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陰-暗的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竟厚颜无耻得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 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日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囿于那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毋需再借助堀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总算好歹逐渐磨练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解消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解消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悒郁凄惨,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的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的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 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了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美味无比的寿司店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