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叫醒服务——拜访中国农户——好路——冗长的宴席——不洁之身——董家——又见“风水”——奇谈——铭文
周日，4月8日，天气还算好，只不过是阴天，只在中午出了一点太阳。在商行凉爽的庭院里，温度为65华氏度。
在中国，四川以其阴天和多雨的气候闻名，我待在该省的整个四月份里，每晚都要迎接瓢泼大雨。四川省似乎正处在一个云雾带下方，这个特殊地带从古代起便体现在了邻省云南省的名字中——意为“云的南方”。
自1875年马嘉里被杀后，北京委派了一位继任的英格兰代理领事至中国西部旅居，他的总部在重庆。1876年的烟台条约规定了这名官员需监督中方所承诺的条款，它们被张贴在所有的大城镇里，宣告了英格兰子民在整个中华帝国通行无碍的权力；他还需报告这些边远地区的贸易能力。就这样，在这些领事的长眠之所，众多极其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被收集起来，以领事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后人无法仿效的贝德禄、斯宾士和谢立山 [1] 因其在这一地区历经艰辛收集原始数据，赢得了国民的一致赞扬。在我抵达此处时，谢立山先生已经离开前往贵州省（位处四川的东南），领事馆由“文书”H·M负责，梅先生，或以官衔称他为梅师爷。领事衙门位于上城，结构为现代中国合院式建筑。我造访时接待我的是梅先生，他是位云南人，也是位伊斯兰教徒。他去过新加坡，因此很熟悉野蛮人的“急”或不安分，鲜少旅行的中国人则对这种“急”非常惊讶且担心。于是他回应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或董老爷。后者是一位煤矿老板，希望我能为他引进外国的泵送机械。在热情的房东董兴熙先生的饭桌上，这两个人和我一起吃了早餐。中国的上层商业阶级每天吃两顿正餐——10点的早餐和17点的午餐，不过晚睡的人会多吃一次晚餐，大部分商人都是如此，因为大多数生意是在晚上抽着鸦片烟谈妥的。我接受了董先生的邀请，明天前去参观他的乡间别墅，并在那里逗留一两天。在我们商行的台阶上，我看到一支考究的佛教队伍经过门前，整支队伍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无数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每个神话都由4个盛装的男孩站在一个平台上呈现，平台由竹竿支撑，扛在两个男人肩上。打扮成圣人的孩子们有飘逸的白色长须，骑着马跟在队伍后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美的构想，对我而言新奇无比。
下午我拿着一封介绍信，拜访了惠勒博士，他住在上城。我坐着轿椅到了他家，一路都是向上的石阶，街道宽阔且繁忙，但同时也很肮脏，与我在中国造访过的上百座城镇没什么两样。惠勒博士是美国美以美会的人，去年冬天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从九江来到此处。她们对离开大院毫不在意，欧洲女性对中国西部仍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他们家的位置很可爱，可俯瞰小河（支流）流向江北厅的壮美景色。我和这个亲切友好的美国家庭一起喝了茶。
周一，4月9日，我在船上得了重感冒，前一个晚上又因为咳嗽整晚没睡，于是昨晚用了一点点精制鸦片，就是一般用来抽的那种。我睡得人事不省，一声也没有咳，不过醒来时头痛得快要裂开了。我一直打盹到下午2点，因为答应了董老爷要和他一起去他的别墅，我便穿戴整齐，坐进了一台由三个轿夫抬的轿椅中。轿椅的动作让我又开始犯恶心了，我现在确信用鸦片来做治疗还不如就那么病着。董老爷的住处就在山间的一道裂谷边上，谷中有一条大道通向成都——该省的省会。这条路是出重庆的唯一一条“旱路”，它修建在扬子江冲出的一个半岛上。扬子江在本地被称为字水河，这个名字源于河中如中国字般的卷浪，它们是无数涡流在平缓又闪亮的河面形成的，其中包括干流的河面，也包括小河，即支流的河面，后者大约有主干流的一半宽，从西北而来。