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春间想到要写“夜读抄”,曾做了一篇小引,其文曰:

幼时读古文,见《秋声赋》第一句云:“欧阳子方夜读书,”辄涉幻想,仿佛觉得有此一境,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后来虽见“红袖添香夜读书”之句,觉得也有趣味,却总不能改变我当初的空想。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如纸”,才过本寿,遽以痼疾卒,病室乃更湫隘,窗外天井才及三尺,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象于我的胸中而已。

我自十一岁初读《中庸》,前后七八年,学书不成,几乎不能写一篇满意的文章,庚子之次年遂往南京充当水兵,官费读书,关饷以作零用,而此五年教练终亦无甚用处,现在所记得者只是怎样开枪和爬桅竿等事。以后奉江南督练公所令派往日本改习建筑,则学“造房子”又终于未成,乃去读古希腊文拟改译《新约》,虽然至今改译也不曾实行——这个却不能算是我的不好,因为后来觉得那官话译本已经适用,用不着再去改译为古奥的文章了。

这样我终于没有一种专门的学问与职业,二十年来只是打杂度日,如先父所说的那样书室我也还未能造成,只存在我的昼梦夜梦之间,使我对于夜读也时常发生一种爱好与憧憬。我时时自己发生疑问,像我这样的可以够得上说是读书人么?这恐怕有点难说罢。从狭义上说,读书人应当说是学者,那我当然不是。若从广义上说来,凡是拿着一本书在读,与那不读的比较,也就是读书人了,那么或者我也可以说有时候是在读书,夜读呢,那实在是不,因为据我的成见夜读须得与书室相连的,我们这种穷忙的人那里有此福分,不过还是随时偷闲看一点罢了。

看了如还有工夫,便随手写下一点来,也并无什么别的意思,只是不愿意使自己的感想轻易就消散,想叫他多少留下一点痕迹,所以写下几句。因为觉得夜读有趣味,所以就题作“夜读抄”,其实并不夜读已如上述,而今还说诳称之曰夜读者,此无他,亦只是表示我对于夜读之爱好与憧憬而已。民国十七年一月三日于北京。

光阴荏苒,四年的时光差不多过去了,“夜读抄”还只写了一节,检出来看,殊不胜其感慨。小引的文章有些近于感伤,略有点不喜欢,但是改也可以不必了,而写“夜读抄”之类的意思却还是有,实在这几年来时时想到,只是总没有动笔的兴致,所以终于搁下,这回因友人们的策励,决心再来续写,仍将旧引抄上,总题目改为“苦茶随笔”,盖言吃苦茶时所写者耳。

在这小文章里所说的大抵是关于书或人,向来读了很受影响或是觉得喜欢的,并不是什么新著的批评介绍,实在乃是一种回忆罢了。这里所谈差不多都是外国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中国的无可谈,其原因很简单,从小读中国书惯了,就不以为奇,所受影响自己也不大觉得,所以有点茫然,即使想说也有无从说起之概。中国思想大约可以分为儒道释三家,释道二氏之说有时觉得极透彻可喜,但自己仔细思量,似乎我们的思想仍以儒家为大宗,我想这也无可讳言,不过尚不至于与后世的儒教徒合流,差堪自慰耳。

古代文人中我最喜诸葛孔明与陶渊明,孔明的《出师表》是早已读烂了的古文,也是要表彰他的忠武的材料,我却取其表现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两篇诚实的文章,知其不可而为之确是儒家的精神,但也何尝不即是现代之生活的艺术呢?渊明的诗不必再等我们来恭维,早有定评了,我却很喜欢他诗中对于生活的态度。所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似乎与孔明的同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法。

六朝的著作我也有些喜欢,如《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等,末一种尤有意思,颜之推虽归依佛教,而思想宽博,文辞恬澹,几近渊明,《终训》一篇与自挽诗有殊途同归之致,常叹中国缺少如兼好法师那样的人,唯颜之推可与抗衡,陶公自然也行,只是散文流传太少,不足以充分表现罢了。降至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也很引动我的注意,三袁虽自称上承白苏,其实乃是独立的基业,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至此才算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点上公安派以及竟陵派(可以算是改组派罢?)运动是很有意思的,而其本身的文学亦复有他的好处,如公安之三袁,伯修,中郎,小修,竟陵之谭友夏,刘同人,王季重,以及集大成的张宗子,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作品,值得研究和诵读。

但是,我只是罗列个人偏好的几类文章,还没有敢来批评讲解的力气和意思,所以暂且不多谈了,此外尚有八股试帖诗钟对联灯谜等东西,我也很看重他们,觉得要了解中国古今的文学实有旁通这些学问的必要,很想对于他们作一严肃的研究,不过这是五年十年的事业,现在这种涉猎只是吃路旁草,够不上说起头,自然更不配来开口了。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九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