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在平均（moyenne）这一概念中，生理学家发现了与正常（normal）或者标准（norme）对等的一个客观的，而且在科学上合法的概念。当然，当代的生理学家们不再像克劳德·贝尔纳一样，厌恶把所有生物学实验或分析结果说成是一种平均。这种厌恶，或许源于比沙的一段文字：“人们随意从一个对象上抽取尿液、唾液、胆汁等等进行分析，并从对它们的考察中得出动物化学，好吧，然而，这不是生理化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对各种液体的死尸般的解剖。他们的生理学，存在于对无数变化的认识中。这些变化，是各种液体随着不同器官的状态而产生的。”[12，art，7，§1]克劳德·贝尔纳同样很清楚这一点。据他说，使用平均这一说法，消除了功能性生理学现象那些本质上动荡的、有节奏的特征。比如，如果我们采用同一天从一个特定的人那里多次测得的平均数来获取他真实的心跳数，“我们明显会得到一个错误的数字”。因此，有了这一规则：“在生理学中，实验中关于平均的描述，绝不应该出现，因为在现象之间的真正关系中，这种平均消失了；在处理复杂而多变的实验时，我们必须研究它们不同的环境，最终，提供一种可作为典范的最完美的实验，它将永远代表真正的事实。”[6，286]关于平均的生物学价值的研究，就同一个个体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对24小时内平均的尿液的分析，就是对“不存在的尿液的分析”，因为禁食状态的尿液和消化状态的尿液是不一样的。这一研究对多个个体来说，也同样毫无意义。“类型的升华，是这样一个生理学家的想象，他从各国人都经过的火车站取得尿液，并相信他可以由此分析欧洲人的平均尿液。”[6，236]我们无意指责克劳德·贝尔纳把研究和对研究的夸张讽刺混淆在了一起，从而加重了一种错误方法的罪名（其责任，属于采用它的人）。我们只是想指出，据他说，正常，在确定的环境条件中，被定义为一种理想的类型，而不是一种数学上的平均或者统计学上的频繁。
一种类似的、更新的态度是房德里耶斯（Vendryès）在他的著作《生命与可能性》（Vie et probabilité）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此书中，克劳德·贝尔纳关于内部环境的连续性和规则的思考得到了系统性的重新考察和发展。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学规则定义为“经得起任何偶然考验的功能的总和”[115，195]，或者，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定义为这样一些功能，它们能让生物的活动去除其偶然性特征（如果内部环境被剥夺了相对于外部环境的自主权，这种功能将会属于它）。房德里耶斯把生理常数——比如血糖——引起的变化，解释为对平均值的偏离，然而是一个个体的平均值。在这里，偏离和平均这两个术语，有一种概率意义。这种偏离越大，也就越不可能。“我并没有在一些个体身上进行统计。我只考虑单个个体。平均值和偏离这两个术语在这一条件下，被用在了同一个体的血液中同样的组成成分在特定时间系列中可以认定的不同的数值上。”[115，33]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房德里耶斯因此消除了克劳德·贝尔纳所解决的困难。克劳德·贝尔纳通过提出一种可作为典范的完善的实验，即作为比较的标准的实验，来解决来这一困难。在这一过程中，克劳德·贝尔纳公开承认，生理学家在生理学实验中，运用了自己所选择的标准，而他并没有抛弃它。我们并不认为房德里耶斯会有不同的进展。他会说，既然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血糖值是1‰，所以他的血糖的平均值就是1‰，因而在进食后或者体力劳动之后，血糖值围绕这一平均值发生了正向的或者负向的偏离吗？然而，假设一个人仅限于观察一个个体，他怎么能推论说，这个被选来进行常数变化考察的个体，代表了人类的典型？一个人要么是医生——房德里耶斯就属于这种情况，并最终有资格诊断糖尿病，要么在医学研究中没有学到任何有关生理学的东西，而为了了解一种规则的正常比例，他就会从尽可能相似的环境里的个体那里获得的结果，找出其平均数值。然而，最终的问题是，在一个纯理论上的平均值的什么样的波动范围内，可以把一个个体当作是正常的？
A.迈尔（A. Mayer）和H.劳吉尔（H. Laugier）以极大的透明度和诚实性处理了这一问题。迈尔列举了当代生理生物统计学的所有元素：温度、基础新陈代谢、供氧、热量散发、血液特征、循环速度，以及血液、储藏和组织的构成等。然而，生物统计学数值留下了巨大的可变空间。为了描述某个物种，我们选取的标准，事实上是由平均决定的常数。正常的生物，就是符合这些标准的生物。然而，我们必须把每一种偏离看成是非正常吗？“事实上，模型就是统计学的产物；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对平均进行计算的结果。然而，我们所遇到的真正的个体，多少与这些标准有些偏离，而且，这正好就是它们的独特性形成的原因。知道偏离涉及了什么，以及哪一种偏离能够与扩展的生命并存是很重要的。对每一个物种的个体来说，这都需要了解。这样一种研究远远没有进行。”[82，4.54-14]
劳吉尔指出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的研究的困难。首先，他详细阐述了凯特勒（Quêtelet）的平均人（l'homme moyen）理论。我们后面将会来谈论这个理论。建立一种凯特勒曲线，对某种已知的特征（比如身高）来说，并不能解决其正常问题。引导性的假设和实践的惯例是需要的。这使人们可以决断，对高人或者矮人来说，什么样的身高数值，构成了从正常到非正常的转换。如果我们以一种统计学的安排来建立一系列任何个体都会或多或少地偏离的数学意义上的平均数，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因为统计学无法提供一种方法，让我们确定一种偏离是正常还是非正常。通过一种推理可能会得出的惯例，如果一个个体的生物统计学档案允许我们预测，在没有意外事故的情况下，它将有一个与它的种群相适应的寿命，那我们是否能够认为它是正常的？然而，同样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在那些因衰老而死的个体中，我们将会发现，有各种长短不一的寿命。我们应该把这些寿命的平均值，或者极少数个体所达到的最高寿命，或者其他的数值，作为这一物种的寿命吗？”[71，4.56-4]而且，这种正常性并不能排除其他的非正常性：某种先天的畸形，与很长的寿命也可能并不冲突。严格来说，即使在对局部的正常性进行确定时，对所观察的群体的特征进行平均状态的研究能够提供某种客观性的替代品，但由于平均的这一部分的性质仍然是随意的，所以无论如何，在确定普遍的正常性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客观性都消失了。“如果生物统计学数据有所不足，以及不能确定我们在建立正常和非正常的分界时所使用的那些原则在什么样的地步是合法的，那么，关于正常性的科学定义实际上就难以达到。”［同上］
