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密西西比州克利夫兰市
邀请我今天上这儿来的函件最初是比利·温先生发给我的。在那封信里你可以听到有史以来人们所听到过的最高明不过的恭维话。温先生说：“我们不仅是想给我们的一位特殊的密西西比老乡添加些光辉，我们还想借他的大驾光临为我们的会议增添些光辉呢。”
这样的水平谁能超得过呢。这里不妨将一个比喻往反面做些引申，那就是，一把刀不仅是双面都有刃，而且两道刃都在同一个面上：你把一句话发送过去，收受者得到的是两层意思的恭维：你赞美他给发起赞美他的人增添了光辉，这等于是再一次地把他恭维了一通。这样的说话方式，正是我们南方人喜欢认为只有另外一位南方老乡才想得出来的。这样的事例经常发生，自然使得我们相信自己的看法确实是一点儿都没错。
温先生还告诉我，会议同意我就我喜欢的任何问题做一次发言。我要讲的题目既不会是关于写作也不会是关于耕作的。过去一年来，读者们写给我的信里有几封是一位先生写的，他也是一位密西西比州的乡绅，对我的写作能力与我的见解评价都非常之低。他是三角洲地带的人，今天很可能出席，因此可以为之做证。在最近给我的一封来信里，在再次对他所认为的一个能像我这样贬低与诋毁自己的故乡与亲人的密西西比人做了评论之后，他说他不仅仅不相信我有能力写作，而且还认为，对于农耕方面的事，我压根儿就是一无所知。我回答说，说到我的写作水平，那本来就不该由我自己来打分，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同意他的评断；另外，为了让地里长出些带给我收益的东西，我已经与老天爷还有联邦政府苦苦打了十五年的交道，因此，既然他说我两方面都不行，我也就懒得跟他争辩了。
因此，不论是写作还是农事，我是都不打算在这里谈的了。我倒是有另外的一个话题。但是，在重新思考之后，我又似乎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仍然是知之不多，原因是我们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好像再也不甚清楚了，我们所有的人好像全都忘掉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了。
多年以前，我们的祖辈以保卫人的权利为前提，建立了这个国家，这个国度。按照他们的解释，那是因为“人有获得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深知这些词语的意义，不仅仅说出这些话的人明白，而且听到、相信、接受与赞同的人也同样懂得。因为那时候之前，人们并不总是拥有这些权利的。至少，那时候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上，认为这些权利是可行的，至于说“不可剥夺的”，那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了。因此，不仅是说这样的话的人，而且是仅仅听到这样的话的人，都是明白其含意的。那就是：“得以追求幸福的生命与自由。免除和保证不受压迫与暴政的自由，在这样的自由中，所有的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他们双方都知道他们所说的“追求”指的是什么。他们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要去寻欢作乐，而是说要为得到它而付出辛劳。他们也都知道“幸福”指的是什么，那不仅仅是欢乐与闲适，而且还包括和平、尊严、独立和自尊；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是能拥有和平与自由，在这种状态中，依靠人的努力与流汗，人可以获得尊严与独立，并且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因此我们已经知道当时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并不拥有这些东西。而且，由于我们不拥有，我们便对其价值有所知悉。我们知道，它们是值得为之而受苦受难的，而且，如果有必要，甚至是值得为了获得并保住它们而牺牲生命的。为了它们，我们甚至都愿意冒丧失生命的危险，因为即使我们自己为保住它们而丧失生命但是仍然失去它们，我们仍然可以把它们完整地、丝毫不受损害地传给我们的孩子。
那正是我们在那些古老的时日里所做过的事。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园、土地、我们的祖坟以及所有熟悉的东西。我们自愿放弃，把背转向一种我们已经拥有也本可继续拥有的安全，倘若我们愿意为之付出代价，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自由，我们行动上的独立性以及责任上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留在旧世界，我们不仅能拥有安全，而且还可以不必负什么责任。但是，我们却选择了自由、解放、独立和对责任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几乎没有海图的情况下，乘了脆弱的木船，什么都没有，除了帆与我们渴求能自由移动它们的希望与意愿，我们驾驶船只跨越过一个大洋，它甚至都与我们所掌握的那些海图对不上号；我们征服了一整片荒野以便建立起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得到安全，因为我们不想得到安全，我们不久前刚刚放弃了安全，刚刚横渡过三千英里宽的黑暗、神秘的大海以与安全作别；为的是要得到一片可以自由生活、独立存在以及担负责任的土地。
