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里于斯陷于贫困
马里于斯的生活变得严峻了。变卖衣服和表，倒没有什么。他尝到了难以言表的东西，即所谓“一贫如洗的生活”。可怕的是，白天没有面包，夜里睡不安寝，晚上没有烛光，炉里不生火，整周失业，未来希望渺茫，衣服袖子穿洞，旧帽引得姑娘们耻笑，付不起房租傍晚吃闭门羹，门房和小饭店老板傲慢无礼，邻居讥笑，受人侮辱，尊严受到践踏，什么活儿都得干，厌烦，辛酸，沮丧。马里于斯学会了如何吞下这一切，如何总是要吞下同样的东西。人生到这阶段需要尊严，因为需要爱情，他感到由于衣衫蹩脚而被人嘲弄，由于贫穷而显得可笑。青春这个年龄，心里气贯长虹，他不止一次低下头来看他洞穿的靴子，他经历了因贫困而得到不公正的耻辱和令人难受的脸红。这是出色而可怕的考验，意志薄弱的人会变得卑鄙无耻，意志坚强的人会变得卓尔不凡。这是一个熔炉，每当命运需要一个坏蛋或一个英雄，就把一个人投进去。
因为在小规模的搏斗中会有许多伟大的行为。在默默无闻中一步步防卫，阻止生活需要和卑鄙行径不可避免的侵入，表现出坚韧不拔而又不为人知的勇敢。这是高尚而隐秘的胜利，没有人看见，不能扬名，也没有鼓乐相迎。生活、不幸、孤独、摈弃、贫穷，都是战场，产生英雄；默默无闻的英雄，有时却比大名鼎鼎的英雄更伟大。
坚强的罕见的品质就是这样产生的；贫困几乎总是后娘，有时却是母亲；匮乏能产生心灵和思想的力量；困苦是自尊的奶妈；不幸对高尚的人是好奶汁。
在马里于斯的生活中，有一个时期，他自己扫楼梯平台，到水果店去买一个苏的布里奶酪，等夜幕降临才踅进面包店，买一块面包，悄悄地拿到阁楼里，仿佛是偷来的。有时有人看见一个笨拙的年轻人，腋下夹着书，神态胆怯、激动，溜进街角的肉店里，挤到爱挖苦人、推搡他的厨娘中间，进门时脱下帽子，脑门有豆大的汗珠，向惊讶的老板娘深深鞠一躬，向肉店伙计鞠另一躬，要一块羊排，付六七个苏，用纸包好，夹在腋下两本书中间，然后走掉。这是马里于斯。他亲自烹调，这块排骨要吃三天。
第一天他吃肉，第二天他吃肥油，第三天他啃骨头。
吉尔诺曼姨妈尝试了好几次，给他送来六十皮斯托尔。马里于斯一再退回，说是他什么也不需要。
上文所述他身上发生转变时，他还为父亲戴孝。打那以后，他不再脱下黑衣。然而衣服却离开了他。终于有一天，他没有外衣了。长裤还可以。怎么办？他给库费拉克帮过几次忙，得到了一件旧外衣。马里于斯花了三十苏让一个看门人翻了新。但这件衣服是绿色的。于是马里于斯只在天黑后才出去。看起来他的衣服就成了黑色的了。他总想服丧，以夜色当衣装。
经过这段生活以后，他被聘为律师。人家以为他住在库费拉克的房间里，这一间体面些，有一些法律书，再加上几本不成套的小说撑门面，算得上合乎规格的书柜了。他让人写信到库费拉克那里。
马里于斯当了律师以后，他写了一封冷淡的，但毕恭毕敬的信，通知外祖父。吉尔诺曼先生抖抖索索地拿起信来看，一撕为四，扔到字纸篓里。两三天后，吉尔诺曼小姐听到她的父亲独自在房间里，高声说话。每当他非常激动就会这样。她侧耳细听；老人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傻瓜的话，你会知道不可能既是男爵又是律师。”
二、马里于斯受穷
穷困同其他事物一样，有时也会轮到。它最终获得形式，并确定下来。生活拮据，就是说十分清苦，但能维持。马里于斯·蓬梅西的生活是这样来安排的：
他从最狭窄的路走出来了；他前面的路变宽阔了一点。由于工作、有勇气、坚持不舍和毅力，他终于凭工作每年挣到七百法郎左右。他学会了德文和英文；靠了库费拉克把他和书商朋友拉上关系，马里于斯在文学书店里担当所谓“有用”的一般角色。他写新书介绍，翻译报纸文章，给版本作注释，编纂传记，等等。不管丰年歉年，纯收入七百法郎。他以此为生。不错。怎么样呢？我们这就道来。