断言标准和平均这两个概念的逻辑独立性，并由此断言绝不可能在客观地计算的平均这种形式下为解剖学意义上的或者生理学意义上的正常提供完整的对等物——这样做是否更加诚实，或者相反，更加有野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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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凯特勒的观点和哈布瓦赫（Halbwachs）对它们非常严格的考察开始，我们意在总结生理学中生物统计学研究的意义和范围问题。总的来说，考察其基本概念的生理学家，非常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标准和平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然而，对他来说，平均似乎直接可以进行客观的定义，因而，他试图把它与标准结合起来。我们刚刚看到，这种简化的企图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在现在，以及毫无疑问地，在将来，都将难以克服。绕过这一问题，并追问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能不能通过让平均从属于标准的方式来予以解释，这样做是否不太合适？我们知道，使用在解剖学上的生物统计学，首先是由高尔顿（Galton）的著作建立起来的。这部著作扩展了凯特勒的人体测量学步骤。通过系统地研究人体身高的变化，凯特勒在一群同类型的人口中为每一个个体测量了各种特征，并建立了图表，显示出频率的存在形式呈多边形状，其中，最高值与纵坐标最高点相应，还有一个以纵坐标为轴的对称。我们知道，多边形的边界是一条曲线，而凯特勒本人表示，这个频率的多边形接近于一个所谓的“钟形”曲线。这是一种二项分布曲线，或者高斯误差曲线。利用这样一种关系，凯特勒明确希望表明，要他从具有他种意义的已知特征（波动）入手，来认可某种个体变化，除非某种事故特征确证了偶然律。偶然律所表现的，是没有系统地定位的那些原因不可确指的多样性。其效果，最终，通过逐步的补偿，会互相抵消。现在，对凯特勒来说，从计算可能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学变化，似乎具有极大的形而上学意义。据他说，它意味着，对人类来说，存在着“一种典型或者模型，其不同的比例可以很轻易地确定”[96，15]。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如果人们彼此不同，比如身高方面，并不是某种意外原因的结果，而是因为他们不存在某种可以用来比较的典型，那么，在所有的个体测量中，没有一种确切的关系可以被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从变异纯属偶然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存在着一种典型，从很多个体那里采集来的某种特征的测量数值，就应该按照数学规则来分布，而现实中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在其他方面，测量出的数据越大，偶然性的干扰因素被抵消得越多，而普遍典型就出现得越清楚。然而，首先，从那些身高在确定的范围内变化的人中抽出任意数量的人来看，那些接近平均身高的人，数量最多，而那些离平均值越远的，在数量上越少。凯特勒把这种人的类型，称为平均人。离这种类型越远，就越稀少。当凯特勒被作为生物测量学之父而被引用时，还有一点未曾明言，即对他来说，平均人绝不是“不可能的人”[96，22]。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平均人存在的证据，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获取的，即每一项测量（身高、头部、胳膊等）获得的数据，在遵从意外成因规律的情况下，围绕平均值来进行分组。特定人群的平均身高是这样产生的，即由身高相同的人组成的最大的亚群体，是身高最接近平均值的一群。这使得典型的平均值完全不同于数学的平均值。当我们测量几座房子的高度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然而，尽管如此，没有一座房子的高度接近平均值。总之，一种平均的存在，据凯特勒说，是某种规则存在的无可争议的标志，在一种明白的本体论意义上解释就是：“对我来说，基本的观点是让真理占上风，并且表明，人类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是多么受制于神圣的规则，以及他们是以怎样的规则来推行它们的。此外，这种规则并非专门针对人类：它是属于动物和植物的整个自然界的伟大的法律，而且，让人惊讶的是，它没有得到更早的承认。”[96，21]凯特勒的观念有趣的地方在于，在他关于真正的平均的观念中，他把统计学频率和标准这两种观念区分了，因为一种平均，决定了对它偏离得越多，就越稀少，这才是真正的标准。这里并不是讨论凯特勒的论文的形而上基础的地方，只想简单地指出，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平均：数学意义上的平均或者中值（médane），以及真正的平均；此外，他根本没有在人类的身体特征中，把平均作为标准的经验主义基础来表示，而是清楚地展示了一种本体论的规则，其本身在平均中表现来出来。如果为了理解人类身高的模型而诉诸上帝的旨意显得很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平均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标准。对我们来说，这似乎又像是能够从哈布瓦赫对凯特勒的观念所做的批判性考察中得出的结论[53]。