这件事情我们做成了。即使我们当时仍然在用一只手与荒野搏斗，用另一只手抵挡与打走那股力量，它甚至想跟踪我们进入为我们所征服的荒野，逼迫与强制我们回到老路上去。但是我们成功了。我们建立起一个国家，我们使这个国家里不仅仅有自由、独立与负责任的权利，而且还有义务，人类能得到自由、独立与责任的不可剥夺的义务。
责任，这就是我正在说及的事物。人不光是只有权利，而且还有人必须担负起的义务，人是必须负起责任来的，如果他希望继续享有自由的话；必须负起，不仅是对他的同类、为他的同类，而且也是对他自身；这是一个人的责任，个人，每一个人，人人，都要为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要结清自己的账目，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立刻便选择了要这一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别的什么都更加需要它，我们为之而战斗，为之忍受、吃苦，在需要时还付出了生命，可是我们得到它了，把它建立起来了，为自己而艰难生活过了，接着又将之传给了我们的孩子。
然而，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孩子们继承了下来。新的世代出生了，一个新的时期、新的时代、新的世纪来到了。日子好过些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存在与前途再也不是悬而未决的了；又过了一个世代，我们不再有敌人了，不是因为我们年轻，富于活力，因此强大，而是因为那个古老、疲惫的世界如今认识到，在这里的这个国家是有建国原则的，那就是：人，作为个人，应该有他的责任。
可是我们仍然还记得责任心这回事，即使是在相对比较平静的时代里，那时我们无须让责任心的弦绷得那么紧，至少是无须时时刻刻铭记在心了。再说，那不仅是我们的遗产，它离我们时间不算长，我们忘不了它，把它传给我们的人，甚至是那些为了能把它传给我们而付出生命的人，他们的坟头依然是青青的呢。
接着又过了很多世代；我们终于覆盖了西方整个的一片土地；西半球整片天空响起了一片为美国叫好的声音，一片“好啊”的巨大响声；我们成了整个世界羡慕的黄金目标；大惑不解的太阳都从未见到过如此的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在这里一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移动双脚到新的地方去，用双手紧紧捏住，把握住，好积累起够自己后半生使用的物质财富，而且，谁知道呢？甚至还有多余的，可以供养他和妻子生养的孩子呢。他仍然在嘴上对古老的“自由”“解放”“独立”说些廉价、好听的话；天空中仍然回响着、轰鸣着雷鸣般的叫好声，那黄金般的“好啊”声呢。因为在古老意义的大前提下，这些词语依旧是正确的，因为他仍然相信它们是正确的。当他说“安全”两字时，心目中的“安全”，仅仅是指他自己的，他余下的日子里的，也许有一点点多余，可以留给他那几个孩子；但是并不包括所有相信自由、解放与独立的人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而在那狂暴、危险的古老时代里，我们的祖辈却不是那样想的。
因为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刻，某件事情曾经发生在他身上，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那些旧时的坚忍、毫不妥协的那些人的全体子孙的身上，因此，现在，到了一九五二年，当我们谈到安全时，我们甚至都不包括我们的后半生了，更不要说是我们和我们的妻子的孩子了，而是只求我们自己能够在某个公共救济名册或是某个官僚、政治或是任何机构的施汤槽跟前能有一席之地，那就成了。因为在某个地方，于某个时刻，我们已经丢失、忘却或是自愿扔掉那另外的一件东西了，而没有了它，自由、解放与独立甚至连存在与否都是成问题的。
那件东西不是别的，即是责任，不仅仅是指有要负责任的想法和意愿，而且还要牢牢记住祖辈们关于必须有责任心的教诲。我们或许是丢失了它，忘掉了它，要不就是我们有意抛弃了它。也许是我们认定，自由没有那么可贵，不值得为此而负起责任，也许是我们忘掉了，要有自由，一个人便必须行使、维护与保卫他为自己的自由而负起责任的权利。没准我们连责任心也被夺走了吧，因为多年来连空气本身里——广播、报纸、小册子、传单、政客们的演说——都响彻着关于人权的吵闹声——不是指人的任务、使命与责任，而仅仅是指人的“权利”；那么喧嚣，那么持久，也不由得我们不开始按声音所宣称的那样接受其看法，也相信，人除了权利，别的都是没有的——不是指走向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为这一目标而亲自流汗，工作与受苦，以便为自己挣得老祖宗所意味的幸福与对幸福的追求，而是：仅仅得到机会，以便将自己的自由与独立，去换取无须负争取独立的责任的特权；那不是靠劳动挣得报酬的权利，而是被施舍的权利，直到最后，用简单的复合习惯用语来说，我们使这“权利”变得很体面，甚至提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制度，而正是我们坚强的祖辈会加以嘲笑与谴责的，那“权利”即是：接受施舍。
