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蜜蜂的寓言》的不以为然，掀起了各式各样的喧嚣，即使我发表了为该书的《辩护》注1之后，也是如此。因此，见我未进一步理会对此书第一卷的批判，便发表了此书的第二卷，我的很多读者会感到惊讶。无论发表了什么，都被交给了全体读者的判断力，我认为这理所当然；但认为作者不会遭到他们出于同样理由的批判，却也毫无道理。我受到的对待和一些先生对我的冒犯，已众所周知，因此公众一定在此前便深信：在礼貌方面，我并不欠我那些对手什么。若说那些擅自到学校里申斥我的人享有不容置疑的权利，谴责他们认为该谴责之事，而无须征得我的同意，随意对我说三道四，那么，我也应当享有同样的权利，检查他们的谴责，并轮到我来做出判断，而不征询他们，无论他们是否作答。公众一定是我们双方的仲裁。此书第一卷第三版之后的“附录”可以表明：我从未拼命阻止那些反对我的意见或谩骂，也未对读者隐瞒它们。我本想利用出版此书第二卷之机，为读者提供一份名单，写上那些撰文反对我的人，但由于此辈除了人多便不值一提，我便担心此举会被视为卖弄，除非我回答他们每一个人，而我从未打算如此。我一直保持沉默，因为我迄今未遭到任何说我有罪或不道德的控告。每个能力中常之人，都无法圆满地回答根据此书某一部分（无论是其《辩护》还是正文）罗织的指控。ii
但我还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为《蜜蜂的寓言》写了一篇辩护。我在其中公布了对此书的或许有理的全部异议，并尽量回答了它们，例如此书提出的学说，以及该学说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伤害。这是因为我只关心此事。我知道，我写此书绝无歹意，因此，我应对此书遭到非难感到遗憾。但无论此书写得是好是坏，其思想都不值得我关心。因此我要说：我欢迎批评者畅所欲言，他们从我的不良论证中挑错，说此书写得很差、毫无新意、其材料前后不一、其语言粗野、其幽默粗俗、其文风低劣得可怜。我认为他们大体上是对的，但即使他们错了，我也绝不会费心去反驳他们，因为我认为：作者为自己的能力辩护，乃是最大的蠢举。我写此书意在消遣，因此我达到了目的。读者若未从此书获得快乐，我深感遗憾，尽管我认为自己不该对读者的失望负责。此书并非应约之作，我也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保此书有用或有益；相反，在此书的序言里，我已将它称作“微不足道的东西”，此后我也公开承认它是一首狂想曲（Rhapsody）。人们购书却不浏览其内容，或不知它们讲什么，若那些书与其期望不符，那么，我便不知除了购书者自己还该怪谁。再说，人们购书后不喜欢它们，也绝非鲜见：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哪怕大人物事前最坚决地断言某书一定会使读者愉快。iii-iv
我的几位朋友看到了我提到的那篇辩护的绝大部分。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盼着我发表它。我迄今未出版它，既非因为铅字排版，亦非因为纸张，而是另有原因。请允许我实话实说：那些原因与任何人的钱毫无关系，也绝不会与赚钱有关。无论那篇辩护何时出版，我的很多对手都会认为它出版得够快，除了我，谁都不会因其拖延出版而受损。
自从此书第一次遭到批评，有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使我感到惊愕和困惑：人们认为我写此书意在使英国堕落、提倡一切恶德，这究竟是为什么？很久之后，我才弄清了自己罪名的由来，那就是欲加之罪和恶意蓄谋。人们能从《乞丐的歌剧》注2的频繁演出中，认识到流氓和强盗增多的问题十分严重注3。从我知道了这一现象，便相信了一点：世上果真有这样的固执己见者，一见到揭露恶德，便以为是在助长它们。对此书的批判，还起因于一种同样的误解：我的一些敌人对我非常恼火，因为我在《辩护》一文中承认，我迄今仍不能像我希望的那样，克服自己的虚荣心（Vanity）。他们的谴责表明：他们一定以为控诉某种人性弱点就等于宣扬它。