶以及自由人都可以逃过来寻求庇佑和接纳。 27 李维(Livy)不相信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出身于奴隶的说法,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一个前奴隶不大可能可以统治罗马,不如说是因为他怀疑一个为众人所知出身奴隶的孩子是否有可能获得迎娶国王女儿这样的殊荣。 28 李维称只有那些支持塔克文王室家族(the Tarquins)的罗马人的贵族集团,才认为一个前奴隶不能统治罗马。 29

后世认为,早期罗马家庭奴隶与主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简单友好,例如图尔努斯(Turnus)的奴隶们会保护他们的主人,以对抗塔克文·苏帕尔布斯(Tarquinius Superbus)的党羽。 30 有关罗马共和国早期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无法找到同时代的史料。而从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业已形成的奴隶状况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时期还处于家庭奴隶阶段,与被称为家长制的小型奴隶制共同体的特点相同。

拉丁姆早期历史上的奴隶数目肯定很少。根据传说,公元前258年列古鲁斯(Regulus)在他的小农场里只有一个奴隶工头和一个雇工。 31 有关罗马奴隶制发展更重要的观点是,在罗马和迦太基第一次和约的条款中只规定了拉丁城镇受保护、不被迦太基人劫掠的内容, 32 而没有专门提到跟罗马人交易奴隶的规定。然而第二次和约中就包括了一个对等条款,规定和约双方都不许把从另一方盟国掠夺来的奴隶带到另一方的港口出售。 33 这说明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期,罗马所拥有的奴隶规模才达到值得作为一项内容列入和约条款的程度。

由于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奴隶的数量并不多, 34 因此一直以来所记述的共和国早期的罗马奴隶起义实际上应该是后来情况的反映。 35 由于特定的债务原因而使罗马人或其他人沦为奴隶的例子 36 可能并没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但“十二表法”(Laws of the Twelve Tables)中确实存在着债务人沦为奴隶的情况。 37 如果一个前公民为了还债而被出售,那么罗马法如同犹太法一样,都要求他被卖到该国以外的地方。 38 在“父权”之下允许抵押以及出售家庭的成员。但即使在“十二表法”发布的时代,法律就有规定,如果一个儿子被父亲出售了3次,那么加在这个儿子身上的“父权”就会被解除。 39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80—公元前369年期间发生了反对债务奴役的骚乱。 40 根据李维的记述,“波提利乌斯法案”(Lex Poetelia )在罗马国家中废除了债务奴隶(nexus ),这一法案据说是公元前326年在执政官们的提议下制定的。 41

狄奥尼修斯一世统治叙拉古的时期正是后来西部地区奴隶制的典型特征出现的时期。这些特征包括:从战争中俘获奴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奴隶被用于农牧业生产中;财政局势迫使狄奥尼修斯必须采取尽可能以战养战的措施。因此,他严苛地推行战俘赎回或变成奴隶的政策,努力把他抓到的囚犯尽快转化为金钱,除非当时的政治形势使他认为遣散战俘于他更有好处。 42 最好的例证就是在公元前398年,狄奥尼修斯试图从他的士兵手中救回莫提亚(Motya)人的性命,他让这些人逃到希腊的神庙中,据我们所知,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把这些人卖作奴隶。 43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公元前389年他向雷吉亚人(Rhegians)提出的交易计划中,他承诺释放所有肯向他支付1米那赎金的人,而其余的人都要被卖作奴隶。 44 狄奥尼修斯还把这一制度介绍给意大利的路卡尼亚人(Lucanians),因此这些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处理来自图里伊(Thurii)的战俘。 45 随着上述政策的执行,狄奥尼修斯还希望身体强壮的奴隶能够重新获得自由,从而可以成为雇佣兵。 46 之后,叙拉古的阿加索克利斯也曾为远征非洲而征召奴隶。 47

在记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罗马缓慢扩张的早期历史的文献中,常常出现战俘的交易记录。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罗马政权的逐渐扩张,他们获得的战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公元前307—公元前306年期间,被交易的萨莫奈俘虏达到7000人之多,这一情况很接近历史事实。 48 在前两次布匿战争期间,西部地区的奴隶数量有了大幅度增长, 49 其原因正是战争本身。 50 伊利里亚王国的海盗行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奴隶的来源,甚至包括西方的奴隶来源,直到公元前228年他们的海盗活动遭到罗马镇压为止。 51 从此之后,埃托利亚人开始进行这种劫掠活动。 52