这条河的水源来自甘肃和陕西，并与合州、巴州、遂宁和嘉定府连成了一片水网——当然了，这片水网由几乎连绵不绝的险滩所阻隔，险滩是四川所有河流的伴生物。上述旱路算是中国境内相当壮观的一条大路，它近5英尺宽，交叉平铺着沉重的石板。这条路近半程都由上上下下的石阶构成，这里的山丘和遍布中国的山丘一样，陡峭得令人侧目。在城内街道上走了一英里多后，我们出了西城门，走下约一百阶石梯来到一条马路上。这条路沿着砂岩悬崖的边缘而建，悬崖比河面（目前有三分之二是干涸的）高出大约150英尺，靠外建着漂亮的石栏杆，但在某些部位已经损毁了。而后，路面以石阶的方式向一座约500英尺高的山上攀升，路两旁尽是些小小的坟墓，它们大都没有名字。此间没有一棵树或一点灌木来打破这种单调，但奔腾的河水和对岸高耸的山峰形成了宏伟的景色，罂粟、大麦和豆子等春天的作物染绿了一切，树木环抱着如画的村庄，处处都是民居。四川东部有一个特征是我在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没见过的，那就是既没有平原，也没有光裸的山丘，每一寸土地上都覆盖着作物或树木，只除了城周，无尽的墓地所占的土地面积比活人还多。就这样，我们在坟墓覆盖的山间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走了三英里，之后爬上一处树木繁茂的窄谷，从几处精心雕刻的石牌坊下面穿过，四川的牌坊比其他省份的都更多且更漂亮。接着我们穿过一个小村子，爬上一座高山，它俯瞰着一众山河所形成的壮美景色，而“董家”就建在这山上。最后我们终于在正式的客堂中歇了下来，它面朝一个漂亮的封闭式庭院，石台上放着巨大的花瓫，瓫中种满了橙子、山茶和杜鹃花树。我一下子就被这家里的小孩子们围住了，一共是三兄弟的18个孩子，10个男孩和8个女孩。女人们只被允许从门帘的缝隙间偷窥我这个野蛮人。
我们一坐下来，拧干的热毛巾就被递到我们手上，好擦擦我们的脸。这个礼节相当提神。还有惯常的热茶，两个勤勉的仆人绝不会让它们变凉，他们提着一壶热水走来走去，客人每啜一口茶，他们都要把水补满。接着是庆祝我到来的中式晚宴，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事冗长乏味得很。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着，作为客人，我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座位，而其他人都是两两坐在半长的凳子上。先是上了16大盘重调味的碎馅、水果和蔬菜，还有十几个浅碟，装着瓜子、花生、甜橙皮等等。桌子中间则是“换菜”，在整个宴会中，中间的菜被置换了十几次，它们主要是以不同方式烹饪的肥猪肉。这一天我们就在没完没了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热“糁熟”，一种用小米做的一种烈酒；咔擦咔擦地嗑着瓜子和花生，并用筷子尝各自不同的菜。贵客面前那极小的碟子里堆着各种珍品，是由过于客气的主人用筷子夹来的。渐渐地，在大约两小时后，大家都酒足饭饱，桌上杯盘狼藉，我们再也吞不下任何食物了。然而，中国人非常热衷的、吵吵嚷嚷的划拳游戏再次激得人们开始饮酒了，我非常擅长这个。这一次宴席中，完全没有一小片面包或一小口米饭来帮助我们咽下油腻的菜肴，只有时不时出现的热毛巾，用来擦嘴和出汗的额头，以及几口常见的水烟。一个小伙子负责随时给每位客人分发。他一手点燃火柴，一手拿着水烟筒，将长长的铜烟管递到某人嘴里。每个人面前都叠着一张小小的红色纸巾，5英寸乘2英寸大，但用它根本擦不掉桌上的油点，涂漆的桌面上早就满布油渍了。而骨头和软骨之类的满地都是，混着倒出的烟叶，因为烟筒总是不停地被重新点燃。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坐在一张又高又硬的凳子上，对一个疲惫的西方旅者来说真是够折磨的，但中国人民从早到晚都窝在上面。最后，一个脏兮兮的仆人终于拿着饭桶出现了（他们全都又脏又油），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把饭桶放在一个边台上，旁边还有一叠小饭碗。