但若这些恼火的先生不是如此为激情所蒙蔽，或是眼睛更亮一些，便很容易看到（除非他们过于以骄傲为荣）：他们只要真诚，便会承认自己也有虚荣心。以自己的虚荣心为荣且傲慢自大者，全都不可原谅。但是，当我们听见一个人抱怨某个缺点，并说自己无力克服它，却丝毫没有表现出那种缺点（我们本来有理由为那种缺点责备他），我们却绝不会认为自己被冒犯，反而会喜欢此人的聪明，为他的坦率喝彩。这样一位作者对读者的冒犯若除了通常的写作方式，别无他过，并承认其作品来自虚荣心（而其他人都在这一点上撒一千个谎），那么，他的自白便堪称嘉许，其坦诚只应被看作对公众的尊重，被看作他的谦逊，而他并不是非如此不可。错误并不在于产生种种激情，并不在于具备人性的种种弱点，而在于沉溺并服从那些激情和弱点的命令，却对抗理性的指示。十分尊重其读者的人，无不谦恭地将自己交给读者的判断力，同时又告诉读者他全无骄傲之心。但我要说：这样做的人全都不会受到称赞，因为这无异于自吹自擂，且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经验丰富者和最敏锐者，即使几乎未见到一个人的谦逊，也会坚信此人心中绝无骄傲。见不到谦逊，会使人以为骄傲已不存在。谦逊之美德，起码并不比阉人（Eunuch）的贞洁（Chastity）更伟大，并不比乞丐的谦卑（Humility）更伟大。老加图拒绝了递给他的水，若人们不认为他当时正焦渴难耐注4，此事还会被后人铭记么？v-vi
读者会发现，我在本书第二卷中尽力说明和解释了一些事情，它们在第一卷中说得比较模糊，只是做了暗示。
我构思此卷时发现：对我而言，最便利的表达方式乃是对话（Dialogue），但是，讨论观点和设置争论，却被视为最不公平的写作方式。心怀偏见者都很想以很少的代价摧毁对手，战而胜之。用对话打击对手，乃是长期频用之法。在这样的对话中，自双方交战之初，主角（他终将败北）就似乎是受害者，或者说，他会被作为牺牲品（sacrifised），比圣灰节注5的公鸡几乎强不了多少，屡遭打击，根本无力还手，分明是为了被打败而故意设置的。以此反对写作对话，当然很正确注6，但同样正确的是：舍此没有其他任何写作样式能为作者赢得更大声誉。纵观古代，在对话写作方面，有两位出类拔萃的著名作家——柏拉图（Plato）和西塞罗（Cicero）：前者的哲学著作几乎全是对话；后者除了对话未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因此，写不好对话的人，显然错在对话使用不当，而不在写作样式，而对话使用不当，则最能败坏对话的名声。柏拉图说，他在一切写作样式中首选了对话，是因为在对话中，事物仿佛正在发生，而不是正被讲述。其后的西塞罗也以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注7。其实，反对使用对话的最有力意见是：写好对话很难。柏拉图《对话录》中的主角始终是其导师苏格拉底（Socrates）。苏格拉底处处都保持着其人格的高度尊严；但柏拉图若不像苏格拉底一样伟大，便不可能让一位如此非凡的人物像柏拉图那样，就那么多关键问题发表意见。vii-viii
西塞罗除了模仿柏拉图，不事任何研究。在其对话中，他引进了当时罗马的一些最有名的人物（他们各持己见），让他们表达各自的观点并为之辩护，尽力使语言生动活泼，如同他们本人在说话。阅读他的对话，你很容易想象出他本人：他与各种饱学之士相伴，那些人趣味不同，学问各异。但若欲如此，你就必须具备西塞罗的才能。同样，琉善注8和另一些古代作家，也都选出了其对话中各自的代言人和性格鲜明的对话者。不可否认，这比一些陌生的姓名使读者更感兴趣、更加关注。但有一点也很明显：若找不到想要的对话者，作者便亲自出马，去完成他本来无力完成的任务。为避免这种麻烦，对话的写作者大多利用化名的同代人，那些人物或是作者本人的杜撰，或借自他处。一般地说，那些人物均为巧妙的合成体，取自希腊，旨在弥补对话所需人物的短缺。作者指定他们代表与作者相同的一派，或代表为作者所爱或所恨的一方。不过，所有这些适用的合成人物中，没有一个像斐拉列忒斯注9那样，其魅力能与众多不同观点、不同才具的作者相当注10。这清楚地表明：人类通常都万分尊重真实。两百年来，尚无一场重要的纸上大战注11，其中两派没有在不同场合利用过这位常胜的战士。