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