据哈布瓦赫说，凯特勒的错误在于，他把人类的身高围绕平均值的分布，作为一种可以运用偶然律的现象。这种运用的第一个条件是，这类现象，作为一个不可预测的数字所有元素的混合，是完全互相独立的进程，因而，以前的不会对以后的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人们不可以把持续的机体效果与被偶然律控制的现象看作相似的。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与环境相关的身体现象和与生长过程相关的生理学现象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即每一现象的发生都独立于较早的或同一阶段的另一种现象。从人类的观点来看，这是站不住脚的。在人们看来，社会规则介入了生物规则，因而人类个体是一种联合体的产物，从属于各种各样习俗的、婚姻的法律指令。总之，遗传与传统，习惯与习俗，既是相互依靠的方式和个体间的联系，同时，也是恰当地运用概率计算的障碍。身高，作为凯特勒所研究的特征，将会仅仅是一个纯生物学现象，如果这种研究的对象，是构成一个纯粹的动物或植物的谱系（lignée）的全部个体。如此一来，在特定的模型两侧产生的变动，仅仅来源于环境的作用。然而，在人类种群中，身高既是生物学的，也是社会学的，不可分割。即便身高是环境的某种功能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应该从地理环境来观察。人是地理的受理人，而地理被历史以集体技术的形式完全渗透了。比如，统计学观察使得人们确认索洛涅（Sologne）沼泽的排水对居民身高的影响成为可能[89]。索尔（Sorre）承认，某个人群的平均身高，在饮食改善的影响下，可能会提高[109，286]。然而，我们相信，如果凯特勒把某种神圣的标准的价值，用在人类某种结构特征的平均值上，是错误的，其原因或许在于，他规定了标准，而不是把平均解释为标准的一个标记。如果人体真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活动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假定就不是荒谬的，即通过平均值表示出来的某些特征的稳定性，取决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某些生命标准的遵从。最终，在人类种群中，统计学意义上的频率所表达的，不仅是生命的标准化，而且还有社会的标准化。一种人类的特征，不会因为频繁就是正常的，而是因为正常，才频繁，也就是说，在一种已知的生命种类中是标准化的。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学派的地理学家们所说的“生命种类”（genre de vie）这几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这将会变得更加清楚，如果不考虑某种解剖学特征，而是专注于某种生理学特征，比如寿命。弗洛伦斯（Flourens），继布冯（Buffon）之后，寻找着一种方式来科学地确定人类的自然寿命或者说正常寿命。他采用并修正了布冯的著作。弗洛伦斯把寿命与生长的具体持续时期联系了起来。这种生长期，他是通过骨头在骨骺处的连接来确定的。[25]“人类的生长期是20年，却能够活到20年的5倍，即100岁。”这种正常的寿命既不是最常出现的期限，也不是平均的期限。弗洛伦斯非常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每一天，我们都会看到活到90-100岁的人。我非常清楚，达到这一岁数的人的数量，与没有达到这一岁数的人的数量相比，要小很多，但事实上，这样的岁数有人达到了。而且，因为有些时候，有人达到了这样的年纪，人们就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会有更多的人达到这样的年纪。会有更多的人达到这样的年纪，如果偶然的事故或外在环境，如果干扰性的原因，没有出来阻拦的话。很多人因为疾病而死；严格来说，很少有人因为高龄而死。”[39，80-81]同样，梅契尼科夫（Metchnikoff）也认为，一般来说，人能够成为百岁老人，而且，每一位活不到100岁的人，在理论上都是病人。
人的平均寿命的变化（法国男人1865年为39，1920年为52）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为了给人类指定一种正常生活，布冯和弗洛伦斯从他们用在兔子和骆驼身上的生物学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然而，当我们谈到平均寿命时，为了表明它在逐渐生长，我们把它和人类，即总体的人类，对自己采取的行动联系了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布瓦赫把死亡处理为一个社会现象，并相信死亡年龄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作和卫生条件，以及对疲劳和疾病的关注的结果，总之，既是社会环境，也是生理环境的结果。每一件事的发生，就像社会决定了“适宜于它的死亡”一样，死亡人数，以及它们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都表明了社会有没有对寿命的延长予以重视[53，94-97]。总之，能够延长寿命的集体卫生技术，或者导致寿命缩短的疏忽的习惯，都取决于特定社会赋予生命的价值。它们最终都是通过人的平均寿命这一抽象的数字表达出来的一个价值判断。平均寿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正常寿命，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是社会意义上的标准寿命。这个例子再一次表明，标准不是从平均推导出来的，而是表现在平均当中。这将会更加清楚，如果我们不考虑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社会中的平均寿命，而是将这个社会分解成不同的阶级、职业，等等。当然，我们将会看到，寿命取决于哈布瓦赫在别处所说的生活水平。