迄今，无论他为哪一方作战，都像德莱顿注12戏剧中的阿曼佐尔注13一样，都是胜利者，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是，此法要求进攻前公布那些战士的名字和战事，因此，由于并非每个人都能使自己保持平静，很多读者便抱怨道：他们花了钱，却得不到足够的娱乐，而事先知道如此，更破坏了他们的全部娱乐。这种情绪曾流行一时，作者们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为其对话中的人物取名。我认为，这种粗略之举也像我采取过的其他做法一样合理。我给我《对话》中的交谈者取的名字，别无他意，只是为了区分他们，丝毫不曾考虑那些名字的出处，不曾想过其任何涉及辞源学的东西。我知道，对那些名字，我唯一关心的是：其发音不应刺耳，听上去不应令人厌恶。ix
虽然我给《对话》中的人物取的名字是虚构的，其环境也是虚构的，但那些人物本身却是真实的；我尽量忠实地复制了现实人物。我知道，一些批评家挑剧作家的毛病，说他们给剧中人的名字附加了简短的性格提示，断言此举妨碍了他们的快乐，而无论演员扮演谁，观众都绝不需要提示者（Monitor），都认为自己聪明得足以懂得角色性格。但我绝不赞成这种责难。我认为，知道一个人与何种人为伍，乃是一种满足。我与人们交谈了一段时间后，便很希望深入地了解他们，越早越好。正因如此，我认为应向读者介绍我的几篇《对话》中的人物，他们将使读者愉悦。他们都被设定为上流人士（People of Quality），因此在具体讲述之前，我要请读者原谅，因为我将谈及一些与一般上流社会（Beau Monde）有关的事情，虽说很多人都可能知道它们，但并非人人都注意它们。各个基督教国家的上流社会里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正义地痛恨无神论，痛恨公然地反对宗教，但其宗教信仰却依然很少，而若考察他们的生活与观点，便会发现他们都是罕见的半信徒（Half-Believers）。优良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获得人世间的安逸和快乐。因此，人们首先学会了各种技巧，以使自己的行为既为他人所悦纳，同时又最少扰乱自己。其次，人们深入了解一切文雅的生活舒适，了解人类智慧提供的避免痛苦和麻烦的教训，以尽量在人世间享受，尽量将障碍减到最少。同时，这种人也研究各自感兴趣的事情，互相帮助，促进或增加一般的生活之乐。经验告诉他们：欲达到那些目的，应绝口不谈使他人不自在的事情（哪怕稍微带有此种倾向的话题，也不可谈）。无论是谁，都不应责备他人的过错、缺点或疏忽，或提醒他人想到自己的责任，尤其不该当众批评，除非你是父母、学校教师或家庭教师。责备他人、声言教训他人，均属恶劣之举，因为我们根本无权如此，哪怕走下布道坛的神甫，也无权如此。神甫若想被看作有教养的传教者，便绝不该盛气凌人地说话，绝不该提到令人沮丧消沉之事。但我们无论在教堂听到什么言论，当我们走出教堂，进入了上流社会，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可提及它们，无论是未来状态之必然，还是悔过之必要，抑或一切涉及基督教本质之事，均不可提及。xii这个话题并不有趣。何况，想必人人都知道那些事情，因此也都当心它们；不仅如此，除此之外的想法还被视为粗鲁无礼。上流社会流行的“恰如其分”（Decency）注14的规则，即便不是一切上流社会人士必须遵守的唯一规则，起码也是首要规则。遵照这个规则，不少上流社会人士都去教堂领圣餐（Sacrament）。这个规则还迫使他们彼此拜访，经常组织娱乐。上流社会最重视的，乃是受人欢迎和表现出良好教养，因此，其中大多数人都格外重视一件事（其中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不可表现出时尚允许之外的宗教虔诚，因为他们担心被看作伪君子或盲目信教者。x-xii
