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列宁遗体回想

去过莫斯科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不去瞻仰列宁的“金刚不烂”身的。我们那天在雪冰里足足站了半点多(真对不起使馆里那位屠太太,她为引导我们鞋袜都湿一个净透),才挨着一个入场的机会。

进门朝北壁上挂着一架软木做展平的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槌子。那样大胆的空前的预言,摩西见了都许会失色,何况我们不禁吓的凡胎俗骨。

我不敢批评苏维埃的共产制,我不配,我配也不来,笔头上批评只是一半骗人,一半自骗。早几年我胆子大得多,罗素批评了苏维埃,我批评了罗素,话怎么说法,记不得了,也不关紧要,我只记得罗素说:“我到俄国去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但……”意思说是他一到俄国,就取消了他红色的信仰。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也许等到我有信仰的日子就舍得也难说,但那日子似乎不很近。我不但旧,并且还有我的迷信;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支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再说认真一点,比如先前有人说中国有过激趋向,我再也不信,种瓜栽树也得辨土性,不是随便可以乱扦的。现在我消极的把握都没有了。“怨毒”已经弥漫在空中,进了血管,长出来时是小疽是大痈说不定,开刀总躲不了,淤着的一大包脓,总得有个出路。别国我不敢说,我最亲爱的祖国,其实是堕落得太不成话了。血液里有毒,细胞里有菌,性灵里有最不堪的污秽,皮肤上有麻风。血污池里洗澡或许是一人对症的治法,我究竟不是医生,不敢妄断。同时我对我们一部分真有血性的青年们也忍不住有几句说。我决不怪你们信服共产主义,我相信只有骨里有髓管里有血的人才肯牺牲一切,为一主义做事。只要十个青年里七个或是六个都像你们,我们民族的前途不致这样的黑暗。但同时我要对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生气:你们口里说的话大部分是借来的,你们不一定明白,你们说话背后,真正的意思是什么。还有,照你们的理想,我们应得准备的代价,你们也不一定计算过或是认清楚;血海的滋味,换一句话说,我们终究还不曾大规模的尝过。叫政府逮捕下狱,或是与巡警对打折了半只臂膀,那固然是英雄气概的一斑,但更痛快更响亮的事业多着,——耶稣对他的妈(她走了远道去寻他)说,“妇人,云你的!”“你们要跟从我,”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就得像渔夫抛弃他的网,儿子抛弃他的父母,丈夫抛弃他的妻儿。”又有人问他我的老子才死,你让我埋了他再来跟你,还是丢了尸首不管专来跟你,耶稣说,让死人埋死人去。不要笑我背圣经,我知道你们不相信的,我也不相信,但这几段话是引称,是比况,我想你们懂得,就是说,照你现在的办法做下去时,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你们不知怎的叫人家放在老虎背上去,那时候下来的好,还是不下来的好?你们现在理论时代,下笔做文章时代,事情究竟好办,话不圆也得说他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不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那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的手里,叫你到你自己的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说话不可怕一点,假如有那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算是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你有了书也是再也不能看的——你的反感怎样?我们在中国别的事情不说,比较的个人自由我看来是比别国强的多,有时简直太自由了,我们随便骂人,随便谣言,随便说谎,也没人干涉,除了我们自己的良心,那也是不很肯管闲事的。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权威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你当然打算想做那时代表国家权威的人,但万一轮不到你又怎样?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命运的代理人,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出来,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但就这一点(我搔着我的头发),我说有考虑的必要。我们要救度自己,也许不免流血。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发明一个新鲜的流法,既然血是我们自己的血,为什么我们就这样的贫,理想是得向人家借的,方法又得向人家借?不错,他们不说莫斯科,他们口口声声说国际,因此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那是骗人,我说:讲和平,讲人道主义,许可以加上国际的字样,那也待考,至于杀人流血有什么国际?你们要是躲懒,不去自己发明流自己的血的方法,却只贪图现成,听人家的话,我说你们就不配,你们辜负你们骨里的髓,辜负你们管里的血!

英国有一个麦克唐诺尔德便是一个不躲懒的榜样,你们去查考查考他的言论与行事。意大利有一个莫索利尼是另一种榜样,虽则法西士的主义你们与我都不一定佩服,他那不躲懒是一个实在。

俄国的橘子卖七毛五一只,为什么?国内收下来的重税,大半得运到外国去津贴宣传,因此生活程度便不免过分的提高,他们国内在饿莩的边沿上走路的百姓们正多着哩!我听了那话觉着伤心;我只盼望我们中国人还不至于去领他们的津贴,叫他们国内人民多挨一分饿!

我不是主张国家主义的人,但讲到革命,便不得不讲国家主义,为什么自己革命自己作不了军师,还得运外国主意来筹划流血?那也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革英国命的是克郎威尔,革法国命的是卢骚、丹当、罗佩士披亚、罗兰夫人,革意大利命的是马志尼、加利包尔提,革俄国命的是列宁——你们要记着。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徐志摩翡 冷翠山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