他用木勺给每位客人装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晚宴总算到了尾声。但饭碗里的饭必须吃光，否则人们只会认为你纯粹是在装客气。为了吃掉它，桌上某些又油又冷的汤被倒光了，客人们把汤倒进自己碗里，好吃光最后一粒米饭。饭后上了茶，酒就不会再出现了。对这条无情的规则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酒是用谷物做的，把酒置于茶之上，就好比把儿子置于父亲之上。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习俗，它们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但理由都很稀奇。中式晚宴被各种人描述过一遍又一遍，但我还是讲述了今天的这一次，因为我认为那些描述很少能让人体会到这些宴席的沉闷，以及其无法给人一种真实的慰藉。不管怎样，要想和人们交往，你就必须压抑自己的厌恶，遵循他们的习惯。
我们9点时散场的，从黄昏至睡前的这几个小时就这么令人难受地度过了。坐在又高又硬的方凳上，身处一片昏暗中，只有一盏黯淡的油灯照明，它是一盏翘起的油腻腻的浅碟，置于一个高架上，装满了油，一根冒着烟的灯芯从边上伸出来。在中国没有隐私，我在我泥地板的卧室里摊了摊手，屋里有一台雕工华美、处处镀金的床架，还有一排带着黄铜锁的红漆衣柜，以及惯常的硬凳子和小茶几。我被小心地扶到床上，床垫是稻草编的，有一床不太干净的棉被，以及非常肮脏的丝绸花床帷。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穿着华丽的丝绸和缎子，内衣却往往脏到极致。尽管他们从理论上明白清洁的价值，但他们的整个儿人生——从公众场合到私下里——都几乎在完全地拒绝清洁。富人和穷人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四川人在这方面也并不比他们的邻居好到哪里去。一路逆流而上时，船员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疥疮，我给了他们一些药膏，他们也不愿意费劲去涂它。毫无疑问，他们对不适和苦痛漠不关心。另外，他们看起来极度缺乏想象力，所以永远也发明不出什么新东西，也因此，他们就不需要忍受这种能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的折磨，也同时失去了我们更敏感的文明体系所赋予的几乎所有的高级愉悦。就像发展到某种级别的动物一样，他们的程序都遵循天性或是遗传趋势，而非遵循理性，而他们的抱负看来也局限在了感官的满足上。他们面对疾病和死亡时无动于衷，面对需要强力抵抗的危险时则缺乏勇气。
他们的宗教旨在抚慰罪恶的灵魂，他们相信卑微地向诸圣贤磕头能对他们世俗的事业有所帮助。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以子女的孝顺和“风俗”为基础，这个系统运转良好，致力于扰乱人心，制造的伤害超过了善行。它们有众多过失，或称激进的缺陷。它们也有很多优点：中国人很好相处，对别人怀着友善的态度，在支持亲友关系时很团结，热情好客，依恋他们的雇主，当他们的感情被唤醒时，他们的公德心会上扬到一个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程度。但是，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整个社会系统都被贪污和欺诈侵蚀了。从仅存于统帅橱柜中的军队，和除了谷糠外什么都没有的公共粮仓，到不被遵守的公告，整个帝国充满欺骗。然而这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体系，如果有更加天才的领袖来统领他们，他们也许会是伟大的人民。要想知道果敢的领袖会让这些人民有什么变化，可以参见著名的“平坟令”，多个不同的入侵者王朝都颁布过这个法令。它是强制执行的，尤其是在公元第十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发现帝国有如此大面积的耕地被墓地占据，于是忽必烈可汗下令必须将它们犁平。遗憾的是，两百年前的满族征服者被劝说废除了这样的法令。