对这样一种观念，人们毫无疑问会反对，它只是适用于人类的表面特征，而总的来说，对于那些表面特征，存在着容差的余地。在这种容差中，社会多样性可以表现出来。然而，它明显不适于在本质上比较固定的人类的根本特征，比如血糖、血钙，或者血液pH浓度。更广泛地说，它也不适于严格限定的动物特征。没有任何集体技术为这些动物特征提供任何相对的可塑性。当然，我们不是要说，解剖学-生理学意义上的平均值在动物身上表达了社会标准和价值，但是，我们要追问，它们是否没有表达与生命有关的标准和价值。在上一部分里，我们看到了特伊西尔提到的关于蝴蝶的例子。在两种变异之间摇摆的蝴蝶种群，似乎要和其中一种混合。这取决于这两种混合中的哪一种，能够获得环境能够容忍的鲜明特征的补偿。我们会问，是否存在着一种创造生命形式的普遍准则。最终，最频繁出现的那些特征的平均值的存在，被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而不是凯特勒赋予它们的意义。它所表达的，不是一种具体稳定的平衡，而是在接近平等的标准和暂时被放置在一起的生命形式之间，所具有的一种不稳定的平衡。我们不因为它所表示的特征没有任何不可兼容性，就把一种具体的形态看作真正稳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明显稳定的，是因为它暂时成功地通过一系列的补偿行为而调和了对立的需求。一种正常的具体形态，将会是功能与器官之间的正常化的产物。其综合的协调是从已知的条件中获得的，而不是给予的。这基本上就是哈布瓦赫在1912年对凯特勒的批评中所提出的：“为什么我们要把物种看作是这样一种类型，即它的个体只有通过偶然因素才产生偏离？为什么它的统一性不是结构形态的二重性的结果，为什么不是两者冲突的结果？或者为什么不是机体的普遍倾向（从各方面看，它们会相互抵消）数量太少的结果？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表达更自然，即它的成员的这种偏离，是由平均开始，向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系列常规的偏离……如果这些偏离在某个方向上大量出现，这将意味着这一物种在一种或多种持续作用的影响下向着那一方向进化。”[53，61]
就人与其长久的生理学特征来说，只有一种比较人类生理学和病理学——从存在着比较文学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现在不同的民族、道德或者宗教群体，以及技术群体或亚群体。它们将会考虑生命的错综复杂，它的种类和社会水平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精确的答案。然而，似乎这种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进行的比较人类生理学，仍然有待一个生理学家来书写。当然，有很多扎实的与动物和被分成不同民族的人类有关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生物测量学数据汇编，比如《生物表》（Tabulae biologicae）[26]，然而，这是一些列表，并无意解释比较的结果。通过比较人类生理学，我们指的是这样一类最好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艾克曼（Eijkmann）、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奥佐利奥·德·阿尔梅达（Ozorio de Almeida）关于新陈代谢及其与气候和种族的关系的研究。[27]然而，碰巧的是，这一空白刚刚被法国地理学家索尔（Sorre）最近的一部著作部分地填补了。他的《人文地理学的生物学基础》（Les fondements biologiques de la géographie humaine）在草成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此后会来谈它，在我们希望保持其原样的发展之后，对其创造性的担忧，胜过对明显的综合的担忧。从方法论上说，综合远胜过了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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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首先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通过仅仅在实验室的框架下以实验的方式取得的平均值，来确定生理常数的过程，会让人们遇到这样的风险，即把正常人作为平庸的人来展示，远低于生理学的可能性。直接而具体地对自己和环境发生作用的人们，明显能够实现这种可能性，即便对科学完全无知的观察者看来也是如此。人们或许会通过指出这样一点来回答，即自从克劳德·贝尔纳以来，实验室的阵地得到了极大地扩张；生理学将自己的管辖权扩张到了职业指导和选择中心以及体育机构；总之，生理学家看到的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在一种非常人为的环境中的实验室的对象；他自己以生物统计学的数值来确定被容忍的变异的空间。当A.迈尔写道“建立体育纪录的目的，就是衡量人的血管系统最大的活动力”[82，4.54-14]时，我们想到了蒂博代（Thibaudet）机智的评论：“是纪录的数据，而不是生理学回答了这一问题：一个人能够跳多远？”[28]总之，生理学对于人类获得或者逐渐掌握的功能自由度来说，是唯一确定和精确的记录和标准化的方法。如果我们提及生理学家们确定的正常人，这是因为标准化的人存在，而对他们来说，打破标准并建立新的标准是很正常的。
