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侗《帝京景物略》记童谣云,“杨柳儿活抽陀螺”,又云,“陀螺者木制如小空钟,中实而无柄,绕以鞭之绳而无竹尺,卓于地,急掣其鞭,一掣,陀螺则转无声也。视其缓而鞭之,转转无复住,转之急,正如卓立地上,顶光旋旋,影不动也。”英国哈同(A.C.Haldon)教授在《人之研究》中引希勒格耳(G.V.Schlegel)之说,谓荷兰之陀耳(Tol)从爪哇传至日本,称作独乐,后又流入中国。唯日本源顺(Minamoto no Shitagau)编《和名抄》云,“独乐,〔和名〕古末都玖利,有孔者也。”独乐明明是汉语,日本语今简称“古末”(Koma)。源顺系十世纪初的人,当中国五代,可见独乐这玩具的名称在唐朝已有,并不是从外洋传入的了。

我用陀螺做这本小书的名字,并不因为这是中国固有的旧物,我只觉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幼小时玩过一种有孔能叫的,俗名“地鹁鸽”,至今还记得,此外又因了《帝京景物略》里的歌辞以及希腊的陶器画,便使我想定了这个名称。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我本来不是诗人,亦非文士,文字涂写,全是游戏——或者更好说是玩耍。平常说起游戏,总含有多少不诚实的风雅和故意的玩笑的意味,这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我的乃是古典文字本义的游戏,是儿戏(Paidia),是玩,书册图象都是玩具(Paignia)之一。我于这玩之外别无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虽然此外还有日常的苦工,驮砖瓦的驴似的日程。

驮砖瓦的结果是有一口草吃,玩则是一无所得,只有差不多的劳碌,但是一切的愉快就在这里。昨天我看满三岁的小侄儿小波波在丁香花下玩耍,他拿了一个煤球的铲子在挖泥土,模仿苦力的样子用右足踏铲,竭力地挖掘,只有条头糕一般粗的小胳膊上满是汗了,大人们来叫他去,他还是不歇,后来心思一转这才停止,却又起手学摇煤球的人把泥土一瓢一瓢地舀去倒在台阶上了。他这样的玩,不但是得了游戏的三昧,并且也到了艺术的化境。

这种忘我地造作或享受之悦乐几乎具有宗教的高上意义,与时时处处拘囚于小主观的风雅大相悬殊:我们走过了童年,赶不着艺术的人,不容易得到这个心境,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不求法,亦不求知,那么努力学玩,正是我们唯一的道了。

这集子里所收都是翻译。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近来似乎不免有人误会了直译的意思,以为只要一字一字地将原文换成汉语,就是直译,譬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一句,不译作“仰卧着”而译为“卧着在他的背上”,那便是欲求信而反不词了。

据我的意见,“仰卧着”是直译,也可以说即意译;将它略去不译,或译作“坦腹高卧”以至“卧北窗下自以为羲皇上人”是胡译;“卧着在他的背上”这一派乃是死译了。古时翻译佛经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事,在《金刚经》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一句话,达摩笈多译本为“大比丘众共半十三比丘百”,正是相同的例:在梵文里可以如此说法,但译成汉文却不得不稍加变化,因为这是在汉语表现力的范围之外了。这是我对于翻译的意见,在这里顺便说及,至于有些有天才的人不但能够信达雅,而且还能用了什么译把文章写得更漂亮,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是别一问题,现在可以不多说了。

集内所收译文共二百八十篇,计希腊三十四,日本百七十六,其他各国七十。这些几乎全是诗,但我都译成散文了。去年夏天发表几篇希腊译诗的时候,曾这样说过:“诗是不可译的,只有原本一首是诗,其他的任何译文都是塾师讲唐诗的解释罢了。所以我这几首《希腊诗选》的翻译实在只是用散文达旨,但因为原本是诗,有时也就分行写了;分了行未必便是诗,这是我所想第一声明的。”所以这不是一本译诗集。集中日本的全部,希腊的二十九篇,均从原文译出,其余七十五篇则依据英文及世界语本,恐怕多有错误,要请识者的指教。这些文章系前后四五年间所写,文体很不统一,编订时不及改正,好在这都是零篇,不相统属,保存原形或者反足见当时的感兴:姑且以此作为辩解罢。

这一点小玩意儿——一个陀螺——实在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过在我是愉快的玩耍的纪念,不免想保留它起来。有喜欢玩耍的小朋友我也就把这个送给他,在纸包上面写上希腊诗人的一句话道:

“一点点的礼物,

藏着个大大的人情。”

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十二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