有钱有势的董家，已故的父亲为自己及其儿子们买了五品官衔，后者现在要被称为“老爷”。险滩船难让这个家庭损失了一大笔钱，不过他们仍然拥有一座煤矿（30英里外）、一座肥皂厂、丝绸纺织及染色生意（10英里外），城里还有贩售他们自己产品的店铺。一个兄弟是隔邻贵州省的知府，另外三人负责不同的生意。他们全都住在一起。男孩们由一名导师教导；漂亮且穿着俗丽的小女孩们可怜地跛着残足，学习针线和家政。在饭桌上，我惊讶地看到上座（我旁边的座位）坐了一个人，在衣冠楚楚的主人们中间，他的穿着很朴素，甚至可以说褴褛的。这个苍白的年轻人据说是老师，或家庭教师。让人高兴的是，中国各处都对老师非常地尊敬，要是在欧洲，他们的贫困会致使他们备受轻视。
周二，4月10日，又是一个美好且温暖的夏日。我出门散了一小会儿步，陪着我的还是我的房东们。我再一次赞美这陷在雾中的河谷景色，翠绿的峰顶露在上方，这一处那一处立着斑驳的砂岩悬崖，在阳光里闪耀着光辉。峰顶的土地属于董先生，他们大约在10年前在这里开了一个采石厂。担心“风水”被破坏的人们对此表示抗议，并在当地衙门对董家发起了诉讼。在漫长的耽搁过程中，只有地方官赚了钱，最后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董家得了一笔巨款，作为利益保障的回报，他们的后嗣和继承人今后都不能烦扰“阴间”，即地下，只能利用“阳间”，即其财产的地面部分。我可能要补充一下，为了开这个采石场，他们摧毁了三个人工窑洞，留了一个完整的作为样本及消暑的寓所。四川的砂岩悬崖上到处都是这种窑洞，土著或是本地中国人说的蛮子曾住在这些窑洞里。大约一千年前，这些土著居住在这一整片区域以及隔邻的贵州和云南省，后来北部及东部的中国移民将他们驱赶了出去。现在，大众都被警告别去触犯这山头的“阴”，警告的冗长文示用红字与金字深深地刻在三块巨大的黑石板上，石板又被嵌在某种石拱门上，后者就建在房东门前的路边。我带走了一份文示的摹拓，好在闲暇时仔细研究。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因为它展示了风水信仰的本质，并且可以保证我能将这份文本翻译出来（本章最后附铭文）。无论如何，风水无疑在所有城市都是迷信，在恶人手里会变成强大的武器，并且对于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个妨害。
上面还有一片大围场，一直延伸到山顶，里面有房东父亲的坟墓。围场前方是一座漂亮的平台，由两座约30英尺高的石碑守卫，碑顶蹲着狮子。平台上有三张石桌，周围是一些石凳，全都雕刻成平常的木桩凳子样。中国所有的石制工艺都有一个奇妙的特质（牌坊、护墙、栏杆），都模仿了木制工艺。中国建筑的材料最初仅限于木制品，而木结构建筑的轮廓又源自早期游牧民族的帐篷。这些石凳石桌是提供给为死者扫墓的亲属使用的，他们在这里焚香，向阴间诸神供奉米饭，并且在此处进行某种类型的野餐。围场种着柏树，尖锥状的树型隐喻了书写中文所用的毛笔，从而喻示了文学。房东仔细向我指明了坟墓出色的“风水”。它面朝大河，两侧低处由约500英尺的陡峭山峰守卫，墓地呈南北走向，河流突兀折向左侧，隐入近前方的山坡中。整个水景是“进入”状（“来水”），从而为长眠此地者及其子孙带来福祉。我的房东自然对他父亲的墓穴位置很上心，但他也毫不犹豫地践踏了邻居们，也就是重庆人民的“风水”，他掘进了他们的“蛇颈”。因为整个重庆城像一只龟，在它之上，或在它周围绕着一条蛇。中国人认为这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这个信念很荒谬，但我从未能撼动它，而上海出版的一份本地英文报纸的补录证实了它的流行之广。太原的一位通讯记者（梅斯尼上将）如此写道：“1883年3月，中国人总是声称蛇和龟是共栖的，我见过乌龟和陆龟的图画和金属铸件，上面会盘绕着一条蛇，象征力量和长寿。我所咨询的人总是告诉我同样的故事，这是这两种生物繁殖的唯一途径。不管怎么样，也不管自然学家们怎么说，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在某个夏日的午后，我沿着中堰河的河岸往前走，想给晚餐添条鲤鱼，却碰巧看到了一只龟正在横渡清澈的河流。它的头伸在水面上，离我大概有30码。我将步枪瞄准了它，但开火后，却是一条蛇断成两半浮在了水面上。龟则潜到了河底，在岩石间穿梭，游出了视线。我猜他的蛇客人只是在搭乘某种交通工具，或者不如说就是习惯了乘着龟渡船渡江。”
