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其人其事,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共同题材,有一千两百年之久了。我曾经用此一故事写作,在二十多年间,计有五次,当然有不同的接触面与不同的形式。而这本书则是全面的,写“杨贵妃”的一生。

为了印书,我以一星期的时间整理和校对,自己细心地看了一次,我愿意说:这是我自认写得很好的一本书。不辞狂妄之嫌,我又愿意说:这是一千两百年以来,以“杨贵妃”为文学创作的共题以来,一本最完整和恰当的书。

这本书使我敢于自傲――在我从事创作的生命中,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自傲”一词。

在写作的风格上,《杨贵妃》也有了若干变化,以一个人为中心反映一个时代的方法依旧(这是欧洲的历史小说风格,和中国的“演义”完全不同调);但在取材方面变了,我想称《杨贵妃》为“历史的小说”而不仅是“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大致可以不照顾人物故事的时间、地位以及故实的正确性,“小说”不同于“历史”,在于它能移动若干人事而配合,亦不必理会典章制度上的细节。而在《杨贵妃》一书中,我尽量地考据事实,人与事,努力求其真实,于尽可能求真中再以小说的技术来组织和配合。《杨贵妃》主要人事发展,大致上与当时时事相吻合,正确处超过了现存的正式史书。写作小说,原无如此的必要,而我所以如此做,希望开创历史小说的另一条路。这条路是否适宜、正确,则不是我自己所能许定的。我尝试着,以欧洲历史小说风格而归淳于中国情调,在《杨贵妃》这本书中,我自以为做到了。

现代化的中国历史小说,由我具体地开创,在日本和英国,卖书宣导品称我为“第一人”,这“第一人”如撇开作最好的解释而指为开路,我当之无愧,二十多年前,我尝试着以欧洲的历

历史小说风格有系统地写长篇中国历史小说,当时影响我最深,使我从事摹拟的人,第一个是德国的历史小说作家勃鲁诺·法兰克(bruno frank),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他的作品风靡一时,开创德国文坛写作历史小说的热潮。其次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米契生夫人(mrs. naaret mit)和十九世纪末名气很大的英国历史小说家韦曼(stanley john weyman),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享名的格兰扶斯(rraves)等人。我曾经尝试着以法兰克的风格作为基础汲取早期的韦曼、近期的(三十和四十年代)格兰扶斯,再加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eace thackeray)的手法,用来写我的历史小说,二十多年来,我有过失败的作品,也有过自己满意的作品,以《杨贵妃》一书而论,我大致能超越韦曼和脱出了法兰克的藩篱,不再是摹拟而有了我自己的以及中国的。

我自行推荐《杨贵妃》这本书。

《杨贵妃》是先在报纸连载的,连载之前,我作有两篇“前记”:一、杨贵妃,中国历史上最特出的女人;二、马嵬事变和杨贵妃生死之谜。这是论事和考据性的,在写作时很用了一番工夫,如今作为“附录”。

其次,在报纸上发表时有“第九卷”,那是传奇,于第九卷之前即已说明,现在作为“外传”。“杨贵妃”故事似乎应该在马嵬驿结束的。“外传”的故事不忍弃之原因是:我曾为此“传奇”而在日本像傻瓜那样从事搜访——搜访并无实际的获得。

《杨贵妃》一书于一九七二年秋末动笔,次年夏完成,中间有五十多页是在伦敦写的,其余则在香港写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