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回俄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与儿子见面。从她离开意大利的那天起，一想到与儿子见面，她就激动不已。她离彼得堡越近，觉得这次见面的喜悦和重要性就越大。她没有想过如何安排这次见面的问题。她觉得，当她与儿子待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时候，见儿子是既自然、又简单的事；一到彼得堡，她突然清晰地看到了她现在在社会中的处境，于是她明白安排这次见面是很难的。
她已经在彼得堡住了两天。她一刻不停地思念着儿子，却没有见到过儿子。她觉得自己无权直接到那幢可能会遇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房子里去。人家可能不让她进去，也可能羞辱她。一想到写信同丈夫联系的做法，她就会感到很痛苦；只有在不想到丈夫的时候，她才能安下心来。打听儿子什么时候和到什么地方散步，然后在他散步时同他见面，这样做她又不满足：她为这次见面作了多么周到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拥抱他、亲吻他。谢廖扎的老保姆会帮助她，会给她出主意。但是，保姆现在已经不住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家里了。两天的时光就在这些犹豫不决的想法和寻找保姆的过程中飞逝而去了。
门房的副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年轻小伙子，刚替她把门打开，她就进了门，并从暖手筒里掏出一张三卢布的钞票，匆匆塞到他手里。
送信的仆人向她转告了“不予回答”这一最残酷和最出乎她意料的答复。她把信差叫进来，听他详细叙述了他如何等在那儿，后来人家如何对他说“不予任何回答”，她感到自己受到了空前的巨大侮辱。安娜感到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是她明白，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从她自己的观点来看是做得对的。她的痛苦因只能独自忍受而显得更为强烈。她不能也不愿意与弗龙斯基分担这一痛苦。她明白，尽管他是使她遭到不幸的主要原因，但是对他说来，她能否与儿子见面是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她明白，他永远也无法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重；她明白，她会因他在提到这件事时所用的冷淡口气而憎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最最害怕的，因此她把一切涉及儿子的事都瞒着他。
说这话时，他又快要睡着了。
脱下皮大衣后，卡皮托内奇朝她的脸上看了一眼，认出了她，就默默地、深深地向她鞠了一躬。
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先的那个家的大门前拉响了门铃。
第三天，打听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同伯爵夫人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亲密关系后，安娜决定给她写一封信。这封信花了她很大的力气，她在信中故意说，是否准许她见儿子，这件事取决于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假如丈夫看到这封信，他要继续扮演宽宏大量的丈夫角色，就不会拒绝她的。
就在门房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娜听到了小孩的呵欠声。单凭这呵欠声，她就知道是儿子，并像是看到了他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发现，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长高了，模样也变了。她似乎认不出他那双从被子里伸出来的、现在已长得如此之大的光脚，却认出这消瘦的面颊，认出了她以前常吻的后脑勺上的这些剪得短短的鬈发。她打量着这一切，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憋得她喘不过气来了。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上楼，她不明白老头说的是什么意思。
安娜怎么也没料到，她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前厅里一切依旧的陈设会对她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既有欢乐又有痛苦的回忆一个接一个地在她心里浮现，一时间她竟然忘了她来这里的目的。
她没有听见他的问话，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她朝他看了看，微微地笑了。
她想说点什么，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用愧疚、哀求的目光看了老头一眼，就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卡皮托内奇朝前弯着腰，套鞋踩着梯级，在她身后奔跑，竭力想超过她。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与儿子见面的种种方法，最后决定给丈夫写一封信。她已经在写信了，这时人家给她送来利季娅·伊万诺夫娜的信。伯爵夫人的沉默制服了她，并使她折服，但是这封信，以及她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所看出的一切，把她激怒了。伯爵夫人的这一恶毒用心同她对儿子的那份正当的炽热感情相比，多么令人气愤，因此她开始恨别人，不再指责自己。
