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龙斯基动身去参加选举前夕,安娜经过反复考虑后明白,他每次外出他们之间一再出现的争吵,只会使他变得更冷漠,而不会使他变得更依恋,所以她决定尽最大努力去平静地忍受与他的离别。但是,当他来说他要出发的时候,他用冷冰冰的严厉目光朝她看了看,这种目光使她感到受了侮辱,所以他还没有动身,她的平静态度就化为乌有了。

后来,她在独守空房时,反复琢磨这种表明他有权自由行动的目光,最后像往常一样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受到了屈辱。“他有权在随便什么时候去随便什么地方。不仅有权离开,而且有权撇下我。他有各种各样的权利,我却一点权利也没有。但是,他知道这一点,就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呢?……他带着冷冰冰的严厉神情朝我看了看。当然这种事是无法判断的,也是不可捉摸的,但是这种事以前并没有发生过,而且这种目光意味深长,”她想道。“这种目光表明感情已开始冷淡。”

这个晚上过得既开心又幸福,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在场,她埋怨他说,安娜是因为他不在家而服用吗啡的。

这一切他都很喜欢,但是喜欢的次数已经太多啦!于是她最怕见到的那种冷若冰霜的严厉表情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

散步、同公爵小姐瓦尔瓦拉谈话、参观医院,主要是读书,一本接一本地读书,这些活动占去了她的时间。第六天,车夫回来了,他却没回来,她觉得自己已经无法不去思念他,无法不去思考他在那儿干些什么。就在这时候,她女儿生病了。安娜开始看护照料她,然而这件事也解不开她的愁结,更何况女儿的病并不危急。无论她多么努力,她都无法喜爱这个小女孩,假装喜爱她又做不到。这一天将近黄昏时,安娜独自一人,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为他担心的恐惧感,她决定亲自到城里去一趟,仔细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写了弗龙斯基所收到的那封自相矛盾的信,写好后也不看一遍就加急发出。第二天早上,她收到了他的来信,于是为自己写了那封信感到后悔了。她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再次看到他临行前所投向她的那种严厉的目光,尤其是在他得知小女孩病情并不危急的时候。不过,她还是为自己给他写了信而感到高兴。现在,安娜心里承认,她给他造成了痛苦,为了回来看她,他只得遗憾地放弃自己的自由;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要回来了。就算他感到痛苦,但他将在这里同她厮守在一起,让她看到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

尽管她确信感情已开始冷淡,她还是毫无办法,丝毫不能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同以前一样,她只有靠爱情和容貌的魅力留住他。同以前一样,只有白天忙于各种活动,每夜服用吗啡,她才能摆脱假如他不再爱她那会怎么样这一可怕念头。的确,还有一种方法:不是要留住他,——除了他的爱情,她再也不需要别的什么,——而是要同他接近,使他们的处境变得使他不会抛弃她。这个方法就是离婚和结婚。于是她开始有这种愿望,并且决定,只要他或斯季瓦再同她谈起这件事,她就表示同意。

她看到了这道目光,并且正确地猜到了它的含义。

她就抱着这种想法度过了他不在家的那五天。

她坐在客厅里,坐在一盏灯下,手里捧着泰纳的一本新作,边看边倾听着室外的风声,时刻盼望着马车来临。她几次觉得自己听到了车轮声,但都是错觉;后来,她终于听到了车轮声,而且还有车夫的吆喝声和门廊里低沉的响声。连正在摆纸牌卦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也证实了这一点,于是安娜涨红着脸站了起来,却没有像前两次那样下楼去,而是站着不动。她突然为自己所设的骗局而感到羞愧,但她觉得最可怕的是,不知他将怎么对待她。受侮辱的感觉已经消失了,她只怕看到他的不满神情。她想起女儿得病第二天就完全康复了。她甚至对女儿感到很恼火,因为信一发出她就恢复健康了。接着,她想起了他,想象他整个人连同他的双手、双眼都已经在这里了。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于是,她不顾一切,兴高采烈地跑去迎接他。

她双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把它拉到自己的腰上,并且目不转睛地望着他。

她却不肯听他说下去。

夜深了,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娜看到自己又完全把他控制住了,就想抹掉那封信给他造成的痛苦印象。她说:

刚说完这句话,她就明白,无论他现在对她多么温情脉脉,他也不会原谅她的做法。

但是,在他说这番温情的话语的时候,他眼睛里闪出的目光不但是冷冰冰的,而且像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变得残酷无情的人的目光那样凶狠。

他讲了选举的情况,安娜照例用提问的方法促使他谈论他高兴的事,即谈论他的成就。她对他讲了他所关心的全部家务事。她说的事情全都是令人高兴的。

他坐在椅子上,仆人在替他脱保暖靴。

“这都是实话。”

“要是这样,那就太不幸了!”——这就是他的目光的含义。这是瞬间的印象,但她永远也忘不掉了。

“要是这样,”安娜突然改变语调说,“你会对这种生活感到苦恼……是的,你会回来待上一天,然后再离开,就像那些……”

“要是你去莫斯科,那么我也要去。我决不留在这里。我们要么分手,要么待在一起过日子。”

“有什么办法呢?我无法入睡……思绪万千。他在家时,我从不服用。几乎从不服用。”

“是的,”他说。“信写得太怪了。一会儿说安妮病了,一会儿说你想亲自赶来。”

“招认吧,收到我的信,你是否恼火,是否不相信我的话?”

“我只是想说,总会遇到一些必须办的事。比如,我现在必须到莫斯科去一趟,去办理房子的事……唉,安娜,你为什么这样容易动怒?难道你不知道,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吗?”

“就得离婚,对吗?我会写信给他。我感到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莫斯科。”

“安娜,你这话说得太过火了。我愿意把整个生命都献给……”

“喂,安妮怎么样?”他从下面望着朝他跑来的安娜,怯生生地问道。

“啊,我很高兴,”他说,一面冷冷地打量着她,打量着她的发式、她的衣服,他知道这是她特意为他穿的。

“啊,我很高兴。你身体好吗?”他用手帕擦干湿胡子,吻着她的手说。

“听音乐会的义务……”

“可我也并没有怀疑呀。”

“其他全都无所谓,”她想道,“只要他在这里就行,他在这里,他就不会不爱我,也不敢不爱我。”

“你呢?”他一面抖掉身上的尘埃,一面说。

“你原本就知道,这是我的宿愿。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你似乎是在威胁我。我也没有别的任何愿望,只希望不同你分离,”弗龙斯基微笑着说。

“为什么不谈?”她说。

“不,你是在怀疑。我看得出,你不满意。”

“不谈这种事了,”他说。

“不要紧,她觉得好多了。”

“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我不满意,这是真的,那只是因为你好像不容许我承担社会义务……”

安娜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同意离婚。十一月底,同要到彼得堡去的公爵小姐瓦尔瓦拉分手后,她与弗龙斯基一起搬到莫斯科去了。现在,他们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每天都在等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信,以便马上就办离婚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