但“美德”（Virtue）一词却十分时髦，一些最奢侈的人极喜欢它悦耳的声音，尽管他们口中的“美德”毫无意义，只表示对一切有尊严的崇高事物的极度尊重。他们对一切粗俗的、不得体的事物深恶痛绝。他们似乎以为，“美德”首先是恪守礼节规则，恪守一切荣誉法则，只要它们涉及他们理当得到的尊重。如此众多的华丽辞藻宣扬的，正是必须实践这种美德；而众多的战士也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以使美德永存。笃信美德者，并不放弃自己的任何快乐。他们能公开地或秘密地享受时尚。他们做不到为热爱真正的美德而牺牲心爱之事，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满足于弃绝外在的、畸形的恶德，使自己显得教养良好。虐待自己，或大谈“美德要求克己（Self-denial）”，都是荒唐可笑的。宫廷哲学家（Court-Philosophers）无不认为：一切使人禁欲或令人不自在之事都不可爱，都不是人们想要的。女子的文雅风度和不令人讨厌的言行，皆为贞洁（Chastity），也是上流社会对男人的要求。无论一个男人私下让自己如何自由，其名誉都不会受损。他隐瞒对某些事物的热爱，不会粗野地探求它们，尽力不让自己蒙上任何恶名。Si non castè saltem cautè注15，这条规则足以表明人人之所愿。无节制（Incontinence）虽被视为罪过，却从不曾有人因此得咎，而30岁以下的男人大多都不愿节制自己，即使现代女子也是如此。xiii
世人无不为了恭维自己，而渴望被看作具备真正的美德；因此，赤裸裸的恶行，以及一切能被他人看见的违法逾规之举，都是可憎的、不可宽恕的。白天在大街上或任何严肃集会上见到醉醺醺的人，都会令人震惊，因为这种醉鬼违反了正派规则（Laws of Decency），分明是缺少尊重和不负责任，而人人都理应尊重公众、对公众负责。同样，穷人也会受到责难，说他们将时间或金钱用于喝酒，而他们本来承担不起那种开销。但即使没有这些责难和一切世俗顾忌，酗酒本身作为一种罪恶，一种对上天的冒犯，也很少遭到责难。任何富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他在某个时候正与酒友为伴，一起痛饮。只要酒后不犯任何罪过，既无残忍行为，亦无奢侈挥霍，为喝酒而聚在一起的人便乐于将喝酒视为清白无辜地打发时间，尽管一年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将24小时中的五六个小时用于喝酒。一切从不过量饮酒者，都不曾获得良俦之美名。倘若一个人体格足够强壮或足够谨慎，以致虽然彻夜饮酒，次日却毫不失态，那么，人们便至多会说他“嗜酒有度”，尽管他夜夜以喝酒为消遣，几乎从未完全清醒地上床睡觉。xiv
诚然，贪婪（Avarice）通常都遭人憎恶，但人们的贪婪既表现为艰辛弄钱，亦表现为存钱聚财，因此，获取财富的一切卑鄙、肮脏、荒唐的手段，都应被谴责、被戳穿。也应谴责和戳穿积攒钱财的各种卑劣、可鄙、吝啬的方式。但世人更宽容贪婪。一个人在上流社会如鱼得水，过着十分光鲜体面的生活，尽管他总是提高其房产的租金，而在他的统治下，房客几乎无法生活；尽管他依靠高利贷致富，依靠利用一切野蛮的优势、盘剥别人的生活亟需致富；尽管他本人经常拖欠薪水，也是那些不幸者的无情债主，这种人全都不会因贪婪而受谴责。同样，自己尽情享乐，并允许家人在他能负担的条件下都生活得时髦，这种人也全都不会被视为贪婪。家产非常丰厚者，却无端地热望更多财富，这种人是何等常见！一些人要求增加其职务津贴时，是何等贪心！那些能获利之处，造成了多少不光彩的卑躬屈膝！没有养老金（Pension）便无法生活的人，为获得养老金，对幸运儿们的照料是那么奴颜婢膝、俯首低眉，其阿谀奉承是那么全无男子气概！不过，人们根本不会谴责这些事情，除了敌人，除了嫉妒者，或许还要除了心怀不满者和穷人，谁都不会责难这些表现。相反，很多家境良好者虽然养尊处优，却大夸自己的勤奋和进取，说自己抓住了重大的机会，说自己为了家人勤勤恳恳，说自己懂得如何活在世上、适于活在世上。xv-xvi