马里于斯在戈尔博破屋，以每年交三十法郎的价格，占据一间没有壁炉的陋室，算是办公室，里面只有必不可少的一点家具。这些家具是他的。每月他给二房东老太婆三法郎，让她来打扫房间，每天早上端来一点热水、一只新鲜鸡蛋和一个苏的面包。这只面包和鸡蛋是他的午餐。他的午餐根据鸡蛋的贵贱，在二到四苏之间变动。傍晚六点，他沿圣雅克街走下去，在马图兰街拐角巴赛版画店对面的卢梭饭店吃晚饭。他不喝汤。他要六苏一盆的肉，半盆三苏的蔬菜和三苏的饭后点心。花三苏，面包随便吃。他以水当酒。卢梭太太当年就是个肥婆，风韵犹存，端坐在柜台旁；马里于斯去付账时，给伙计一个苏，卢梭太太给他一个微笑。然后他走了。花十六苏，他有一顿晚餐和一个微笑。
这个卢梭饭店，空酒瓶少，空水瓶多，与其说是餐馆，不如说是放松的地方，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老板有一个漂亮的绰号；大家管他叫“多水卢梭”。
这样，午餐四苏，晚餐十六苏；他的伙食费每天二十苏；每年合三百六十五法郎。加上三十法郎房租和给老女人的三十六法郎，另外还有一点小开支；马里于斯吃、住、用，一共四百五十法郎。衣服花去一百法郎，内衣花五十法郎，洗衣五十法郎。总共不超过六百五十法郎。他剩下五十法郎。他有富余。有时他借十法郎给朋友；库费拉克有一次竟能向他借到六十法郎。至于取暖，由于没有壁炉，马里于斯就“简化”了。
马里于斯总有两套衣服；一套是旧的，“平时穿”，另一套是新的，重要场合穿。两套都是黑的。他只有三件衬衫，一件穿在身上，另一件放在五斗柜里，第三件在洗衣妇那里。衣服穿旧了，他再更新。衬衫通常是撕破的，他只得将外衣扣到下巴。
马里于斯花了好几年时间，才达到满不错的局面。这几年是艰苦的，困难的，有几年要穿越，有几年要攀登。马里于斯一天也没有泄气。由于匮乏，他什么都忍受过；他什么都干过，除了借债。他担保从来没欠过别人一个苏。对他来说，欠债就是奴役的开端。他甚至想，一个债主比一个主人更糟；因为一个主人只拥有你的人身，一个债主却拥有你的尊严，还能践踏它。与其借钱，他还不如不吃东西。他有过许多天饿肚子。他感到凡是极端都能互相接近，一不小心，财产的失落会导致灵魂的卑贱，便小心翼翼地守住自己的尊严。有的话或举动，在别的场合下，他会觉得是尊敬的表示，现在觉得是卑躬屈节，他便挺胸昂首。他不愿退却，也不愿冒险。他脸上有一种严峻的红晕。他胆小到谨小慎微。
每逢遇到考验，他感到身上有一股秘密的力量在鼓励自己，有时甚至支持着他。心灵帮助身体，有时把身体托起来。他是惟一能忍受笼子禁锢的鸟。
在马里于斯的心中，他父亲的名字旁边，刻着另一个名字，就是泰纳迪埃。他天性热情、庄重，他给这个人罩上了光环，在他的脑际，这个无畏的中士在滑铁卢的枪林弹雨中救出上校，是他父亲的救命恩人。他对这个人的回忆，从来不与对父亲的回忆分开，他在尊敬中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两个等级的崇拜，大龛供上校，小龛供泰纳迪埃。使他越发感激涕零的是，他想到泰纳迪埃的不幸处境，他知道泰纳迪埃陷入其中，被吞没了。马里于斯在蒙费梅获悉不幸的旅店老板破产了。此后，他千方百计要找到线索，竭力到达淹没泰纳迪埃的苦难深渊里。马里于斯踏遍整个地区；他到过舍尔、蓬迪、古尔奈、诺让、拉尼。他全力寻访了三年，花光了他积攒的一点钱。没有人能告诉他泰纳迪埃的情况；人们以为他到外国去了。他的债主也在寻找他，但不如马里于斯那样热中，却一样顽强，就是抓不到他。马里于斯责备自己，几乎怨恨自己找不到他。这是上校留给他的惟一债务，马里于斯乐意践约偿还。“怎么！”他想，“我的父亲奄奄一息地躺在战场上，泰纳迪埃却冒着硝烟和枪林弹雨找到了他，把他扛在肩上，却并不欠他什么，而我欠泰纳迪埃很多，我不会在他奄奄待毙的黑暗中找到他，轮到我把他从死亡中救出来吧！噢！我会找到他！”为了找到泰纳迪埃，马里于斯宁愿失去一条手臂，为了让他摆脱贫困，宁愿献出全部的血。重见泰纳迪埃，为他效点劳，对他说：“您不认识我，而我呢，我认识您！我在这里，支配我吧！”这是马里于斯最甜蜜最美妙的梦想。
三、马里于斯长大
当时，马里于斯二十岁。他离开外祖父已有三年。彼此还保持原来的关系，不想接近，也不想见面。况且，何必见面呢？再生冲突吗？是哪一个对呢？马里于斯是铜瓶，吉尔诺曼是铁罐。