对我们来说，作为人类生物学标准化的一种表达，不但所谓文明的白人所共有的生理学“论点”上的个体差异显得很有趣，而且，不同群体之间的那些“论点”本身的差异也很有趣。后者取决于生活水平的类型，与生活的民族和宗教态度有关，总之，与集体的生活标准有关。与此相关，夏尔·劳伯利（Charles Laubry）与德雷丝·布罗斯（Therese Brosse）借助最现代的记录技术，研究了宗教训练的生理学效果。这种宗教训练，让印度瑜伽修行者几乎完全控制了静止的生命的功能。这种控制是这样的，它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利用肛门和直肠的括约肌，成功地调整了蠕动和逆蠕动，由此消除了平滑肌和条纹肌系统之间的生理差别。这种控制甚至消除了静止的生命相对的自主性。对脉搏、呼吸、心电图的同步记录，以及对基础新陈代谢的测量，让人们观察到，精神集中，努力让个人和客观宇宙融为一体，会产生以下这些效果：心率上升、脉搏节奏和压力变化以及心电图变化：通用电压低、波动消失等电路上细微的纤维性震动、新陈代谢降低[70，1604]。瑜伽练习者对生理功能发生作用的关键，似乎很少服从于意志，而在于呼吸；正是呼吸本身，被要求对其他功能发挥影响；通过降低呼吸，身体被放置在了“可以与冬眠的动物相比的一种放缓的存在状态中”［同上］。造成脉搏节奏从50-150的变化，15分钟的呼吸暂停，对心脏收缩几乎完全压制，当然足以破坏生理标准。除非一个人选择把这种结果看作是病态的。然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瑜伽练习者对他们的器官结构一无所知，他们也是这些器官功能毫无争议的控制者。他们享受着一种极佳的健康状态，他们迫使自己进行了数年的练习。如果他们没有遵从生理活动的规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忍受这种练习。”［同上］劳伯利与布罗斯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出结论说，我们处在一种人类生理学面前，它与简单的动物心理学完全不同：“意志似乎以一种药效测试的方式在发挥作用，而对我们的高级能力来说，我们瞥见了调节和秩序的无穷力量。”［同上］由此，就有了布罗斯关于病态问题的这样的评论：“功能病理学的问题，从它使用的心理生理学层面有关的心理活动的角度来看，似乎与教育问题有密切关系。作为一种感官的、活动的、情感的教育的结果，不管好坏，它都迫切地需要一种再教育。健康和正常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越来越不是指与外在理想（体格健壮，心智成熟）的符合。它在有意识的自我与其心理生理学机体之间的关系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它成了相对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17，49]
在这些生理学和比较病理学问题上，我们被迫用一些文献来满足自己，然而，尽管它们的作者有着不同的目的，让人惊讶的是，它们把人引向了统一结论。波拉克（Porak）从对功能性节奏及其障碍的研究中来寻找关于疾病起源的认识。他已经指出了生命的种类与利尿曲线，以及温度（慢节奏）、脉搏、呼吸（快节奏）之间的关系。中国18-25岁的青少年的平均排尿量为每分钟0.5cm3，并大约有0.2-0.7 cm3的波动，然而，同年龄段的欧洲人为1 cm3，并有0.8-1.5cm3的波动。波拉克从中国文明中地理和历史影响的混合的角度，来解释了这一生理现象。据他说，这种混合影响中有两项是基本的：食物的性质（茶、米饭、鲜嫩蔬菜）以及祖传经验决定的营养节奏——这种活动模式在中国比在欧洲明显。它尊重神经-肌肉活动的阶段性发展。西方人久坐的习惯对液体的流速会产生危害性的影响。这种障碍在中国并不存在。在中国，人们保留着“在自我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强烈愿望中”悠闲度日的情趣[94，4-6]。
对呼吸节奏（快节奏）的研究，表明了它与活动的欲望的发展和僵化的关系中存在着变化。这种欲望本身与为人类工作制定节奏的自然和社会现象有关。农业出现以来，晴天为大多人的活动定下了基本框架。都市文明和现代经济的需要已经干扰了活动的生理大周期。这种周期现在只剩下一些痕迹了。在这个基本的周期之上，形成了二级周期。虽然处境的变换决定了脉搏变化的第二周期，但在呼吸中，是心理影响本身占主导地位。在苏醒时，一旦眼睛睁开面对亮光，呼吸就会加速：“睁开眼睛意味着采取了苏醒状态的态度；它意味着其功能性节奏已经定向于神经运动的活动展开，以及柔和的呼吸功能已经准备好面对外界：它立刻根据眼睑的睁开做出反应。”[94，62]呼吸功能，因为其所保障的造血作用，对肌肉能量的紧张的或者持久的展开非常重要，以至一种非常轻微的调整也会在一瞬间造成吸入空气量的巨大变化。因而，呼吸强度取决于我们在与环境的斗争中的进攻或者反应的质量。呼吸节奏是我们对我们在世界中的状况的意识的一种功能。
人们或许会期待波拉克的观察能够促使他提供一些关于治疗学和卫生的信息。这事实上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生理学标准定义的是与人们的生活类型、水平和节奏相关的人类习惯，而不是人类的本性，所以每一项营养学规则都应该考虑这些习惯。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关于治疗相对主义的例子：“中国的妇女在孩子们两岁前，都是她们自己去照顾。断奶后，孩子们永远不会再喝奶了。牛奶被认为是一种不合适的液体，只对贪吃的人有好处。然而，我经常让肾炎病人尝试牛奶。结果尿停滞马上就形成了。通过让病人喝茶和吃米饭，一种尿液发作马上恢复了正常脉搏。”[94，99]对功能性疾病的原因而言，如果从其发作考虑，它们基本上都是对节奏的干扰，源于疲劳或者过度劳作的心律失常，即源于任何超出了个体对环境的适当调整的活动[94，86]。“人不可能在功能性的可利用空间之内继续保持某种原型。我相信，对人的最好的定义，就是不知足的生命，即人总是超过他们的需要。”[94，89]这是关于健康的一个很好的定义，为我们理解它与疾病的关系做好了准备。
