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身世,颇为曲折,要从古代谈起。

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史述,是一种史籍。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故《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巷议街谈。而《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搜神记》、《齐谐记》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

到了唐宋间,说书人讲说故事,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据《东京梦华录》等书记载,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当时称为“家数”。其中之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但大体有四大家数:讲史、小说、说经、说诨话。说诨话,是讲笑话、逗趣,可能近于相声、滑稽、插科打诨之类。说经,是讲佛经。讲史与小说,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仍以描述历史事迹、勾勒历史大势、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称为讲史。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悲欢离合者,则称为小说。

所以《梦粱录》说:“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迹变泰之事。”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它可能写古代事,也可能讲当代。若写古代,则虽借用历史场景,但它本身自成传奇,目的并不在述史。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复现历史现场、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梦粱录》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捏合”,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

经过这样分化之后,讲史与小说分途,各领风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东周列国志》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此类稗官野史,本出于巷议街谈;其流传,也深布于民间,中国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可是,讲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讲说弹唱下来。因此,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资治通鉴》一类史籍的影响,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

可是,讲史的势力,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文人学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鄙薄讲史,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竟蔚为风气,像章学诚文史通义》就说:著作之体,要就实,要就虚。不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史实”,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于是,讲史的地位,不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说了。

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可是,它的噩梦并未停止。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论者持此以衡,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

现代小说观,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其人物、情节自必为虚构的。因此,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于史实,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还能是好作品吗?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添加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会被称赞,反而会被指责,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讲史的命运,可谓蹇困极了。

这也就是民国以来,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

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与传统的决裂。形式上,讲史、历史演义,都被视为旧文体,不再被小说家采用。内容上,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不再关怀历史。因此,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毕竟,其关怀业已不同了。

现代文学两大阵营,一是现代主义,一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它们的关怀所在,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即或采用历史题材,如鲁迅之写《故事新编》,或后来的姚雪垠写《李自成》之类,目的也不在讲史,而在自抒怀抱,改造时代。

可是,人类对历史的情怀,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社会中,讲史仍以巷议街谈、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刘绍唐先生主持《传统文学》月刊,自号“野史馆馆长”。其所谓传纪文学,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

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在笔记、考证、述传等方面,固然足以绍续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说,足以为古代《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一类作品之嗣响者,实不多见。

高阳、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我们现在若把“小说”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把古代“小说”与“讲史”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而前面说过,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小说蔚为大宗,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高阳、南宫搏几位,自张一军,力撑半壁江山,读者群之广,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难能而可贵。

南宫搏,本名马彬,浙江余姚人。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比高阳还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即出版过《圆圆曲》、《风波亭》、《桃花扇》等书,其后陆续写出《武则天》、《杨贵妃》等数十部。他与高阳一样,都长期在报业供职,也能写现代小说,但生面别开,为文坛所重者,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

在这方面,南宫搏衍讲史之绪,既用小说形式,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代名人轶事》等书。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如《吕纯阳》、《鲁智深》、《韩信》、《李后主》,写大时代,如《大汉春秋》、《玄武门》之外,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

先后曾写过的女人,包括嫦娥、妲己、西施、蔡文姬、江东二乔、刘兰芝、甄妃、祝英台、乐昌公主、虢国夫人、杨贵妃、武则天、鱼玄机、李香君、潘金莲等,甚至还有一本《妈祖》。

高阳生前,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他未正面回答我,只说南宫搏对《唐史》等是很熟的。我明白他如此说,是“不相菲薄不相师”之意。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可是高阳与他,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目的及写法,互不相同,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骘南宫。

事实上,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高阳物伤其类,不愿矜伐,不随口批评同道,实在是他的好德行。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其实正是必要的。

因为,高阳与南宫搏,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

高阳的历史小说,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例如写李娃、风尘三侠、杨乃武与小白菜、李师师周邦彦等。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以考得者推拟模构,类似重建历史现场,如写李商隐、董小宛、曹雪芹龚自珍等都是。对“历史疑案”,深感兴趣,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另一方面,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以“通古今之变”。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故其小说,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所以说,他的小说,是充满历史意识,着眼于历史整体的。因此他的写法,也就较少单一主线、单一主角,常会以“跑野马”的方式,勾勒社会整体,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名物风俗,人际网络,非常注意。

相较于高阳,南宫搏所关怀的,是个体化的历史。

从题材上看,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为什么专挑女人,写些风流韵事呢?是作者意存佻挞、性好风流吗?不然。女人的身世,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人际网络,基本上无甚关系。这些女人,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关联起来以后,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但就她本身来说,她的生命、喜怒、情爱、遭际,其实自成脉络、自成风景。南宫搏所要描绘的,就是这一段风景,因此,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

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如韩信、光武帝、唐太宗。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如何成就其事功。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他写太平天国,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人身上,而放在洪宣娇。

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我仅见的一篇,是《从紫凤楼到韩信: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据他说,他的历史小说写法,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佛兰克(bruno frank)的影响,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历史或时代,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

要这样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也不忌讳,乐于质疑正史、怀疑其合理性,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

高阳则相反,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故小说虽非史述,意亦不在证史,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因此,两人的不同,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有此两大典型,足堪珍视。

唯高阳故世之后,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尚不寂寞,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如今思之,殊不免于缅叹。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校订重刊,令人欣喜钦敬不已。历史小说的命运,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焕发出新的风采,也未可知。

——龚鹏程

(龚鹏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行政院”杰出研究奖。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南华管理学院校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教处处长。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