说起来，马里于斯误解了外祖父的心。他以为吉尔诺曼先生没爱过他，这个老人急躁、粗暴、爱嘲笑人，骂人，叫喊，大发雷霆，举起拐杖，至多像喜剧中的老人对他的爱淡薄而严厉。马里于斯搞错了。不爱孩子的父亲是有的，但决没有不爱孙辈的老人。上文说过，其实吉尔诺曼先生疼爱马里于斯。他有自己的疼爱方式，伴随着敲打，甚至掴耳光；但是，这个孩子消失后，他感到心里空荡荡的一片漆黑。他要求别人不再向他提起，又暗暗抱怨对他俯首帖耳。起初，他希望这个波拿巴分子，这个雅各宾党人，这个恐怖分子，这个九月大屠杀参加者回来。可是，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过去了；吉尔诺曼先生大失所望，吸血鬼没有再出现。“我只能把他赶走，”外祖父常思忖，并且自问：“如果重新来过，我会再这样做吗？”他的自尊心马上回答会的，可是他默默地摇着的老迈的头却忧郁地回答不。他有过沮丧的时刻。他怀念马里于斯。老人像需要太阳一样需要爱。这是温暖。不管他的本性多么强硬，马里于斯不在，改变了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他决不肯朝这个“小鬼”迈出一步；但他难受。他从不打听马里于斯的情况，可是总在想他。他越来越在玛雷区深居简出。他还像从前一样快乐、激烈，而他的快乐有一种痉挛的生硬，仿佛蕴含着痛苦和愤怒，他的激烈往往以一种温和而阴沉的颓丧了结。他有时说：“噢！要是他回来，我要狠狠掴他的耳光！”
至于姨妈，她想得太少，也就爱得不深；马里于斯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黑影；最终她关心他还不如关心猫和鹦鹉，她可能养过这两种动物。
吉尔诺曼老人内心痛苦加剧的原因，在于他把痛苦全部埋在心里，决不让人捉摸出来。他的苦闷就像刚砌好的炉子，连烟也燃尽了。间或有一些讨厌的献殷勤的人对他提起马里于斯，问他：“您的外孙在做什么，情况怎样？”老有产者如果太忧愁，就会叹气，如果想显得快乐，就弹一下袖管：“蓬梅西男爵先生在角落里打小官司呢。”
正当老人悔恨不已时，马里于斯却高兴得很。就像一切心地善良的人，不幸消除了他的痛苦。他温柔地想起吉尔诺曼先生，但他坚持不从“对他父亲不好的人”那里接受一点东西。这是他最初的愤怒和缓的转化。再说，他很高兴经历过痛苦，现在仍然经受痛苦。这是为了他父亲而痛苦。生活的艰难使他满足和高兴。他愉快地想：“这是最少的痛苦”；这是一种赎罪；否则，他要受到惩罚，但换一种方式，而且稍后一点，由于他对父亲而且是这样一个父亲大逆不道地无动于衷而受到处罚；他的父亲受过一切痛苦，而他没有，这是不公正的；再说，比起上校英雄的一生，他的辛劳和匮乏算得了什么？末了，他接近父亲，向父亲看齐的惟一方式，就是像父亲英勇对敌一样，敢于直面清贫；这正是上校所写的“他会当之无愧”的含义所在。马里于斯一直把失落的上校的遗书带在身上，不是戴在胸前，而是藏在心里。
他的外祖父把他赶走那天，他还只是个孩子，眼下他是个男子汉了。他感到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苦难对他有好处。青年时期贫困，却获得成功，自有美妙之处，能把意志转向努力，把心灵转向渴望。贫穷马上将物质生活剥露无遗，使它显得丑恶；由此激发出对理想生活难以表达的冲动。富有的年轻人有上百种声色犬马的娱乐：赛马、打猎、养狗、抽烟、赌博、欢宴和其他；关注灵魂的卑劣部分，损害高尚正直的部分。贫穷的年轻人要千方百计挣面包；他要吃饭；吃完以后，他只有幻想。他去看天主的免费演出，观看天空、宇宙、星辰、鲜花、孩子、他在其中受苦的芸芸众生、他在其中放射光彩的自然万物。他专注于芸芸众生，看到了灵魂；他专注于自然万物，看到了天主。他幻想，感到自身崇高；他再幻想，感到自身温柔。他从受苦者的自私，转到思索者的同情。他心中孕育着美妙的感情，遗忘自我，同情世人。想到大自然无私提供和奉献给开放的心灵，却拒绝封闭的心灵的无数享受，他作为精神的百万富翁，要可怜金钱的百万富翁。随着一片光明进入他的头脑，一切仇恨却离开了他的心。他还是不幸的人吗？不是。一个年轻人的贫穷从来不是悲惨的。小伙子不管多么贫困，他的健康、力量、健步如飞、炯炯的目光、热血流动、乌黑的头发、鲜嫩的脸颊、殷红的嘴唇、洁白的牙齿、纯净的呼吸，总是令老皇帝嫉羡。每天早上他要重新挣面包；他的双手挣到面包时，他的脊柱也自豪起来，他的脑袋获得思想。干完了活，他又回到美妙无穷的沉思、静观和喜悦中；他双脚踩在苦难中、障碍中、路上、荆棘里，有时在烂泥里，头颅沐浴在光芒里。他坚定、平静、温和、安详、专注、严肃、知足、善良；他祝福天主给了他富人缺乏的两种财富：使他自由的工作和使他高尚的思想。