不管怎么说，我们不再有责任心了。而且如果我们是被目前似乎负起什么责任的人剥夺掉的，那是因为我们脆弱到了经不起这种掠夺的程度；如果我们单纯是丢失或是忘掉责任心，那么我们也是应该遭受轻蔑的。不过如果我们是有意要抛弃它的，那么我们可就是在贬损自己了，因为我相信到时候，也许要不了多久，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下的是比犯罪更为糟糕的事：那是犯了一个错误，人们在提到拿破仑的某个行动时常常会这样说的。
两百年前，爱尔兰政治家约翰·柯伦说过：“上帝将自由赐给人类，条件是永远保持警觉；这一条件如果人类违反了，那么受奴役将是他们犯罪的后果与做错事所得到的惩罚。”那不过是两百年前的事，而我们自己的在古老的新英格兰与卡罗来纳的祖先，早在三百年前就已经懂得这一点了，正因如此，他们才来到这里建立了这个国家。我是拒绝相信，我们，他们的后代，是已经忘记了这一点的。我宁愿相信，那是因为，我们的自由的敌人如今已更换了他的衬衫、他的外套和他的脸。他不再是从国界之外，更不是从大洋的那一边，来对我们施加威胁了。现在，他面对我们，在我们装饰着栖鹰的各级议会的圆屋顶下面，以及在经济或工业集团的福利或别的部门的喷上号码的门的背后，穿的也不是有金光闪闪的铜饰的军服，而是敌人自己教导我们说是和平与进步的服饰，他的文明与富裕也是我们无法攀比的，更不用说是胜过了；他的武器是一种贬值的、不受重视的货币，他用金钱，通过剥夺它所知道的用来衡量独立的唯一国际标准的活力，来阉割掉独立的活力。
经济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说，出现了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人口过多。我自己对此所知甚少，因为我很清楚，比起那位三角洲的读者对我作为作家与农民的评价，我在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造诣就更是不值一提的了。不过就算我是个社会学家或是经济学家，我还是要对这种说法表示不以为然。因为相信了这种说法，认为人的自由受到威胁是因为他的同类太多，也就是相信，人在世界上受苦，原因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他的自身：也就是说，他别指望对付得了他的环境以及他的毛病了，因为他连自己的同类都控制不了嘛。那正是那些人所相信的，他们利用和歪曲了人口众多的说法来达到自己的私利，攫取权力与公职：相信人是不配得到责任与自由，无能力去忠诚、坚忍与勇敢的，他不仅仅是从恶中挑出善来，他连好坏都是分不清的，更不要说在行动中这么去做了。相信了这一点，你就已经是把人类的希望给一笔勾销了，也就是等同于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他们把人有责任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从人的身上夺走，还不如干脆把人浸在自己的清白、一无污点的汁液里，用文火慢慢煨呢，一直炖到他进入他本该得到的、无忧无虑的命运。
就以我个人来说，是绝对不愿相信这一点的。我拒绝相信，布恩、弗兰克林、乔治·华盛顿、布克·T.华盛顿、林肯、杰斐逊、亚当斯、约翰·亨利、保尔·班扬、约翰尼·阿泼瑟德、李、克罗克特、黑尔和海伦·凯勒嫡传的真正后代，会是那些在报纸头条上否认与抗议的人，他们抗议水貂皮大衣、油轮与联邦政府指控的公共机构腐败问题。我相信坚忍、顽强的老祖宗的真正子孙还是会有责任感与自尊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人少一些，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空间更多一些，在这样的空间里，愿意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人可以站起来，而不愿站起来的那些，说不定就必须帮他们一把了。接着，绝对不是国家发现金来奖励偷懒与无能，而是福利、救济与补偿按照祖辈们同意与赞成的原则起作用：去帮助那些仍然站不起来的人，让他们也进入到不但能够而且愿意自己站起来的人的队伍中去，除了生病的与年老者之外，绝对不让他们之中的最后一个掉队。
（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八日《三角洲民主时报》；此处文本根据的是会议是年五月印发的小册子，仅对一处错误做了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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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lta，指密西西比河出海口的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