但是，他们这些解释对基督教实践的危害，并不亚于人类的自大对基督教信仰的危害。巧妙的教育教会了人们无比看重人类自己，而若不能正确地利用这种观念，它便会危害基督教信仰。众所周知，人类自认为比其他所有动物都优越得多，其理由就是人类具备理性机能，这完全是事实；但我们越是惯于崇拜自己，我们便越是骄傲，越是看重我们的理性能力，这也是事实。这是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人对其自身价值的尊重越多、越不寻常，受到伤害时往往就越会心生怨愤。同理，我们也看到：人对自身优点看得越高，就越远离其推理机能，越不愿赞成一切似乎侮辱了理性机能，或与之作对的观点。若让一个人承认他不理解任何事物，这位高傲的推理者便会将这唤作对人类理解力的公然侮辱。安逸和快乐是上流社会的重要目标，礼貌与上流社会的行为密不可分，因此，上流社会人士无论信教与否，都绝不会反对宗教，因为他们就在宗教中长大。他们随时准备循规蹈矩，参加每一个敬拜上帝的仪式，他们一直习惯如此，从不和你争论，无论是争论《旧约》还是《新约》。若轮到你做决定，你便不会重视宗教信仰和宗教真理，而允许人们将创世的历史和一切无法理解，或无法以自然的理由解释的事物，看作寓言或隐喻。xvii
我绝不相信，所有基督教国家的上流社会人士中，都不存在比我这里描述的更恪守美德、更虔信宗教的人；但我要请每一位有见地的、公正的读者相信：相当多的人都酷似我描绘的那幅图画。我在本卷《对话》中引进的交谈者名叫霍拉修（Horatio）、克列奥门尼斯（Cleomenes）和芙尔薇娅（Fulvia）。霍拉修代表我一直谈论的上流人士，更准确地说，代表其中道德较好的人士，尽管在一切从业者当中，他似乎最不相信神甫们的诚实，并且赞成那句格言，即一切宗教的教士全都一样；那是老生常谈，似是而非，错误而有害。至于他的学问，我让他还算精通古典，比一般的上流社会人士读书更多，生于巨富之家。他恪守荣誉、正义和人道，慷慨而不贪婪，毫不循规蹈矩。他曾出国，见过世面，我还让他造诣良多，那些造诣通常能使一个人获得良好绅士的美誉。xviii
克列奥门尼斯也是上流社会人士，只是更有修养。他曾完全出于消遣，对解剖学和一部分自然哲学注16稍有涉猎。因此，他游历归来时已刻苦地研究过人性，并深知了自己。按照我的设置，他用大部分闲暇时间研究这些时，认识了《蜜蜂的寓言》的作者，并正确地运用读到的东西，以其内心感觉和世间见闻，对照那本书阐明的观点，于是发现：人们的不真诚（Insincerity）确如书中描述的那么普遍。他绝不相信一些借口和托辞，它们常被用来掩饰人们心中的真正欲望。他总是怀疑人的真诚（Sincerity），认为人们都热衷于俗世，热衷于攫取财富和权力，同时又谎称其辛劳的伟大目的是争取机会、为地球上的其他人造福，以使自己愈加感激上苍；尤其是，他们与上流社会和谐相处时， xix似乎仍以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乐。克列奥门尼斯也怀疑一切有理性者，他们阅读、思考了《圣经》之后，便往往认为：人们有可能既全力追求世间的荣耀，同时又做优秀的基督徒。克列奥门尼斯本人毫无保留地相信：《圣经》乃上帝之言，并笃信《圣经》所说的宗教真理和历史事实。但是，当有人劝他相信：不但基督教是正确的，而且其诫命也是严肃的，他便拼命克制自己的种种激情，却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没有克服激情的力量，要么就将对那些激情的强烈反感埋在心中，常常抱怨说：他遇到的那些来自血肉的障碍是无法克服的。他深知《圣经》要求完成的这项任务之难，便总是反对那些毫不费力的诡辩家（Casuists），他们竭力减轻和掩饰那种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高声宣布：人对上天的感激之情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奉献，同时继续过着安逸、奢侈的生活，并显然渴望得到自己那份尘世的煊赫与虚荣。克列奥门尼斯认为：在极为文雅的交谈当中，在上流社会人士一直用来彼此抚慰缺点的自满当中，在绅士行为的几乎每个部分当中，都存在着外在表现和内心感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与正直和真诚互不相容。他赞成一个观点：一切宗教美德中，基督徒的谦卑（Humility）最为神圣，最难获得；而欲破坏获得那种美德的机会，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所谓“绅士教育”（Gentleman’s Education）；换言之，在掩饰骄傲的外部标记和各种表现方面，人们做得越巧妙，其内心就越会彻底地为骄傲所奴役。他仔细考察来自他人赞美的快乐，考察有理性、有合理抱负的人们从其劳动获得的无形报酬，考察一种深刻的认识，它鄙视那些虚幻的奖励，而它们强烈地吸引着凡人。他常常仔细观察人们因任何事情受到赞美时的表情与行为，那些事情包括（例如）家具之考究，娱乐之高雅，马车、服装、消遣之优雅，或住宅表现出的良好趣味。xix-xx