当马塞尔·拉比（Marcel Labbé）研究主要和糖尿病有关的营养疾病的病原学时，他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营养疾病并非器官性疾病，而是功能性疾病……饮食中的缺陷在营养性障碍的起源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肥胖是父母所提供的不健康的教育造成的最常见的、最简单的这类疾病之一……很多营养疾病是无法避免的……我上面所说的，是生活和饮食方面不好的习惯，每个人都应该避免，而已经遭受营养障碍的父母们，应该避免把这些坏习惯传给孩子。”[65，10.501]我们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把关于功能的教育看作是一种治疗手段，正如劳伯利与布罗斯，以及波拉克和马塞尔·拉比所做的那样，就是承认功能性的常数是习惯性的标准。习惯所造成的东西，习惯又在破坏它、重造它。如果疾病可以隐喻地被定义为邪恶，那么，生理常数就必定可以隐喻地被定义为美德——因此这个词的古老意思包含了品德、力量和功能。
索尔在人的生理和病理特征与气候、饮食和生物环境之间的关系上的研究，我们必须要说，与我们前面所引的著作的目标完全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观点都得到了证明，而且它们的洞见在索尔的著作中得到了确认。人对海拔的适应及其祖传生理行为[109，51]、光所产生的效果问题[109，54]、对热的忍受程度[109，58]、适应水土[109，94]、以牺牲人类创造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的饮食[109，120]、饮食的地理分布及其塑造行为[109，245，275]、复杂的病原体的扩张领域（睡眠疾病，疟疾，瘟疫，等等）[109，291]：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以极大的精确性、广度和稳定的常识得到了处理。当然，首先让索尔感兴趣的是人的生态学，对人口分布问题的解释。然而，最后，由于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了适应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地理学家的工作，对一篇关于生物学标准的方法论文章，是怎样产生巨大的有益作用的。索尔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人类的世界主义对与生理学常数相对的不稳定性相关的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性；适应性的虚假平衡对于解释疾病和突变的重要性；解剖学常数及生理学常数与集体饮食的关系（他明确地将之定为标准[109，249]）；创造真正的人类环境的技术，不可落实在纯实用主义的原因上；从活动的定位来说，人类心理对于长久以来被看作自然特征的特征，如身高、体重和集体素质等所产生的间接作用的重要性。总之，索尔饶有兴趣地表明，从整体来看，人类在寻找着自己的“功能的最佳状态”，即寻找他的环境中的每一种因素的数值，以使某种特定的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生理常数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常数。对每一种功能或者一系列功能来说，总是存在着一个空白地带，让整个群体或者种群的适应能力得以发挥。因而，最佳的环境为人类的居住确定了一个区域，在其中，人类特征的统一性，不仅表现了决定论的惯性，而且还表现了一种无意识的但真正集体性的努力所保持的结果所具有的不稳定性[109，415-16]。不用说，我们很乐意见到一位地理学家让他坚实的分析结果来支持我们提出的关于生物常数的解释。常数的呈现，伴随着一种某个特定群体中的平均频率和数值。这个群体给出了一个正常的数值，而这个正常，就是对标准化的真正表达。生理常数是某个既定环境中生理最佳状态的表达。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必须记住那些一般生物，特别是“制造工具的人”（l'homo faber），所给予自己的东西。
因为这些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在解释非洲黑人糖尿病比例的有趣数据这一问题上，我们要与帕莱（Pales）和蒙格隆（Mon glond）有所区别[92，bis]。在84名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本地人中，66%的人显示出血糖过低；在其中，39%的人在0.9克到0.75克之间，而27%的人则低于0.75克。据作者说，黑人应该被普遍认为血糖过低。黑人所经受的低血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障碍，尤其没有表现出痉挛和昏迷。在任何情况下，要在欧洲，则会被认为很严重，即便不是致命的。这种低血糖的原因，应该从长期营养不良、长期多形态的肠道寄生虫和疟疾中去寻找。“这些状态处于生理学和病理学之间。从欧洲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是病态的；从本地人的观点来看，他们与黑人的习惯状态是那样地接近，以至如果没有白人的比较性词汇，它几乎可以被认为是生理性的。”[92，bis，767]我们明确认为，如果欧洲人能够作为一种标准，只有在他们的生活类型能够作为标准化的生活类型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勒弗鲁（Lefrou）以及帕莱和蒙格隆来说，黑人的懒散似乎与他们的低血糖有关[76，bis，278；92，bis，767]。这些作者说，黑人所过的生活，与他们的手段相适应。然而，难道同样不可以说，黑人所拥有的生理手段，与他们所过的生活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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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学和生理学标准某些方面的相对性，以及最终，某些病态障碍的相对性（因为它们与生活方式和对世界的认识有关），不但在现在可以观察的民族和文化群体的比较中很明显，而且，在今天这些群体以及已经消失的较早的群体的比较中，也很明显。当然，古病理学可供使用的资料，远远少于古生物学和古文字学的资料，然而，从其中得出的谨慎的结论，仍然值得展示出来。