这正是马里于斯身上所经历的。一言以蔽之，他静观得太多了。他一旦做到谋生差不多十拿九稳，便到此为止，感到贫穷不错，龟缩在工作中去思索。就是说，他有时一连几天思考，像一个有幻觉的人沉浸和淹没在出神和内心观照的默默享受中。他这样提出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尽量少动手干活；换句话说，有几个小时花在实际生活上，其余时间用在思索无限。他以为什么也不缺，没有发觉这样理解的沉思，最终要成为懒惰的一种形式；他满足于生活的基本需要，歇息得太早。
显然，对这强有力和豪爽的本性来说，这只能是一个过渡状态，一旦同命运不可避免的复杂性相碰撞，马里于斯便觉醒了。
在这以前，虽然他是律师，而且不管吉尔诺曼老人怎么想，他不诉讼，也不打小官司。沉思使他离开了诉讼。打搅诉讼代理人，到法院听审，寻找动机，实在烦人。为什么做这些事呢？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改变谋生方式。这个无名的书店最终给了他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不多，上文说过，对他足够了。
雇他的一个书商，我想是马吉梅尔先生，曾提出雇他到店里，让他住得舒适，提供一份正规的工作，一年给他一千五百法郎。住得舒适！一千五百法郎！毫无疑问。但放弃他的自由！做一个临时雇员！当雇佣文人！在马里于斯的思想里，接受下来，他的境况既更好又更糟，他获得了舒适，却失去了尊严；这是完整而美好的不幸变成了丑恶而可笑的窘境；宛如瞎子变成了瘸子。他拒绝了。
马里于斯孤单单地生活。他喜欢置身于一切之外，也因为上次太受惊吓，便坚决不进入昂若拉领导的团体。大家还是好朋友；必要时能尽力互相帮助；但仅此而已。马里于斯有两个朋友，年轻的是库费拉克，年老的是马伯夫先生。他更喜欢年老的。首先，他身上的转变有赖于这个人；靠了这个人，他了解和热爱他的父亲。他说：“他给我切除了白内障。”
当然，这个教区财产管理委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然而，并非马伯夫先生在这件事中是上天平静和无动于衷的代理人。他是偶然和不知不觉地启迪了马里于斯，就像有人端来一根蜡烛；他是蜡烛，不是那个人。
至于马里于斯内心政治观点的转变，马伯夫先生完全不可能理解，也期望不了，指导不了。
下文还会遇到马伯夫先生，因此多说几句不是无用的。
四、马伯夫先生
那天，马伯夫先生对马里于斯说：“我当然赞成有政治观点，”他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思想状态。他对一切政治观点都无所谓，不加区别地全都赞同，只要让他平静就行，就像希腊人把复仇三女神称为“美丽的、善良的、可爱的”，即所谓欧墨尼得斯。马伯夫先生的政治观点是酷爱植物，尤其是书籍。他像大家一样有一个“派”，当时，任何人没有派活不下去，但他既不是保王派、波拿巴派、宪章派、奥尔良派，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书癖。