克列奥门尼斯似乎很慈善，严守道德，却经常抱怨自己不具备基督徒的某种美德，并给自己的行为挑错，而那些行为似乎皆为善举。他说，这是因为他觉得那些行为所依据的原则是错误的。教育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耻辱的厌恶，总是强大得使他不做奸恶之事；但他将这归因于虚荣心。他抱怨说，虚荣心占满了他的心，以致使他知道：他虽能排除自己的任何一种欲望，但从未因此感到满意。他的行为一直无可指责，因此，他的真诚信念丝毫没有明显地改变他的外部行为。但私下里，他从未停止检查自己。谁都不像他那么不受宗教狂热（Enthusiasm）的影响，因此，他的生活十分统一。他从不自称笃信宗教，所以从未犯过严重的错误。对一切严格主义者注17，他都极为反感。人们为了信条的形式而争吵，为了解释（经文的）晦涩之处而争吵，并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要求他人绝对赞同自己的观点，他对此十分生气，因为他认为那些人全都缺少慈善之心，其中许多人还可耻地玩忽职守，不去履行那些最明显、最必需的职责。他以非凡的努力探究人性，不遗余力地考察人类的骄傲和虚伪。他揭露一个密友的计谋，揭露另一个密友的过度权力。他深知，俗世享乐带来的满足不同于感激之情，更与宗教毫无关系，他清楚地感到，由于那种满足来自内心，它就在他心中。他说，生活的真正乐趣是与崇高思想相伴，而他的存在似乎离不开崇高思想。无论什么原则使他产生了这个想法，他心中都坚信：牺牲感情（这是《圣经》的要求）就是根除那个原则。他还承认：他在自己心中发现的这种满足，这种崇高思想，给了他最大的快乐；而在生活的一切舒适中，这种崇高思想也是享受的绝大部分。xxi-xxii
克列奥门尼斯忧伤地承认：他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放不下对人世的执着。其理由是：其一，他一向十分重视老于世故者的观点；其二，他那颗难以驯服的心十分顽强，无法用它改变他引以为傲的对象、拒绝以自幼学得的、被看作光荣的事情为耻；其三，他还发现自己无法屈从轻蔑，耐心忍受遭人嘲笑和蔑视，无论因何原因，无论因何考虑。他说，这些都是障碍，使他不能断绝与上流社会的一切交往，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认为，不克服这些障碍，却谈论与世界断绝关系，告别世间一切煊赫与虚荣，便很可笑。xxiii
本卷《对话》中，芙尔薇娅（她是我引进对话的第三个人物）的部分十分无关紧要：她只出现在第一篇对话里，因此，用这样一个人物打扰读者，当属鲁莽之举。我想对绘画和歌剧发些议论，我认为：引进这样一个人物，我的议论会比没有这个人物时更自然，更少麻烦。我希望，女士们不会从芙尔薇娅的寥寥数语中找出任何理由，怀疑她或缺少美德，或缺少判断力。
至于那篇《寓言》，或曰引发第一篇（霍拉修与克列奥门尼斯）对话的契机，其情况如下：在沙夫茨伯里大人的高雅文章中，在其精妙的玩笑中，在其将美德与良好风度的混合中，霍拉修找到了极大的快乐。在社会制度问题上，霍拉修十分固执己见，弄不懂克列奥门尼斯何以会鼓吹《蜜蜂的寓言》那样一本书。他听几本季刊说那本书很坏。克列奥门尼斯喜欢霍拉修，与他有深厚的友谊，便想使他醒悟。但厌恶讽刺的霍拉修却怀着先入之见，又听有人说：那本书讽刺了作战勇气，讽刺了荣耀本身，便对其作者及其整个阴谋十分气愤。有两三次，他听见克列奥门尼斯和别人讨论这个话题，但自己从未参与讨论，并发现克列奥门尼斯常常强迫他加入讨论，便开始冷静地观察此人，决定避开一切与此人独处的机会。终于有一天，霍拉修到克列奥门尼斯的住处看望他，正欲告辞，克列奥门尼斯利用一个计策（读者将会看到那是何计），将他拉进了讨论。xxiv