帕莱对法国的这类著作做了很好的综合，他从罗伊·C.穆迪（Roy C. Moodie）从古病理学文献[29]——即在骨骼化石上留下可见痕迹的身体的健康状态的各种偏离——中借用了一个概念[92，16]。如果说磨尖的燧石和艺术讲述了石器时代人类斗争、工作和思想的历史，那么他们的遗骨则让人回想起他们的苦难的历史[92，307]。古病理学允许人们把人类历史上的病态现象设想为一种共生现象，如果这种病态涉及的是传染病——这不仅指人，还指一般生物——的话；或者设想为一种作为文化水平和生活类型的现象，如果涉及的是营养性疾病。史前人遭受的疾病出现的比例，与这些疾病当前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比例不同。瓦洛瓦（Vallois）指出，在法国史前史中，在所研究的几百具骨骼中，只出现了11例肺结核[113，672]。如果由维生素D缺乏而引起的软骨病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并不存在是正常的[113，672]，那么，蛀牙的出现（早期人对此一无所知）就与文明的出现是相连的，因为随文明而来的，是食用淀粉和烹饪食物（它带来了维生素的破坏，而这对钙的吸收是必需的）[113，677]。同样，关节炎在石器时代以及随后的时期，比在当今要频繁得多，而这或许应归因于食物不足、气候寒冷潮湿，因为它的减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味着更好的饮食和更卫生的生活方式[113，672]。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如果疾病的可塑效果或者变形效果没有在人的骨骼化石或者考古发掘过程中挖出的其他东西上留下痕迹，那么，要研究这些疾病是多么困难。我们可以想象，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结论，需要怎样地谨慎。然而，只有在我们能够谈论史前病理学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样能够谈论史前生理学，就像我们在没有太多确定性的情况下，谈论史前解剖学一样。在这里，生命的生物学标准，与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似乎与人体结构和行为有着因果关系。帕莱很有见识地指出，如果布尔（Boule）能够确定从圣沙拜尔（La Chapelle-aux-Saints）人那里确定尼安得特族（Néanderthal）的典型解剖学类型，那么，我们就可以毫不客气地从他那里看到一个得了牙槽脓溢、双边髋部股骨关节炎、颈椎病和腰椎病等等疾病的病态化石人的最完美类型。是的，如果我们可以忽略宇宙环境、技术装备，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别的话——因为正是这些差别使得过去正常的东西在今天的成为非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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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质疑以上所用的观察的质量显得很困难，人们也许想要质疑它们所引发的，与功能性常数的生理学意义（被解释为习惯性的生命标准）有关的结论。作为回应，我们需要指出，这些标准，并非个人习惯（个体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选取或者放弃）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人的功能的可塑性（在他身上与生命的标准化发生联系），这种可塑性既不是一种整体的和即时的韧性，也不是一种纯个体的韧性。适当保守地说，人类的生理特征与其活动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让每一个个体都相信，他可以通过库埃疗法（la méthode Coué），甚至移民，来改变自己的血糖或者基础新陈代谢。一个种族在一千年中形成的东西，不会在一天内改变。弗尔克（Vœlker）指出，一个人从汉堡到冰岛，他的基础新陈代谢并不会改变。关于从北美移居到亚热带，本尼迪克特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然而，本尼迪克特确定，永久定居美国的华人，其新陈代谢要低于美国标准。总的来说，本尼迪克特指出，澳大利亚人（科卡塔斯，Kokatas）与居住在美国的、同样年龄、体重和身高的白人相比，新陈代谢要低；而反过来，印第安人（玛雅）又有较高的新陈代谢、较低的脉搏，和永远被压低的血压。我们可以得出与凯塞（Kayser）和东切夫（Dontcheff）同样的结论：“这似乎是一个已经确定的事实，即在人身上，气候因素对新陈代谢没有直接的影响；气候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允许特殊种群的联合，会对基础新陈代谢产生长期的影响。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62，286]
总之，把人类的生理常数的平均值看作是生命的集体数值的表现，将只会说明，人类在创造不同种类的生活时，同时也创造了生理行为。然而，这些生活的种类不是强加的吗？人文地理的法国学派已经表明，并不存在地理性的命运。环境只给人类提供了使用技术和集体活动的潜力。选择才起决定作用。然而，在一个确定的环境里，当几种生活的集体标准都可能时，有一种被采用了，而它的古老性让它显得很自然。最终，它就是被选择的那一种。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一种清楚的选择对某些生理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表现出来的。这就是对恒温动物的体温在生理节奏中产生的波动所进行的观察和实验，所得出的结论。