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苔藓、草本植物和灌木可以观看，有成堆的对开本和三十二开本的书可以翻阅，他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忙于为宪章、民主、正统、君主制、共和国等等空话而互相仇恨。他非常注意不要成为无用的人；有书并不妨碍他阅读，是个植物学家并不妨碍他当园丁。他认识蓬梅西时，在上校和他之间有这种好感，上校怎么培植花卉，他就怎么培育果实。马伯夫先生培育出的梨，像圣日耳曼梨一样甜美；今日著名的十月黄香李，同夏季黄香李一样香甜，好像是他杂交的一个品种。他去望弥撒，与其说出于虔诚，不如说出于乐趣，再说，他喜欢看人的脸，却憎恶他们的声音，只有在教堂里他才看到聚集的人静悄悄的。感到总要做点事，他选择了教区财产管理委员的职业。另外，他爱女人决不像爱郁金香鳞茎那样，他爱男人也决不像爱一本埃尔泽维尔的版本那样。他早就过了六十岁，一天，有人问他：“您没有结过婚吗？”“我忘了，”他说。有时——谁没有过这种情况呢？——他说：“噢！我有钱就好了！”说这句话时不像吉尔诺曼老人那样盯着一个漂亮姑娘，而是在欣赏一本旧书。他独自同一个老女管家生活。他有点患手痛风，睡觉时因痛风而僵硬的老手在被子里弯曲着。他编写和发表了一本《柯特雷兹地区植物志》，有彩色插图。这部著作评价很高，他拥有铜版，并且亲自销售。每天两三次有人来到梅齐埃尔街，为买书拉他家的铃。每年他有两千法郎的收益；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尽管贫穷，他却靠耐心、节俭和时间，有办法搜集到各类珍本。他出门腋下总夹着一本书，回家时往往夹着两本。他在底楼有四间房，外加一个小花园；房间的惟一装饰是装上镜框的植物标本和以往大师的版画。看到一把军刀或一把枪，会使他冰凉。他一生没有走近过一尊炮，甚至在残老军人院也没有过。他的胃还可以，他有一个本堂神父的兄弟，满头白发，无论嘴里和头脑里都没有牙齿了，浑身颤抖，皮卡第口音，笑起来像孩子，胆小怕事，神态像老绵羊。在世人中，只有一个名叫罗瓦约尔的圣雅克门老书商与他有交情，常来往。他的梦想是把靛蓝植物移植到法国。
他的女仆也是一个老天真。可怜而善良的老女人是个处女。她的雄猫叫苏丹，会在西斯廷教堂喵呜地唱阿莱格里作曲的《天主怜我》，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足以满足她心中的大量感情。她的梦想都与男人无关。她从不能超越她的猫。她像猫一样长胡子。她的光圈就是她的帽子，帽子始终是白的。星期天弥撒后，她在点数箱子里的衣物，把买来做裙子，却始终没拿去做的衣料摊在床上来消磨时间。她识字。马伯夫先生管她叫“普鲁塔克大妈”。
马伯夫先生喜欢马里于斯，因为马里于斯年轻、和蔼，使他的老迈温暖，又不致触动他的胆小。年轻加和蔼给老人产生阳光下无风的印象。马里于斯满脑子军人的光荣、大炮火药、进攻和反攻、他父亲挥刀杀敌也挨刀劈的各次战役，他去看望马伯夫先生，而马伯夫先生从花的角度同他论说英雄。
约莫一八三〇年，他的兄弟本堂神父去世了，几乎随即就像黑夜降临一样，对马伯夫先生来说，整个地平线变得幽暗了。公证人的破产夺走了他一万法郎的款子，这是他兄弟和他名下的全部财产。七月革命带来书店的危机。困厄时期，第一件事就是《植物志》卖不出去。《柯特雷兹地区植物志》一下子无人问津。几个星期过去，没有一个买主。有时，马伯夫先生一听到铃声便颤抖起来。“先生，”普鲁塔克大妈愁容满面地对他说，“这是送水的。”终于有一天，马伯夫先生离开了梅齐埃尔街，辞去了教区财产管理委员的职务，放弃了苏尔皮斯教堂，卖掉了一部分东西，不是他的书，而是他的版画——这是他最不看重的，住到蒙帕纳斯大街一座小房子里去，但只呆了一个季度，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底楼和花园租金三百法郎，而他不敢让租金花费超过两百法郎；其次，由于在法图射击场旁边，他整天听到手枪声，这使他不能忍受。
他带走了《植物志》、铜版、标本、活页夹和书，住到老年妇救院附近奥斯特利兹村的一间茅屋里，有三个房间和一个用篱笆圈住、带水井的园子，年租五十埃居。他趁搬家，几乎卖掉了所有的家具。搬入新居那天，他非常快活，亲自敲钉子，挂他的版画和标本，白天的其余时间，他在园子里挖土，晚上，看到普鲁塔克大妈神态阴郁，沉思凝想，他拍拍她的肩膀，笑吟吟地对她说：“啊！我们有靛蓝了！”
