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动手研究这个问题，至少，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定位。比如，我们如何着手研究地震或飓风呢？毫无疑问，所有关于疾病的本体论思考，均源于治疗的需要。已经部分确认的是，在所有病人身上，都能看到一个人有某种东西被增加或减少。一个人失去的东西，是可以被恢复的，而进入他身体的东西，也是可以离开的。同样，如果所得的病是源于妖术、魔法或者中邪，我们也相信能够战胜它。我们必须相信，任何疾病的发生，都不是为了让希望破灭。魔法为药品和念咒仪式提供了很多资源，以增加痊愈的希望。西格里斯特（Sigerist）曾指出，埃及的医学，把生病和着魔两种观念混合在一起，由此大致总结出了东方人在寄生虫病方面的经验。将寄生虫吐出，就意味着恢复健康[107，120][3]。疾病，通过一扇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人的身体。今天，仍然存在着一种疾病的世俗等级制。其基础，就是对各种症状进行定位的难易程度。因此，帕金森症比胸部的带状疱疹更是疾病，而疱疹则比疖子更是疾病。完全可以认为，传染病的微生物理论之所以成功，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对疾病的本体论描述，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冒犯巴斯德教义的尊严。人们可以看到微生物，尽管要通过显微镜、染色剂和培养菌的复杂中介，但人们却没有办法看到瘴气或者某种影响。看到一个物的存在，就已经预见某种行为。在其治疗效果方面，谁都无法否认感染理论的乐观性。毒素的发现，以及对个体特殊体质发病机理的认识，破坏了某种信条的美好的朴素性。这一信条披着科学的外衣，掩盖了人有生以来在对抗疾病时所表现出来的坚韧。
然而，如果我们感觉需要让自己心安，那是因为有某种焦虑常常纠缠着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要把某个染病的器官恢复到一个理想的水平，而寄希望于某种巫术的或者实证的技术，那是因为我们对自然本身没有抱什么期望。
相反，希腊的医学，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ques）医学的著作和实践中，考虑到了一个非本体论的、但更有活力的，非局部性的、但更全面的疾病的概念。自然（physis），在人体内外，是和谐与平衡的。这种平衡与和谐发生紊乱，就是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疾病不是人的一部分。它充斥于人体的各部分，它成了人的全部。外部环境只是条件，而非原因。一个人内部平衡，或者由于紊乱带来了疾病，是因为他的四种体液的流动性造成了变化和震荡。这四种性质的体液又与不同的性质相匹配（热、冷、湿、干）。疾病不仅仅是不平衡、不和谐，而且同样，很可能是自然试图在人体内实现新的平衡。疾病是一种广义的针对治愈意图的反作用。肌体患病，是为了自愈。治疗行为应该首先容忍，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应该强化这些自发的既有享乐倾向又有疗效的反作用。医学技术模仿了自然的治疗行为（自然治愈力，vis medicatrix naturae）。模仿并不是简单地复制其表面，而是模仿其倾向，并延长近似的运动。当然，这样的观念同样是一种乐观主义，不过，这里的乐观主义只与对自然的看法有关，而与人类技术的效果无关。
医学思想从未停止在这两种关于疾病的描述、两种形式的乐观主义之间摇摆，每次都在关于疾病发生机理的最新解释中，为其中的一方找到更好的理由。某种元素的缺乏病、所有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都支持一种本体论性质的理论，而内分泌疾病、由各种障碍引发的疾病（这些病以dys-为前缀），则支持那种动态的、功能性的理论。然而，这两种观念还是有一个共同点：在疾病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生病的经历中，两者都看到了一种富有争议的情况：要么是肌体与外部物质之间的斗争，要么是肌体内部不同力量之间的斗争。疾病随健康状况、正常的病变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就像一种性质区别于另一种性质那样，通过某种明确的要素的存在或缺席来呈现，或者通过整个肌体的调整来呈现。这种将正常与病态混杂在一起的观念，至今仍然存在于自然疗法观念中。这种观念不希望借助人为的干涉来恢复正常。自然本身会找到治愈的办法。然而，有一种观念承认或者期待人类能够驱使自然，并迫使其屈服于自己规范化的愿望。