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这片土地，而是这里的人——男人、女人，他们都那么有个性，他们把个性的完整与个人的隐私权看得那么高，那么珍贵，就如同他们看待个人的自由一般；他们把那些看得那么高，因此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别的男人、女人也都是“个人”，也是这样对待他们，做法很简单，那就怀着绝对、全然的尊敬与礼貌，让他们去自行其是。
不妨举个例子。一天下午（那是在十月，正值新英格兰美妙无比的印第安小阳春），马尔科姆·考利[1]和我驾车行驶在康涅狄格和马萨诸塞州西部偏僻的路上。我们迷失方向了。我们所处的地方，照密西西比人的说法应该是山区了，但是新英格兰人却称之为丘陵地带；路况还未开始变坏：仅仅是更崎岖、人迹更少了，而且除了继续向上，进入山谷，再不通往别处。最后，就在我们马上要掉头往回走时，我们发现了一所房屋、一只邮箱以及两个人，是农民或者说是穿着农民衣服的人——镶边羊毛翻出来的外套，带耳罩的帽子——他们站在邮箱旁边，静静地观察着我们，我们驱车上前，停了下来，他们显得彬彬有礼。
“下午好。”考利说。
“下午好。”两个人中的一个说。
“这条路穿过这座山吗？”考利问。
“是的。”那人说，仍然是彬彬有礼的。
“谢谢你。”考利说，接着便开车继续往前。那两个人仍然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大约走了五十码，考利突然刹住车，说了句“等等”。接着便重新朝两个人仍在那里看着我们的邮箱那儿倒回去。“我能开着这辆车翻过去吗？”考利说。
“不能的，”还是那个人说，“我想你们是不能的。”于是我们掉转车头从原路开回去。
我想说的意思是这样的。在西部，加利福尼亚人只是在出于“爱好”的借口下才会承认自己是农民的，他真正热爱的事业与职业是销售汽车，他会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这辆车绝对不可能翻过山口，但是他不仅有一辆能爬山路的车子，而且那还是落基山脉以西能翻过山口的唯一一辆车；倘若在中部各州与东部呢，人家就会告诉我们如何从山脚下绕过去，路标都是些不起眼的土路路岔啦，远处几所房屋啦，那儿西北烟囱上插着的一根避雷针啦，还有那个小溪渡口啦，如果你仔细辨认必定能看出四十年前桥梁倒塌的残迹。这些路标是连天使长也没法记清的；若是在我自己的老家南方，还不等考利合拢嘴巴重新启动汽车，就会有两个密西西比人揽下我们的事，说（其中的一个说，而另外的那个必定已经爬进车子了）：“嗨，没有任何问题，这位吉姆会陪你们去的，我呢，会打电话给山那边的外甥，让他驾辆卡车到你们开不动的地方去等你们；卡车能让你们顺利通过，他还可以带上个新的曲轴箱，没准你们需要替换呢。”
可新英格兰人却并不是这样，他尊重你的保留隐私与自由意志的权利，说话时只回答你所询问的，别的话连一句也不多说。如果你想试试能否驾着你的车通过，那是你的事，无须他来问你为何要这样做。如果你想毁掉自己的车，用一个夜晚徒步朝着离自己最近的有亮光的窗子或是受惊扰的看家狗走去，那也是你自己的事，因为车子是你的，腿也是你的，如果你想知道这辆车能不能翻山，你必须得问这件事。因为，他是自由与有个性的，如此的性格并不是土地贫瘠多石所造成的——这里土地贫瘠，冬季艰苦漫长——照说这会影响他的命运，不过恰恰相反：他出于自愿有意地选择了那样严峻的土地与气候，因为他知道自己足够壮实，能够应付这一切；他是由悠久的传统培育成长的，这传统将他从古老、破败的欧洲送出来，使他可以得到自由；它教会他相信，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证明生活必须是舒适、柔和与易于控制的，有个性，有隐私权，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一个人无法适应任何地方的任何环境，那么他从一开始起最好别来侍弄泥土。
他屹立于那片环境之上，环境曾折磨过他，但是失败了，使得他不仅战胜了环境而且还成了它的主人。自然，他常常离开故土，但他也将故土带在身边。你会发现他在中西部，你会发现他在伯班克、格伦代尔和圣莫尼卡，戴着太阳眼镜、穿着草编拖鞋，衬衫尾巴拖在裤子外面。可是撩开夏威夷睡衣挠他几下，你就会发现那片贫瘠的土地、那些岩石、漫长的雪季以及那个压根儿未被逐出故乡的人，因为他是作为胜利者离开故乡的，那股精神是跟随着他的逐渐凉下来、慢下来的血液而离开的，如今他仅仅是将他来到的那片神秘的、占星学家的、拜火者的和爱生吃胡萝卜的人的不真实的土地，权当晚年的一种消遣而已。
（原载《新英格兰进程第二期》，密歇根州迪尔伯恩，一九五四年；此处文本标点根据福克纳一份未校改的打字稿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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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1896—1989），美国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