接下来我们将列举在前两次布匿战争过程中及其中间间歇期的60年间所出售的战俘情况。这些数字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时期进入西方市场的庞大奴隶数目,同时这些例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该时期在奴隶使用上的巨大变化,使我们了解到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态度以及奴隶的工作环境都在朝着恶劣方向发展。

古代史料中给出的数字通常都是以千为单位的整数,对于这样的数字我们要持怀疑态度,然而我们并没有可以检验这些数字的方法,也无法根据近似的比例推算出结果。有记载称在公元前262年,超过25000名阿格里根敦(Agrigentum)的居民被作为奴隶输出,目标地点很可能是意大利。 53 其他有关战俘沦为奴隶的情况包括:在公元前254年的帕诺尔姆斯(Panormus),14000名被俘的居民被要求每人拿出2米那的赎金,最终13000人被带走卖作奴隶; 54 大约公元前230年,凯尔特人波里(Boli)把一些奴隶卖到意大利; 55 公元前241年,西西里俘获的迦太基士兵在利利贝乌姆(Lilybaeum)被出售; 56 在公元前219年的西班牙,汉尼拔把在萨贡图姆(Saguntum)俘获的俘虏分配给他的士兵们;公元前211年,再次从阿格里根敦劫掠中获得了奴隶; 57 西庇阿让2000名工匠作为罗马的公共奴隶到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工作,很可能是从事战争生产,并承诺如果他们工作努力就可重新获得自由。 58 公元前211年再次攻陷卡普阿(Capua)之后,该地的公民,除了起义领袖之外,都被出售,李维明确指出这些人被送到罗马交易。 59 公元前210年,在洛克里攻陷安提锡拉(Anticyra) 60 以及在西班牙占领哈斯杜鲁拔(Hasdrubal)营地 61 的行动中又获得了新奴隶。在再次攻陷发生起义的他林敦(Tarentum)城邦之后,大量人口被出售。 62 公元前207年,在哈斯杜鲁巴的军队遭到杀戮之后仍有几千个俘虏幸存下来; 63 公元前205—公元前201年西庇阿在非洲俘获的俘虏总数据说达到20700人, 64 其中很多人都被运往西西里交易。 65

同理,也一定有许多被迦太基人俘获的战俘沦为了奴隶,他们主要是罗马公民和意大利的盟友,但这部分人的数量显然要少于被罗马出售的战俘数量,因为迦太基人只围攻了少数几座城市。应弗拉米尼努斯(Flamininus)的要求,公元前195年,罗马军队释放了亚该亚的12000名奴隶,根据李维准确的观察,这表明整个希腊的奴隶数量远远大于这一数字。 66 公元前188年,克里特仍然有罗马和意大利身份的战俘, 67 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来自与安条奥库斯之间的战争,但主要可能还是由汉尼拔抓获的俘虏组成。公元前187年罗马与安条奥库斯三世之间所订立的和约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罗马属民或同盟中的前奴隶,以及战争中俘虏的罗马人及其同盟,都要被归还给胜利者。 68 被俘获的罗马人中有人在非洲做了奴隶,这一事实被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和约的一项条款所验证,条款规定归还汉尼拔战争结束时仍在非洲的罗马战俘和逃兵。 69

除了上文列举的实际例子以外,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数量增加的重要意义还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征募适龄而且身体条件较好的男性奴隶作为战斗人员参加汉尼拔战争;另一个是公元前200年—公元前70年意大利和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频率以及持续时间。在公元前215年坎尼(Cannae)战役之后,罗马国家被迫要征召8000名奴隶志愿者。 70 这些奴隶都是政府从私人奴隶主手中购买的,而且承诺在战争结束后付款。 71 然而在战争进入尾声的阶段,奴隶主又拒绝接受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提出的由于这些奴隶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而释放他们的价格。 72 虽然这些征募来的奴隶士兵已经表现出忠于某个领袖胜于忠于国家的倾向, 73 但他们作为战斗人员的战斗力还是比其他罗马的雇佣军更强大。 74 在公元前207年的危机中,罗马国家再次需要征募奴隶士兵。 75 据说汉尼拔也曾把奴隶武装起来作为战斗力量用于公元前204年的布鲁提乌姆(Bruttium) 76 以及次年的非洲战场之上 77 。