公正之士和有识之士，皆不赞成我向世人公布这些思想的那种方式，我不该对此感到意外。我承认：那本书里当然有些观点，我不知道怎样证明其有理，方能让自己满意。克列奥门尼斯这样的人，读到了一本符合自己观点的书，便想了解其作者，别无他图，此举绝非无法置信，亦毫无不当之处。但有人会反驳说，无论书中的对话者是谁，《对话》的作者都是我本人；而一个人为自己的作品辩解，则有悖于一切得体准则。这番话或许会使他的一位朋友说其言不谬。但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克列奥门尼斯所代表的这样一位公正之人，一位热爱真理之士，谈论朋友的优点时，也应像谈论自己的优点那样谨慎。还应强调一点：一个人若承认自己是该书作者之友，与作者思想相契，那么，他自然会使每一位读者去保护那位作者，而将此人视为可疑和不可相信，无异于将作者本人视为可疑和不可相信。不过，无论这些为这种写作样式辩护的理由如何有力，我若不是在著名的伽桑狄注18的著作里见过它们，便绝不敢提出它们。伽桑狄借助几篇对话和一位朋友（此人是对话中的主要人物），不但阐明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而且反驳了论敌。遵循他的先例，我希望读者会发现：我借对话形式提供的机会，直言了我的思想，而无论那些机会是什么，我都绝未企图制造机会，也绝未企图滥用机会。xxv
有人认为，克列奥门尼斯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代言人，因此，他说的一切自然都理当被看作我的观点；但任何清醒者都不会认为，我也该对克列奥门尼斯的论敌霍拉修所说的一切负责。霍拉修若说出了带有自由思想注19色彩的见解，或说出了其他理应反驳之言，而克列奥门尼斯却并未以最佳的、最严肃的方式予以反驳，或并未尽力作出最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便要对此负责；若非如此，我便无过。鉴于本书第一卷的命运，我期望不久即可见到有人转引和引用本卷的一些观点，只引用我的观点，而不引用对它们的回答，以向世人表明我的言论和见解。在本书第二卷，这么做的机会多于在本书第一卷。我若一直有机会参加公平比赛（fair play），若一直未遭到攻击，而我那些论敌若能原原本本地引用我的话语，以寻常的诚实态度对待我的言论，那便大大有助于将我驳倒，我也会开始怀疑我的一些观点是否正确，而我迄今一直相信它们是正确的。xxvi
读者有时会在本卷的对话中见到破折号（——），这是个标记，或表示中断，即对话者言犹未尽；或表示停顿，其间会插入一些与讨论无关的话。
在本卷中，我并未改变第一卷（其书名为《蜜蜂的寓言》）的论述主题，并沿用了第一卷的公正方法，即探究真理，探究人和社会的本性，在此基础上建立我的观点。我认为没有必要为本卷另寻书名。我酷爱简单，我的创造之才亦并非全都最富成果，因此，我希望读者原谅本书单调、笨拙的一面，原谅本书标题页那种并不常见的空旷。xxvii
我这篇序言即告结束，我深知它已过长。但世人被非常粗暴地强加了一条假消息。数月之前，它非常庄重地公诸于众，并不畏辛苦地登在了很多报纸上，登了很长时间。我认为：我真的对公众说话时，若仍容忍公众被误导，却没有任何人能向公众揭露真相，那就是我不可宽恕的错误。在《伦敦晚邮报》（1727—28年，3月9日星期六）国内版的报尾，以小号斜体字印出了以下一段文字：
周五晚头条：一衣着考究的绅士立于圣·詹姆斯教堂大门营火注20前，自称《蜜蜂的寓言》一书作者。他后悔写了该书，忆起自己以前的承诺注21，说：我将此书投入火焰，从此抛弃它。
其后的周一，同样的消息又刊登在了《日报》（Daily Journal）上，而正如我所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报纸都刊登了它。但上述那个周六之后（唯有该报只刊登了那条消息），那条消息每每总会附有一小段文字，并附上了以下的广告：xxviii
A P E T H-Λ Ο Γ Ι Α （《美德之源探究》）