他只允许两个来访者，圣雅克门的书商和马里于斯，到奥斯特利兹的茅屋里看望他，奥斯特利兹这个张扬的名字，说白了，对他来说是够讨厌的。
再说，上文指出过，有的头脑沉浸在一种爱好，或者一种狂热，或者像常有的那样，同时沉浸在这两者之中，它们要非常缓慢地渗透到现实事物中。它们自身的命运路程十分遥远。从这种脑力的积聚中产生一种被动性，如果它是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就类似哲学。这种人在衰退，在走下坡路，在消逝，甚至在崩溃，却没有怎么发觉。确实，最后总要觉醒，但悔之晚矣。在这之前，这种人似乎在我们的福与祸之间的赌局中保持中立。他们自身就是赌注，却在冷眼旁观。
他周围变得每况愈下，他的一切希望正是这样在其中一个个破灭；马伯夫先生仍然保持平静，有点幼稚，但却变得非常深沉。他的思维习惯像钟摆一样来来去去。一旦装上一个幻想的发条，就会走很长时间，即使幻想消失了也罢。丢掉了钥匙，钟不会马上停止走动。
马伯夫先生有些无邪的乐趣。这些乐趣所费不多，出人意外；机会再小，也能提供。一天，普鲁塔克大妈在房间的角落里看一本小说。她高声朗读，认为这样理解得更透彻。高声朗读，就是自我确认阅读。有的人高声朗读，神态像保证读懂了似的。
普鲁塔克大妈怀着这种劲头朗读手里捧着的小说。马伯夫先生听而不闻。
普鲁塔克大妈念到了这句话，是关于一个龙骑兵军官和一个美女的：
“……美女赌气了，而龙骑兵……”
念到这里，她停下来擦拭眼镜。
“菩萨和龙骑兵，”马伯夫先生低声说。“是的，不错，从前有一条龙从它的岩洞里张开大口，喷射火焰，引起漫天大火。好几颗星星已经被这怪物燃烧起来，怪物还长着虎爪。菩萨来到龙洞，终于降伏了龙。您念的是一本好书，普鲁塔克大妈。没有更美的传说了。”
马伯夫先生陷入了美妙的遐想中。
五、贫穷是苦难的好邻居
马里于斯对这个天真的老人感到兴趣；老人看到自己慢慢陷入贫困，渐渐惊奇起来，不过并没有伤心。马里于斯常遇到库费拉克，也去找马伯夫先生。但次数很少，一个月至多两三次。
马里于斯的乐趣，是独自在外环路，或在演兵场和卢森堡公园最偏僻的小径上，作长时间散步。有时，他消磨半天时间去观看菜园子、生菜畦、粪堆上的母鸡和拉水车的马。行人吃惊地注视他，有人感到他衣衫可疑，面孔阴沉。这只不过是贫穷的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沉思。
正是在一次散步中，他发现了戈尔博破屋，与世隔绝和便宜吸引了他，他住了进去。大家只知道他名叫马里于斯先生。
有几个他父亲以前的将军和朋友认识他以后，常邀请他去拜访。马里于斯并不拒绝。这是谈论他父亲的机会。他这样不时地来到帕若尔伯爵家、贝拉维斯纳将军家、弗里利翁将军家和残老军人院。大家奏乐，跳舞。这样的晚上马里于斯穿上新衣。但他只在寒冷彻骨的天气参加这些晚会或舞会，因为他付不起马车费，只想穿上油光锃亮的靴子赴会。
有时，他毫无苦涩地说：“人就是这样，走进客厅，可以浑身是泥，除了鞋子。欢迎您，只要求一样东西无可指摘；是良心吗？不，是靴子。”
但凡不是发自内心的各种激情，在沉思中会消散。马里于斯的政治热情就这样烟消云散。一八三〇年革命满足了他，使他平静下来，对此起了作用。除了愤怒以外，他保持原样。他的观点不变，仅仅和缓下来。说得确切点，他再没有什么观点，他只有同情。他属于哪一派？属于人类党。在人类中他选择了法国；在国家中他选择了人民；在人民中他选择了妇女。他的同情尤其在这一边。如今他偏爱思想而不是事实，偏爱诗人而不是英雄，他更赞赏像《约伯记》这样一本书，而不是马伦哥战役。经过一天的思考，傍晚他穿过大街回家，透过树枝他看到无垠的天空，无名的闪光，无限，黑暗，神秘，他觉得凡是属于人的东西都非常渺小。
他以为认识到，也许已经认识了生活和人类哲理的真谛，他终于只瞭望天空，这是真理在井底惟一能看到的东西。