由于有这样大规模的奴隶可作劳动力使用,罗马人一直以来又实行租赁公有地(ager publicus )的制度,而且罗马要求公民和意大利的同盟者都要持续服兵役,而奴隶一般无需服这种兵役,因而上述所有因素都促进了意大利大种植园大农场的兴起并开始在其中使用奴隶劳动力,这与小农场体系和使用自由雇工的情况完全不同。 78 根据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的记载, 79 罗马国家在坎尼战役中折损了大量士兵,于是为了繁衍后代,出现了女自由人与奴隶结成配偶的例子。虽然在公元前216—公元前105年导致80000名罗马战士死亡的阿劳西奥(Arausio)战役 80 期间,并没有类似的造成大规模人口损失的战争发生,但随着连续的扩张战争以及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罗马公民和意大利同盟的人口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这种高死亡率已经成为一个负担,施加在农民、从事农业劳动的自由雇工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自由劳动者身上。例如根据李维和阿庇安的记载,从公元前210—公元前151年,战争总共损耗了94000人口。这样算下来,平均每年损耗的人口是1880人,这还不包括无据可查的因疾病而死掉的人口。 81

这些损失的人口主要依靠不断进入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奴隶人口来弥补,但进口奴隶的数目多少不定,有时因为战争俘虏以及囚犯交易而数量很多,也有时只有常规奴隶贸易这一个来源。在公元前133—公元前67年期间,这种人口补充来源进一步扩大,这部分人口所占的比例也进一步增加,其原因包括以西里西亚(Cilicia)为据点的海盗组织的猖獗活动; 82 也包括在罗马收税人带领下的诱拐劫持活动;还包括小亚行省的居民为应对公元前85—公元前84年苏拉(Sulla)加给他们身上的巨大负担而被迫把孩子卖为奴隶的行为。 83 其中后两项原因彻底解释了为何在公元前90—公元前64年明图尔诺(Minturnae)的助祭(magistri-magistrae )名单中出现了如此多的拥有希腊名字而实际上却来自小亚的奴隶,这些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7%。 84

在这一时期诸多战俘交易中,只需一组精选的例子即可证明,战争行动所补充的奴隶劳动力并不能抵消战争死亡所造成的罗马公民及意大利盟国的自由劳动力的损失。对此我们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字,因为其中夹杂了许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罗马军队中非意大利的外国士兵数量不断增加, 85 以此来降低罗马公民阶层受到的军事损失。

我们没有数据可以用来估计意大利自由人的数量变化趋势,即出生率是升高还是降低。同样,那些没有到意大利做奴隶的战俘数目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未知的。我们必须要扣除掉上述战俘的数目,因为这样的俘虏通常都在他们被俘的城市附近即刻被处理掉。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迟早会被亲属或挚友赎回,以自由人的身份重新回到家乡生活。

虽然上述因素减少了替代意大利自由劳动力的奴隶劳动力的数量,但这种替代的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在公元前196年锡诺斯克法莱(Cynoscephalae)战役之后,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Flamininus)出售了5000名俘虏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分配给了他的士兵。 86 在公元前189年亚该亚人与斯巴达人战争期间,对于仍留在拉喀尼亚的当地奴隶人口,罗马人决定把他们交给亚该亚人,供他们使用或出售。 87 对于这种在距离意大利较远的地区交易奴隶的情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有很少量的奴隶最终会来到西方,以满足西西里和意大利日益增长的需要,但如果这些奴隶是给予罗马士兵的战利品,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战争结束后都会随着他们的新主人回家。在公元前178年讨伐伊斯特拉人(Istrians)的战争中,三个被攻陷城镇的5632人被拍卖。 88 这个数字带有零头,显然是精确的数字,它大大超过了战争初始阶段罗马人所损失的人数。 89

