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思忖,他是个什么人,他活着为了什么,找不到答案,他便陷入了绝望;但是他不再向自己提这些问题时,他便好像知道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活着,因此他就毅然决然地行动着,生活着。最近,他生活过得比过去充实得多。

六月初,他回到乡下,又忙乎起他的日常事务。干农活,同庄稼人和邻居打交道,做家务,处理姐姐和哥哥托付他的事务,处理与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料婴儿,加上今年春天萌生的对养蜂的爱好,这一切事务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一切,还有打猎和养蜂使莱温的生活安排得满满登登的,这样的生活,回过头来想想,真毫无意义。

莱温知道,回到家得首先去看望一下身体不好的妻子,那些已经等了他三个小时的农民,还可以叫他们再等一会儿。他也知道,虽说养蜂场上收集蜂群不失为一大乐趣,但他要去同找到养蜂场来的那些农民谈话,只得忍痛割爱,让老头儿独个儿去收集蜂群。

莱温不仅十分清楚他必须做什么,而且也十分明白,所有这一切他应当怎么做,以及当前更要紧的是什么事。

眼下,他仿佛一张犁,身不由己地在地里越陷越深,不犁出一条垄沟来,是拔不出身来的。

思前想后往往弄得他犹疑不决,看不清他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可是当他不去思辨,就这么混日子的时候,他就觉得心中有个明镜高悬的法官,给他断定,哪种事该做,哪种事不该做,哪种事做得好,哪种做得不好。一旦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会感觉到。

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姐姐以及习以为常地来请教他的所有乡下人的事情,他不能不做,就如不能把抱惯了的婴儿放下一样。也必须为应邀来作客的姨姐及其孩子,妻子和婴儿的舒适安逸操点心,每天也不能不花少许时间来陪伴他们。

像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那样,过家庭生活,那就是要让孩子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受同样的教育,这无疑都是必需的,就像饿了得吃饭,要吃饭就得做饭。为此,必须把波克罗夫斯克这架农业机器开动起来,得有收入才行。如同欠债必须要还一样天经地义,祖传的田产也必须保管好,让儿子将来接受这份产业时,对父亲说上几句感谢的话,就像莱温当初接受祖父苦心经营的家产时那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不出租土地,自己经营农业,饲养牲畜,给地里施厩肥,并且种植树木。

他懂得雇用工人工钱越低越好;但是预付比实际要少的工钱,廉价奴役雇工是不应当的,虽说这样能得益不少。在饲料缺乏的时节,可以把干草卖给农民,虽说他也同情他们。大车店和酒店应当关闭,虽说这样会断了财源。砍伐树林应当从严处治,不过农民把牲口赶到他的庄稼地里可不能科以罚款,也不能扣留牲口,尽管这么一来,使看守人很不痛快,使农民更加无法无天。必须借给每月要付给高利贷者百分之十利息的彼得一笔钱,让他不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对拖欠地租的农民可不能让他们不交或拖欠。草场上的草不割,白白损失了,不能饶了管家。但是已种了树苗的八十俄亩地上不能割草。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父亲去世而回家奔丧,尽管可以可怜他,但不能原谅,在这干活的大忙时节旷工,得扣除他的工钱。对那些什么也干不了的老仆人,每月口粮照发不误。

他做这些事务,并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赢得公众看法的认同;恰恰相反,如今一方面因为过去办公共福利事业遭受失败而觉得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由于穷于思索和忙于应付从四面八方朝他压来的、大量的事务,他压根儿不再关心公共福利,他做这些事,只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而且非做不可。

他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眼下他不仅不打算去证实它,而且避而不谈、甚至不想这件事。

从前(这几乎从童年开始直到长大成人),他竭力想为大家,为人类,为俄国,为整个乡村做些好事的时候,发现这种想法令人十分愉快,但实际做起来总是不尽如人意,而且对做这种事是否必要也信心不足。这种事本身最初看起来,总是意义重大,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到最后便毫无意义了。如今,结婚后他变得越来越只为自己而生活,虽然想到自己的事业毫无乐趣可言,但坚信这种事业是不可或缺的,并看到它比过去搞得更加蓬蓬勃勃,规模越来越大。

他就这么打发日子,不知道,显然也无法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活在世上,而且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不堪,简直到了担心自己会自杀的地步,同时却在坚定不移地开辟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