在这一观念中，量变导致了正常与病态的区分这一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自培根（Bacon）以来，人们不是常说人类是通过服从自然来支配自然的吗？控制疾病，就是认识它与正常状态的关系。这种正常状态，正是一个活着的人——热爱生活的人——希望能够重新获得的。由此，在过时的技术终结之后，就有了一种理论需求，即把病理学与生理学联系起来，由此建立一种科学的病理学。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认为，为了帮助病人，我们应该界定和确定他所患的疾病。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就像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一样。西德纳姆认为，在所有的疾病中存在着一种秩序，就像伊西多·乔弗瓦·圣-伊莱尔（I. Geoffroy Saint-Hilaire）在畸形中发现的规则那样。比奈尔（Pinel）在其《疾病分类哲学》（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1797）中通过对类目的完善，为这些疾病分类的尝试做了辩护。达伦姆贝格（Daremberg）认为这更像是一位博物学家的著作，而不是一位临床医生的著作[29，1201]。
同时，莫干尼（Morgagni，1682-1771）在创造病理解剖学的过程中，让人们可以把某些器官的损伤与一系列稳定的症状联系起来。由此，疾病分类学便在解剖学分析中找到了依据。然而，就像哈维（Harvey）和哈勒（Haller）以来所发生的状况那样，解剖学因变成了生理学而“获得了活力”，由此，病理学很自然地成了生理学的延伸。关于这种医学观念的演变，我们可以在西格里斯特的著作中找到权威的总结性陈述[107，117-142]。这一演变的结果，便是对正常和病态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建构。根据这一理论，生命有机体中的病态现象，不过是相应的生理现象在数量上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而已。病态被系统地定义为对正常状态的偏离，但更多地不是用a（异常）或dys（障碍）来表示，而是用hyper（过度）或hypo（不足）来表示。在通过技术来战胜疾病的可能性上，本体论有着让人宽慰的自信。当我们克制住这种自信时，人们绝不会认为健康和疾病有着本质的对立，是两种相互斗争的力量。要重建这种连续性，以便为了更好的疗效而获取更多的认识，最终需要疾病这一概念的消失。人们能够以科学的方式恢复正常状态这一信念，最终将导致病态这一概念无效。疾病不再是一个健康的人感到痛苦的对象，而是研究健康的理论家们的研究对象。正是在病态中，更清楚地说，人们才得到了健康的教训。这有点像柏拉图在国家机器中，为个体灵魂的善与恶，寻找更大的，而且更明显的对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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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正常的和病态的生命现象，尽管看起来非常不同，而且被人类的经验赋予了完全相反的价值，但其实际上的同一，变成了一种得到科学保障的信条。这种信条在哲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扩张，似乎受到了生物学家和内科医生们所认可的权威力量的控制。在法国，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和克劳德·贝尔纳，在截然不同的环境里，带着截然不同的意图，对这一信条进行了详细阐述。在孔德的学说中，那是一个他明确带着敬意承认从布鲁塞（Broussais）那里借用来的观点。在克劳德·贝尔纳那里，那是在进行了一辈子的生物学实验后得出的结论。这些实验的实践，在著名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à la étude de la médecine expérimentale）中，得到了井井有条的梳理。在孔德的思想中，兴趣由病态转向了正常，以便通过思辨推导出一些有关正常的法则，因为正是以此来替代生物学实验——这种实验通常不好操作，尤其是以人为对象的时候——才与对疾病的系统研究显得相符。正常与病态的同一，在对正常的认识中得到了确认。在克劳德·贝尔纳的思想中，兴趣由正常转向了病态，以通过病态来引导理性的行为，因为作为一种明显与经验主义相冲突的治疗方式的基础，对疾病的认识是在心理学中进行，并由它发展而来的。正常与病态的同一，在对病态的治疗中得到了确认。最后，在孔德那里，对这种同一的确认停留在了观念的层面上，而克劳德·贝尔纳则试图让这种同一在量化的和数字的解释中变得精确。