公元前176年发生了一场持续时间很长的拍卖活动,拍卖地点显然是在罗马,拍卖的对象是来自撒丁(Sardinia)起义的奴隶,由这场拍卖衍生出“待售的撒丁人,一个比一个更不值钱”这一著名的俗语。 90 根据提比略·森普洛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在罗马竖立的一块公示牌,被杀死或俘虏的撒丁人总数是8万人。 91 在与珀尔修斯(Perseus)战争的第一年里,从彼奥提亚的城镇中俘获的大量俘虏都沦为了奴隶,其中来自哈里亚图斯(Haliartus)的有2500人, 92 而来自提斯比(Thisbe)的都是马其顿一方的支持者。 93 罗马元老院接到了来自彼奥提亚的科洛尼亚(Coronea)、来自阿夫季拉以及来自阿尔卑斯高卢(Gaul)地区的抱怨,反映罗马的指挥官们在抢夺奴隶出售时表现贪婪,其中前两个情况得到了元老院的重视。彼奥提亚的指挥官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icinius Crassus)被罚款,在意大利找到的俘虏被从他们的购买者手中买回并让他们回家。 94 针对阿夫季拉的情况,元老院派一个使者到达那里,释放了那些沦为奴隶的人。 95

公元前167年,按照罗马元老院的直接命令,来自伊庇鲁斯(Epirus)70个城镇的15万人沦为了奴隶,虽然流传下来的这个数目是如此庞大,而且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一极端行动的动机,但由于这件事情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因此我们不能对它产生怀疑。 96 公元前200—公元前150年罗马人总共俘虏了25万名战俘,这个估计的数字并不算过于庞大, 97 其中有许多人通过朋友或亲属赎回或购买的方式很快就从永久性奴役中解脱出来。公元前146年毁灭迦太基和科林斯时沦为奴隶的人数不为我们所知。根据阿庇安的记述,迦太基有5000人幸存下来。 98 这些人可能已经被出售,但佐纳雷斯(Zonaras)坚持说只有少部分人成为了奴隶,大部分都死在监狱中。 99 在科林斯城被攻陷的时候,大多数科林斯人都已弃城逃跑。留在城中的绝大部分被杀死,只有女人和儿童被穆米乌斯(Mummius)卖掉。 100

马道拉(Madaura,地点在北非)的阿普列尤斯(Apuleius)在《辩护词》(Apologia )一文中谈到了公元2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马将领们(imperatores )在参加战争时身边所跟随的奴隶侍从数目。根据阿普列尤斯的说法,这些人为自己拥有数目很少的奴隶而感到骄傲。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身份是执政官,但他家里只有8个奴隶。而在富有的卡尔波(Carbo)家族中,有一人只有7个奴隶。马尼乌斯·库利乌斯(Manius Curius)是伊庇鲁斯的皮洛士(Pyrrhus)的征服者,他随军只带2个奴隶,被编入他个人的卫队。阿普列尤斯引用老马尔库斯·加图(Cato,the Elder)的话,称加图本人在做行省总督赶赴西班牙的时候,随行只带了5个奴隶作为个人侍从,同时也在军事上给他以协助。 101 这最后一个例子中的数字当然是可信的,它是阿普列尤斯直接从加图本人的话语中引用过来的。

注释

1 Just.,Institutes 1∶3,3.

2 Polybius,12∶5—10.

3 Pauly-W.,RE 13∶1314.

4 Herodotus,6∶17.

5 Herod.7∶156,盖隆卖掉他们 ,因为他不相信这些城邦平民(dcmos )。比较Polyaenus,Strategemata 1∶28中记述的阿克拉格阿斯(Acragas)的塞隆武装了300个塞利努斯奴隶的行为。

6 Diodorus,11∶25,2.

7 同上,11∶25,5。

8 Polyaenus,Strategemata 1∶43.Thucydides,6∶103,4中没有提及奴隶的参与。

9 Thucydides,7∶87,3—4.

10 Gsell,Stéphane,Histoire ancienne de L'Afrique du Nord 2∶226—227,299—300;4∶134—136,173—174.

11 Appian,Punic wars 9∶59.

12 同上,3∶15。

13 Sallust,Bellum Jugurthinum ,44,5.其他涉及迦太基奴隶的史料:公元前5世纪末期,Diodorus,14∶77,3和Justinus,21∶4;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攻陷提尔后从那里运到迦太基的囚犯,Diodorus,17∶46,4(可能有几千人);Appian,Punic wars 1∶3。奴隶出现在公元前240—公元前238年的雇佣兵起义中,Polybius,1∶67,7和Zonaras,8∶17;公元前205年,迦太基政府购买了5000个奴隶用于海军,Appian,Punic wars 1∶9;公元前202年,作为奴隶使用的罗马战俘被归还,同前书,8∶54。