这并不妨碍他增添计划、办法、构想、未来的打算。在这种沉思的状态中，能窥见马里于斯内心的目光，会对这颗心灵的纯洁感到赞赏。确实，如果我们的肉眼能看到别人的良心，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梦想，而不是他的思想，更准确地判断一个人。在思想中有意志，在梦想中没有。自发产生的梦想，即使是宏伟的和理想化的，也获得并保留我们精神的面貌：我们心灵深处直接的和真诚的流露，莫过于我们对命运光辉不假思索和无节制的渴望。在这种渴望中，而不是在综合的、理智的、协调的思想中，能找到每个人的真正品格。我们的幻想与我们最相像。人人都按照自己的本性梦想未知和不可能的东西。
大约在一八三一年年中，给马里于斯打扫房间的老女人告诉他，要把他的邻居、可怜的荣德雷特夫妇赶出门去。马里于斯几乎天天在外面度过，差不多不知道有邻居。
“为什么把他们打发走？”他问。
“因为他们没有付房租。他们欠了两个季度。”
“多少钱？”
“二十法郎，”老女人说。
马里于斯在一个抽屉里曾留下三十法郎。
“拿着，”他对老女人说，“这是二十五法郎。替这家穷人付房租吧，另外五法郎给他们，不要说是我给的。”
六、替身
凑巧的是，泰奥杜尔中尉所属的团队驻防巴黎。吉尔诺曼姨妈趁机有了第二个主意。第一次，她设想让泰奥杜尔监视马里于斯；如今她设计让泰奥杜尔接替马里于斯。
要碰碰运气，而且眼下外祖父朦胧地需要家中有一张年轻面孔，这种朝霞有时对废墟来说是温暖的，权宜之计是找到另一个马里于斯。不错，她想，这是一个普通的勘误表，像我在书里所看到的；马里于斯，就读作泰奥杜尔吧。
一个曾侄孙差不多是一个外孙；少了一个律师，就抓住一个枪骑兵吧。
一天上午，吉尔诺曼先生正在看《每日新闻》一类的报纸，他的女儿进来了，柔声细气地对他说话，因为关系到她的宠儿：
“父亲，泰奥杜尔今天上午要来向您请安。”
“泰奥杜尔，是谁呀？”
“您的曾侄孙。”
“啊！”老人说。
然后他又看起来，不再想曾侄孙，泰奥杜尔算什么，而且很快他就气鼓鼓的，几乎一看报就会这样。他拿着的“报纸”，不消说是保王派的，带着敌意宣布，第二天有一件当时巴黎要发生的日常小事件：法学院和医学院的学生，中午要在先贤祠广场上集会；进行商议。关系到一个热门话题：国民自卫军的炮队和陆军大臣与“民兵”，关于在卢浮宫大院里停放大炮发生的冲突。大学生要对此进行“商议”。吉尔诺曼先生气愤填膺，不需要更多的新闻了。
他想到马里于斯，这孩子是大学生，可能也像别人一样前往，“中午在先贤祠广场进行商议”。
正当他想得心里难受时，泰奥杜尔中尉进来了，身穿平民服装，这样灵活些，他由吉尔诺曼小姐小心翼翼地带进来。枪骑兵作过盘算：“德落伊教老祭司没有把一切转成养老金。这就值得不时换成平民服装。”
吉尔诺曼小姐高声对父亲说：
“泰奥杜尔，您的曾侄孙。”
又小声对中尉说：
“样样赞成。”
她抽身走了。
中尉不习惯与令人肃然起敬的长者见面，胆怯地小声说：“您好，曾叔祖，”行了一个混合的礼，下意识和机械地以军礼开始，而以平民的礼结束。
“啊！是您；很好，坐下吧，”老祖宗说。
说完，他完全忘掉枪骑兵。
泰奥杜尔坐下，而吉尔诺曼站了起来。
吉尔诺曼开始来回踱步，双手插在袋里，大声说话，衰老的手指气得乱弄放在背心小口袋的两只表。
“这帮拖鼻涕的家伙！在先贤祠广场集会！那德行像我的女朋友！一帮顽童，昨天还在吃奶呢！要是压他们的鼻子，会挤出奶来！明天中午进行商议！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很清楚，要走向深渊。这些无衫党人把我们引导到哪儿去！国民炮队！商议国民炮队！针对国民自卫军的连珠屁，跑到大街上去大放厥词！他们同什么人呆在一起？请看一下雅各宾主义走到哪一步吧。我什么赌都敢打，一百万也成，都是些累犯和期满释放的苦役犯。共和党人和苦役犯，只是一丘之貉。卡尔诺说过：‘叛徒，你要我到哪里去？’富歇回答：‘傻瓜，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共和党人就是这种货色。”
“说得对，”泰奥杜尔说。
吉尔诺曼先生半回过头来，看到是泰奥杜尔，继续说：