我们把这样的理论称为信条（dogme），绝不是要贬低它，而是要强调它所引起的反响及其范围。我们选择从奥古斯特·孔德和克劳德·贝尔纳那里寻找确定其意义的文本，也绝不是偶然的。两位作者对19世纪的哲学、科学，甚至可能还有心理学，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而，临床医生们更愿意从他们的文学中，而不是从他们的医学或者哲学中去寻找他们的艺术哲学。阅读利特雷（Littré）、勒南（Renan）和泰纳（Taine）给医学事业带来的启发，显然比阅读赫希昂（Richerand）和特鲁索（Trousseau）带来的多，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一般来说，人们在进入医学领域时，对医学理论是一无所知的，但对很多医学概念，却不无先入之见。在医学、科学和文学领域中传播孔德思想的，是利特雷和巴黎医学院首任组织学教席夏尔·罗宾（Charles Robin）的著作。[4]通常，我们在心理学领域会感觉到他们的影响。我们从勒南那里知道：“在个体心理学中，睡眠、疯狂、精神错乱、梦游、幻觉，所提供的有益经验，比正常状态提供的多得多，因为在正常状态下，各种现象由于太微弱，似乎都被抹去了，而在一种更容易察觉的极端变化状态下，由于被放大了，所以变得更加明显。物理学家们并没有在自然的微量电流中研究电流，而是在实验中把它放大，以便让研究变得更容易，尽管在这种放大的状态下所研究出的规律，与自然状态中的规律是一样的。同样，人类的心理学，应该通过研究人类精神史的每一页上出现的疯狂、梦、幻觉等来建立。”[99，184]L.杜加（L. Dugas）在他关于里博（Ribot）的研究中，清楚地说明了里博在方法论上的观点，与孔德以及他的朋友和捍卫者勒南的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37，21和68］。“生理学和病理学——既是心理的也是身体的——并非作为对立的两极而存在，而是同一个整体的两部分……同时，病理学正向纯粹的观察和实验靠近。这是一种有力的调查方法，而且，能够带来相当多的成果。实际上，疾病是关于最微妙的秩序的实验。这种秩序是自然本身在特定的环境中，以人类所不曾掌握其技艺的方法创造出来的：它是人类所不可企及的。”[100]
克劳德·贝尔纳对1870-1914年间的医师们的影响同样深广。这种影响，要么通过生理学直接实现，要么通过文学著作间接产生。这一点在拉米（Lamy）和唐纳-金（Donald-King）关于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与19世纪的生物学与医学理论的关系的研究著作中得到了确认[68，34]。尼采也吸收了克劳德·贝尔纳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病态与正常是同质的这一思想。在引用《动物热量讲稿》（Leçons sur la chaleur animale）[5]中关于健康与疾病的一长段文字之前，尼采写下了如下的思考：“一切患病状态的价值都在于，它们以一种放大镜显示出某些常规的、但通常难以看清的状态。”（《权力意志》，553，Bianquis译，N.R.F., I，364）
这些扼要的指示似乎足以表明，这个我们试图阐明其意义和重要性的论题，绝不是为了辩护的需要而生造出来的。思想史并非一定和科学史相重合。然而，由于科学家是在某种环境中，某种并非绝对科学性的社会氛围中生活着，科学史也不能完全忽略思想史。把一个论题自身的结论运用到这个论题上，我们可以说，它在自身的文化氛围中所经历的修正，会呈现出其本质意义。
我们选择以孔德和克劳德·贝尔纳为叙述的中心，是因为这两位作者半推半就地扮演了旗手的角色；因此，与其他人相比，我们给予了两人更多的关注。我们也以同样的篇幅引用了另外一些人，而他们本应该从某种角度得到更为生动的阐释。[6]而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我们决定在孔德和贝尔纳的观点之外，加上勒利希（R. Leriche）的论述。勒利希在医学和生理学中都得到了同样多的讨论，而这两个领域绝不是他的长处所在。然而，从某种历史的视野中来考察他的思想，或许能够揭示出某种深刻性和意义来。排除对权威的狂热崇拜，我们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杰出的实践者，在病理学领域的竞争力，超越了孔德和克劳德·贝尔纳。而且，就这里所考察的问题来说，有趣的是，勒利希占据了因克劳德·贝尔纳而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的医学主席的位置。因此，他们之间的差异将会更加有意义和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