14 Polybius,3∶24,5—7.

15 Diodorus,20∶13,2.

16 同上,20∶69,5。

17 有关迦太基人对待城市里的奴隶的温和态度,见Gsell,L'Afrique du Nord 4∶173。

18 Plautus,Casina,67—77.

19 Ducati,P.,Etruria antica ,140,Turin,Biblioteca Paravia,1925.对此我们还有Posidonius 给出的证据 以及在Athenaeus,4∶38,153d中Timaeus 的一段不太确定的论述。参见Diodorus,40∶3和Zonaras,8∶7中Dio Cassius 有关沃尔西尼(Volsinii)城镇的内容。

20 Livy,33∶36,1.有关后来容忍加图活动的态度,见Cicero,Against Quintus Caecilius ,20,66。

21 Buckland,W.W.,Roman law of slavery ,8,Cambridge Univ.Press,1908.

22 Plautus,Mercator ,936;Pseudolus ,170;Cicero,For Sextus Rascius of Ameria ,77;Horace,Odes 2∶11,18;Satires 1∶6,116.参见,por (= puer )在早期会被用于奴隶的名字中,例如Marpor (= Marci puer ),Dessau,Insc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 ,no.7822;Olipar ,Dessau,4405,7823;Gaipor,CIL 6∶no.30914;Naepor,CIL 6,no.9430。

23 Buckland,Roman law of slavery ,9.

24 Just.,Institutes 1∶3,2;Digest 1∶1,4;5,4;12∶6,64.

25 Just.,Institutes 1∶3;Digest 1∶5,4.在Digest 50∶16,239,1中,庞波尼乌斯也认为servus 来自于servare,quod imperatores nostri captivos vendere oc per hoc servare nec occidere — solent 。

26 Just.,Institutes 1∶8,pr. (principium ,开头部分)and 1.

27 Livy,1∶8,6.

28 同上,1∶39,5—6。

29 同上,1∶40,3;47,10;48,2。

30 Livy,1∶51,8.Macrobius,Saturnalia 1∶11,11,majores nostri omnem dominis invidiam servis contumeliam detrahentes .比较Plutarch,Coriolanus ,24,8—10;Cato the Elder ,20,5。

31 Valerius Maximus,4∶4,6.

32 Polybius,3∶22,11—13.

33 同上,3∶24,6—8。根据Schachermeyr,Rh.Mus. 78∶371—373,1930,第二次和约的时间是公元前306年。对于奴隶交易条款的解释见该书第375页。

34 Beloch,J.,Bevölkerung ,297.

35 有记载的例子包括:公元前501—公元前498年,Zonaras,7∶13;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5∶51,53;公元前460年,Livy,3∶15,5;17,2—3;18,10;参见Zonaras,7∶18;还有Livy,4∶45,1—2中据说是发生于公元前418年的起义。

36 Livy,6∶15,9;20,6.

37 Bruns-Gradenwitz,FIR ,20—21.

38 Trans Tiberim peregre venum ibant ,Gellius,Noctes Atticae 20∶1,47.

39 Bruns-Gradenwitz,FIR ,22;Gaius,1∶132.

40 Livy,6∶27,8—9;34,2;36,12.

41 同上,8∶28,1。参见Pauly-W.,RE 21(1)∶1166。

42 Andreades,A.,Greek public finance ,164—165.

43 Diodorus,14∶53,2.

44 Diodorus,14∶111,4.Ps.-Aristotle,Oeconomica 2∶2,1349b 给出的赎金价格是3米那。有关接受赎金比卖作奴隶的更有利之处,见Andreades,Greek public finance ,168 and n.5。

45 Diodorus,14∶102,2.参见Diodorus,同前,14∶15,1—2,在赫尔比塔(Herbita)和卡塔那出售战俘。

46 在Diodorus,14∶58,1中,60艘战船的船员都是从获释奴征召来的。这就说明在叙拉古有12000名可以担此任务的男性奴隶,参见Beloch,Bevölkerung ,280。

