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军困守山海关之第九旅旅长何柱国氏最近对新闻记者大发牢骚,他说:“余近来精神上苦痛已极。语云:‘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余近日所受极其类是。余军人也,职在服从上官命令,效死于疆场之上,今乃不然,既不能战,复不能和,亦不能走,国家既无外交方针,亦无和战方略之指示,置余于万里长城之上,大演其空城计!余之部下爱国之心甚热,士气旺盛,余不敢擅自用之,乃压抑之,消乏之,以求保地方一日之安,马占山易作,余之地位实大不易为也。”何旅长所说大演空城计数语,可谓伤心已极。其实马将军所得于“上官命令”者亦始终为不抵抗(详见本刊七卷一期《记马将军》一文),他尚能为全民族争些光荣者,仍在不“服从上官命令”。军人应“服从上官命令”,固为天经地义,但顶着一个误国的“长官”,便是不幸的变态,不能以常例论。

国势危殆至此,最可危者尤在直接应负卫国御侮的责任,而实际却均在大演空城计!据号称统一后的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氏对首都报界谈话中所说:依现今制度,行政院对中执会负责,而中执会以关于政治方针的最后决定权付诸中政会,故实际上等于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然中政会的常务委员为蒋、汪、胡,今蒋、汪、胡不在京,中政会不能组织,故行政院无所秉承,因而外交方针不能决定云云。这岂不是当此国难危迫千钧一发的当儿,整个的中央政府正在那儿大演空城计吗?

报载外长陈友仁以东北情势益趋险恶,已拟具一种应付中日间问题之特殊计划,这当然是我国焦思哀痛中,民众所愿洗耳恭听的,据替他负责发表的外交常次甘介侯氏所数的一二三,一是用外交方式将暴日最近侵华情形诉诸各国代表,二是用消极的武力抵抗,三是唤起民众为外交后盾。第二点恰与政府所表现的“特殊”事实绝对相反,第一和第三点是“特殊”的空调儿,试问事至今日,国联反应如何,国际态度如何,岂犹毫无闻见,还待我们“诉诸”吗?政府颟顸无能,无异行尸走肉,民众天天在这里做后盾,其如前面不动,后盾无所用其力量何?说句老实话,外交当局也在那儿大演空城计罢了。

从前诸葛亮大演空城计可以吓退司马懿,现在军政诸公继续不断的大演空城计足以亡国灭种,如除演空城计外,无力演他种戏,便应该老实下台,因为这个舞台是和全国全民族有生死关系,不能供少数人尽作儿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