天气很热，我们基本上就是闲坐着，看男孩们跟着导师一起单调又嘈杂地反复背诵，再聊聊外国的各种奇观。到了晚上，我们爬上附近的一座高坡，那上面有一座庄严的坟墓，是房东某位姐妹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俯瞰小河美轮美奂的山谷，而重庆市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成的一个半岛上，这两条河都流淌在狭窄的深谷中，两侧是陡峭的砂岩悬崖。在这个季节里，树木枝繁叶茂，作物也临近收割，景色异常美丽。
前文提到的公示在三块石灰岩板上重复宣告了三次，每一份都被嵌在一个厚重的砂岩框内。三份公示平行放置，分别由道台、知府和巴县发布。铭文如下：
奉圣谕，吾彭某，二品官衔，身为盐政专员，并四川永川、南川与铜梁地区监察；重庆、归州、绥定、忠州、骓州和资县地方官，官晋五品；三等公；十等加级在案者。于此，就眼前所废之事宣此禁令。
据虚衔二级官员肖如兰、三级官员李茂林、戴孔雀翎之罗远毅、举人王鼎昌、举人金铁尊、贡士林道沃、湖北同知陈集章、戴孔雀翎之李究、四级官员李申海与叶文祥、地方代长官黄邦润、刘文易、刘永盛与杨道传、虚衔官员姚淳、王寅鼎、党盛资、王竞三、周世勇、王达咨、朱明怀、周筹义、郭维江与张朔舒各自所诉：
上述诸士力促发布禁令，以慎辅下述处所之事务：
渝（重庆）南郊纪门外佛图关下方（4英里远），有一处名曰鹅项颈，邻石马槽村。经研案录，吾等察知此处实为佛图关气脉源起所在（即水源），切为渝地之咽喉处，凭此脉，本地学者云集，人民富足，商家纷至：一切皆据其相得益彰。而今，吾等再进一步，研查本省古录，见其中声言——“某位李言曾意图开凿此地，以贯通涪岷两江。诸葛武侯于是宣令，若此地一开，渝地将失其命脉，因此严禁触动该地。显而易见，鹅项颈为极重要之关卡，绝不容损：故该禁令务从古不易，信受奉行。”
但今某董家购得此地，听取石工狡诈之辞，掘石以获暴利：此事已长达十年之久，直至此地命脉被阻，以至近乎无从补救。现今，文人武将与贸易商人皆愈衰弱。通往两处最繁忙区域之太平门与朝天门亦如是，两处商贸渐趋迟滞萧条。究其根本，吾等觉知其源头显为地脉之伤。且，若非立即思索补救之法，文人、武将与商人何以承命？此等人士明了此事，必不袖手旁观。故彼召集文士、官员与商贩商讨此事，皆首肯捐献必要款项以购鹅项颈，使其为公共之地，称“培善堂”，以滋风水。上述董家对此已表赞同，契约已拟，所议价格已付清，转让已成。
此事对本城意义甚重，为免事历久而没、此议于后世旁落不存，吾等弗敢擅专，已往州县请愿，且今往更高当局陈情以决，乞得禁令以观后效，并镌于石中——“今后明令禁止开发佛图关至校门洞间地，无论公私，不得烦扰土地；自佛图关延至校门厅之地域与渝（重庆）城墙之入脉息息相关。自此，无论出于公用或私下修复之意图，任何人不得触动此地。禁止采石、烧窑或开沟，务必珍惜此地命脉并令后世万代周知。现今，颁此禁令后，若有任何人胆敢违背，尊长及请愿人便各有责任指其名，责其行，于其无从逃跑之际通知官府对其拘捕审讯。令一切人等明确服从，不得违抗。以此令为正（即周知）。”
记于当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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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历山大·霍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中文名为谢立山，1881年任重庆领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