47 Justinus,22∶4.

48 Livy,9∶42,8.Livy,10∶46,5中有关于公元前293年交易萨莫奈奴隶的记述。

49 Beloch,Bebölkerung ,299.

50 同上,415。

51 Ziebarth,Erich,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Secraubs ,27.

52 Ormerod,H.A.,Pi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141—142.

53 Diodorus,23∶9,1;不带数字的,Zonaras,8∶10。

54 Diodorus,23∶18,5.

55 Zonaras,8∶19.

56 Polybius,1∶41,8.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很快归平民所有。

57 Livy,26∶40,13.

58 Polybius,10∶17,9—10, .比较Livy,26∶47,1—3,指出西庇阿把其他强壮的奴隶征召进罗马海军。

59 Livy,26∶16,6.并没有给出数目。另一段不同的记述,见Appian,Hannibalic war ,43,称只有在卡普阿俘虏的迦太基人才沦为奴隶。

60 Polybius,9∶39,2—3;Livy,27∶26,3.

61 Livy,27∶19,2,在总计12000名俘虏中有几千个非洲士兵。

62 Livy,27∶16把数目定为30000人,但这很可能有所夸大,因为次年就在他林敦出现了农业奴隶不足的现象,同前书,28∶11,9。

63 数目与在坎尼(Cannae)被俘的罗马人数量大致相同,Appian,Hannibalic war ,53。

64 Appian,Hann. ,15;23;26;36;48.

65 Livy,29∶29,3∶extemplo — missa in Siciliam ;参见同作者,29∶35,1。

66 Polybius in Livy,34∶50,4—7.

67 Livy,37∶60,3.

68 Livy,38∶38,7.

69 Polybius,15∶18,3.

70 Livy,22∶57,11;33∶35,7—9;Zonaras,9∶2;Servius Grammaticus,In Vergilii carmina,Aeneidos 9∶544.Valerius Maximus,7∶6中所记述的征召奴隶数量增至24000人。有关罗马盟国征募奴隶的情况,参见Livy,25∶1,4。

71 Livy,22∶57,11;34∶6,12.

72 同上,24∶18,12。有关释奴的情况,参见同前书,24∶14,1—8;16,10;25∶6,21。

73 Livy,25∶20,4.

74 同上,26∶2,10。

75 同上,27∶38,10;46,13。

76 Appian,Hannibalic war ,57.

77 Zonaras,9∶12.

78 Appian,Bella civilia 1∶1,7∶ .有关西西里农业奴隶的情况,同前书,1∶1,9。参见Frank,T.,Economicsurvey of ancient Rome 1∶100。

79 Dio Cassius,1∶224B,in Tzetz.,Hist. 1∶785.

80 Livy,Periochae ,67.

81 Frank,Economic survey 1∶110.

82 Ormerod,Piracy ,207—241.

83 Plutarch,Lucullus ,20.

84 Johnson,Jotham,Excavations at Minturnae 2(1),Republican Magistri ,106—113,1933.

85 Mommsen,Theodor,History of Rome 3∶458.在同盟战争(Social War)期间,根据“朱里亚法”(lex Julia ),伊比利亚(Iberia)的骑兵被授予了公民权,见Bulle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eologica comunale di Roma 36∶169,1908。

86 Livy,33∶10,7;11,2.

87 同上,38∶34,2。

88 同上,41∶11,8。

89 同上,41∶2,9—10。

90 Festus,De verborum significatu ,322,W.J.Lindsay,p.428.

91 Livy,41∶28,8.

92 同上,42∶63,11。

93 同上,42∶63,12.有关文献中提斯比取代了提比斯这一名字的具体情况,见Mommsen,Th.,Ephemeris epigraphica 1∶290,1872。

94 Zonaras,9∶22.

95 Livy,43∶4,8—11.

96 Polybius,30∶15;Livy,45∶34,5—6.

97 Frank,T.,Economic survey 1∶188.

98 Appian,Punic wars ,19,130.

99 Zonaras,9∶30.

100 Pausanias,Periegesis 7∶16,8.

101 Apuleius,Apologia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