凯塞和他的合作者关于鸽子的生理节奏的著作指出，恒温动物的中心温度昼夜不同的变化，是从属于相关功能的静止生活中的一种现象。交换在夜间降低，是光和声音刺激源被压制的结果。在实验中，失明且与同伴隔离的鸽子丧失了生理节奏。白天-黑夜的次序被颠倒几天后，这种节奏也被颠倒了。生理节奏是在昼夜的自然变化中保持的条件反射。就其原理来说，它不在于温度调节中心夜间的低兴奋性，而在于白天产生的余热，被加到了生热系统上（它同样受温度调节中心的调节）。这种热量，取决于来自环境的刺激和温度的刺激：遇冷时它就上升。如果不考虑所有由肌肉活动产生的热量，那么使得生理节奏温度看起来具有节奏性的那种温度升高，就仅仅与白天处境紧张的增加有关。恒温动物的生理节奏温度的节奏性，是整个机体与环境有关的态度变化的表现。甚至在休息时，动物的能量，哪怕被环境所刺激，也并不会在总体上处于可使用状态，一部分被警戒和意愿的积极态度所调动。清醒状态是一种行为，即便没有警告，也不会无所消耗[60；61；62；63]。
这些结论解释了很多与人有关的观察和实验。其结果常常显得自相矛盾。一边是莫索（Mosso），一边是本尼迪克特，均不能够指出，正常的温度曲线取决于环境条件。然而，在1907年，图卢兹（Toulouse）和毕埃隆（Piéron）指出，生活环境的颠倒（夜间活动，白天休息）带来了人身上的生理周期体温节奏的完全颠倒。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矛盾呢？本尼迪克特观察到，有不适应夜间生活的人，也有在白天休息并且过着对环境来说很正常的生活的人。据凯塞说，由于实验环境与完全颠倒的生活方式的环境并不对等，我们就不可能确定这种节奏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下面的事实确证了这一解释。在婴儿身上，生理节奏的出现是逐步的，与婴儿的心理发展同步。在第8天的时候，体温的变化为0.09℃，在5个月时为0.37℃，在2-5岁时为0.95℃。某些作者，如奥斯本（Osborne）和弗尔克，在长途旅行中研究了生理周期，并指出，这种节奏正好遵循当地的时间[61，304-306]。林哈德（Lindhard）指出，在1906-1908年间的一次到丹麦格陵兰的长途旅行中，在全部队员身上遵循着当地时间的生理节奏，一到北纬76°46'，都成功地调整了“一个白天”（即12小时），同时得到调整的，还有温度曲线。完全的颠倒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有正常活动的持续。[30]
这就是一个与活动的环境以及集体甚至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的常数的例子。这种关联性，表现了面对不确定的爆发而产生条件反射的情况下，人类行为的标准。人类的意志和技术能够把夜晚变成白天，这种变化不仅能够在人类活动展开的环境中进行，而且还能够在根据环境而活动的机体内部进行。我们不知道，在怎样的程度上，其他的生理常数，在分析的时候，作为人类行为的顺应性效果，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展示出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表明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而不是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式。不管怎样，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认为我们对“行为”这个词的使用是正确的。当条件反射让大脑皮层开始活动的那一刻，“反射”这个词就不应该严格按其意义来理解。它涉及的，是一个整体的，而非零碎的功能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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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认为，正常和平均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试图把前者的创新性抹去而把两者简化为一个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生理学有比力图去对正常进行客观定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就是，去探查清楚生命的原始的标准化。生理学的真正作用将是准确地确定标准的内容（这足够重要也足够困难）。那是这样一种标准，即不需要预先判断这些标准有没有修正的可能性，生命就已经成功地在这种标准中保持了自己的稳定性。比沙指出，动物是世界居民，而植物只是它们诞生地的居民。这一观念，对人类来说，比对动物更真实。人类在所有的气候中成功地生存了；除了蜘蛛，人类是唯一的一种动物，其扩张的领域与地球的领域等同。然而，首先，人类是这样一种动物，他通过技术，成功地当场改变了他的活动环境，因而，表明自己是唯一可以变化的物种[114]。这样的设想是否会很荒谬，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自然器官能够表现出人造器官（通过它，人类提高了并且仍在提高前者的能力）的影响？我们知道，对很多生物学家来说，后天养成的特征的遗传性，是一个被否定地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冒昧地自问，关于环境对生物的作用的理论，是否濒于从长期的不信任中恢复。[31]确实，人们可反对我们说，在这一情况下，生物学常数会表现出生存的内部环境对生物的影响，而且，我们关于常数的标准值的那些假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那些不一样的生物学特征表现环境的变化，就像加速度的变化（它本来是与重量有关的）与高度有关系一样，那么，那些假定当然就没有意义了。然而，我们重申，生物学功能是很难了解的，就像观察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那些功能仅仅表现了在环境变化面前的惰性物质的状态的话。事实上，生物的环境，也是生物有选择性逃避或施加某种影响的成果。我们可以用赖宁格（Reininger）关于人类世界的说法，来谈论每一种生物的世界：“Unser Weltbild ist immer zugleich ein Wertbild”[32]，即我们关于世界图景，也总是一张关于价值的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