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是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用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略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