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瞒着妻子和所有人在笔记本上写回忆录,有人到我办公室来我就把笔记本锁上。这不仅是为了整理回忆,也不仅是为了理解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事。

我现在有了办公室,在沙托街有一个两扇橱窗的商店。我比我以前的老板蓬硕先生的儿子雇佣的人还多。他不知道现代化,所以他的店依然和我以前在那里工作时一样灰暗庄严。

我有三个正在成长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男孩叫让—弗朗索瓦,他出生在布雷叙尔,那时索菲被寄养在邻村的农场主那儿。我的妻子下火车后,农场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避难所。

索菲看到我似乎很高兴,但并不惊讶。一个月之后,我们仨还有小弟弟坐上回菲迈的火车时,她已经很坚强了。

分娩非常顺利。让—弗朗索瓦是三个孩子中最强壮的。我们四个人经历了很多困难。让娜比以前更加紧张,会为一点小事担惊受怕,确信厄运会随时降临。

我们的第三个小孩伊莎贝尔出生在战争的转折阶段,那时他们正等着登陆。有人说这将会和德国入侵时一样引发灾难和混乱。有人预测所有身体强壮的男人都会被送到德国去,道路上已经做好箭头标识,这样我们就不会堵塞军用道路。

那时候仍然缺吃少穿。粮食供给下降到最低水平,我非常小心地去黑市买点吃的。

让娜一直都是早产,婴儿放在暖箱里,而让娜从来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说的“恢复”更多指的是精神方面而不是生理方面。她还是惶恐、消极,我们定居沙托街之后,她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确信我们要经历一场灾难,我们会比以前更穷。

我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好像那是我的职责、命运和唯一的选择,我从来没想过生活可以是其他样子。

我辛勤工作。我打算稍有成就后把孩子们送进最好的学校。

我不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现在他们和我们那里其他所有小孩差不多,他们接受别人灌输给他们的所有思想。

我看着儿子长大,听着他提出的那些问题,看到他瞥我,我有一些想法。

让—弗朗索瓦将来可能会像他妈妈那样生活,学校的教育也正在把他塑造成那样的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那样的人。

但他可能有一天会反抗我们的想法,我们这种生活,他想尝试做自己。

两个女儿非常有可能和她们的妈妈一样,但是我想象长大后的让—弗朗索瓦时,并不知道他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额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我需要越来越厚的镜片。我是一个谦让、平庸且还算幸福的人。从某种角度看,让娜和我就像漫画里的模范夫妻。

于是,我想到给我儿子留下另一种印象。我问自己,这样对他好不好:他某一天忽然发现父亲并不是以前那个样子,那个腼腆的丈夫,除了尽力抚养孩子、稍微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外没有任何念头。

我儿子,也许还有我女儿,会知道我身上曾经有另外一个人。有好几个星期,这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但我还是不能确定。我尚未决定将这个回忆录给别人看,我希望再多思考一段时间。

不管怎么样,我将在这里揭露内心的想法,我将诚实地面对自己和他人,直至最后一个字。

从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生活几乎恢复正常,除了要面对德国人,面对早就变得十分困难的粮食供给。我开始工作。收音机没有被禁止,销路比以前更好。公鸡内斯托尔和母鸡(少了一只)回到花园尽头的窝。与我所料相反,我家什么也没有被偷,没有一台收音机或一件工具被偷。我的工作间和我走时一模一样,只是有些积尘。

一九四一年春夏秋三季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关于那段时间,我只留下了些微记忆,好像威廉斯医生经常来我们家。他非常担心让娜,他后来坦白告诉我,他担心让娜患上了忧郁症。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在我妻子和我面前提起安娜,但我肯定她已经知道了。像我们一样返回家乡的难民传播的流言没有传到她耳朵里去吗?我觉得这不可能,虽然我自己并未听到什么特别的流言。

但这与她的身体和时时惊恐的心理状态没有任何关系。她从来都不热情,也不嫉妒。她姐姐贝尔塔认为她的丈夫,那个糕点商,在外面寻花问柳。但让娜能容忍我有艳遇,只要我能秘密进行,并不危及我们的家庭就好。

我没有在推卸责任。我只是客观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她知道她在布雷叙尔那段时间我不是原来那个我,但她也知道我后来又变回去了。

她那时有没有想过永远也见不到我了?但不管怎样,我找到她了。我们的家庭平安无虞,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自己行为的危险性。

德国人尤其让她感到害怕,一种生理上的本能的害怕。他们在街道上的脚步声,他们的音乐,他们贴在墙上的布告,那些布告公布的都是坏消息。

因为我的职业,他们两次到我的工作间和我家里搜查,寻找秘密发报机,他们甚至在院子里挖了好几个洞。

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原来靠近码头的街道,在老马特雷先生家和卷发小女孩家之间。他们两家人没有回来,解放后我们才看到他们。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住在在卡尔卡松附近,卷发小女孩的爸爸,那个小学教师在那里参与抵抗运动。

我的记忆中,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之交的那个冬天非常寒冷。圣诞节前不久下了场雪,威廉斯医生一天早上来我家看让娜的流感是否好了。我们都已经好了,就剩她尚未康复,而且比平常更加焦虑。

医生在离开前在走廊里对我说:

“有时间的话来帮我看看收音机吧。我猜有一个小灯不亮了。”

下午四点天就黑了,路灯早就被刷成了蓝色,橱窗灰蒙蒙的。我刚完成一项工作,这时想到了威廉斯医生。我想我可以在晚饭之前到他家去一趟。

我和让娜说了一声,然后披上羊皮大衣,提着工具箱,离开了温暖的家,向寒冷黑暗的街道走去。

我刚走出几米,一个人影突然从一堵墙后面朝我走过来。然后我耳边响起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叫了我的名字:

“马赛。”

我立马听出来了。她身穿一件深色大衣,头戴一顶贝雷帽。我觉得她的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苍白。她走到我身边,因为我就像以前那样对她说:“过来。”

她似乎冻僵了,很激动,我却镇定而清醒。

“马赛,我得告诉你。这是我能见到你的最后一个机会。我和一个英国飞行员在菲迈,我得护送他到自由地区。”

我转过头,我觉得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躲在马特雷家门口。

“有人告发了我们,盖世太保在追捕我们。我们必须去一个安全的地方躲几天,直到他们忘记我们。”

她走路时气喘吁吁,她以前并不如此。她有黑眼圈,面容憔悴。

我一直大步地走着,快要绕过码头的拐角时,我说:

“听着……”

“我知道。”

她从来都是在我开口之前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但这次我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德国人在监视我。他们两次……”

“马赛,我知道,”她重复道,“我不恨你。很抱歉。”

我想追她时,她已经跑向那个在黑暗中等她的男人。

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这事。我把医生的收音机修好,回到家里。让娜在厨房里摆好饭菜,让—弗朗索瓦已经在他的儿童座椅上吃完饭了。

“你没有着凉吧?”让娜看着我问道。

所有的一切,家具、物品,都和我们离开菲迈时摆放的位置一模一样,家里只是多了个小孩。

一个月以后,我在市政府的墙上看到一张还很新的布告。我读到五个名字,其中有一个英国人的名字,还有安娜·库普弗的名字。前天晚上,这五个人都在梅齐埃监狱的院子里被当作间谍枪毙了。

我再也没有去过拉罗谢勒。我永远都不会去那里了。

我有一个妻子、三个孩子,在沙托街上有个商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