“想想看，这家伙卑劣得很，竟去当烧炭党人！为什么你离开了我的家？要去当共和党人。呸！首先人民不要你的共和国，人民不需要，人民有理智，知道以往有国王，将来也总有国王，人民很清楚，归根结蒂，人民只是人民，人民对你的共和国嗤之以鼻，你明白吗，傻瓜！这样任性，真够可怕的！迷上杜舍纳老爹[1]，向断头台做媚眼，在九三年的阳台下唱情歌和弹吉他，所有这些青年多么愚蠢，真该啐他们！他们都到了这个地步。一个也不例外。只要吸一口街上的空气，就会发狂。十九世纪是毒药。随便一个淘气鬼留起山羊胡，就自以为像模像样了，把长辈扔在那里不管了。这就是共和党人，这就是浪漫派。浪漫派是什么东西，请赏脸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荒唐透顶。一年前，《欧那尼》上演合你们的胃口。我要问问你们，《欧那尼》，什么对比，令人讨厌的句子，简直不是用法文写出来的！然后在卢浮宫院子里放大炮。这年头的强盗行径就是这样。”
“您说得对，曾叔祖，”泰奥杜尔说。
吉尔诺曼又说：
“博物馆的院子里放大炮！干什么？大炮，你想要我干什么？你们想轰击贝尔维代尔的阿波罗塑像吗？弹药筒跟梅迪奇的维纳斯像打什么交道？噢！现在这些年轻人，全都是无赖！他们的本雅曼·贡斯当有什么了不得！他们不是坏蛋，就是笨蛋！他们什么丑事都干得出来，衣着蹩脚，害怕女人，他们追逐裙钗，模样像乞讨，让那些傻丫头哈哈大笑；老实说，简直是对爱情羞羞答答的可怜虫。他们是丑八怪，再加上愚蠢透顶；他们重复蒂埃塞兰和波蒂埃的双关语，他们穿着口袋似的衣服，马夫的背心，粗布衬衫，粗呢裤子，粗革靴子，衣料的图案像羽毛。他们的切口可以加厚他们的鞋子。这群愚蠢的孩子要对您讲什么政治见解。本应严厉禁止有政治见解。他们炮制体系，改造社会，摧毁君主制，将所有的法律都打倒在地，将顶楼放在地窖的位置，将门房放在国王的地位，把欧洲搅得天翻地覆，重建世界，他们把偷看洗衣女工上车时露出的大腿当作艳福！啊！马里于斯！啊！无赖！到广场上大喊大叫！讨论，争辩，采取措施！他们把这个叫做措施，公正的神灵啊！胡作非为浓缩了，变得丑恶透顶。我见过天下大乱，现在我见到的是乱作一团。学生讨论国民自卫军，这在奥吉布瓦人和卡多达什人那里也见不到！野蛮人赤条条地走路，头发梳成羽毛球状，拿着木棒的野人，也不如这些学生粗野！一群低级的毛头小伙子！自以为能干，在发号施令！要辩论和强词夺理！世界末日到了。显然是可怜的地球末日到了。要最后打个嗝，由法兰西打出来。商议，真是怪人！只要他们到奥台翁剧院的拱廊下看报，这种事就会发生。他们只要花一个苏，也要赔上他们的理智、悟性、心、灵魂和头脑。看完报就抛弃家庭。所有的报纸都是瘟疫；所有的，甚至《白旗报》！说到底，马尔坦维尔是个雅各宾党人。啊！公正的上天！你可以炫耀让外公绝望啦！”
“这是显而易见的，”泰奥杜尔说。
趁吉尔诺曼先生喘口气的时候，枪骑兵庄严地补上一句：
“除了《通报》，不该有别的报纸，除了《军事年鉴》，不该有别的书。”
吉尔诺曼先生继续说：
“例如他们的西埃耶斯[2]！一个弑君者成为参议员！因为他们最后总要通到那里。他们以公民相称，互相伤害脸面，最后让人称呼伯爵先生。一再让人奉承为伯爵先生，九月事件的屠夫！哲学家西埃耶斯！我承认，所有这些哲学家的哲学，我看得并不比蒂沃利的伪善者的眼镜更重要！有一天，我看见参议员从马拉盖河滨路走过，穿着绣上蜜蜂的紫色丝绒披风，头戴亨利四世式帽子。他们很丑陋，仿佛是老虎朝廷上的猴子。公民们，我向你们宣称，你们的进步是一种疯狂，你们的人道是一种梦想，你们的革命是一种罪行，你们的共和国是一个怪物，你们年轻的法兰西是从妓院出来的婊子，我向你们所有人坚持这个观点，不管你们是谁，是政论家、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也不管你们比断头台的铡刀更了解自由、平等和博爱！我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的娃娃们！”
“当然，”中尉叫道，“千真万确。”
吉尔诺曼先生止住了一个刚开始的手势，回过身来，盯住枪骑兵泰奥杜尔，对他说：
“您是个傻瓜。”
[1]杜舍纳老爹，埃贝尔从1790年至1794年创办的报纸，宣传革命。
[2]西埃耶斯（1748—1836），法国政治家，著有《论特权》、《什么是第三等级》，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