她到玩具店去了一趟，买了许多玩具，想好了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就赶去，在八点钟赶到，那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必还没有起床。她将把钱捏在手里，到时候就塞给门房和仆人，让他们放她进屋，然后继续披着面纱说，她是代表谢廖扎的教父来祝贺他的生日，她受托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只是没有想好要对儿子说的话。无论想多么久，她就是想不出要说的话。
在远离他的那段时间，在她最近老是感到爱意如潮的时刻，她把他想象成一个四岁的小孩，因为她最喜欢他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甚至不再是她离开他时的那种模样了；他与四岁时的模样相距更远了，他长高了，也瘦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他的脸多么瘦，头发多么短！手臂多么长！从她离开他的那个时候起，他的模样起了多大的变化啊！但是，这是他，是他的头型、他的双唇、他的柔软的头颈和宽宽的小肩膀。
卡皮托内奇发觉这位陌生太太神色慌张，就亲自走到她面前，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他又用一只胳膊肘支起身体，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往两侧转动着那颗头发蓬乱的小脑袋，睁开了眼睛。他静静地、疑惑地朝一动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打量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幸福地微微一笑，又闭上惺忪的眼睛，倒下身去，但这次不是往后倒，而是朝她身上，朝她怀抱里倒。
他依然闭着眼睛，睡意浓浓地微笑着，把两只胖鼓鼓的小手从床背移到她的双肩上，然后抓住它们，偎依在她身上，使她感受到只有孩子身上才有的那股引人入睡的迷人气味和暖意，接着就用脸去蹭她的头颈和双肩。
“这种冷淡是装出来的，”她暗自说道。“他们一心要侮辱我，要折磨孩子，而我要向他们屈服！决不屈服！她比我坏。我至少不会撒谎。”她立即决定，明天，也就是在谢廖扎的生日，她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下人，即使欺骗，她也要见到儿子，要揭穿他们对可怜的孩子设下的卑劣骗局。
“谢廖扎！我亲爱的孩子！”她气喘吁吁地说，双手搂住他那胖乎乎的身体。
“谢廖扎！”她无声地走到他跟前，低声地叫道。
“谢廖扎！”她在孩子耳边又叫了一声。
“谢廖扎……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她说了一句，并朝前走去。门房的副手看了看那张钞票，在另一道玻璃门前拦住了她。
“请等一等，好吗？”卡皮托内奇说着帮她脱下皮大衣。
“请往这里，往左走。请原谅，家里没打扫干净。他现在住在原来的休息室里，”门房气喘吁吁地说。“夫人，请您稍等片刻，我先进去看一看，”他说完就跑到她前面，把一扇高高的房门稍稍打开一点，接着他的身影就在门背后消失了。安娜停下来等着。“刚刚醒来，”门房从那扇门里出来说。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并走进那扇高大的房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只穿着一件没扣钮扣的衬衫，弯下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要把一个呵欠打完。他的嘴唇在即将闭拢的瞬间露出一种半睡不醒而又怡然自得的微笑，他就带着这一微笑慢慢地、甜美地朝后倒下身去。
“是代表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来看望谢尔盖·阿列克谢伊奇的，”她说。
“教师在那里，也许没穿好衣服。我要去通报一下。”
“我是知道的，”他睁开眼睛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我这就起床。”
“我吗？我不哭了……我是高兴得哭的。我很久没见到你了。我不哭了，不哭了，”她一面说，一面扭过脸去吞咽眼泪。“喂，你现在该穿衣服了，”恢复常态后，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再补了一句，然后握住他的双手，坐到他床边放着他的衣服的椅子上。
“我不洗冷水澡了，爸爸不允许。你没见到瓦西里·卢基奇吧？他就会来的。你坐在我衣服上了！”谢廖扎大笑起来。
“我不在时，你是怎么穿衣服的？怎么……”她想随随便便、开开心心地和他说话，可是做不到，于是又把脸转过去。
“您要找谁？”他问道。
“妈妈，我的心肝，亲爱的！”他又扑到她身上，抱着她叫了起来。好像他现在因为看到她微笑，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要这东西，”他说着摘掉她的帽子。好像因为看到了不戴帽子的妈妈，他又扑过去亲吻她。
“妈妈，你为什么哭呀？”他彻底醒过来后说。“妈妈，你为什么哭？”他带着哭腔大声问。
“妈妈！”他叫了一声，然后就在她的怀里扭动着身体，想让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触及到她的手臂。
“夫人，请吧，”他对她说。
“去看看有什么事。来了一位太太，”卡皮托内奇说，他还没有穿好衣服，身上披着一件大衣，穿着一双套鞋，向窗外一望，看到了门口站着一位戴面纱的太太。
“你对我有什么想法吗？你不认为我死了吧？”
“他还没有起床，”门房仔细地打量着来客，说。
“从来也不相信。”
“不相信吗，我的朋友？”
“我是知道的，我是知道的！”他重复着自己喜爱的这句话，抓住她那只正在抚摸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掌紧贴在自己的嘴上，亲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