在本书里，作者考察并驳斥了《蜜蜂的寓言》作者辑录并阐释的一些错误观点，它们来自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斯宾诺莎和培尔注22。作者还阐述和证明了永恒的、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以及美德的责任。本书卷前附有一封致《蜜蜂的寓言》作者的信。本书作者为：威斯敏斯特区圣·玛格丽特教堂副牧师亚历山大·因涅斯（Alexander Innes）注23。
我提到的那一小段文字，附在了那条引人关注的消息后面，后来又被附在了这则广告后面。它只有五个词：“upon reading the above Book”，位于“sorry for writing the same”那句话后面注24。报上频频重复这个故事，从未遭到公开质疑。看来很多人都太轻信了，尽管那是一条假消息。但只要读读这句附言，再次发表那一整条消息时，连最粗心的人都会怀疑它，因为若要它被理解（它附在那则广告后面）便不能撒谎、说那位悔过的先生说出了那些话。他若说过那些话，便一定会提到那本书的书名，并说自己的悔意来自阅读了APETH-ΛΟΓΙΑ，即因涅斯神甫的新作。那条消息似乎仔细而精确地记录了那位“衣着考究的绅士”的言行，但首次发表时，为何删掉了如此重要的部分呢？何况，我们那些新闻记者的无比勤奋和广泛知识，也尽人皆知。某个受雇者说出了消息中提到的那句话，并将一本书投入了营火注25，若说真的发生过那种闹剧，我便常会认为它是假的。一个事件那么不同寻常，又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当着3月1日的众多目击者，而直到3月9日之前，它都不曾引起任何一家报纸的注意；那条消息仅登了一次，此后再未重登，而只是在因涅斯博士那本书的广告中作为附录，这难道可信么？xxix
可是，这个故事却被很多人议论，并使我的熟人们十分开心，其中几个还不只一次地诚恳敦促我将它的虚假公之于众。我绝不会这么做，因为担心受到嘲笑，正像数年前那个倒霉的帕特里奇那样，他庄严地声明自己并没死注26。但我们此刻都被蒙在鼓里，谁都说不出那条消息是怎样杜撰出来的，也说不出它是怎样被借题发挥的。一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借到了因涅斯博士的那本书（我那时才见到它），给我看了书中以下几行字：xxx
顺带说一句，先生，我清楚地记得天才的劳先生注27评论您的《蜜蜂的寓言》时提醒过您，说您做过承诺。根据那个承诺，若发现该书有不道德或败坏礼节的倾向，您便在论敌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烧毁该书。我很尊敬那位先生，尽管我并不认识他，却只能埋怨他过分轻信和天性善良，因为他竟相信您这种人会信守诺言。至于我，我想我太了解您了，不会上您的当。您毕竟应该真的坚持您那个决心，将该书扔进火里，我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是：3月1日，圣·詹姆斯教堂大门，因为那天是地球上最好、最光荣的王后的生日注28。烧掉您的那本书，这是您能做出的最起码的悔罪之举，因为您极力败坏国王陛下的臣民们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现在，先生，您若同意我这个提议，但愿您不会那么缺少朋友，而您会找到某位善心的邻居或其他人，愿助您一臂之力，焚烧该书时顺便将该书作者扔进火中。我认为，此举会让那个庄严之日完满。我不是您的患者注29，而是xxxi
您最卑贱的仆人
因涅斯博士如此结束了他的A P E T H-Λ Ο Γ Ι Α，并在给《蜜蜂的寓言》作者的信中将它称为“序言”（Prefatory Introduction）。该信的署名是A. I.注30，其日期是1727—28年1月20日，威斯敏斯特区，陶特希尔原注31。
现在，我们的一切惊诧都结束了。读了这么多之后，我已很不愿再说些什么了，明理的读者很容易允许我如此。因此除了此书，我再无他言。至于那本书的那位尊敬的作者，他似乎认为自己十分熟悉我阐述的那些原则。我没有认识他或他的精神的那份荣幸，只能根据我以上引述的那些文字了解他。Ex pede Herculem注32。
伦敦，1728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